摘要：说起来，病灾这事，谁都不想碰上，躲都来不及。可惜啊，从伦敦的霍乱、到西班牙流感，再到咱们记忆里的SARS、H1N1，乃至这几年闹得人心惶惶的新冠，谁没在新闻里听过、见过？这些年我们有技术、有医生，有防疫队伍，遇到大点儿的事，顶多是隔离、检测、社区团建一下。但你
说起来，病灾这事，谁都不想碰上，躲都来不及。可惜啊，从伦敦的霍乱、到西班牙流感，再到咱们记忆里的SARS、H1N1，乃至这几年闹得人心惶惶的新冠，谁没在新闻里听过、见过？这些年我们有技术、有医生，有防疫队伍，遇到大点儿的事，顶多是隔离、检测、社区团建一下。但你要往回推，推到那会儿老祖宗们过日子的时候，情况可就没那么乐观。科技啥的基本别提，几百年前，一发烧，家里人就慌了，轻点儿也能拖一阵，重了，身边人就得开始准备后事。
要说中国历史上这类事，我打小最怕看那种“瘟疫夺去了大半人口”的记载，太凄惨。一场小小的流行病，燎原一样，没什么征兆，也不管什么身份地位，来得快，去得慢。原本是村口老王家大女儿高高兴兴过门，转头村子就变成了“白骨暴露”，没有人敢往外走一步。尤其是东三省那块地方，那会儿气候恶劣，穷人扎堆儿、屋子也没紧实到哪儿去。1902年的瑷珲霍乱，就是这场噩梦现实版的例子。
一开始，这病就蹲在瑷珲的边角，模样不奇怪，烧一烧、咳两口，可比一般病厉害多了，几个钱不多的工人先倒了，接着邻居、亲戚跟着倒下。那情景，你能想象，一条胡同早上还是热气腾腾的卖包子，没几天都关门锁窗——小孩耍在地上，大人拉都拉不出来，谁都怕碰上“那个病”。当地医院本来就设备简陋，一下子挤满，没法子，草草搭了几个芦苇窝棚，连个像样的被褥都得自己带。有时候一家人都病了，只能自己把人用破麻袋裹了，抬到荒地去，剩下的，就是野狗的天下。
那场霍乱，最恐怖的时候是，城头每天抬尸体的队伍从早到晚，耳朵能听见闹嚷嚷的哭喊。病人脸上凹陷一块，身子痉挛抽搐，连说话都困难。士兵每人每天要抬个七八百具，十五六天，城里半数都没了。街道荒凉得像是末日，谁敢出门？连市集的菜摊都结了蛛网。
谈到瘟疫，不单是霍乱。有一种病，黑死病，听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当年欧洲从1347年开始，被黑死病搅得天昏地暗，整个大陆死了一大半，有人的村子前脚葬了儿子，后脚自己就躺进了坑里。印象最深是有个法国小镇，活人不够处理死尸，他们只好把家里死了的人堆到广场，等着马车拉走。还是那时候，也波及到元朝的中国。有学者推断最早是草原边水源跟前的蒙古骑兵传递的。那元朝，说起来也是硬气，是头一回少数民族拿下了全中国。但硬朗归硬朗，帝国哥们家也只撑了不到百年。有道是天下大乱，人不到，尸体倒处都是，每场战乱过后，病都跟着，皇宫都顾不上管，瘟疫自然大行其道。
元末那场疫灾，细节比什么都让人揪心。士兵阵亡满地，尸骨都没个好地方埋。常年干旱，村里河沟都快断了水，地皮裂开，死人发臭，腥风四起。那时候瘟疫之外，饥荒更严重。周围人饿得头晕眼花，谁还谈医疗？城里没钱的人只能眼睁睁等死，富贵人家闭门不出，也难挡一场大病。一个大帝国，到头来，被自己的烂摊子拖垮，也不得不算了这场病灾的账。
再说说东汉灵帝时期，建宁四年，到中平二年。这段时间有点儿像咱们这几年，每隔几年病情就闹腾一场，春季刚播种、农家才盼着收成，结果病气一来，地里人都下不去了。那年月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什么科学检测，全靠汤药和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效果有限。皇帝灵帝其实不是全然糊涂，他也派过些医药，但谁知道是路上丢了还是被贪官拿去自己家了，百姓咋受得了？豫州、徐州那一带，水灾年年有，潮湿多病，本来人多居住得紧凑，空气里都飘着湿哒哒的霉味，一旦疫病传开，手心里捧着的命都不安全。这时候，地头收不成，家里人一个个瘦下去，一场病比洪水还猛。
