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廷发布的诏令必须先经孙秀之手，他甚至随意修改或重写皇帝的旨意。早上下达的政令，晚上就可能被彻底推翻，朝纲混乱如同儿戏。官吏任免全凭孙秀个人喜好，职位调动频繁如走马灯；凡是与他关系亲近、又能送上金银贿赂的人，短短十天半月便能连连升迁，将军、郡侯等显赫头衔皆可轻

司马伦登上皇位后，终于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他才识浅薄、能力平庸，凡事都依赖心腹孙秀出谋划策。

朝廷发布的诏令必须先经孙秀之手，他甚至随意修改或重写皇帝的旨意。早上下达的政令，晚上就可能被彻底推翻，朝纲混乱如同儿戏。官吏任免全凭孙秀个人喜好，职位调动频繁如走马灯；凡是与他关系亲近、又能送上金银贿赂的人，短短十天半月便能连连升迁，将军、郡侯等显赫头衔皆可轻易得来。

尽管权势在握，司马伦与孙秀仍有一块心病难以放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各自掌握重兵，虎视眈眈地盯着京城与皇位。为防变乱，司马伦不断给这些藩王加官晋爵，并派遣亲信担任其幕僚，企图监视其行动。可惜这些手段收效甚微，反而激起更大不满。

登基仅一个多月，齐王司马冏率先起兵讨伐。他曾参与废黜贾南风的政变，立有大功，却被司马伦仅授予游击将军这一杂号军职，心中极为不满。孙秀察觉其怨气，担心他在朝中生变，便改任其为平东将军，命其镇守许昌。

待司马伦篡位称帝后，又进一步封其为镇东大将军，赐予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妄图以不断加官进爵的方式笼络人心。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徒劳的安抚罢了。

谁也没想到，齐王司马冏同样野心勃勃，对朝廷封授的那些官职毫不动心。

公元301年三月，齐王司马冏秘密派遣使者，四处联络成都王、河间王等宗室势力，暗中结盟。同时，他向各地广发讨伐檄文，宣称：“奸臣孙秀蛊惑赵王，扰乱朝纲，今我起兵清君侧，凡抗命不从者，诛灭三族！”

当时，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扶风王司马骏之子）镇守襄阳。收到檄文后，他陷入两难：有人劝道：“赵王司马伦是您的亲叔父，权势正盛；而齐王司马冏只是堂叔，兵力薄弱，依附赵王才是明智之举。”然而，他的参军孙询却在议事厅上慷慨陈词：“赵王司马伦篡逆大位，天下共愤，岂能以亲疏强弱定去留？理当共讨之！”

司马歆深受触动，毅然举兵响应齐王司马冏。此举一出，洛阳以南各州郡纷纷起兵追随，形成连锁反应。

齐王司马冏闻讯大喜，赞叹道：“将来助我成就大业者，必是新野公司马歆！”

檄文传至扬州，刺史郗隆陷入困境。他本由赵王司马伦提拔，且儿子与侄子郗鉴等人皆身在洛阳，安危未卜，因而迟疑六日，未作回应。部下对此极为不满，纷纷私自投奔驻守石头城的宁远将军王邃。

郗隆非但未加安抚，反而严令禁止，激起众怒。最终，将士们联合拥立王邃为首领，调转兵锋攻入扬州，斩杀郗隆，并将其首级送往齐王司马冏处以示归附。

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第十六子）镇守邺城，官拜征北大将军。当齐王司马冏派来的使者抵达后，他立即召见邺县县令卢志商议对策。卢志进言道：“赵王篡夺大位，天下共愤。殿下若能高举义旗，顺应民心，百姓必将踊跃从军效力，起兵讨逆必能成功。”

成都王司马颖听后大为振奋，当即任命卢志为左长史，并迅速起兵向洛阳进发。行至朝歌时，各地响应讨伐的军队已纷纷集结，兵力超过二十万，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司马孚之孙）驻守长安，任平西将军。齐王司马冏的使者前往游说，却遭到冷遇。

原来关中地势险要，自晋朝立国以来便有严规：非皇室近亲不得掌管关中军政。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懿之弟安平王司马孚的孙子，血缘上并非核心宗亲。但因赵王、梁王先后在关中失政，引发齐万年之乱，朝廷在宗室中反复挑选无果，只得委任司马颙担此重任，寄望其忠心护国。

