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值得注意的是，韩江并非仅凭《素食者》这一部作品获奖，而是因其创作中同时包含了"都市现代性"与"历史创伤"两种面向——前者如《素食者》对都市中产生活的剖析，后者如《少年来了》对光州事件的文学再现。这种"双重性"恰恰符合西方对东亚文学的期待框架。

2024年10月，韩国作家韩江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关于西方文化霸权与东亚文化自主性的讨论。

韩江的获奖绝非偶然，而是东亚文化在全球文化权力格局中复杂处境的一个缩影。

韩江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素食者》及其后续创作，呈现出西方文学评价体系对东亚作家的典型期待。

这部作品以现代主义手法描绘了一位韩国女性通过极端素食行为反抗社会规训的故事，融合了女性主义、心理创伤和社会批判等多重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韩江并非仅凭《素食者》这一部作品获奖，而是因其创作中同时包含了"都市现代性"与"历史创伤"两种面向——前者如《素食者》对都市中产生活的剖析，后者如《少年来了》对光州事件的文学再现。这种"双重性"恰恰符合西方对东亚文学的期待框架。

西方评价体系的透明化霸权在于，它将自身标准自然化为"普世标准"。布克奖评委会对《素食者》的评语是"凝练、优美且令人不安"，诺贝尔奖委员会则称赞其"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

这些评价看似中立，实则隐含着对东亚文学的特定期待——它应当足够"文学性"(符合现代主义传统)，同时又要有足够的"异域性"(反映东亚特定历史经验)。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西方对中日韩文学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对中国更关注政治性，对韩国更关注民主化转型，对日本则更关注都市现代性体验。

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韩江作品的英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Smith)并非韩裔，而是英国本土培养的韩语学者，她的翻译使文本读起来"甚至像是一本用英文写的著作"。

这种"归化翻译"策略虽然提升了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却也无形中强化了西方中心的审美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布克国际奖的奖金由作者与译者平分，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西方对非英语文学的"中介化"控制。

韩江的获奖与"韩流"(KoreanWave)的全球传播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近年来，从BTS到《鱿鱼游戏》，韩国流行文化在全球大获成功。

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2016年限韩令后，韩国文化产业的战略转向。此前，韩流的主要市场在东亚，内容更贴近东亚观众口味；此后，韩国文化产业迅速转向欧美市场，调整内容策略以适应西方审美7。

KPOP团体在舞台表演中追求极致的整齐划一，某种程度上恰恰迎合了西方对"亚洲纪律性"的刻板想象。

文学与流行文化在全球传播中面临相似的困境。以村上春树为例，尽管其作品在全球广受欢迎，却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

究其原因，村上作品过于"世界主义"，缺乏西方评委期待的"日本特色"。相比之下，韩江的作品既有《素食者》这样的都市寓言，又有《少年来了》这样的历史创伤叙事，更能满足西方对韩国文学的"全面想象"。

中国文学在全球传播中则面临更复杂的处境。莫言获得诺奖被视为一个突破，但其作品被接受的框架仍然是"乡土中国"与"政治隐喻"。

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中国当代都市题材作品难以获得同等关注？

这背后是西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想象"——从赛珍珠的《大地》到张艺谋的早期电影，西方更愿意消费一个"前现代"或"转型期"的中国形象。这种想象如此牢固，以至于中国科幻文学如《三体》的走红，仍需借助"文革"背景来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

面对西方中心的文化评价体系，非西方国家一直在尝试构建替代性的文化认可机制。日本曾设立"亚洲文学奖"，中国也有各类国际文学奖项，但影响力仍局限于区域范围。

究其原因，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时间，诺贝尔奖、布克奖的权威性建立在百年运作的基础上，新兴奖项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同等认可。

一个值得关注的实验是"中非文学奖"的创立。该奖项由中国与非洲学者共同发起，鼓励以中非交流为题材的创作。

与西方主导的奖项不同，它明确将"促进非西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作为宗旨之一，不回避其政治诉求。这种尝试虽然规模尚小，却代表了一种方向：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对话不必总是通过西方中介进行。

构建非西方文化评价体系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我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所使用的理论工具，本身往往来自西方。

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批判框架均由西方学界发展而来，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自主性追求陷入某种悖论。解决这一困境可能需要回归各文化的本土思想资源，同时保持对"本土中心主义"的警惕。

在全球化退潮、民族主义崛起的当下，东亚文化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结果走向军国主义；

二是二战后的亚非拉团结运动，但因冷战格局未能充分发展。今天，我们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

文化自觉是第一步。中日韩共享儒家文化传统，又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现代化路径。韩国通过文化产业主动融入全球市场，日本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接纳西方制度，中国则探索出一条结合社会主义传统与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三种模式各有得失，值得相互借鉴。

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更长远的目标。东亚三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欧美，但文化影响力仍分散而受限。设想如果中日韩能形成文化共同体，共同设立文学奖、电影节，推广区域文化产品，其影响力将不可小觑。当然，这一愿景面临政治障碍，但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可以先行。

韩江的诺贝尔奖是一个象征，它既显示了东亚文化在全球舞台上的进步，也暴露了我们在文化评价权上的从属地位。

真正的突破不在于有多少东亚作家获得西方奖项，而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这条路注定漫长，但值得所有珍视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共同努力。

在全球文化权力版图重构的今天，东亚需要既保持开放又坚持主体性的文化战略。

我们不必拒绝西方，但也不必以西方标准为圭臬；我们应当珍视本土传统，但也要避免固步自封。只有当我们能够平等地与世界对话，东亚文化的真正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