灵帝年间不光有病，还有农民起义。张角带着两个兄弟出头，给穷人看病加讲道理。你要知道，那年代能聚集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起义并不简单，多半都是因为人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有个细节，张角医术虽不高，但擅长“符咒”，据说病人家贴个黄符，烧把香，心理上多少也能安慰几天。老百姓病急乱投医，相信的是神明，不是医学——这心态，其实跟咱们碰到新冠时屯口罩、抄大米差不多。
就在病情肆虐的背后，那年东汉出了几个了不起的医生，最出名的当然是张仲景。他日夜观察病人，从每次出诊、每次熬药，到后来的《伤寒杂病论》，你说他有多少时间是在书桌前度过？没有，他从民间扎根出来，看过太多让人心冷的死别，他自己的亲族都死了十多人，“余宗族十亡七八”，这话你要品品，是真人真事的苦楚。
但书再好、药再妙，还是扛不过日夜不断的死人。中国一直离不开农活，农民熬不过病灾，田地里缺人，收成年年减。没饭吃的农人，只能揭竿而起，要么投奔张角这样的起义军，要么跑去被各路诸侯收编。一折腾，就是三国开局。可是乱世里没人能管好后事，尸体处理不当，病菌反而越发肆无忌惮。
建安年间这场瘟疫，甚至影响了赤壁之战。一支军队，到了战场可不是全靠枪炮，还得靠士气。孙权练兵打合肥，曹操那边派人去，结果半路上病倒了一半。当地百姓眼看城里越来越冷清，大堂口总有白布示警，说“宅里有人大病”，路过都绕道走。
那种闹病闹饥荒的日子，人心也变了。建安年间不是大户人家心大，很多富家给孩子讲“这一回大病是瘟神惹的”，甚至为了避邪，专门给门头贴桃木或者画黄符，宁可多请几个道士，也不信药。其实，这种行为很现实，不是什么愚昧，而是无药可医的无奈。想想吧，在小城里走一圈，少则一家死三五口，多则整个族人都被病害带走。曹丕在给同伴写信时，字里行间不见往日的自信，全是“痛可言邪”的叹息，这种很多人的共识，几乎咱们都经历过，只是没有那么惨烈。
提到建安七子，其实他们不是斗士，都是文人雅士。王粲的“七哀诗”读了让人鼻酸，不光是自家的愁苦，还把天下世道都写进去了。阮瑀写了很多动人的文章，据说蔡邕手抄时都哭了，他后代还成了竹林七贤中最出名的那个。可惜，这七子，除了孔融和阮瑀早亡，剩下的几位都是建安二十二年里被瘟疫收走的。王粲和陈琳随曹操征战，途中感染病疫，天命如此，谁都无力挽回。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是个例子，为了给士兵发药，亲自走访，一次差点晕倒在病人的床边。很快，他自己扛不住，也倒下了。这年头，谁都难保健康。建安末年，吕蒙刚打败关羽，也没逃过疾病的手。
持续不见缓解的死亡，迫得曹操不得不下令赈灾，年老的寡妇、未成年的孤儿免费吃食物，有那么几天，大伙儿都说“总算活得像个人样”。可日子一转眼，又是瘟疫肆虐，百姓苦得想挥刀造反。
八年病灾下来，东汉末五千万人口只剩一千万。那数字不是天才想象，是历史留下的血淋淋的伤口。后来，曹操死了，国家换了主人。赋税照收、战事不断，平民家里连饭都不剩几口。诸葛恪也苦哈哈地带着军队想打，却因为疫病不得不停手，连战争都被病气搅黄了。短短几年，连权力最高的人都没能捱过去。
最后翻一页《后汉书》，那里只有几行字写了这段灾难。你去想想，这到底是不是命运呢？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谁都逃不过那场劫难。有时候，想多了也没用，最后还得回到一句：人在世上，烧一根蜡烛都是在为自己造一分光，够了。有多少人能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算记住他们，也该替他们叹一口气——哪怕只是走过街角，看见人群里一声咳嗽，心里也会念叨一句：愿平安。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