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7)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受审

摘要：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支攻城部队的指挥官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他的部队在攻占南京之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国人无法忘怀的民族伤痛，直到今天，每谈到这一话题，无不令人感到沉痛悲伤，对侵略者充满了愤怒痛恨。

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支攻城部队的指挥官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他的部队在攻占南京之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松井石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于同年进入陆军大学同，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皇道派主将是同期同学，松井本人也是皇道派军人。1915年，松井调任驻上海武官，开始他十几年的“中国通”生涯。77事变后，他又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率部侵略中国上海，后又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担任主攻南京的任务。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松井也干了件与土肥原、板垣同样的事——建立傀儡政权。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于中国》一书中记载:“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应该在华北建立中央政府，对以建立地方占领政权为目标的特务部的行动很不满。为此，松井大将让军司令部参谋长勇和南京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另外实施了建立政权活动……”只是松井在推行该政策时，与其他日军高层将领产生纠纷，“结果是，华中的新政权在1938年3月脱出了中央政府的装扮，作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了”。这足以证明松井石根在为侵略阴谋积极活动这一方面与其他战犯并无不同。1938年3月5日，松井被召回日本，并于同年7月20日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年辞。这经历使他无法参与到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中，也应该是其没有被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的主要原因。

松井石根

远东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焦点全聚集到南京屠城的问题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泰缅“死亡铁路”，并称日军在二战中的三大暴行。在其中发生最早，情节最为恶劣的当属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整个城市完全置于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军队的控制下，日军从进城起就对城中平民进行屠杀、强奸和掠夺，对战俘实施集体处决，残酷而血腥的杀戮持续了40多天。

根据当年远东法庭的判定，“在日军占领后最初的6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有2万以上的妇女遭日军强奸后杀害，“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正是松井石根。

对战争罪的举证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检方努力将不同时期发生在各个战场的日军暴行同被告人紧密联系，取得了不少成果。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长达数周时间内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抢劫和强奸等行为，是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集中体现。

67月25日，检方主张立证的“与中国相关的暴行及鸦片输入”首次开庭。检察官把美国驻南京使馆1938年初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内容是使馆三等秘书约翰·埃利森根据14名亲历暴行的美国侨民的所见所闻总结出来的:“南京城俨然变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猎物，不只是在有组织的交战过程中被占领，而是被一支似乎在追逐奖赏的军队大肆抢劫和施暴。城里的中国平民挤在被称为安全区的几个狭小街区内，许多人都一无所有。几乎到处都有杀客男女、儿童、破门而入抢夺财产及烧毁房屋和建筑的证据。”这份电报还提到至少有2万名中国士兵被日军用刺刀和机枪成批屠杀。

第一个走上证人席的是出生在南京的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当时是南京鼓楼医院外科医生，还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威尔逊博士向法庭作证:“我告诉在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在南京他们不用害怕。但接下来6周里，医院一直人满为患，那些严重受伤者通常是被刺刀刺伤或枪弹击伤，很多女患者遭到强奸。”

第二个走上证人席的是62岁的铁路官员许传音。他是中国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公派赴美的留学生，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许传音回国后先后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北洋政府担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1929年底来到南京后依旧供职于铁路部门，事发时是国际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成员。“日军士兵向他们看到的所有中国人开枪，他们入城三天之后，街上到处都是尸体，有的还被严重损毁。我随便数了数一条街上的尸体，竟然就有500具之多，后来根本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了。日军将手上长有茧子的男人通通抓起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由于持枪手上才有茧子的。这些人被10~15人一组绑在一起押走，一天之内被这样用卡车拉走的人至少有1500人。夜间，难民从安全区能够听到机枪连续不断的突突声。女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我曾走访过一家人，他家里的三个女人被日军强奸，其中两个是小女孩。”稍作停顿，许传音用英语继续说道，“在经过几天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之后，日本人担心那些正在腐烂的尸体会引发瘟疫，就组织埋葬特遣队，我估计红卍字会在接下来几周里掩埋的尸体至少有43000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准确数字无法确定的原因是日本人不许保留任何记录。很多情况下，尸体因为腐烂无法一一掩埋，我们只能把他们一群一群埋葬。”许传音准备详细描述整个过程，韦伯伸手打断了他:“你无需讲得如此详细，你们处理尸体的办法，对本案没有任何帮助。”

