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需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所皈依的实为基督教。直至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双方也并未立即形成强烈对立。因此严格来说，罗斯接受的同样是基督教，与中西欧国家在信仰本质上并无差异，只是后世矛盾激化，才逐渐形成对立局面。
翻开宗教地图，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斯拉夫国家普遍信仰东正教，与中西欧的天主教区域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为何未随大流选择天主教？
需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所皈依的实为基督教。直至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双方也并未立即形成强烈对立。因此严格来说，罗斯接受的同样是基督教，与中西欧国家在信仰本质上并无差异，只是后世矛盾激化，才逐渐形成对立局面。
公元1971年，北宋攻灭南汉，南唐后主李煜在军事压力下自贬为江南国主。与此同时，在几千公里外的南俄草原上，一代霸主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横渡第聂伯河时遭佩切涅格人伏击身亡。其长子雅罗波尔克迅速继位。
斯维亚托斯拉夫曾计划将领土分给长子雅罗波尔克、次子奥列格，并让幼子弗拉基米尔统治诺夫哥罗德。
然而大公常年在外征战，疏于家庭教育，导致三子在不同领地中被不同亲信抚养，彼此感情淡薄，身边人又各有图谋。尽管名义上由长子继承大公之位，实际形成了三人共治的局面。
两年后，约973或975年，基辅军事总管柳特之子故意进入奥列格的领地狩猎，这一挑衅行为引发奥列格激烈反应，闹事者被当场处死。
不论事件是否由基辅暗中推动，局势迅速恶化。柳特力劝雅罗波尔克对二弟开战，意图吞并其德列夫利安领地。尽管雅罗波尔克可能不愿兄弟相残，战争仍于两年后爆发，奥列格死于乱军之中。
雅罗波尔克面对兄弟之死泪流满面，对柳特说：“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无论幕后推手是谁，目的已达，基辅罗斯尽归其统治。
但三弟弗拉基米尔自北欧携瓦良格军队返回，先克诺夫哥罗德，再顺流而下围困基辅，逼大哥谈判，最终以摔杯为号，派人刺杀雅罗波尔克。这场罗斯版的“玄武门之变”以弗拉基米尔的胜利告终。
尽管手段并不光彩，当时的罗斯更看重实力而非合法性。弗拉基米尔展现出优秀的政治与军事能力，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有多神教传统的国家推动基督教化。事实上，基督教早在基辅罗斯形成之前就已传入罗斯地区。
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与哥特人统治时期已有修道院出现，多位瓦良格统治者先后改信基督教。与东罗马帝国的频繁交流，也使希腊基督教文化沿第聂伯河传播开来。不论在罗斯、北欧、巴尔干或西欧，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往往依托政治与经济利益，部分君主受洗甚至仅因传教士所赠礼物。
那么，罗斯为何最终接纳希腊教会而非拉丁教会或其他宗教？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地理距离。基辅距罗马达2500公里，需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跨越无数河流与国家，旅途艰险。而顺第聂伯河南下至君士坦丁堡仅需一月，且希腊教会在罗斯已有数百年影响，尤其是基里尔与梅福季兄弟的传教工作。