此前，原安西参军夏侯奭在始平（今陕西咸阳西北）聚集数千人响应齐王司马冏起兵。因始平毗邻长安，河间王司马颙立即派遣部将张方出兵镇压，生擒夏侯奭及其主要党羽十余人，并在长安街头将其腰斩示众，以震慑四方。齐王的使者抵达长安后，也被河间王逮捕，押送洛阳献俘请功。

司马伦见河间王司马颙对自己如此顺从，欣喜若狂，立刻命令他出兵协助自己抵御齐王与成都王的联合进攻。

河间王司马颙当即应允，派遣大将张方率精锐部队前往支援。然而随着各地战报频传，得知齐王和成都王已集结数十万大军，声势浩大，河间王立即转变立场，紧急派遣心腹李含追击张方。

当队伍行至华阴（今陕西境内）时，李含成功截住张方，并当场传达新令：由支援司马伦转为讨伐司马伦。

随即，河间王公开发布檄文，历数司马伦罪行，命张方调转方向，直指洛阳。这一突如其来的倒戈让局势陡然逆转。

尽管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初对河间王司马颙的反复态度感到不满，但见其迅速转向，也欣然接受。三方联手，形成“三王举兵”的局面，兵力更盛，气势如虹。

面对四面告急的局面，司马伦与谋臣孙秀惊慌失措，只得仓促调集六路军队分头迎战。其中一路由征虏将军张泓统领，负责对抗齐王司马冏。起初张泓取得小胜，孙秀便大肆宣扬已擒获齐王司马冏，要求百官庆贺；可不久后前线战败，谣言不攻自破，孙秀顿时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妄言捷报。

在六路出征的军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由射声校尉孙会统领，兵力达三万人。孙会是权臣孙秀之子，奉命率军迎击成都王司马颖。起初战事顺利，孙会在黄桥大破敌军，斩获对方将士一万余人，一时声势大振。胜利让他得意忘形，放松戒备，疏于防务。（（注： 黄桥，此处为历史战役地点，非今江苏泰兴黄桥镇））

然而成都王司马颖在谋士卢志等人辅佐下迅速重整旗鼓，集结八万大军发起猛烈反攻。孙会猝不及防，三万部队瞬间溃败，几名将领仅凭快马侥幸逃回洛阳。

成都王司马颖乘胜挥师渡过黄河，兵锋直指洛阳，距京城仅数十里之遥，京师上下顿时陷入混乱。赵王司马伦麾下的将领见局势逆转，纷纷萌生异心。左卫将军王舆趁机率领七百禁军起事，登高号召讨逆，洛阳城内应者云集，军民群起追捕孙秀党羽。

当时孙秀正与亲信在中书省密议对策，闻变后紧闭门户，企图顽抗到底。禁军攀上屋顶，投掷火把，焚烧官署。大火熊熊燃起，浓烟滚滚，孙秀等人被迫突围，刚一露面即被当场斩杀。

据传，有一名叫赵骏的士兵对孙秀恨之入骨，将其心脏挖出，分而食之，以泄心头之愤。

王舆将朝中大臣召集入宫，逼迫司马伦起草退位诏书，写道：“我受孙秀蛊惑，以致激怒三王。如今孙秀已伏诛，罪有应得，我亦当退居归养，请迎太上皇回宫复位。”

随即，大臣们持驺虞幡出城，命守军放下兵器，前往金镛城迎奉晋惠帝还朝。此事发生于四月初七。

赵王司马伦自登基至被废，共在位一百天。数日后，朝廷赐其金屑酒，明示处死。司马伦知此为终局，痛哭高呼：“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罢毒酒，自行以头巾覆面而亡。其家族及党羽亦尽数被诛。

此前曾镇压齐万年起义的孟观，在司马伦掌权之初，被任命为安南将军，统领沔北诸军事，驻守宛城（今河南南阳），独当一方。其子孟平曾任淮南王司马允（司马炎第九子）的前锋将军，随主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战死沙场。

孙秀因担心孟观手握重兵驻守在外，一旦得知孟平被害的真相，可能会起兵反抗赵王，便散布谣言，称孟平是被淮南王司马允（司马炎第九子）的军队所杀，并让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追封孟平为积弩将军。

