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资深记者见证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记录下来,我们将其分享给大家。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当普通人不幸被苦难击中,不仅能感受到个体的善意,也有来自社会机制的托底。
人被逼到绝境时,什么办法都愿意尝试。
十八年前,一个农民为了筹钱救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给全国有名的几大富豪写信,女儿最终得救;
十八年后,女孩长大成人,却再度生命垂危,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她,又有许多人为此奔忙。
一位资深记者见证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记录下来,我们将其分享给大家。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当普通人不幸被苦难击中,不仅能感受到个体的善意,也有来自社会机制的托底。
沈阳的医院水平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这家又是沈阳最好的大医院之一,尤其是心脏病治得好。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看病。
她也是,从吉林农村带着生命垂危的女儿来做手术,还好命保住了。今天出院。
踩着满地硬邦邦的冰雪走到院子里,我帮她拉开车门,她突然顿了一下,抱住我的胳膊号啕大哭,眼泪顺着苍老的皱纹流了一脸。旁边,两位从北京赶过来的记者在拍照。
那一刻,我一边掏出纸巾给她擦眼泪,一边望着天上飞过来飞过去的云,感受着耳边嗖嗖刮过的东北风,想起一些更久远的往事。
整整十八年前,也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同一伙人干过同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把一些名词搅活在一起:
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一个治不起病的女孩,一群身家百亿的富豪,一场搅动整个国家的争论……
而我,是唯一一个穿梭十八年的见证人。
这大概是我的人生至今最奇特的一次缘分。
现在这事情也过了一年了,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一说。
1.老刘
当我比现在年轻十多岁的时候,确切地说是2006年初,我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当记者。
那时候,媒体承担着很大一块社会需求,就像一个综合类的NGO。
穷人得了大病治不起、贫困生考上大学没学费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目的一般不明说:号召社会捐款。
就在那个一月,我先后写了三篇求助类报道,说白了就是募捐。其中一篇,是一个农民工因为被欠薪没钱去医院,他妻子寒冬腊月把孩子生在了大马路上。稿子发出去,读者果然捐了医药费,把生命垂危的孩子救活了。
写得多了,我总结出几条规律:越是本地的,越是「人祸」,当事人长得越好看,越表达将来要回报社会,越容易得到捐助。反之,就很难了。
那天,又一个求助的人来了。我扫了一眼,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个没什么希望的求助对象。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长脸,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西服,有些畏缩地站在我们报社的接待室里。他叫刘福成,是吉林四平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后来我叫他「老刘」。
2006年在沈阳,四处求助的刘福成
根据他带来的医院诊断书以及单据,事情是这样的:
他有个十七岁的大儿子,去年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刘帅。可这孩子几个月就被发现明显不对路,吃完奶也哭,脸通红,喘气呼哧呼哧的,明显是难受。经过镇上、市里和省会三级医院的诊断,刘帅很快就被确认为先天性心脏病。
她的病叫「永存动脉干」。简单地讲,就是由于先天发育畸形,心脏大动脉和通往肺部的动脉没有分开,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她很可能一岁之前就死于肺部感染和心力衰竭。每十万个新生儿之中只有三个这样倒霉的。
于是,老刘两口子心急火燎地带着女儿来沈阳看病。他们随身揣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五十三户亲戚、朋友、邻居的名字和借款数字,总额六万二千九百元。这六万多元,刚够刘帅前期的检查费用以及手术费。
当时东北还在下岗高峰期过后的阵痛阶段,穷得很。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还是有很多人一个月只赚几百块钱。老刘一家更是平均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出头,主要来自他在农闲时干瓦匠活、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报酬。
做完手术,女儿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躺在ICU里每天的检查治疗费就是一千元左右。欠费催款单一张接着一张来了,老刘两口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蹲在病房外头哭。
来我们报社之前,他已经找过一家本地最有名的电视新闻频道,被拒绝——「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太多了」。
说实话我非常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也想拒绝他。
忽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给中国的『首富』写了求助信。」
那一年,中国虽然总体还很穷,但GDP总额已经是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
社会上也已经有了几份富豪排行榜,有胡润的,也有福布斯的。当时前几名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互联网巨头们大多还没成气候。马化腾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35,马云排在第76,张一鸣大学刚毕业。
当年排名第一的中国首富,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四十三岁的施正荣,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公司总经理,身家186亿。老刘正是在医院里看到我们报纸上一篇关于这位「首富」的报道,才下决心向他求助。
他给我口述了这封信的大意:
「施总经理,我此刻与你联系,就是希望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颗爱心,救救我的孩子……
「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一个农村人,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上哪去弄这么多钱,求您了!……
「普通老百姓也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报纸上说,他(施正荣)是中国富豪,还说他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
而且,老刘求助的对象不止施正荣一个,还有几个当时如雷贯耳的名字:国美的黄光裕、盛大的陈天桥、联手创业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网易的丁磊、万象集团的鲁冠球!都是这几年被评过「中国首富」的人,个个财产都在上百亿!