因此对10世纪末的罗斯人而言，基督教几乎等同于希腊教会，拉丁教会反而陌生。选择东正教也使基督教以更易理解的斯拉夫仪式融入民间。
此前罗斯人多信仰斯拉夫多神教，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宗教，形成于生产力低下时期，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与崇拜，主张万物有灵。但多神教体系复杂且自相矛盾，缺乏统一世界观与教义，易引发教派内斗。
一神教则意味着统一的宗教解释、神明观念与社会资源，甚至促成政教合一，是对社会结构的革新，也是意识、生产力与组织力进步的体现。这一逻辑适用于多数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叙事。
在此背景下，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开始有意识推行宗教改革。他本人原是佩伦神的虔诚信徒，因此最初采取保守策略，试图规范多神信仰，废除次要神祇，推崇实用神祇。但改革流于表面，民众反应冷淡。他最终决心引入更高效的宗教以巩固统治。
贸易对基辅政权至关重要，东罗马帝国则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东帝国保持良好关系带来的现实利益远高于拉丁教会。编年史家未提及的是，圣女奥尔加在君士坦丁堡谈判时，曾派人赴神圣罗马帝国寻找神父，以迫使东帝国接受其贸易条件。
弗拉基米尔时期，不少民众与贵族已接受基督教。为谨慎起见，他仍派人考察各国宗教。据编年史载，987年多名外国使节先后向他推介宗教。穆斯林使者称其信徒严肃、禁猪肉与酒，弗拉基米尔回应：“饮酒是罗斯人最大乐趣，无此不可活。”
犹太使者则被告知，失去耶路撒冷意味被上帝抛弃。天主教会被认为过于肃穆缺乏美感。最后从君士坦丁堡返回的使者描述了东方政教体系的壮丽，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辉煌与热闹气氛。
尽管该故事真实性存疑，但仍有参考价值。弗拉基米尔的确曾派人考察，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确实壮丽，希腊教会也是他最熟悉的。然而恢弘教堂并非君主决策主因，选择希腊教会的直接因素仍是政治态势。
基辅与东帝国的贸易关系脆弱，易受战争与内乱影响。斯维亚托斯拉夫曾与帝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帝国内部又爆发巴尔达斯·福卡斯叛乱。尼基弗鲁斯二世于969年被侄子约翰一世奇米斯克斯谋杀，后者继位后将斯维亚托斯拉夫逐出巴尔干。
他死后皇位传予年轻的巴西尔二世，但因主少国疑、军事政变前科及保加利亚乱局，帝国陷入多轮军队叛变。
东部军团叛乱后，镇压者反而自立为帝，于988年兵临博斯普鲁斯海峡。罗斯显然更希望东帝国稳定强盛而非混乱崩溃，这对贸易更为有利。弗拉基米尔的选择因此不言自明。
双方以弗拉基米尔受洗并娶皇帝妹妹安娜为结盟条件已成定论，但另一段历史存在争议。编年史称弗拉基米尔在巴尔达斯叛乱危急时出兵攻占克里米亚的克森尼索，逼迫皇帝履约。但同时代历史学家安条克的叶海亚记载，皇帝在国库耗尽、危在旦夕之际主动派人赴罗斯与大公达成协议。
婚约达成后，罗斯与帝国军队联合从海陆两路击败叛军。另有边缘史料称克森尼索实际已加入叛军，罗斯攻克属合理行为。编年史在描述攻克克森尼索时加入大量宗教元素。真相是战是和非定论，需待进一步研究。但训练有素的罗斯军团在平叛中起关键作用，部分士兵留驻帝国，被编为著名的瓦良格卫队，为帝国奋战至最后一刻。
弗拉基米尔在克森尼索受洗完婚后，在全国强制推行基督教，以铁腕手段清除旧教影响，包括拆除主神像游街焚毁，士兵驱赶民众入河受洗。尽管手段强硬，直至11世纪，仍有一半以上民众信仰多神教。
罗斯的基督教化是漫长过程。宗教信仰传播并非简单替代，本土核心文化始终居于主导。正如中国和尚与基督徒仍过春节，春节作为汉文化核心超越一切宗教。当基督教从温暖地中海传至严酷东欧，必然根据罗斯的地理与文化进行调整。