孟观信以为真，对赵王司马伦心生感激，因此当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赵王时，他仍按兵不动，表示效忠。直到赵王倒台，孟观才幡然醒悟，悔恨不已。此时，他部下的永饶冶令空同机趁机发动兵变，斩下孟观首级，送往洛阳请功。朝廷随后以“赵王党羽”的罪名，诛灭孟观三族。

晋惠帝重新登基后颁布大赦令，却唯独不肯宽恕一人——义阳王司马威。此人曾强行从他手中夺走传国玉玺，还扭伤了他的手指。

晋惠帝愤恨地说：“阿皮最可恶！抢我的玉玺，还把我手指拧得疼了好几天，必须杀！必须杀！”由于皇帝执意要杀，又无人权臣求情，司马威当即被处决。

这场动乱中，军民伤亡惨重。在“三王起兵”的六十五天里，战事不断，死亡人数接近十万人，然而天下局势仍未真正平定。

晋惠帝重新登基后，成都王司马颖率军进入洛阳，肃清了赵王司马伦的残余势力。此时，河间王司马颙的部队已推进至潼关，得知洛阳局势已定，便下令撤回长安——毕竟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必须留有重兵驻守以防不测。

与此同时，司马伦旧部张泓仍率领数千兵力据守阳翟（今河南禹州，距洛阳东南约二百多里）。齐王司马冏从许昌起兵进攻洛阳，虽号称拥兵二十万，抵达这一战略要地时却被顽强阻击，久攻不下。

待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完成布防后，随即派遣都护赵骧与将领石超率军增援。张泓这才得知司马伦早已败亡，面对齐、成二王联军压境，自知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

至此，齐王司马冏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被清除。同年六月，他整肃军队，自阳翟挥师西进，直抵洛阳。

齐王司马冏所率二十万大军，旌旗蔽日，甲胄鲜明，武器装备一应崭新。入城之际，军队绕行城墙后又沿主街列阵巡行，气势雄壮，震慑全城，令洛阳百姓为之震动。由于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之乱”中率先举兵讨逆的藩王，且手握强兵，声望一时无两，很快被朝廷任命为大司马，并加授九锡殊礼，实际掌控朝政大权。然而事实上，他进入洛阳之时，已是晋惠帝正式复位后的第五十三天——前人栽树，他却后来居上，轻松摘取了胜利果实。

成都王司马颖在平定叛乱中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大将军，并获赐九锡，参与朝廷政务的辅佐。河间王司马颙虽未亲临大规模战事，但长期镇守关中，战略地位极为关键——若当时他倒向司马伦一方，赵王司马伦或许不至于迅速败亡，因此他也因功受封为太尉，继续坐镇长安。

新野公司马歆是最早起兵响应讨逆的宗室，因功晋爵为新野王，封户从原先的一千八百户猛增至两万户，并被委以都督荆州诸军事之职，加授镇南大将军。齐王、成都王与河间王是推翻司马伦的核心力量，他们麾下的文武官员也纷纷得到升迁和封赏。许多武将自恃战功，认为宗室之间的权力更迭全靠他们的刀剑支撑，因而态度骄横，话语权大增；相

比之下，文官集团则显得势弱无权。当时社会风气也受到影响，连民间妇女的发饰都流行用金银或玳瑁制成斧、钺、戈、戟等兵器形状，仿佛处处弥漫着战火气息，于是有人忧心忡忡地感叹：“战乱恐怕远未结束。”

成都王司马颖的心腹谋士卢志劝谏道：“如今大王与齐王共同执掌朝政，然而自古以来，两位强势诸侯难以长久共存。依我之见，不如主动返回邺城，让齐王独自留在京城处理政务。如此退居藩镇，反而更能赢得天下人心。”

成都王司马颖认为卢志所言有理，便向晋惠帝进言道：“如今三王起兵，齐王司马冏功不可没，理应将朝政全权交予他处理。而我因母亲病情严重，急需归府尽孝，恳请准我返乡侍奉。”

