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蹬着三轮车从镇上回来，车筐里放着半袋米，两瓶酱油，还有几个从集市上买的塑料洗脸盆。

三月的天，一阵凉，一阵暖，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蹬着三轮车从镇上回来，车筐里放着半袋米，两瓶酱油，还有几个从集市上买的塑料洗脸盆。

这会儿才下午四点多，太阳已经懒洋洋地往西边靠了。过了上坡路，再穿过那片新栽的杨树林，就能看到我们村的烟囱了。

转过弯的时候，我远远看见路边躺着个人影。

我使劲眯眼看了看，像是杨树林旁那户姓蒋的老人家。只见他倒在路边，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好像装着什么菜。

等我靠近，才发现真是蒋大伯。

蒋大伯六十多岁，独自住在村东头的老宅子里。他儿子蒋明在县城开了家装修公司，媳妇是卫生院的护士，很少回村里来。

“蒋大伯？蒋大伯！”我连忙停下车，喊了两声，他没反应。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我又试着拍他的脸，他微微睁开眼，嘴唇发白，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晕过去了。

得赶紧送医院。我掏出手机，县里的救护车至少得半小时才能到，等不及了。

我把三轮车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扔在路边的草丛里，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蒋大伯抱上三轮车。

蒋大伯瘦，可我也不年轻了，四十三岁的人了，腰早就不好使了。我媳妇老说我：“张德明，你就逞能，迟早把腰闪出毛病来。”

我把蒋大伯捆在三轮车上，用我的外套盖住他，踩着三轮往镇卫生院赶。

那条上坡路，平时蹬上去都气喘吁吁，今天也不知道哪来的劲，一口气就上去了。

镇卫生院的急诊室，灯管一闪一闪的，像是要罢工似的。

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大概刚毕业没多久。他让我先交300块钱挂号费，我摸遍全身，只有298块。

“差两块就差两块吧，先救人要紧。”年轻医生说。

他检查了蒋大伯的情况，说是急性肺炎引起的高烧，需要输液消炎。又开了一堆药，护士拿着单子过来，总共1280元。

我又摸遍了口袋，把最后的零钱都翻出来，还是差了。

“要不您先把钱交了，还差的我先垫着，您家里人过来了再补上。”我说。

那护士看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点点头。

我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会儿，背上全是汗，这才想起来我的外套还盖在蒋大伯身上。护士拿出来递给我时，袖口已经被蒋大伯的呕吐物弄脏了。

这是我去年冬天新买的棉袄，花了400多。唉，算了，人没事就好。

我拨通了蒋明的电话，电话那头先是嘈杂的装修噪音，然后传来蒋明急促的问话。

“叔，你说我爸晕倒了？在哪家医院？”

“镇上卫生院，我在这守着呢，你快点来吧。”

挂了电话，我走进病房。蒋大伯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已经醒了，正望着天花板发呆。

见我进来，他微微转头，“是德明啊……”

“蒋大伯，感觉好点没？”

“好点了，好点了……”他的声音又轻又哑，像是用砂纸磨过似的。“麻烦你了，德明，我这把老骨头，怪不好意思的……”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说啥呢，咱们是邻居，再说也认识一辈子了。”

蒋大伯又望向天花板，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我这才发现他瘦得厉害，眼窝深陷，两颊的皮肤松弛地挂在脸上。

“你儿子一会儿就来了，你先歇着。”我说。

蒋大伯点点头，突然想起什么，说：“我买的菜，还在路边……”

我笑了笑，“菜没事，我那袋米和盆也扔那儿了，一会儿让人捎回来就是。”

蒋明是晚上七点多到的医院。

他穿着件黑色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进门就叫了声”爸”，然后向我点头致意，“张叔，麻烦您了。”

我摆摆手，“都是街坊，应该的。”

蒋明去办理了住院手续，又跟医生聊了会儿，回来对蒋大伯说：“爸，医生说要住几天院，做个全面检查。”

蒋大伯摇摇头，“不住了，打针好了就回家。”

蒋明皱眉，“就您这情况还逞能？”

蒋大伯没再说话，闭上眼睛，一副不想理人的样子。

“对了，张叔，您垫了多少医药费？”蒋明问我。

我算了算，“一千三左右吧，还有救护费没算。”

蒋明立马掏出钱包，抽出几张红票子塞进我手里，“两千，剩下的是您的辛苦费。”

我推辞着，“使不得，使不得，咱们邻居一场，这算哪门子事。”

但蒋明坚持，我只好收下了。

临走前，我对蒋大伯说：“大伯，你好好养着，有事喊我就行。”

蒋大伯点点头，声音虚弱地说了声谢谢。

第二天早上，我刚把院子里的鸡喂完，就看见蒋明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拿着个档案袋。

“张叔，早上好。”蒋明笑着跟我打招呼。

“蒋明啊，你爸怎么样了？”我边擦手边问。

“好多了，烧已经退了，医生说再观察一天。”