希腊教会侧重人性与个体自由，而后来的莫斯科教会强调神圣性与神的超越。俄罗斯多神教中的大地母亲崇拜与基督教圣母形象结合，成为东正教重要特征。大地与圣母崇拜演化为对祖国母亲的崇敬，对白桦树、熊等事物的崇拜也源于古老图腾传统。
多神教仪式与祭祀传统影响深远，使罗斯人更注重东正教礼仪而非教义哲学，甚至以多神教逻辑理解圣物法器，以迷信解释圣经神话。基督教神父不得不履行驱妖职责，因这原本是巫医的工作。数世纪间，神学与哲学在罗斯几乎无重大发展。
反过来看，希腊教会也未必是最正统的基督教。在人类文明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直至13世纪，多神教仍在俄国农村占主导，15世纪才开始真正融合。即便今天，在偏远村社，多神信仰仍以风俗传说形式存在。在提倡多元化的现代，这些古老信仰反而频繁出现于电子屏幕，焕发各民族原初之美。
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的意义，在于为全体罗斯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想象共同体，显著增强国家凝聚力。它代表一个刚受洗民族的心灵，有其特有的人生观、需求及道德审美传统。教会获得大量地产，除履行宗教职责外，还通过特权占有土地用于慈善、医疗与旅客留宿。
在历史长河中，基督教如润滑剂般缓解社会矛盾与混乱，促进整体化以应对民族共同苦难。它也是一把钥匙，打开东罗马高度发达文化进入罗斯的大门。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与习俗均深受东帝国影响。
新宗教呼吁国家团结，强调与东帝国及基督教世界的联系，为基辅大公及公国提供更坚固的意识形态基础。长远看，它赋予东斯拉夫民族自我认知能力，加速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巩固。政治上最直接的影响是后世的“第三罗马”意识形态。
当时更直接的影响在于，希腊教会将皇帝视为教会捍卫者与世俗精神最高领袖，不同于拉丁教会赋予教宗过大权力、与世俗分庭抗礼。这并非弗拉基米尔未卜先知，而是希腊教会特征符合其统一罗斯、集中权力的政治愿景。
他的受洗开启了一个进程，将分散部落整合为统一王国，通过共同宗教、文化联系与共享王朝的政治结构结合。政教合一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文明的方方面面，在上千年历史中决定性影响其政治文化走向，也是俄罗斯相对孤立于欧洲、甚至与其他斯拉夫民族产生悲剧性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俄罗斯是欧洲主要大国中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
在当时，一个偏远东斯拉夫政权首领改信并非大事，东帝国编年史家仅将其视为帝国影响力扩张的寻常事件。弗拉基米尔大公继续扩张领地，迫使周边部落臣服纳贡。向西推进至切尔文与普尔梅希尔，与波兰首任大公梅什科一世交手，此为波俄两大文明首次武力对抗。
对伏尔加保加尔的征伐以胜利告终，开辟了新的伏尔加-里海贸易线。可萨人开始向基辅纳贡，唯一困扰仍是佩切涅格人的袭击。他们在10世纪末屡次进攻，甚至兵临基辅城下。弗拉基米尔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扩建城防，在草原上修建堡垒、栅栏与壕沟，堪称罗斯版长城。
总体而言，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将罗斯提升至更高国际视野，与匈牙利、波兰、波西米亚、教宗和东帝国建立不同程度联系与协议。但晚年他突然决定传位次子鲍里斯而非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他原欲武力为鲍里斯扫清障碍，然突然去世未能阻止儿子们重蹈覆辙。若能多活一段，或许将永远改变罗斯历史走向。