晋惠帝本就懦弱无主见，素来被人称为“点头天子”，凡事听人安排，自然应允。

随后，成都王司马颖又亲笔修书一封致齐王司马冏，随即启程返回邺城，仅带少数随从同行。齐王司马冏接到书信后，急忙派快马追赶，终于在洛阳东北的七里涧将其追上。

两人相见，成都王司马颖只是含泪诉说母亲病重之情，对政事只字不提。其实齐司马冏王心中正求之不得，乐于独揽大权，并无意挽留。二人最终在道旁拱手作别，礼数周全，举止谦和。百姓见状，纷纷传颂，一时间舆论称美，皆赞成都王司马颖识大体、重亲情。

回到邺城后，成都王司马颖接受了大将军的职位，却推辞了加“九锡”这一极高殊荣。他采纳谋士卢志的建议，推行多项仁政：为参与起兵的将士们一一上表请功，论功行赏；又命人制作八千余具棺木，动用封国收入的绢帛为阵亡将士缝制寿衣，妥善安葬黄桥等战役中的牺牲者，并厚恤其家属。此外，他还上奏朝廷，指出阳翟之战后百姓流离失所，饥荒蔓延，民生困苦，请求调拨河北官仓的十五万斛米谷，用于赈济灾民。

这一系列举措施行之后，成都王司马颖的声望迅速上升，美名远播四方。民间赞誉不断，他听闻这些颂扬之声，内心更是欣然自得，志得意满。

齐王司马冏（司马攸次子）在洛阳独揽大权，心中得意不已。然而他深知，晋惠帝的亲生子嗣与孙辈均已夭折，若晋惠帝驾崩，自己作为堂兄弟并无继承皇位的优先资格；而成都王司马颖却是晋惠帝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身为晋武帝第十六子，不仅血缘更近，且手握重兵、势力强大，极有可能顺势登基。

为防皇位落入成都王司马颖之手，齐王司马冏苦思良策，终于在公元302年（太安元年）五月想出一计：他将晋惠帝之弟清河王司马遐的儿子——年仅八岁的司马覃，过继给晋惠帝为嗣，并立为皇太子。此举意在以“嫡嗣”之名阻断成都王司马颖的继位之路，巩固自身权力地位。

朝廷官吏经历了一次大规模调整，司马伦篡位期间任用的官员全部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新任官员大多为齐王司马颖的亲信与党羽。随同齐王司马冏起兵的五位将领——葛旟封为牟平公，路秀为小黄公，卫毅为阴平公，刘真为安乡公，韩泰为封丘公，合称“五公”。

然而，曾协助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功勋卓著的卢志，却仅被封为武强侯，待遇远不及“五公”。

与此同时，齐王司马冏府邸也大兴土木，进行扩建翻修。为了腾出空间，周边数百户民居和官署被强行拆除。新建的王府规模宏大，规格几乎可与晋惠帝所居的西宫媲美。

齐王司马冏妻妾的名分称号，也纷纷比照皇宫后妃设立，形同帝王家制。军械库中最精良的兵器，尽数调拨出来，装备齐王直属的军队，其权势之盛，已隐隐凌驾于皇室之上。

齐王司马冏自此终日沉溺于宴饮游乐，纵情声色，完全不将晋惠帝放在心上，从不再入朝觐见。他任免官员全凭个人喜好，封官授爵皆在其王府中私自决断，晋惠帝形同虚设，仿佛已不存在于世间，齐王司马冏俨然以帝王之姿独揽朝政。

不仅军国大权尽归其手，即便琐细政务他也事事干预。殿中御史桓豹径直向晋惠帝呈递奏章，此举触怒齐王，竟遭拘捕审讯，最终含冤死于狱中。

齐王司马冏亲信董艾、葛族等人仗势横行，作威作福，气焰熏天，朝野上下无不畏惧，百官虽心怀愤懑却不敢发声。唯有御史中丞刘乔刚正不阿，在短短二十日内连续六次上疏，揭露董艾种种罪行，然而董艾毫发无损，反倒是刘乔遭到罢黜，失去官职。

齐王司马冏身边的一些幕僚仍寄希望于他能幡然醒悟。其中，主簿王豹曾上书劝谏道：

“回顾十多年来的朝局，那些掌握大权的辅政大臣——无论是杨骏、司马亮、司马玮，还是司马伦、孙秀等人——几乎无人得以善终。这并非因为他们本性邪恶，而是因为一旦大权在握，若缺乏自我克制，便极易招致灾祸，最终无法挽回。如今您也身居高位，独揽朝纲，难道要重走他们的老路吗？眼下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等宗室势力强大，且个性刚毅强势，而您却独自留在京城掌控中枢，局势极不稳定，难保不会突生变故。为今之计，不如趁势主动退让，返回自己的封国，以保全身名。”

