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说下张骞的出身。他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所谓郎官，就是站在皇宫的走廊里随时听招呼的，是地位很低的侍从。

先说下张骞的出身。他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所谓郎官，就是站在皇宫的走廊里随时听招呼的，是地位很低的侍从。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张骞有一颗努力向上“爬”的心。

所以当汉武帝要派人出使西域，没人去，因为这一去，九死一生。但张骞举手了，富贵险中求嘛。

当然他的毅力着实惊人。先是被匈奴抓住扣押软禁了长达十年之久，然后逃出，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回来时，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等到最终回到汉朝，原有的一百多人，只剩下了张骞和堂邑父两人。历经13年。

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既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的气度，又具有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这正是张骞之所以能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难，获取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使命感也是刚刚的。在匈奴扣押期间还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仍不忘记出行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真是九死一生，但现实是骨感的，此行并未完成使命，他的博望侯是后来作为向导跟随卫青攻打匈奴大胜后才受封的。

但很遗憾，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0年，张骞与李广分两路出右北平攻打匈奴，张骞未按照约定的日期到达，按律当斩，张骞出钱赎罪，被贬为庶人。

他应该是不甘心吧，公元前119年，他又向汉武帝自荐，二次出使西域。于是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

四年后即公元前115年，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

回来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14年，张骞就病逝了，享年50岁。

张骞的一生，看起来没享什么福，几乎一直都在奔波。

用当年的视角来看，弄来的侯爵也丢了，最后也没博来什么富贵，俨然一个失败者的形象，不知道死前张骞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生的，是无悔还是遗憾？

他万不会想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社会，会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一、历史上对张骞的评价变化

1.汉代：未竟其功的"麻烦制造者"

而且当时社会主流对他的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骞出使西域直言其"不得要领"，任务失败，但有“凿空”之功，首次沟通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

但普遍令人诟病的是，他归来后建议开辟从四川经印度到西域的"西南通道"，汉武帝耗费巨资却因山路险峻无果，沦为"空耗民力"的典型。

班固评价其导致"民力屈，财力竭"。

而且当时无数人效仿他向皇帝吹嘘"通西域奇策"，实则借机牟利，导致西域使者"偷卖国礼、劫掠食物"，沦为笑柄。

2.宋至明清：儒家语境下的"开边祸首"

宋代的一些文人官员，如蔡襄，批评张骞“启后世和亲外夷之端”，是张骞之罪；

北宋大诗人、大画家文同，这人还是苏轼的表哥，路过张骞墓时写诗《灾冢》，痛斥其"靡坏财力由斯人"，也将汉代财力消耗归因于张骞开启的事业。

南宋思想家黄震认为张骞“逢君之恶”，批评他迎合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私欲，并导致了劳民伤财的后果。

这很大程度上与宋代自身积贫积弱、面临北方威胁的时代背景有关，士人阶层对积极开拓的政策心存疑虑，更倾向于保守内敛。

元代以后，对张骞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赞赏和钦佩之情逐渐增多。

3.1939年至今：民族精神符号与文明拓荒者

到了近现代，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体系，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故事传入中国，张骞的历史意义被重新发现和评估。

梁启超盛赞张骞为“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这一定位极大地提升了张骞的历史地位。

1939年西北联大师生在张骞墓立碑，碑文称其"永垂不朽"，能"彰往察来，完复兴之大业"，此时的评价已超越历史功过，成为凝聚民族意志的精神图腾。

我们称其为"伟大的探险家"，因他不仅带回葡萄、苜蓿等作物，更以"凿空"之举让中华文明首次直面西域文明，为丝绸之路奠定基础。

司马迁的"凿空"一词，终于在千年后成为共识：他不是凿开土地，而是凿开了文明的边界。

二、评价为何随时代反转？

1. 评价标准的"时间差"：

汉代人算"财政账"（耗费多少钱粮、是否打赢匈奴），而现代人算"文明账"（是否促进交流、拓展认知）。

从长时段看，边疆始终是中华文明"新鲜血液"的来源地。

2. 时代需求塑造历史记忆：

儒家主导的古代社会警惕"开边"带来的民力损耗，故批判张骞；

抗战时期需要"开拓精神"激励人心，故重塑其英雄形象；

当代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传播中华文明，自然要高度评价张骞的历史贡献。

历史人物的意义，往往是时代精神的"镜子"。 亦如古今对王安石的评价变化！

也有些人物是政治的需要，比如诸葛亮的忠君形象；

也有些人物是民众自发的需要，比如包公包青天的形象；

个人身后评价，往往取决于文字和语言。

即便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存在很大的信息茧房！

那么，一个人该怎么活？

3. 文明的"悖论式进步"：

张骞的"失败"（未联合月氏）反而开启了更大的成功（文明交流）。这恰如钱穆所言：文明需要"向边缘寻找新变量"——那些当下看似"不划算"的开拓，可能是未来重生的伏笔。

一个人当时做的事，在当时看来也许没什么价值，但历经无数岁月，也许会无意中给后来人带来巨大价值影响。

比如北宋的平民工匠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他改良了雕版印刷，制作出可重复使用的单个泥活字，进行排版印刷。

但起初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并未得到官方和主流社会的广泛重视与应用。毕昇的发明被视为工匠的“奇技淫巧”，实用价值有限，甚至被认为繁琐不如雕版高效。

比如清代词人王初桐，因为个人兴趣爱好而整理的《奁史》，囊括了中国古代妇女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可称得上是一部古代妇女生活的百科全书。

对张骞等人的评价变化史，本质是人类对"边界"的认知史：短期看是成本与收益的博弈，长期看是文明能否突破自身局限的勇气试炼！

除了文明的扩展，便是时代、政治、民间需要的的演化！

来源：小主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