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利专家反对修建三峡，但他的计策有多狠？直接掐断印度命脉

摘要：说句实在话，提到三峡大坝，绝大部分中国人心里多少都有点敬畏和自豪。这玩意儿，在网上各种视频科普里都被说成“镇国神器”——有它在，谁也不敢乱来，连核武器都和它绑在一个高危级别上。就这么说吧，万一真有人敢冲着三峡大坝扔导弹，那可不是咱们掉几桶水的问题，直接到了要摁

说句实在话，提到三峡大坝，绝大部分中国人心里多少都有点敬畏和自豪。这玩意儿，在网上各种视频科普里都被说成“镇国神器”——有它在，谁也不敢乱来，连核武器都和它绑在一个高危级别上。就这么说吧，万一真有人敢冲着三峡大坝扔导弹，那可不是咱们掉几桶水的问题，直接到了要摁核按钮的地步。说得猛了点，但是咱们做国人，听到这话，或多或少会咧一嘴——有底气。

可你要往回翻，当年三峡大坝并不是一步到位“拍脑袋”就定下的。论证这事儿简直马拉松，全中国的科学家、专家，几十年里头坐着小板凳、拎着饭盒、拿着家底来说道理，操心得头发都白。讨论来讨论去，真是一锅乱炖，有人眉头紧锁，有人满心憧憬，还有像黄万里这样，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老教授，竟然一口铁板：“不能建！”这可真是当面唱反调。大家伙都有点想不通——你说他是不是不想让长江流域的乡亲们过踏实日子？

其实，说到底，咱们中国人的命运里头一直少不了“水”这事儿——别的不说，长江水、黄河水，那都不是省油的灯，逢年过节发次脾气，淹田淹仓拔门槛。唐朝打下天下，长江流域也开始有了正式的“水灾年表”。光是史书上有记载的，1300来年里头，特大水灾记录了二百多起。随便一个老水利人，都能倒背“江水漫决”“田园变泽”的码头话。

说起最难熬的那些年，得提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藕池和松滋那两地，一个接一个决口。洞庭湖边上多少老百姓，家没了田没了，眼睁睁看见水冲进巷子，身后亲人、牲口都没人管得过来，多少人流离失所。有些地方的老人到死都记得，那年自家门槛上飘来谁家尸首。你说这水患，谁都不敢小瞧。

但你要说三峡这个设想，还真没闲人拍脑门儿拍出来。最早琢磨这个的，是孙中山。1919年，他顶着风去勘察过，写在他那本《建国方略》里头，把建大坝的好处说得清清楚楚。老孙那脑袋瓜子就是快：不光能治水患，还能发电、方便航运，多少人走了“水上快道”，都跟着得实惠。

尤其是抗战那会儿，1931年、1935年两场爆洪更是让大家伙心都提嗓子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江下游几十县连成片，到处是哀鸿遍野。这种时候，孙中山的想法又被翻了出来，大家再商量——有没有可能，一劳永逸？

其实你翻翻当年国民政府那些文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细节。1944年，不光自己人琢磨，美国人也来掺和。出了个经济学家，柏斯克，拿着算盘算账，把修大坝的投资和收益写得巨细靡遗——贷款来源、投产年限、化肥厂、机械厂一块儿配套，全算进去了。说白了，就是要弄个能带动方圆几十里发展的超级工程。而且那年头美国白宫都盯着这项目。罗斯福办公室还专门弄了专家组让人实地考察。

考察队头头是国际上有点名气的萨凡奇。江边四个月，风吹日晒，出来一份报告，图纸画得密密麻麻。据说当时南京城里一些实干派看了之后，热泪盈眶。你看看那个计划书，两个字——恢弘。可惜世界大势，有时不是咱能左右的。抗战打着打着，日子就耽搁下来了。到了新中国一成立，这事立马上桌了。毛主席、周总理轮番过问，证明三峡关乎百年大计。

抗美援朝一结束，国家也有点“喘口气”的机会，三峡大坝的论证被再次正式提上进度表。这时各路专家顾问团，甚至请了国外大拿来指点，想把问题提前打透。技术、经济、社会影响，报告书摞起来能当枕头睡。大多数人的结论都得出个坚定不移：“能建，早建。”热烈到什么程度？有些青年工程师都在提亲时吹牛，说以后要在三峡大坝上留名字。

