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晳暎：大家都说，韩国这种地方怎么活得下去，简直就是地狱，但我觉得是有趣的地狱

摘要：在韩国高度军事独裁与高速产业化并存的70至80年代，他是最早一批进入工厂打工、书写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知识分子之一，参与了团结和启蒙工人、农民的“民众文化运动”，并效力于宣传光州民主化运动真相。

黄晳暎，韩国作家，1943年生于长春，朝鲜光复后随家人南下，他的人生和写作与朝鲜半岛的现代史和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交织在一起。

在韩国高度军事独裁与高速产业化并存的70至80年代，他是最早一批进入工厂打工、书写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知识分子之一，参与了团结和启蒙工人、农民的“民众文化运动”，并效力于宣传光州民主化运动真相。

2024年11月29日，我们在北京采访了韩国作家黄晳暎，从他的童年一直聊到最近的创作。

采访结束几天后，12月3日深夜，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片中黄晳暎所经历的30年军事威权时期和片外的韩国时局交叠在一起。

除了关注当下的韩国时政新闻，我们不妨借由黄晳暎的文学创作和活动足迹，回溯现在这一系列戏剧性展开的起点和背景。1987年改宪后被制度化了的“87年体制”支配韩国社会至今，问题重重，但却尚未被超越。

正如黄晳暎在采访中提到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是妥协和未完成的，去年冬戒严的旋即解除以及本月初尹锡悦的被弹劾也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在韩国，性别和左右之间愈发撕裂，而黄晳暎希望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新的共同体，一起生存下去。

现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字版，分两次发出。文字内容有删节，并对语句进行了编辑，更完整的内容请看视频。

「一席·枝桠」黄晳暎正片01

4·19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学校做文静的学生了

「一席·枝桠」黄晳暎正片02

进了给日立和夏普供货的工厂，住在密集的“蜂窝房”里

01 小时候，父母用日语和中文吵架

这大概是我第十次来中国。北京大概来了有五次，也去过很多其他地方。为了小说取材，还去中国和朝鲜的边境、豆满江和鸭绿江一带转过一圈。当时第一次去了我出生的地方长春，去了曾经住过的房子，发现那里变成了公园。

长春以前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以前叫新京，我父亲去新京上了某个类似于商业专门学校。在那里接受教育后，做了生意，还拥有自己的企业，算是比较成功。所以大概到了30多岁，他通过媒婆在平壤找对象。

我姥爷是民族主义者，在抗日斗争中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过了7年。我母亲上的是日本东京女子专科学校，因为全家没落了，中途退学回来，那时正待在家里。他们年龄相差10岁以上，一边是大龄光棍，一边是20岁出头的女性，母亲结婚后跟着丈夫去了长春。

1943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长春，就是这个月不久前出生的。听说特别冷，母亲吃了不少苦。

我们小时候，父母不是会吵架嘛，父亲用中文吵，母亲用日语吵，把日语和中文混在一起吵架，这样我们就听不懂。我在某个记者会上说这是象征性的，对朝鲜半岛来说是一种象征，人家说，这哪是象征性的，现实就是这样。

好玩的是，我姥姥家的这几个孩子。我姨妈、我母亲和大舅舅——他就是《韩氏年代记》的主人公，这三个人南下了；而小舅舅、大姨等等都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大姨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躲在阁楼里看列宁、马克思的书，我母亲就在底下看托尔斯泰什么的。我母亲看文学方面的书，她姐姐就看思想方面的书。她俩互相说对方：“为什么看那种幼稚的书？”“那你为什么只看赤色分子的书？”。所以我母亲读了很多书，她知道的书很多，每次出去都会买书，引导我去读。

黄晳暎与母亲

02 请告诉我们该支持哪一位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指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要去仁川那边坐船，去的途中，因为是用走的，又有孩子，大人们只能慢慢走，走着走着天黑了。周围也有其他几十个去避难的人。路中间不是有那个圆圆的排水的管道埋在底下，像隧道一样，到了晚上无处可去，大家都进去熬一夜。

在这期间，南北军之间发生了战斗，枪声砰砰响，我都记得。脚步声越来越近，穿着军服的军人们——但是分不清是北韩军还是南韩军，因为是晚上——拿着枪这样嗖嗖嗖地下来，打着灯光，让大家都出来，拿枪对着我们。然后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打着灯把我们一个个仔细看过之后说：支持李承晚博士的人站这边，支持金日成将军的人站这边。让我们站队。

选这李承晚这边，如果他们是南韩军就可以活，但万一是北韩军的话就会死。选金日成将军那边的话，如果是北韩军就可以活，但如果是南韩军就会死，就是这种状况。他们催我们快点动起来，还用枪托推大家的后背。