这份奏笺呈上后，整整十二天杳无音信。

王豹忧心如焚，再次上书，进一步恳切进言，建议将所有藩王一律遣返封地，以削弱中央集权带来的冲突风险。

然而齐王并未采纳，仅轻描淡写地批了几个字作为回应：“已知卿之忠心，容我深思。”

晋武帝第六子司马乂（yì），被封为长沙王，与楚王司马玮同母所生。当年楚王在洛阳专横跋扈时，年仅十六岁的司马乂紧随其兄左右。待楚王被擒处死，司马乂掷下雕弓，痛哭道：“谁会想到楚王竟假传诏令，祸乱朝纲？”朝廷见他年纪尚轻，未予深究，仅将他贬为常山王，遣返封地闭门思过。

司马乂性格豁达果决，勇力超群。在常山国十年间，他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声望日隆。后“三王起兵”之际，他率常山部众奋起响应，加入成都王阵营，屡立战功。攻入洛阳后，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并恢复长沙王爵位，重获尊荣，却也因此日渐骄纵。

某日，他前往齐王司马冏府邸作客，偶然看到王豹前后所上的两道奏笺，顿时怒不可遏，对齐王司马冏愤然道：“此人挑拨皇室骨肉，离间亲族，理应拖至宫门前铜驼处活活鞭死！”

齐王听从其言，遂以“不忠不义”之罪将王豹处死。

王豹临刑前悲愤高呼：“割下我的头颅，悬于大司马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兵马杀来，覆灭齐王！”

齐王司马冏还延揽了一批名士作为幕僚。当时在东吴一带声名远播的张翰和顾荣也都应召而来。起初，他们对齐王抱有极大期望，希望能借此安定天下、施展抱负；然而目睹眼前的政局混乱，心中不禁大失所望。

张翰于是整日借酒消愁，有人劝他说：“你为何不奋发作为，为后世留下美名呢？”他淡然回应：“与其死后留名，不如当下痛饮一杯。”他吃不惯北方的辛辣之物，每逢秋风萧瑟之际，便格外思念江南故里的鲈鱼脍和鲜嫩时蔬。

一时感慨，提笔写下《思吴江歌》：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收兮仰天悲。”

数日后，张翰对顾荣叹息道：“天下纷乱无已，不知何时方能太平。你我身陷其中，想抽身退隐都难。我本山野隐士，何苦远赴千里贪恋权势富贵？愿你多加珍重。”言毕，悄然离去，再无踪迹。

顾荣在齐王府中担任主簿，既不敢贸然辞官离去，又担忧日后大祸临头，忧心忡忡，只得终日借酒消愁。齐王司马冏的心腹葛氏见他如此颓废，便将他调任为事务清闲的中书侍郎。

自此，顾荣才渐渐戒了酒。有人问他：“为何从前嗜酒如命，如今却滴酒不沾？”这一问触动了他的隐忧，唯恐祸从口出、罪名加身，于是他又重新开始纵酒豪饮。顾荣暗中写信给家乡好友杨彦明，倾诉心迹：“我虽在洛阳为官，却日日如履薄冰，每当见到刀剑绳索，都不禁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

齐王司马冏一直对河间王司马颙心存芥蒂。当初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河间王司马颙曾扣押齐王的使者，还镇压了响应齐王司马冏的地方势力，这让司马冏始终难以释怀。

河间王司马颙察觉到齐王对自己的敌意，心中也颇为不安。

河间王的亲信长史李含，被朝廷征召为翊军校尉，前往洛阳赴任。到了京城后，他得知自己的几个政敌如今都在齐王府中任职，顿时忧心忡忡——怀疑自己是被诱骗入京，恐怕将遭报复甚至性命不保，整日食不下咽，夜不能寐。