一个农民,竟然能想到给中国排名前几的首富求助,还能找到他们公司的名字,用特快专递寄过去?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经过进一步的接触、了解,我才明白:老刘虽然穷,四十多岁了没喝过可口可乐,但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从小被亲朋好友形容为「脑子够用」,考试成绩经常是第一第二,只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才初二辍学。他跟在师傅身边看了几天,就学了一手瓦匠手艺;他甚至一边打零工,一边给长春电影制片厂投过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
这一次,他天天去网吧上网,靠自己摸索知道了这些富豪的名字,查到了他们的公司名字。
一个农民为了救自己重病的女儿向富豪求助,这是新闻吗?报社内部首先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我们社会新闻部的一位副主任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要他写了信,本身就是新闻。」
当时是都市报野蛮生长的年代,报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报纸尤甚。每天食堂门口都贴着告示:今天某篇车祸写得好,奖励一百元;某篇火灾比另一家报纸的少了一个新闻点,罚款五十元……我想,这可能也是报道得以发表的另一个原因。
几天后,我和一个同事共同署名的报道发了,题目叫《救女 穷父求助「中国富豪」》。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风暴。
有人评价:「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
3.不这么做,谁来救孩子的命?
光央视就来了三个节目组,《社会记录》《今日说法》《正在关注》。
从最北边的黑龙江到最南边的海南,全中国几乎每个地区的报纸都报道了「穷父求助富豪救女事件」。这些报道,很多今天在网上还能查到。
吉林的媒体还直接跟我们联动,去了老刘的家。村主任说:刘福成夫妇老实忠厚,他们的情况绝对属实。
新浪、搜狐、网易、人民网……都围绕这一事件做了专题,全国网民被搅动起来,在无数个论坛、聊天室甚至百度贴吧里不停地争论。
有人说:你们对这些富豪实施了舆论绑架;有人说:你们把他们架到了「道德烤箱」上。有人说得更直白:「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
我很尊重的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把这件事列进当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热点事件」之一。里面有这样的话:「粗鲁而具有冒犯性的媒体让人人自危」,「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
他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专著《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我后来翻过这本书。
我们也没有时间管这些争论,而是每天都在刊发追踪报道。
我天天追着那几家大公司,打电话问他们:你们收到信没有?是否准备捐款?同时还在报道里刊出那几封信的进度:今天,寄给某某公司的信件经邮政查询已经收到,收信人是……
然后,我再一趟一趟地从北向南穿过城市,顶着风雪去医院和小旅社里找刘福成:老刘,今天咱们写点儿啥?
2006年在沈阳,获得社会关注的刘福成夫妇在小旅馆里过年,等着孩子出院
老刘也真是聪明。每次都能拿出点灵感来:写一封感谢信、写一首诗,帮我们制造新闻。每次我委婉地跟他暗示,需要一些「将来我们一定回报社会」之类的言辞,他都能马上领会到,说得比我想要的还好。
这些操作,我们当然也清楚是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那位新闻学教授批评得很对。
可是,不这么做,问题怎么解决呢?谁来救孩子的命?
那些年,坊间还流传着一句话:畸形的社会需要畸形的媒体。
几大富豪里,我其实认为陈天桥最有可能捐款——这个人年轻、高调,像是会给社会捐款的样子。在电话里,我跟他的新闻发言人聊得也不错。上网查了一下,他居然是从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挖过去的。
最后,还是施正荣的女助理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们捐助两万」。
那一刻就像被两万伏高压劈中,然而是幸福的。这位大姐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出手的还有另外两位富豪:黄光裕派国美的吉林分公司给刘福成一个五千块的红包;刘永行也捐了五千块。
虽然陈天桥没捐让我略失望,但这已经够了。跟几万块钱比,首富们的名字更重要。
医院把刘帅剩下的药费全免了,上了最好的措施最好的药,专门针对她组织专家会诊,还请出了一位老爷子。
这位老爷子已经八十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瘦瘦的。他很认真,对央视记者谈了刘帅的病情,还送给老刘一盒茶叶。
他叫汪曾炜,是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创始人。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眼熟?
对,他的堂哥叫汪曾祺——就你听说过的那个,写高邮咸鸭蛋很出名的作家。
汪曾祺还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我有个堂弟,曾在县立中学踢毽子比赛中得过冠军。常因国文不及格,被一个姓高的老师打手心。后来忽然发愤用功,现在是全国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比我小一岁……」
老刘两口子自然也成了新闻人物。
小旅社免掉了他们每天五块钱的住宿费,还给换了一间阳光很好的大房间;附近一家大学的餐厅经理让他们免费吃饭,想吃啥吃啥。他们俩不敢夹肉菜,只敢夹豆芽。门口摆公用电话摊的大姐说:你们不容易,以前欠的电话费都不用给了。全国各地的捐款纷至沓来,连四平市政府都给拿了五千块。
终于,刘帅出院了。
老刘两口子连哭带笑,我的眼泪也差点出来。第一次看到她,挥动着小手,笑容那么可爱。虽然七十多天没见父母,她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有个小伙,瘦几格拉的,头发挺长,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冲着我乐。
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刘福成大儿子,叫刘丰,特意来接我妹妹出院的。
来源:冯仑风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