弗拉基米尔去世前，斯维亚托波尔克已显叛逆倾向，一度被囚于基辅。随着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他顺利出狱继位。编年史称，斯维亚托波尔克因担心地位不稳，派瓦良格人残忍杀害两位弟弟，得名“受诅咒者”。
这一经典叙事在俄国长期被视为铁案，成为老奶奶吓唬孩子的反派故事。但近代学者发现疑点。据同时代挪威国王埃蒙德·赫里森的传奇记载，埃蒙德年轻时曾指挥瓦良格部队为雅罗斯拉夫服务。他不仅是事件参与者，更指称鲍里斯与格列布实为唯一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继位的兄弟。后者因此无理由谋杀盟友。
埃蒙德部在与波兰人作战后，奉雅罗斯拉夫之命暗杀两位王子。最可疑的是，编年史中斯维亚托波尔克谋杀案有明显插入痕迹。另一间接证据是，斯维亚托波尔克死后其名仍存于王朝世系表，直至12世纪两位王子封圣后才被抹去。这意味着数百年间编史者并不认为他犯下弑亲大罪，历史很可能被篡改。
雅罗斯拉夫与其父一样擅于暗中积累实力。他表面不参与政治斗争，实则在诺夫哥罗德根基深厚。当父王决定传位鲍里斯时，他中断对基辅的供奉，重金雇佣瓦良格战团，实为反叛，与其父当年举动如出一辙。
但随着父亲病逝，预期战争未爆发。无所事事的瓦良格人在诺夫哥罗德滋扰妇女，引发民愤，一夜之间暴动杀死许多瓦良格人。雅罗斯拉夫立即召集诺夫哥罗德贵族，承诺宽恕调解，待贵族一到便摔杯为号，大开杀戒。事后又以重利许诺换取支持，从而获得基辅罗斯北部最强大城市的鼎力相助。
1018年，雅罗斯拉夫与斯维亚托波尔克在布格河对峙，后者有岳父波兰国王勇敢者波列斯瓦夫一世的军队支持。据波兰编年史家高卢的无名氏记载，漫长对峙中，雅罗斯拉夫的侦察兵嘲讽正在清洗动物内脏的波兰护卫，激怒对方。恰逢河水较浅，波兰人冲过河击退侦察兵。
轻骑兵迅速报告国王，波列斯瓦夫抓住机会命精锐渡浅滩进攻，击溃毫无准备的罗斯军队。此战暂保斯维亚托波尔克王位，但庞大波兰军队需补给，在基辅抢劫引发市民愤怒，斯维亚托波尔克只得令其离开。
另一方面，诺夫哥罗德劝雅罗斯拉夫留下，筹钱助其雇佣埃蒙德的瓦良格战团，最终彻底击败长兄，斯维亚托波尔克逃至波兰客死异乡。
无论谁是真凶，随着罗斯版玄武门之变2.0落幕，胜利者如秦王般开创盛世。雅罗斯拉夫统治37年，文治武功均达顶峰。他至基辅主要做了三件事：扩张、筑城、立法。
1023年进攻可萨人，占领切尔尼戈夫与第聂伯河左岸。1029年向西北进攻，击败楚德人，在爱沙尼亚建尤里耶夫城。
1031年波兰内乱，他支持逃至罗斯的波兰王子进军波兰，夺回被波列斯瓦夫占领的切尔文与普尔梅希尔。1036年决定性击败佩切涅格人，将其进逼基辅的路线推迟一天。为纪念胜利，在基辅修建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至此基辅拥有七座大教堂，全罗斯石质建筑取代木质，即便历经千年，仍有二十余座当时石教堂存留至今。
基辅建筑技术与审美虽模仿东帝国，但也进行本地化革新，如标志性的洋葱形圆顶。广为接受的说法是，陡峭设计防止积雪堆积；更权威解释是将教堂比作蜡烛，燃烧自我祈祷灵魂升天。
雅罗斯拉夫使基辅从君士坦丁堡的超级低配版升级为低配版，但这些功绩与其真正贡献相比仍显逊色——即通过《罗斯法典》与教会法令，将部落联盟转变为封建国家。
需补充的是，2008年“最伟大的乌克兰人”评选中，智者雅罗斯拉夫以40%得票率居首，但后遭制片人爆料为操纵结果，实际第一是斯捷潘·班德拉——与纳粹合作，在苏波两国欠下血债者。另在2008年俄罗斯“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名列第一，同样被指操纵，实际第一为约瑟夫·斯大林。
雅罗斯拉夫时代重大革新之一是上层阶级开始普及识字，这得益于两位9世纪的希腊人基里尔与梅福季（亦称西里尔与美多德）。
其父为希腊塞萨洛尼卡执政官，城中多斯拉夫奴隶，故兄弟二人精通古斯拉夫语。成为东帝国传教士后，他们发现斯拉夫人多为文盲，因当时仅有拉丁语、希腊语与希伯来语圣经，其他民族文字过于简陋无法揭示上帝真谛。
