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饮食图景始终笼罩在文献匮乏的迷雾中。“民以食为天”，主粮的选择不仅关乎先民的生存根基，更折射出其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逻辑。传统认知中，夏朝主粮多依赖《诗经》《尚书》的零星记载，却缺乏实物佐证。直到河南多地夏代遗址的考古发掘，才揭开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饮食图景始终笼罩在文献匮乏的迷雾中。“民以食为天”，主粮的选择不仅关乎先民的生存根基，更折射出其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逻辑。传统认知中，夏朝主粮多依赖《诗经》《尚书》的零星记载，却缺乏实物佐证。直到河南多地夏代遗址的考古发掘，才揭开了这一千年谜题——炭化的谷物遗存直指两种核心作物，而它们的生长特性，恰恰与大禹治水的历史必然性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解开夏朝主粮的密码，便读懂了先民“与水博弈”的生存底层逻辑。
河南作为夏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为锁定夏朝主粮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通过浮选法等技术，在这些遗址的灰坑、窖穴及墓葬中，清理出大量炭化谷物遗存，其中粟（小米） 和黍（黄米） 的数量占据绝对主导，成为夏朝主粮的“双核心”。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公认的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中，浮选结果显示，粟的出土量占所有炭化谷物的60%以上，黍则占20%左右，两者合计超过80%。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储存谷物的窖穴群，部分窖穴底部残留着厚达数十厘米的炭化粟黍堆积，印证了其作为“战略储备粮”的核心地位。更关键的是，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存在大量用于舂米的陶臼、陶杵，以及盛放粟饭的陶簋、陶豆，这些炊具与食器的形制，与后世专为加工、盛放粟黍的器物一脉相承。
登封王城岗遗址作为“禹都阳城”的候选地，其先夏至夏代早期的文化层中，粟黍遗存同样丰富。考古人员在遗址的房屋基址附近，发现了炭化的粟粒和黍粒，部分颗粒仍保留着清晰的外壳纹路，经植物考古学鉴定，其品种已属于人工驯化成熟的栽培种。新密新砦遗址的浮选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该遗址的粟黍出土比例与二里头遗址基本一致，且伴随出土了石镰、石刀等用于收割粟黍的农具，完整呈现了“种植—收割—加工—储存”的粮食生产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夏代遗址中虽也发现少量稻、麦遗存，但占比极低（多不足5%），且主要集中在靠近水源的低洼地带。水稻对灌溉条件要求严苛，而小麦在当时尚未形成成熟的种植技术，均无法承担“主粮”角色。因此，考古实证清晰表明：夏朝的主粮体系以粟、黍为绝对核心，二者共同支撑起夏人的生存根基。
粟和黍能成为夏朝的核心主粮，并非偶然，而是由其自身特性与夏代的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高度适配决定的。这两种作物的“耐逆性”与“适配性”，使其成为黄河中游先民的最优选择。
从作物特性来看，粟和黍具备极强的耐旱、耐贫瘠能力。粟的根系发达，可深入地下吸收水分，即便在降水不稳定的干旱年份，仍能维持一定产量；黍的生长周期更短（仅80-100天），且对土壤肥力要求极低，在沙质土、坡地等劣质土地上也能生长。这一特性完美适配了夏代黄河中游的气候条件——当时该区域处于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约400-600毫米，且降水集中在夏季，春旱、夏涝现象频发，耐旱的粟黍成为抵御气候风险的“保险作物”。
从生产条件来看，粟和黍的种植技术与夏代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夏代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农业生产以石器、木器为主，缺乏深耕细作的条件。粟和黍均为“浅根作物”，无需深耕即可生长，且播种方式简单（撒播或条播），适合大规模种植。同时，二者的秸秆可作为饲料喂养牲畜，籽粒脱壳后易于储存（炭化遗存多发现于窖穴，印证了其耐储存特性），这种“种植易、储存便、用途广”的优势，使其成为支撑早期国家人口繁衍与社会运转的理想主粮。
此外，粟和黍的营养价值也满足了先民的生存需求。粟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B族维生素，黍的蛋白质含量更高，且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二者搭配食用，可基本保障人体对能量和基础营养的需求。在二里头遗址的人骨同位素分析中，先民的碳同位素比值与以粟黍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群特征完全吻合，进一步证实了粟黍在夏人饮食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粟黍虽耐旱，但并非“无需水”——其生长关键期（拔节至灌浆期）仍需稳定的水分补给，且极度惧怕洪水浸泡。而夏人赖以生存的黄河中游地区，恰恰面临着“水旱交织”的致命威胁，主粮的生存需求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直接倒逼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必然。
黄河中游是粟黍的起源核心区，但黄河及其支流（如伊河、洛河、颍河）的频繁泛滥，成为粮食生产的最大隐患。考古发现显示，河南夏代遗址普遍存在洪水淤积层：王城岗遗址的文化层之间，有厚达1米的砂卵石淤积层，印证了黄河支流的决溢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外围，发现了人工修建的夯土防洪堤，堤体宽约20米，残高3米，显然是为抵御洪水侵袭而建。这些遗存表明，洪水对夏人农田的破坏是常态化的——洪水不仅会冲毁即将成熟的粟黍作物，还会淹没窖穴中的储备粮，更会导致土地盐碱化，使来年无法耕种。
对于以粟黍为唯一主粮的夏人而言，粮食绝收意味着整个部族的生存危机。在大禹之前，先民采用“鲧治水”的“围堵法”，试图以堤坝阻挡洪水，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洪水冲破堤坝后的破坏更为惨烈。当生存压力累积到极致，“改堵为疏”的治水策略便成为必然，大禹治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尚书·禹贡》记载大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本质上是通过疏通河道、整治沟洫，将洪水引入低洼地带，既解除了农田的淹涝之患，又为粟黍生长提供了稳定的灌溉水源——考古发现的夏代小型灌溉渠道遗迹，正是治水成果与农业生产结合的直接证据。
更深刻的是，治水与主粮生产的绑定，推动了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治理跨区域的洪水需要协调多个部族的人力、物力，而保障粟黍的规模化种植需要统一规划农田与水利设施，这种“集体协作需求”催生了更高层级的权力机构。大禹通过治水整合了部族力量，又以稳定粟黍产量巩固了统治基础，最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可以说，粟黍的主粮地位决定了夏人“靠水而生、与水博弈”的生存逻辑，而大禹治水正是这一逻辑下的必然选择——治水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主粮安全、部族存续的“必答题”。
来源：小南南话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