我点点头，“那就好，那就好。来，进屋喝杯茶。”

蒋明跟着我进了堂屋，我倒了两杯开水，水壶是旧的，壶嘴有点歪，倒水的时候总有几滴洒在桌子上。

“张叔，是这样的，”蒋明坐下后直奔主题，“昨天要不是您及时送我爸去医院，后果不堪设想。我爸这人倔，身体不舒服也不跟我说，这次是真把我吓坏了。”

我摆摆手，“乡里乡亲的，别这么客气。”

蒋明把那个档案袋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张叔，这个给您。”

“这是啥？”我疑惑地问。

“房产证。县城西区那栋新楼盘的一套房子，两室一厅，70平米，已经装修好了。钥匙也在里面。”

我惊得差点把水杯打翻，“蒋明，你这是干啥？昨天那钱我就不该收，这房子可万万使不得！”

蒋明神色严肃起来，“张叔，这不是感谢您救我爸那么简单的事。实不相瞒，我爸身体一直不好，前年查出肺部有阴影，应该是早期肺癌，但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也拒绝进一步治疗。”

我愣住了，没想到蒋大伯竟然藏着这么大的事。

蒋明继续说：“我爸说他活够了，不想拖累我，每次我要带他去大医院检查，他就吵着闹着要回村里。这次要不是您，恐怕……”

我看着蒋明红了的眼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张叔，这套房子是我去年给我爸买的，想让他搬到县城来住，方便照顾。结果他说什么也不肯，还把房产证都塞回给我了。”蒋明苦笑着摇摇头，“昨晚我跟他谈了很久，他终于同意搬到县城来住了，但有个条件。”

“啥条件？”我问。

“他说，要把房子送给您。”

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这……这哪行啊！”

蒋明笑了，“张叔，您听我说完。我爸说，您是他在村里唯一信任的人，这些年您没少照顾他。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块地和老宅子，您要是答应帮他看管，他就安心去县城住。”

原来是这么回事。蒋大伯在村东头有块地，种着些蔬菜和果树，那是他每天忙活的地方。

“这不成比例啊，”我说，“帮忙看看地，给栋房子，这哪说得过去？”

蒋明摇摇头，“张叔，这事我不能违背我爸的意思。再说，您要是不收下这房子，我爸肯定也不会去县城住的。您就当是为了我爸的健康，帮帮忙吧。”

我还想再推辞，蒋明已经站起来，“张叔，我得回医院了，我爸还等着我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这事就这么定了。”

说完，他快步走出了门，留下我和那个档案袋面面相觑。

媳妇回来时，我正端着那个档案袋发愣。

“这是啥？”她好奇地问。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媳妇听完，眼睛瞪得老大，“真的假的？白送咱一套房子？”

“好像是真的，”我翻开档案袋，里面确实是一本崭新的房产证，写着蒋大伯的名字，还有一份过户的委托书，已经签好了名，就等我签字了。

媳妇拿起房产证翻看，又仔细查看了委托书，“这不是骗人的，真是蒋大伯的房子！”

她突然激动起来，抓着我的手，“老张，咱儿子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直为房子发愁，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我皱着眉头，“话不能这么说，蒋大伯这是病糊涂了，一套房子值多少钱啊，怎么能随便送人？”

媳妇撇撇嘴，“你看看你，人家心甘情愿的，咱推辞一两回就得了，非要装大方回绝啊？再说了，咱这些年没少帮蒋大伯，他那块地你隔三差五就去帮忙除草浇水，冬天下雪你还帮他把房顶的雪扫了，这些人家记在心里呢。”

“那也不能要人家房子啊，”我坚持道，“要不这样，咱帮他看房子，但不要过户。”

媳妇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太实诚。行吧，你看着办，反正我是没意见。”

第二天下午，我去医院看望蒋大伯。

蒋大伯气色好多了，坐在病床上喝粥。见我进来，他放下碗，招呼我坐。

“大伯，身体好些了吗？”我问。

“好多了，明天就能出院了。”蒋大伯笑了笑，又问，“明明跟你说房子的事了？”

我点点头，把档案袋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大伯，我想了一晚上，这房子我不能要。”

蒋大伯脸色一沉，“为什么？嫌我房子小？”

“不是，不是，”我连忙解释，“房子太贵重了，我怎么能白要您的东西？”

蒋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说：“德明，我不是白给你的。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种地、盖房、养儿子。现在地也种不动了，房子也住不了了，儿子也不用我操心了，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他顿了顿，继续说：“那天晚上，在医院躺着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要不是你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我可能就这么去了。你救了我一命，这套房子，就当是我的心意吧。”

我还想说什么，蒋大伯摆摆手，“别推辞了，我意已决。再说，你不是还答应帮我看地吗？那可是个长期工作，辛苦着呢。”

看着蒋大伯坚定的眼神，我哑口无言。

这时，蒋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几个苹果。见到我，他笑了笑，“张叔，您来了。我爸的意思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刚要开口，蒋大伯抢先说：“他同意了。”