其中最令他忌惮的仇家，便是皇甫商。皇甫商出身安定皇甫氏，是当地有名的世家子弟，年轻时极为傲慢，看不起寒门出身者。而李含虽出身不高，却才华出众、声名远播，皇甫商曾主动示好，希望结交。但李含反感其势利眼的做派，断然拒绝往来。这一拒，让皇甫商颜面尽失，怀恨在心。

后来，皇甫商利用职权，暗中推动官府任命李含为门亭长——一个负责守城门的低微小吏，意图羞辱并埋没他的名声。

幸而雍州刺史郭奕赏识李含才干，立刻提拔他为别驾，掌管全州政务，地位显赫。此后，李含成为河间王司马颙的得力幕僚，官至长史。

司马伦篡位期间，皇甫商出任梁州刺史，权势煊赫。待司马伦败亡，他转而投靠河间王。尽管河间王表面礼遇有加，李含却多次劝谏主公不可信任此人。皇甫商得知后怒火中烧，对李含更是恨之入骨。

不久之后，皇甫商抵达洛阳，再次进入齐王府担任参军。齐王司马冏手握生杀大权，李含担心他会在齐王面前搬弄是非，诬陷自己，因此终日惶恐不安。

李含的另一重危机来自夏侯奭的兄长。当初夏侯奭响应齐王起兵，李含曾劝说河间王司马颙将其诛杀。如今其兄正在齐王府任职，所谓“杀弟之仇”，岂能轻易罢休？此外，齐王麾下得力将领赵骧，现任右司马，早年也曾与李含有过节。

如此一来，李含深感性命堪忧，仿佛头颅已悬于他人之手。恰逢齐王司马冏准备举行阅兵，李含唯恐几位仇家借机发难，罗织罪名将自己铲除，便连夜单骑出逃，悄然离开洛阳。

回到长安后，李含向河间王司马颙谎称接到晋惠帝密诏，称应即刻起兵讨伐专权跋扈的齐王司马冏。

李含进言道：“成都王司马颖乃皇室至亲，当年三王举兵，他功勋卓著，却主动退归封国，将朝政让予齐王，此举深得人心。反观齐王如今独揽大权，肆意妄为，百官畏惧，莫敢仰视，洛阳百姓早已离心。”

李含随即献策：“可先命长沙王司马乂出面讨伐齐王。齐王司马冏必会先下手为强，诛杀长沙王。届时我们便可以其擅杀宗室为由，名正言顺兴兵问罪，一举剪除齐王与长沙王二人。之后迎立成都王入主朝政，匡扶社稷。”

最后，李含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此大计若成，我等所建之功，岂不彪炳千秋？”

河间王司马颙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此举大有胜算、值得冒险。他与李含之间还藏着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图谋：趁机废黜晋惠帝，拥立素有声望的成都王为帝，借此掌控朝政大权。

打定主意后，河间王司马颙上呈奏章，指控齐王司马冏及其亲信董艾、葛族等人结党营私、残害忠臣、贪赃枉法、把持朝政，甚至密谋篡位。

河间王司马颙在奏疏中宣称：“我已集结十万精兵，即刻挥师洛阳，讨伐逆贼。请长沙王在京城内迅速采取行动，废黜齐王，由成都王出面主持国政。”

随后，河间王司马颙任命李含为都督，率大军进驻阴盘（今陕西临潼北），并派遣张方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直逼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距离洛阳仅百余里。同时，他大造舆论，派人送信给长沙王，敦促其起兵响应，共讨齐王。

成都王司马颖此前虽将朝中大权让予齐王，但内心本就有所不甘。如今见多方势力纷纷支持自己登顶帝位，顿时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尽管谋士卢志极力劝阻，他仍执意不听，立即发兵向洛阳进发，意图攫取最高权力。

齐王司马冏眼见东西两路大军逼近京城，顿时乱了阵脚，急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应对之策。尚书令王戎进言道："两位藩王兵力强盛，难以正面抗衡，不如暂且交出朝政大权，返回封地以保全自身。"东海王司马越随即附议，齐王听后若有所思，微微颔首。

就在此时，齐王司马冏麾下猛将葛族猛然起身，声如洪钟地质问道："河间王犯上作乱，正该发兵讨伐，何至于如此惊慌？自汉魏以来数百年间，凡是在危难之际退缩的权臣，有几人能得以善终、保全宗族？今日凡主张退让者，皆应视为叛逆，立斩不赦！"