我当时趴在母亲背上，母亲故意挡住父亲，说我们还有孩子。但是父亲说了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都忘记了，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我父亲说，我们是不懂政治的良民，请告诉我们该支持哪一位吧。他这么一说，那位军官站在那里，哎算了，你们走吧。所以说我父亲有一种商人的智慧，靠这种智慧生存下来的。

还有一次，可能也是我成为作家的契机。大概是我上国小4年级的时候，那时还延续着日帝时代的教育，专门有写日记、写作文的时间。我写了《回家那天》这样一篇题目的作文。写的是从外面避难回来，回到家，仁川登陆战横扫之后，大家住的地方几乎都被摧毁了，我家的房子也毁了一半。我的房间也没了，姐姐们的房间也没了，房子东倒西歪。我们在里面找锅啊碗啊之类的，我的课本也被雨淋湿了，把它拽出来抖一抖、晾干。这样过了一下午，把一个没塌的房间收拾好，开始过日子了。

那件事我记忆犹新，那个倒塌的家，所以写了那篇叫《回家那天》的作文。我们学校从全校作文里选了那篇，选送到什么全国作文大赛，结果得了最优奖，上了报纸。我作为一个小朋友，第一次得到了社会的称赞。所以从那以后，学校老师问你以后想当什么？大家都说消防员啊，警察啊，将军啊，都这样说。我什么都不懂，只听说写文章的人叫“作家”，我就说我想当作家。从那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作家。不过，早知道我的人生会变得这么复杂，我就不当作家了。

03 那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学校做文静的学生了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4·19一代”，也即1960年四一九革命时上高中或者大学的那一代。也是在解放后接受韩文教育的一代，所以也被称为韩文一代，之前是用日语。

我们小时候在大人身后经历了互相残杀的分裂战争，然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示威，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权——虽然只是暂时的，所以对民主化和统一怀有愿望。“民主主义和祖国统一是历史的目标”，我们是带着这种意识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这一代人后来成为了韩国现代史的先锋，站在了克服殖民地时代的思想的前列，学术界、历史界、宗教界、文学界都是这些人。

当时（李承晚）在选举中舞弊，连任了三届，进行了独裁。在（庆尚南道的）马山，被扔进大海的一个学生的尸体被发现，眼睛里嵌着催泪弹，因此全国的学生都奋而起之。

1960年3月15日，韩国第四届总统选举投票当天，马山的在野党、学生和市民谴责不正当选举，进行了激烈的示威，警察向示威队伍开枪并发射催泪弹，造成伤亡。当天，16岁的金朱烈在参加示威后失踪。4月11日，他的尸体在马山海边被发现，眼中嵌有催泪弹，这成为了 4·19 革命的导火索，最终迫使李承晚辞职。左图为1960年3月17日《东亚日报》，图源维基百科。右图为大海中金朱烈的遗体，图源：경남도민일보 DB

我们学校就在青瓦台附近，全国的大学生纷纷涌来。当时我们是4小时上课制，全部冲出去，加入示威队的人流，一直走到市政府前面，在那里（军警）开始射击。

当时安钟吉（音）、金光吉（音）和我三个人。安钟吉是一个文静的、写诗的学生。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突然射击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倒了。把他扶起来，（子弹）已经穿出去了，（脑）后面血块一下子就出来了，把帽子摘下来给堵住。光吉和我两个人拉着他，校服上沾满了血。

延世大学学生们，在吉普车上插上白色旗帜，戴着医疗臂章，从那里运走了伤员。当时世福兰斯医院就在首尔站前面，离得不远，我们跟着车跑，追了上去。我们晚一点才到医院，院子里躺着很多人，盖着白色床单，我们到处找，发现他死了。啊，他死了，他已经是死人了。然后，有人来了，医生哥哥们来了，延世大学哥哥们来了，来记录，哪个学校、谁、什么身份、在市政府前面（遭遇枪击），这样记下来。

我俩精神恍惚，身上有血，发现有个盥洗室，我们进去把校服脱掉，用自来水洗，一洗，那个血就哗哗地流出来。我现在都忘不了那个。两个人哭着洗了衣服。

大概正是经历了4·19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学校做文静的学生了。我在外面晃悠，不怎么上学，去登山，在山上生活，去雪岳山什么的。没有参加考试，也没有成绩，就留级了。