另一位中国证人尚德义做证说，日本兵抓走了他和他的哥哥、堂兄及5个邻居，“我们的手被绑在一起带到江边，加入沿江而坐的1000多人之中，几挺机枪在30m外瞄准了我们。黄昏时有一辆日本军车开来，命令被抓的人全站起来。就在机枪发射的那一瞬间，我猛地一下倒了下去。不断有尸体倒在我的身上，再后来我就昏过去了”。接下来出庭做证的是38岁的米商伍长德，他说自己与300多人被捕后被赶往西门。那里有一段延伸到运河的斜坡，众人被枪杀后会顺着斜坡滚进峡谷。他并未被子弹射中，但仍然顺势滚下斜坡装死。一个日本兵在附近来回走动，用刺刀捅那些没有掉进运河的人，以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死了。伍长德后背被刺了一刀，强忍疼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侥幸逃过一劫。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萨顿请伍长德脱去上衣，向法庭展示那道5寸多长的伤疤，被木户的美国律师威廉·洛根制止:“法官先生，辩方反对任何这种方式的展示。”韦伯支持洛根的建议:“我们不想看你的伤口，除非辩方质疑它的存在。”

检方最有力的证人当属迈纳·贝茨博士。这位拥有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创始人。“我目睹很多普通平民被射杀，没有任何挑衅或明显理由。我隔壁邻居的两个男人，当日本士兵抓住并强奸他们的妻子时，他们焦急地站了起来，于是就被抓起来，在我房子不远处的池塘边被枪杀后扔进水里”。贝茨估计，他所在的这个街区至少有12000名平民被杀，城内城外被杀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还不包括对数万计的中国士兵或曾经是士兵的人的杀戮。南京失陷后，在两周半到三周内恐怖达到了极点，从第6周到第7周恐怖也是最严重的。”贝茨还指控了日本人言而无信，“他们贴出通告，劝说中国人去做他们的义工。如果这样，那些过去的经历就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当200名中国男人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后，他们当晚就被处决了。”

松井石根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前骑马者为松井石根

贝茨说，最残暴的事件莫过于对妇女的强奸。日军以15~20人为一群，不分昼夜地在城中游荡，到处寻找妇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一名中国妇女在某公寓内被17名日军轮奸，连9岁小女孩及其76岁的祖母他们也不放过。12月15日，30名女大学生在南京大学校园一所大楼里被强奸。三天后，18名女生在校园的不同地方被强奸。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抢劫事件，连外国教堂、使馆都未能幸免，“日本兵拒绝尊重当时仍处在中立地位的美国人的财产，甚至是他们盟国的德国人的财产也被侵占。”

检察官开始提问贝茨:“当时谁是南京日军部队的指挥官？”

贝茨回答:“后来我才得知，是松井石根陆军大将。”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转向被告席，坐在那里的松井一脸紧张，大汗淋漓。当时他的职务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被告席上有不少人与南京大屠杀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分别是时任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文部大臣兼厚生大臣木户幸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等人。

上述人员中的几位文官似乎与屠杀关系不大。但贝茨接下来的证言很快将广田弘毅拉下了水。他提到，南京大学就位于日本驻南京使馆旁边，也就是说，使馆里那些外交官对外边发生的屠杀事件肯定是知情的。关键时刻，木户的辩护律师洛根在广田的罪行上又加上了两排钉子。贝茨提到自己就屠杀事件向日本使馆提交过多份报告。

洛根反问:“大使馆把这些报告转往东京了吗？”

贝茨:“我想应该是的。”

洛根:“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些信息？”

贝茨:“当然没有。”

洛根显得有些得意:“那么贝茨先生，你不曾看到这些消息，我认为其实你并不知道他们发给了东京的哪个人，是这样吗？”