葛族这番怒吼震慑全场，百官噤若寒蝉，王戎更是冷汗涔涔。他察觉齐王神色骤变，杀机隐现，连附议的东海王也低头不语。

情急之下，王戎灵机一动，假装药性发作，颤巍巍离席前往茅厕，途中故意跌入粪坑，弄得满身污秽。众人见状无不掩鼻而笑，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王戎趁机狼狈逃回家中更衣，侥幸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其他大臣见状，纷纷找借口悄然离场，无人再敢多言。

齐王司马冏认为，当务之急是铲除盘踞京城的长沙王。他立刻派遣亲信董艾率兵突袭长沙王。

然而，长沙王司马乂早已对齐王司马冏心生不满。当初三王起兵时，他曾追随成都王司马颖一同进军，事后还曾委婉劝说成都王除掉齐王以绝后患。

如今见讨伐齐王的势头愈演愈烈，正是夺取权力的良机，长沙王司马乂果断先发制人。他仅率领百余精锐勇士突入皇宫，迅速控制晋惠帝，并下令紧闭所有宫门。

此时董艾的部队已抵达宫外，却发现长沙王已抢先一步，无法进入皇宫，只得在千秋门与神武门外纵火，试图制造声势、扰乱局势。长沙王司马乂则迅速反击，命部将宋洪率领禁军精锐直扑齐王相府，放火焚烧并展开猛烈攻击。一时间，洛阳城内战火纷飞，双方激战不休，喊杀声震天动地，浓烟烈焰冲天而起。

齐王司马冏见势不妙，急忙举起象征皇命的驺虞幡，迎风挥舞，高声宣称：“长沙王伪造圣旨，图谋叛乱！凡追随其作乱者，诛灭九族！”

长沙王也不示弱，将晋惠帝护送至皇宫上东门楼，命人登高疾呼：“齐王谋反，罪不容赦！若有继续助纣为虐者，夷灭五族！”

双方各执“大义”之名，在京师展开殊死较量。

虽然象征皇权的驺虞幡颇具威仪，但终究不如晋惠帝亲临现场来得震撼。当皇帝现身宫前，原本效忠齐王的士兵大多倒戈，纷纷归附长沙王一方。

眼见局势失控，董艾惊慌失措，急忙下令亲兵向宫楼方向乱箭齐发，企图以武力威慑，逼迫晋惠帝退入宫中。然而箭雨之下，不少护卫大臣当场中箭身亡，惨状令人震惊。

消息迅速传遍京城，民间盛传“董艾竟敢弑君”，舆论顿时逆转，百姓与将士一致认定齐王才是真正的叛贼，群起围攻其势力。次日，齐王府长史赵渊见大势已去，便擒住齐王，向长沙王投降。

长沙王司马乂命人将齐王五花大绑，押至殿前面见皇帝。

齐王司马冏跪地痛哭，声泪俱下，连连喊冤。

晋惠帝见他披头散发、叩首哀嚎的模样，心生怜悯，一度动了赦免之意。然而长沙王司马乂岂容仇敌活命？立即下令左右将其拖出宫门，斩首示众，并将头颅巡行各军以儆效尤。

齐王党羽如董艾、葛旟等人也相继被捕处决，家族遭株连三族，死者逾两千人。齐王身首异处的尸首被弃于荒地，整整三天三夜无人敢收殓。直到其旧部属荀闿、李述、嵇含等联名发布公开文书，恳请朝廷允许安葬，才获准自行处理后事。众人寻回头颅，缝合于尸身之上，草草掩埋，终使亡魂得以安息。

齐王司马冏于永宁二年十二月下旬（公元303年1月）身亡。朝廷竟以此为由宣布大赦天下，并将年号改为“太安”，仿佛一场政治清洗的结束。

从掌权到被杀，齐王司马冏执政尚不足一年半。

消息传至前线，河间王的军队立即撤回长安；成都王同样地退驻邺城，洛阳城内一时由长沙王司马乂执掌朝政。

然而，成都王与河间王为何不再进军洛阳？原因在于，此时国内多地已烽烟四起，局势动荡加剧，各方势力无暇深入中枢，只得暂时退守各自地盘，以应对日益失控的地方乱局。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