我们学校延续了日帝时期形成的制度，召集学习最好的学生，组成第一高中、第二高中，分成两个学校出来，日语叫做いちこう、にこう（一高、二高）。那是日本的学制，设立名牌学校、培养精英。韩国也是，每个地方都有一高、二高。我上的景福高中属于二高，大部分毕业生都上了首尔大学，已经定好了通往精英的路线。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从中摆脱了，现在我不走这条路了。

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体系。因此，当时更加坚定了要成为作家的决心。那个时候我们读了很多书。

4·19革命后，西方进步的书籍开始被翻译。我认为韩国现代文学是从那时起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是殖民地文学，殖民地时代的朝鲜文学当然也非常优秀；而战争结束后重建期间是反共文学，除此之外，其他文学不被允许。4·19以后开始复苏，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开始被翻译并介绍。从60年代中期起，世界文学的现代性等等才开始进入韩国。我算是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文学的。

04 产业化前夜

1964年韩国军事政府为了从日本获得殖民（侵略）赔偿而举行韩日会谈，但是被日本用低廉的金额和贷款给打发了。美国一直在背后要求韩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一直施压，韩国开始与日本进行屈辱外交。所以（在野党和学生）进行了反对韩日会谈的斗争。这也是由4·19一代主导的。

当时（朴正熙）突然宣布了戒严令，我从示威队伍中被抓走了，进了鹭梁津警察局，进了拘留所。在那个拘留所里遇到了一个大嗓门的工人，他是在第二汉江大桥工地干活的工人，打了监工的工头，进了拘留所。我们在拘留所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左右。他是海军陆战队中士出身，身材魁梧，长得也很帅，大家说只当中士太可惜了，应该当captain，所以他外号就叫“大尉”。我和他熟起来。

那时候产业地带不是这么固定的，是边流浪边找工作，到各地干活，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太好了，就跟着他走了，去一个围海造田的工地干活。

经历这些之后，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就入伍了。去了越南战场后领悟到，越南战争是韩国战争啊。这句话非常意味深长。越南战争是韩国战争，是同一性质的战争。我觉得我是通过越南战争明白了韩半岛的命运，然后我就知道自己是亚洲人，客观地发现了亚洲，原来我是亚洲人啊。是越南战争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政治意识，从那以后，我就产生了“应该开始以韩国民众为中心的文学”的想法。

我从军队退伍后，发生了全泰壹事件。1970年11月，全泰壹一边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等等，一边抗议一边自焚。我想，啊，趁这个机会要写一部以劳动者为主人公的小说。之前韩国文坛没有一部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劳动小说，那我就写写60年代（跟大尉四处打工）的经历吧。然后在《创作与批评》杂志上，写了以填海工地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小说《客地》。

《客地》刊载在《创作与批评》1971年春季号上。图源：대한민국역사박물관

但《客地》并不是近代组织化的产业劳动者的故事，仍然是写流浪的打零工的劳动者，是围绕做单纯劳动的日用劳动者的，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劳动小说。但是，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些劳动者那里，因为当时（60年代前期）还是产业化正式开始的前夜。

05 伪装就业和农民学习班

你知道伪装就业吗？隐瞒身份、进厂当工人。伪装就业是从那时候（全泰壹自焚之后）开始的，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当时我已经是文人，也去九老工业园区伪装就业了。当时我们大概有6个人组队进去，（组建了）九老工业园区联合工会准备委员会。

九老工业园区是朴正熙政府上台后，通过吸引在日韩侨投资、雇佣廉价劳动力，于1965-1973年建设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园区。位于首尔市永登浦区九老洞、加里峰洞及相邻的京畿道一带，以纺织、缝纫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一度贡献了韩国出口额的10%，是韩国首都圈第一个工业园区也是韩国1960-70年代工业化的象征。图为九老工业园区1960年代的招牌，图源：서울산업단지

我第一次去的是一家叫韩国光学的公司，是制作眼镜片的地方，在那里待了大概三四个月以后，过了学徒期。外面有很多后辈也要来九老工业园区，所以重新给大家分配了要去的工厂，我就离开了韩国光学。

就像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企业都进来雇佣中国劳动者一样，当时日本企业进入韩国后也雇佣韩国劳动者，所以那边有日立和夏普。我进了给日立和夏普供货的电子工厂。和我一起进去的朋友叫孙鹤圭，后来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也当过在野党代表，也曾多次竞选总统但没选上。当时他从首尔大学毕业，我们进了那个工厂的木工部。那时候电视、留声机都是这样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像家具装饰一样。

进到九老工业园区，工人住得很密集，叫“蜂窝房”。像口琴一样一格一格的房子，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住一两个人。我在那儿租了个房间。