他们于是着手翻译，对照编写古斯拉夫语与希腊语，缺词则自造，在其他教师帮助下完成圣经部分篇章翻译，并创造规范斯拉夫字母表——格拉格里字母。虽为祈祷与礼仪专用的教会语言，它也是第一种通用斯拉夫语，增进各斯拉夫民族相互了解。
基里尔的学生以古斯拉夫语字母为基础，结合希腊字母创制更全面易写的基里尔（西里尔）字母。因辅音书写更便捷，它成为东南斯拉夫人的主要书写系统。此时古波兰语仅为口语，直至15世纪才在拉丁文基础上创书面文字。波兰语虽融合多国语言，仍属斯拉夫语支，与俄语为远亲。
雅罗斯拉夫时代，罗斯基础法律建设宣告完成，成果即《罗斯法典》与教会法令。此前罗斯只有口传不成文法规，司法实践充满模糊，削弱社会秩序与凝聚力。法典参考东帝国法律文本，制定符合国情的成文法，规定凶杀、盗窃、抢劫等常见罪行的判罚。
法典与教会法令相辅相成：教会负责罪孽，政府掌管罪行。教会视一切罪行为罪孽，政府并不视一切罪孽为罪行。罪孽属道德不义，破坏神律；罪行属社会有害行为，破坏世俗法律。简言之，罪孽包括精神犯罪。教会法律显著扩大法律范围，所有信教者均受审判，涵盖家庭、宗教与道德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弗拉基米尔及后世罗斯王公未引入东帝国的残忍肉刑，如毁容、挖眼、阉割断肢等。法典最常见处罚为罚款或劳役，其次体罚，仅不可宽恕者处斩首。可见法典在野蛮时代具相当进步性，促进社会秩序完善与家庭制度发展，证明基辅罗斯相对宽松自由的文明底色。
雅罗斯拉夫统治结束时，罗斯人口突破500万，军事实力与文明发展达巅峰。疆域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奥卡河口至喀尔巴阡山脉，总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留里克王族与法国、德意志、匈牙利、挪威、波兰、东帝国均有姻亲关系。
再谈经济问题。基辅罗斯的商业贸易形态前文已述，另一支柱农业却未系统阐述。如诺夫哥罗德视频所言，贸易须建立在生产基础上，愿并有能力贸易者终为少数，绝大多数罗斯人仍是农民。雅罗斯拉夫时代庄园经济蓬勃发展，是罗斯从商业城邦联盟转向封建国家的重要节点。
当旧耕地生产力下降，农民开始开垦肥沃易耕的新地。先砍树再播种，地力耗尽后需经艰辛劳作获新耕地，故出现二圃制：地块分两半，一半耕种一半休耕，每年轮换。至基辅罗斯末期出现三圃制，标志农业重要进步与耕作精细化。土地分三块：一块播春谷物秋收，一块播冬谷物（实为秋播夏收），一块休耕，三种地每年按序轮换。
早期农民多为自由民，组成公社不直接受王公控制但需缴税。若未能偿还地主贷款，则以工抵债成为半自由农。最底层为卖身还债的农奴，但与日后俄罗斯帝国的农奴仍有很大区别。
11世纪基辅有89处城镇，12世纪末达224处，至蒙古入侵时升至近300处（保守估计）。城市人口多为商人、工匠与劳工。
社会地位测量标准之一为杀人伤害罪的惩处：精英阶层惩罚较轻。杀一德洛瑞纳赔80格里夫纳，富商地主40，自由民仅5。但与许多西方地区比，基辅罗斯自由民女性权利更多，可拥有财产，对侮辱进行复仇，亲戚可要求血债罚金，但对她们的侮辱、伤害与死亡赔款仅为男性一半。
矛盾的是，法典象征古典罗斯国家走向更先进封建制度，促进生产力普遍提高，但也敲响国家解体的丧钟。甚至雅罗斯拉夫统治末期的繁荣亦为表面，深藏的结构性矛盾已无法掩盖。
此后罗斯扩张减缓，以远征外国、夺取战利品与索贡的时代结束，剥削本土农民成为封建化贵族的致富源泉。
各地王公权力增强，发展重心不再着眼于全罗斯，而局限于自己领地。以智者雅罗斯拉夫1054年去世为节点，基辅罗斯瓦解进程开始。俄罗斯历史走过浪漫第一阶段，即将面临凛冽严酷的考验与转型。
同年，因礼仪、教义与政治分歧，君士坦丁堡牧首关闭辖区内所有拉丁教堂，正式谴责罗马教会篡改教义。罗马特使调解失败愤而离堂，称“愿我主评判我辈”。随着教宗与牧首互相绝罚，罗马公教会与希腊正教会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
这一切似乎预示中世纪早期相对稳定状态结束，一个各方矛盾空前尖锐的大争时代即将来临。
来源：墨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