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
李志远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1]。
凭借成本优势、平台支撑及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优势，数字经济不仅深刻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还重构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底层逻辑，有力推动了企业国际化进程。《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持续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总额较上年逆势增长8.7%，达到1772.9亿美元[2]。
因此，厘清数字经济发展重构中国企业OFDI的底层逻辑，明确其在助力中国企业“出海”投资的促进作用和风险挑战，对于谋划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经济赋能“出海”投资
数字经济通过驱动参与主体变革、赋能商业模式革新等途径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规模提升。
第一，数字经济催生投资新主体，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变革。借助于数字驱动、平台赋能、技术主导等核心竞争力，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公司的投资模式，孵化了新型投资主体，驱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催生投资新主体。例如，数字支付平台兴起，助力中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商的对外直接投资。蚂蚁集团（Alipay+）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跨境支付生态，转型成为全球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商，推动了中国企业关于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标准的“出海”。二是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企业转型为跨国投资企业。例如，跨境电商平台崛起，促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为全球数字供应链整合商，推动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化经营和国际化生产阶段。成立于2002年的乐歌股份，早期专注于贴牌代工业务，2011年借助数字化工具构建了独立站，在充分掌握市场流量和信息的前提下，于2015年在美国建立第一家分公司，2016年在越南设立生产基地，正式进入了国际市场。
第二，数字经济开辟投资新渠道，赋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商业模式革新。基于数字要素驱动、平台生态构建、技术标准输出三大路径，数字经济不仅能够通过传统途径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还通过开辟投资新渠道，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商业模式的革新。具体来看，传统途径主要聚焦于大数据、数字技术等数字经济形式的发展，能够有效破解外部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跨境交易成本较高等难题。例如，阿里巴巴通过云计算和AI对全球消费大数据进行分析，精准定位东南亚市场，推动Lazada的跨境并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过程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大幅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商业模式革新主要体现在数字平台兴起，通过打通本土化壁垒、助力供应链管理以及支付生态搭建等渠道，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布局模式以及投资形式等产生的影响。例如，字节跳动通过算法推荐实现本土化内容运行，在美国市场用户突破1.5亿之后，才进一步推动数据中心和研发中心的海外布局；海尔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在德国建立智能工厂，实现订单响应速度提升50%，从而推动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借助于蚂蚁集团的跨境支付生态体系，中小企业的跨境结算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强化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对外投资。
二、数字经济“出海”的新风险
数字经济在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新挑战。这些风险涉及到技术、法律、地缘政治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不同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壁垒。
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已成为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争夺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标的。随着外部形势的日益复杂，国家间围绕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博弈也愈发激烈，这势必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例如，《2025年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百强权利人》报告显示，华为5G标准必要专利比例已提升至15%[3]，但仍然面临美欧联手推动Open RAN（开放无线接入网）标准的挑战，这种联合行动旨在削弱中国企业5G技术标准输出能力。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逐渐从创新激励工具转变为技术准入壁垒，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二，数据主权和合规风险。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主权与合规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复杂挑战之一。数据主权涉及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对其数据的控制权，包括数据的生成、存储、处理和传输等环节，这将涉及到数据的物理位置、法律管辖以及访问和使用权限等问题。
例如，为应对美国监管部门对短视频应用数据完整性的担忧，TikTok于2022年自行提出了“得克萨斯计划”，将美国用户的信息存储在甲骨文公司，并确保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无法获取这些信息。
合规风险主要体现，在各国可能通过立法对跨境数据的存储、技术标准、运行等方面作出强制性约束，从而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制度性壁垒。例如，2024年10月31日，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对Temu启动正式调查，重点关注产品合规性、设计风险、卖家管理方法和数据透明性等问题。若Temu被认定违规，可能面临高达年营业额6%的罚款，影响其欧洲业务的发展。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鸿沟。
当新兴市场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互联网接入、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方面与中国存在明显差距时，便会形成数字基础设施“鸿沟”。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企业“出海”投资的背景下，这种数字基础设施鸿沟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和技术适配性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挑战。
以华为在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数字基础设施鸿沟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数据，截至2024年，非洲的互联网渗透率仅为38%，5G覆盖了仅为11%，并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4]。落后的通信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华为在非洲市场的拓展。
第四，数字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它不仅要求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符合当地政府的数据合规法案，保证当地用户的数据存储和隐私安全，还要求跨国公司保证其自身的信息技术安全，有效防范信息泄露、网络攻击或数据窃取等风险事件的发生。
三、数字经济“出海”新方案
第一，推动国际技术标准对接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为应对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壁垒带来的新风险和新挑战，中国应加大力度推动国际技术标准对接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加强国际标准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如ISO、ITU）的标准制定工作，提升在国际技术标准认定中的话语权。推动中外企业在5G技术等领域的标准互认，削减技术标准带来的壁垒。其二，强化人才培养与服务支持。培养数字人才，建立境外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和援助服务。
第二，构建跨境数据合规与跨境数据流动协议。为有效应对数据主权和合规风险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可采取以下举措：一方面，设立“全球数据合规中心”，全面对接各国数据合规要求，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据合规”咨询。另一方面，加快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例如，以“一带一路”数字合作为平台，推动中国与东盟、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数据治理规则合作，并逐步向欧美地区推进。
第三，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全球布局与南南合作。数字基础设施鸿沟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此，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加快海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并与当地政府、运行商、国际组织携手合作，推动共建共享模式。其次，设立“数字丝绸之路投资引导基金”，为支持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数字能源、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等关键领域，提供财政支持或保险保障。最后，鼓励企业输出国产软硬件，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助力企业“出海”投资。
第四，打造全球数字安全能力建设体系。为应对数据安全相关的风险，中国政府应助力打造全球数字安全能力建设体系，包括在重点地区建立海外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对企业在海外进行数据安全合规认证进行财政补贴；支持头部企业在国际上发布《数字安全白皮书》等，以增强话语权。
注释：[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R]. 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4.[3] Patently100. 2025年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百强权利人报告[R]. 英国：Patently, 2025.[4] 国际电信联盟.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4[R]. 日内瓦：联合国, 2024.
来源：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