孙鹤圭他天天把蜂窝煤弄灭。下夜班回来，互相换班，火熄掉的话，房间不是很冷嘛。我上班前把煤换好了才走的，总会被他弄灭，饭都做不了，很冷嘛。我每天都训他，京畿高中、首尔大学出来的又怎样，要会换蜂窝煤啊！小卖部有用来点火的煤炭卖。蜂窝煤的价格是20韩元，点火的炭要60韩元，要给3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点火的炭。我们每天都要买点火的炭，因为他花了很多钱。

我是大前辈，我明明警告他们不要（跟工人）谈理念，绝对不能讲思想上、理念上的话，社会主义什么的。要符合工人的生活，一起去登山，一起去野游会，一起去钓鱼之类的。不要拿着书去教别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这些朋友都带着学生气的习惯，举行了读书聚会。当时警察们偶尔会来搜工人的房间，搜出了一本毛泽东《矛盾论》的小册子，所以这一带都被抓走了，跟我一起的孙鹤圭被抓了。他们都进监狱了，那么我也跑了。

当时马山出口产业工业园区刚建完，我本来想去那边，马山的朋友劝我说，你已经是名人了，是作家，而且你说首尔话，不会庆尚道方言，马上就会露馅，所以不能进工厂。马山有人介绍我教初中生英语，我就在那里找了一碗饭吃，躲了6个月左右，在那期间写了《去森浦的路》这部作品。所以说，我进入（劳动）现场的时间大概有8个月吧，然后就出来了。

那时候运动圈内部开始争论。一派认为，哎，什么时候才能打倒军事政权啊，我们要组建地下组织，组建先锋组织，在地下战斗。另一派认为，即使更花时间，也要和民众一起，要培养民众的力量，到现场去做让民众觉醒的工作吧。分成了这两派。我是作家，我有我能做的事情，我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嘛，所以选择了后者。去民众现场吧，去唤醒他们的意识，启蒙他们，这样的工作就叫“文化运动”。

所以我们制作书籍，制作他们阅读的教育课程。还有文化宣传活动，什么假面舞、庭院剧，不是在剧场做，是在工厂或农村院子里马上就能做好的话剧，做这些给他们看。另外，如果是在农村，会在农闲期办学习班，在公共礼堂或者农民家里，最好是在教会。基督教教会对我们非常开放，因为他们也要召集信徒。

我们借这些地方，借个十天二十天，办学习班。为什么我们这么穷、活不下去，和农协是什么关系，怎么才能争取我们的利益、权利，农产品价格我们应该如何得到，为此农民们要团结起来……教这些东西，开始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结束了首尔的生活，去了全罗道的海南郡，那是半岛最南端，穷乡僻壤。那里的农民出去得最多，我去了一看，1个面（相当于乡镇）有150家都空着，很多农民为了找工作去了城市，因为没有土地了。

06 不是那么狠毒的地狱

我是1976年到海南郡的，1978年去了光州。用中式词汇来说，光州就是全罗道的“省会”。以光州为据点，在韩国33个地区组建了文化运动小组。与此同时，我在写《张吉山》。

时机不好的时候，问我“（你写的）这是什么意思”，让我写交代书什么的，我也写过。几乎都是家常便饭。当时七八十年代不仅是我，很多其他作家诗人也是。

而且中央情报部还有警察厅的情报科已经常驻在文人协会了，在文协那栋楼里有个办公室。所以出了问题，我不是被抓去警察局或者情报部，而是被叫去他们在文艺界的派出办公室。

在某些情况下，年轻人如果被当作杀鸡儆猴抓进去，会被打、被拷问得厉害。运气好的话，有时会非常舒适地在偏僻的某个小监狱里度过休养生活后出来。运气不好的话，也会被关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凶险的城市监狱里。这种情况因人而异。

但是大体上来说，进监狱后可以更加猛烈地进行狱中斗争。就拿我来说，我进行了19次绝食斗争。后来坐牢的5年期间，我最多绝食了22天，少则一周以上，这样（绝食）了19次。牙齿掉了14颗，我嘴里这些都是种植牙。绝食的话，胃肠会变好，但是钙流失后，牙齿会受损。

在韩国，大家都说，这种地方怎么活得下去，简直就是地狱。但是，（我觉得）是个有趣的地狱。

有活力，社会有活力，而且不气馁。即使（面对的）是当局者，也有很多人支持。所以说不是那么狠毒的地狱，是很有趣的。回头再来看的话。虽然确实是地狱。

你听说过“hell朝鲜”这个词吗？我们年轻人把韩国叫做hell朝鲜，但是是以欢快的语气说的：真是hell朝鲜啊，TMD生活在地狱朝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