蒋明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那就好，那就好。”

我无奈地摇摇头，算是默认了。

一周后，蒋大伯搬到了县城。

我和媳妇开着拖拉机，帮他把一些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运了过去。蒋明的房子在一个安静的小区，环境不错，楼下就是个小公园，适合老人家散步。

蒋大伯看起来挺高兴的，忙前忙后地整理东西。我注意到他咳嗽的频率减少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临走前，蒋大伯拉着我的手，把一串钥匙交给我，“这是村里老房子的钥匙，麻烦你时不时去看看。那块地里的菜，你随便摘，别浪费了。”

我点点头，“您放心，我会照看好的。”

回村的路上，媳妇问我：“老张，你最后怎么同意要那房子了？”

我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说：“我想通了，对蒋大伯来说，送出这套房子可能比留着更有意义。他这辈子省吃俭用，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积累点财富吗？现在儿子有出息了，他觉得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

媳妇若有所思，“也是，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些对得起自己心的事。”

房产证的事情很快办妥了。

蒋明带我去了房管局，我们签了过户文件，房子正式变成了我的名下。

我本想把房子给儿子当婚房，但儿子和未来媳妇已经在城里租了房子，说是要自己奋斗。他们很感激蒋大伯的馈赠，但觉得自己年轻，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生活。

最后，我和媳妇商量，决定把房子租出去，租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儿子当结婚礼金，另一部分每月送到蒋大伯那里，算是我们的心意。

蒋大伯起初不肯收，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答应了，但说要把这些钱存起来，将来给我的孙子买学习用品。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蒋大伯的病情稳定了很多，每周都要去医院检查。蒋明和他媳妇轮流照顾他，我和媳妇也经常坐车去县城看望他。

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蒋大伯突然对我说：“德明，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了好儿子，好儿媳，还有你这样的好邻居。”

我笑着说：“大伯，您就别夸我了，谁家有困难不是互相帮忙？”

蒋大伯摇摇头，“不一样的。这世上，亲情可以靠血缘，友情却要靠真心。你是真心对我好，我心里清楚。”

阳光透过树叶，斑斑驳驳地洒在地上，像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去年冬天，蒋大伯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蒋明几乎住在了医院里，整个人憔悴了很多。我和媳妇也轮流去照顾，尽量分担一些压力。

有一天晚上，我守夜的时候，蒋大伯醒了过来，示意我靠近。

“德明，我想给你说点事。”他的声音很轻，我不得不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

“你别嫌我烦，我就是想告诉你，那套房子，是我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

我握住他的手，“大伯，您做对的事多了去了，您把蒋明教育得这么好，这就是最大的成就。”

蒋大伯摇摇头，“那是他自己争气。我啊，这辈子就是个普通农民，没啥本事，也没给社会做过什么贡献。唯独这套房子，我觉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知道吗，这些年我看着咱们村里的人，为了一点利益明争暗斗，亲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我就想，人这辈子图什么？带不走的东西，争那么凶干啥？”

我点点头，深有同感。

“送你这套房子，与其说是感谢你救我，不如说是我想做一次不图回报的事。知道吗，当我看到你们一家人因为这套房子开心的样子，我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蒋大伯的眼睛在昏暗的病房里闪闪发光，像是燃起了生命最后的火焰。

蒋大伯没能等到春天。

一月的一个雪夜，他安详地离开了。走之前，他握着蒋明的手，又朝我点了点头，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微笑。

葬礼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蒋大伯生前为人和善，从不与人争执，村里人都很尊敬他。

埋葬仪式后，蒋明找到我，递给我一个小本子，“张叔，这是我爸生前写的日记，他说要交给您。”

我打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后一页是蒋大伯住院前两天写的：

“今天又去看了那块地，菜长得不错。想着以后可能不能亲自照料了，有点舍不得。不过德明答应帮我看着，我放心。这辈子，能遇到德明这样的好邻居，是我最大的福气。那套房子给他，我心安了。人这辈子，不就是为了心安吗？”

我合上日记本，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如今，蒋大伯已经走了两年多。

他的那块地，我一直细心照料着，种的菜和他生前一模一样。每次收获，我都会拿一些去他坟前，告诉他今年的收成如何。

那套房子，我们始终没有卖掉。儿子结婚后，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了孩子，嫌地方小，就搬出去了。现在房子租给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都是老师，待人很有礼貌。

租金我依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儿子，一部分存起来，准备将来给孙子上学用。

有时候，我会想起蒋大伯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不就是为了心安吗？”

是啊，人活一世，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得地走完这一程吗？

每当我路过蒋大伯的老宅，总会驻足停留片刻。屋子虽然空着，但我每月都会去打扫，保持整洁。院子里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依然会开花结果，仿佛蒋大伯的生命仍在延续。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蒋大伯用一张房产证，教会了我人生最珍贵的一课：善良和感恩，永远比金钱和名利更有价值。

而我，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孙子听，希望这份心安，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