但，就在全体欢声雷动的时候，黄万里站出来说：“我不同意！”弄得不少人都没了主意——你看他老父亲黄炎培是什么人，全国教书育人的大儒，家里成风，按理说该是最支持国家项目的那挂。可黄万里自小调皮得很，小时候在浦东念书，宁愿下河捞鱼也不泡图书馆，老师不是没管，校长却拿他当宝贝疙瘩，说白了就是见过湿泥玩过树丫，但可塑性极强。早早就在升学考试里夺了头名，跳级直奔唐山大学，后门路走得宽窄都靠自己本事。

黄万里命运的拐弯点在1933年。那年黄河发大水，路上看见满目的家破人亡，他在火车上就憋不住眼泪。他不是凡人，那一刻，什么个人荣华富贵都放下了，铁了心要搞治水。从唐山到康奈尔，一口气读完博士，论文还被茅以升老师极力推荐。美国几个名校混了几年，也确实学成归来，不带半点洋气，还是讲究实打实干活。

可他回国后，没有直接奔大学讲台去挥斥方遒，而是钻进了水利工程局，满中国下江南、跑西南，张口闭口全是泥沙问题、堤防高度、农民损失，常年鞋子磨破了好几双，工资又低，身上的洋博士镀金都晒掉了。他说：“要为百姓解困，这才有意义！”有一阵国民党货币贬得连米价都追不上，黄万里和几个死党差点合伙砸锅卖铁，自己出钱修小水库——大工程搞不了，小工程至少能救点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毅找到他，把东北的水利交到他手里。那地方冷得脸都冻麻，有时一项目干到底，两三个月见不到家人。黄万里就这脾气，愣是啃下了一个个“别家不愿接”的硬骨头。

但说到三峡，他的态度始终没松过口。早在1985年，黄万里就向高层递过“缓建三峡”的书面建议。那段时间正好母校伊利诺大学来信叫他去访学，他觉得思路还没理顺，先出去喘口气。可等他一回来，三峡大坝又成热门话题，这下他彻底把心里话亮出来了。

很多人以为他反对，是嫉妒权力或者固执己见，其实黄万里最关心的，是沉积问题。他强调得最多的，不是“大水大灾”的外壳，是河流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沙石——你修个大坝，能挡水、能发电没错，可别忘了，每年长江带来的泥沙多得惊人。这些泥沙，顺流冲积，平时给农田带肥，遇到大坝，就只能堵在库区不走。时间一长，库区会不会变成一锅稀泥汤？河床抬高，下游反而成了“高危区”。

其实黄万里当年说的话，并没什么玄妙——1957年三门峡水库动工，他也是当头一棒敲过“泥沙会出大事”。可惜那时候社会气氛特殊，不容太多杂音。转眼七年，三门峡泥沙淤积果然成了定时炸弹，最后国家不得不拆改工艺，花的钱和人力不知又多了多少。

还有一层，黄万里惦记的，是人文遗产。三峡库区底下，藏着多少古村落、遗址和老庙？大坝一修，书里记载过的、没记载过的，全都沉到水底。你说你还有多少机会让后代见识“古人真迹”？这种遗憾，一旦造成，就难以挽回。

最后一个忧虑，其实挺现实——战略风险。三峡大坝巨如山，平时护国兴民，可真打起仗来，这反倒成了被盯住的“七寸”。谁都明白，一颗大炸弹下去，长江下游会发生什么没人敢想。黄万里不是害怕，是恐后人没得选。

那时不少人问——那你倒是说个两全其美的招儿？黄万里想得远，他说长江流域的灾难，可以另辟蹊径，比如调剂水源、分流泄洪，甚至在靠近源头的地方做文章。比如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可以在高原源头搞截流、水库，既保障我国的水利主权，又能避免太过集中风险。他还算过一笔账，一定程度上还能让下游国家对我国多几分敬畏，话里有点狠劲，“你想喝水，得先看我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