“南京美国使馆让我看了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先生发来的电报。”贝茨的话将所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其中提到了一些细节，并且提到格鲁大使同包括广田外务大臣在内的很多日本外务省官员都讨论过南京的事情。”

被告席上广田腰一下子绷直了。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很快就收到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告。他认为这类报告是可信的，并曾这一问题及时告知了陆军省。陆军省向他保证说将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类似暴行。事实并非如此，随后一个月内，外务省仍然不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暴行，显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法庭对广田在南京暴行中的表现给出的结论是:“被告漠视与其职务相应的法律职责，未采取适当方法，以确保遵守及防止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

美国助理检察官托马斯·莫罗上校曾率队前往南京等地实地调查日军暴行，向法庭提供了一段影像，是南京圣公会教堂牧师约翰·马吉偷拍下来的。马吉当时兼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这个安全区是他和德国人约翰·拉贝共同筹办的。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目睹了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16mm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影像。马吉还向法庭证明，日本副总领事曾让他陪同前往城北地区指出哪些属于美国财产，以便保护它们免受日军侵占。“我们抄近路拐进了一条小巷，就遇到了数不清的尸体，”马吉说“以至于我们的汽车必须倒出小巷，因为我们不可能穿过去而不碾压无处不在的尸体。那些尸体有的衣服被烧焦，有的被严重损毁。”

2002年10月，马吉牧师的儿子戴维·马吉将父亲当年使用的那部摄影机，赠送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还有一份非常特殊的证据。1938年2月16日，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发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一份电报，它是德国投降后盟军在德柏林外交部的机密档案库中发现的。这份由德国驻中国使馆陆军武官冯·福肯豪森起草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罪行。电报结尾总结说:“在南京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台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法庭对这封电报非常重视，它来自轴心国内部，可信度无疑更高。

和贝茨一起创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是一名德国人，当时他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的商务代表。他们创建的那个仅3.86k㎡的安全区，为大约25万名中国人提供了临时庇护之所，拉贝因此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他撰写的《拉贝日记》成为今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对中国人及时施以援手的还有当时26岁的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当时他在南京水泥厂负责设备维修。利用西方人的特殊身份，他和水泥厂的德国厂长卡尔·京特一起在工厂附近设置了难民区，㳊容了约2万名中国难民。

中国人是最知感恩的，在2014年12月13日上午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国家领导人说:“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员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法庭的举证过程中，南京大屠杀可谓铁证如山。相对检方的义愤填膺，“辩方的‘反驳’显得意外平淡”。对检方证人描绘的一幅幅人间地狱般的场景，辩方实在无法反驳。通常情况下，律师总会想方设法的寻找对方的破绽，对检方证人展开反质询。但在南京大屠杀一案上，他们主动放弃了这种努力。

1946年3月8日，检察官前往巢鸭监狱对松井进行质询，这个刽子手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我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进攻南京之前我曾命令所属部下特别注意，务必不要引起中国方面的国民斗争。但没有想到若干青年军人竟然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南京陷落时，我正卧病苏州，12月17日才进入南京城。接到宪兵队长的报告之后，我当即下令将肇事者从严惩罚。检察官所述大规模屠杀暴行，我从未获得此项报告。”事实真相是1937年12月17日，松井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城当天，南京几个主要街道上的大火和至少没有14处。杀戳、强奸仍在施行。松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加以制止，致使这种情况持续长达6周。松井极力否认知晓南京城中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情，还狡辩说他已经采取充分措施来维持城内秩序。

对松井石根帮凶武藤章，作为副参谋长他的讯问是在1946年4月20日举行的，他承认1937年12月14日至25日作为副参谋长在南京待过大约10天，但否认在南京城中发生过成千上万的杀人、抢劫和强奸事件，只承认收到的报告中指出发生过10~20件类似事情。“我只是副参谋长”，武藤说，“我的职责是协助参谋长，权力有限。”有人据此猜测，松井和武藤很可能将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