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就是我们这条船的船长。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母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从不插手干涉任何事，但却在背后发挥潜藏的影响力，把整个集团凝聚在一起。

在海上航行时，你甚少会见到船长，但你认定他一定在驾驶舱内。当你去驾驶舱时，可能只见到一名水手在掌舵，但船仍是四平八稳地行驶着。

母亲就是我们这条船的船长。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母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从不插手干涉任何事，但却在背后发挥潜藏的影响力，把整个集团凝聚在一起。

1949年，我与家族成员联手创办郭氏兄弟之后，在亲属眼中，我一定是个令人讨厌的暴发户。在所有人当中，我年纪最轻，但我却把所有人都差来使去，说话粗声粗气。我容不下何人做事拖泥带水，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如果我想做什么，任何人都拦不住。因为母亲处事公平公正，家人都会去找她抱怨。她总是耐心地劝他们，向他们解释说我只是一心努力为大家谋求福祉，不存半点私心。

郭氏兄弟巧妙地融合了我粗犷、强硬的风格和母亲如佛慈光环般的温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曾是这样的人。1960年末的一个晚上，跟伦敦市场在做交易时，但凡出现了一丁点错失，我就会对着叶绍义、柳代风和助手咆哮大骂。工作中，我每分每秒都像吃了火药似的。发起火来排山倒海，像维苏威火山爆发一样。有时真的气得眼前一片通红。那时的我，真的是魔鬼的化身。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被我骂过，尤其是我的左右手，可怜的柳代风。有几次，我更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就在他想要辞职的时候，他去见我母亲。母亲总是有办法说服他，让他继续留下来。她会劝他别在乎我的臭脾气和古怪行径，因为这都不是针对他个人。她解释说，我的脾气就像暴雨一样，总有过去的时候。

然后她会把我叫过去问："年，你怎么又发脾气呢？"不知怎样，她像能了解万事的节奏韵律，把事情看得很透彻，完全知道这些过云雨不会对集团构成任何实质的伤害。母亲就是这样维持着和平与团结。

她总是让我们关注大方向，她指导我们要远离那些会给人带来伤害、破坏和痛苦的生意。她的原则也促使我远离如医院这类的行业。对于生病需要护理但又付不起钱的病人，我们还怎么能忍心收费呢？我可以把医院作为慈善事业来做。但医患之间没有正常的商业关系。医院手里掌握着病人的性命。

母亲教育我和兄长永远不要贪心，她说赚钱的同时也要保持着高尚的道德。她强调，公司能赚钱，就要向本地的慈善机构捐款。

一天，她拿来了三块金属匾牌对我说："年，你在吉隆坡、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办公室。你把它们都挂在每天早上一定能看到的地方。"这些匾牌，警示我们永远不要牟取暴利，不要贪婪，多关注社会的各种需求。

我前面曾提到，从1974年起，我开始与燕志做生意。印尼整个国家的糖和大米进口都是通过他来交易的。那些日子，我每月至少去新山两趟看望母亲。我会向她讲述团的重大进展。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说，大米、糖和所有主要商品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食物，着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从中牟取暴利。我明白她口中暴利的含义。日用品交易中，赚1.5％到2％的利润是合理的，赚2％以上就可以说是开始向别人插刀子了。

我把母亲的训示在马来西亚付诸实践，我在这里创办了最重要的事业，包括炼糖厂和面粉厂，这让我一生感恩。1970年初，英镑贬值，农作物收成欠佳，导致价格混乱，小麦价格随时翻一倍。我很幸运，价格上涨前，直觉告诉我有大事要发生，我指令小麦买手，去谈判购入一整年的需求量。我们最终拿到了12到14个月的货。数周后，国际市场价格飞涨。

当我的直觉被证实时，我很快飞到吉隆坡，约见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秘书长丹斯里·纳西鲁丁·默罕默德( Tan Sri Nasruddin bin Mohamud )。我向他讲解了国际小麦市场的情况，建议他给马来西亚所有面粉加工厂发函（我们占了市场将近50％的份额）,调查一下他们各自以什么价格买入了多少小麦等等。我说："你必须这样做，否则面包和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便会立即上涨。"

我以成本价向市场投入小麦，并把面粉价格维持在很低水平。这样做，我将3,000多万马币奉献了给政府，而马来西亚政府亦得以严格调控面粉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用太聪明也能想到，我其实是可以将所购买的合同转到日内瓦或香港的离岸公司，这样我的面粉厂看起来是从这些离岸公司购入小麦。也就是说，我可以将暴利转移到海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反而心甘情愿地选择用于平衡国内市场价格。这全是因为母亲一直叮咛指引着我。如果你有这样的母亲，不断向你灌输"永远不要成为推高主要食粮价格的罪魁祸首，因为穷人都是靠此为生"，你便会像我一样。

母亲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判断客观。她博览群书，对各国发展了如指掌，无论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每当我遇到难题时，我就会去找她。有时，我只是跟她闲聊，没有直接提出问题，只是旁敲侧击地听听她的意见，便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智慧，知道该如何行事。如果我和同事之间相处得不愉快，我也会去见她，因为我有时也需要一个肩膀让我好好地哭一场。听罢我的倾诉后，她寥寥数语便能让我平静下来。

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专心虔诚诵经至少两小时。她会把中文经文放在面前的乐谱架上，然后随着节奏诵经。我前面曾提过，我潜意识里总觉得母亲的祈祷和她高尚无私的德行，在不知不觉间护佑着我，使我在险恶的商场中远离邪恶、免受伤害。

有一个例子我记忆犹新。一天，我新加坡的好友雅各布·巴拉斯介绍我认识了一个移民澳洲的匈牙利犹太人，这个人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哈托格（ Hartog PLC )。此人毁誉参半，但雅各布叫我放心，说他已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1960年末或1970年初，有一次我飞去伦敦做糖生意，收到了这个澳大利亚人的电话。他住在帕克路的希尔顿酒店。他提起雅各布的名字，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希尔顿的套间见他。我大约是上午11时到了他那儿。

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在交谈中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催眠了。他不知在胡诌着什么，我给迷惑了。他向我推荐一宗生意，要我投资二三千万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巨额数字。有那么三四次，我几乎要答应，与他握手成交了。华商一般很讲诚信的。对我们来说，口头承诺跟书面签字同样有效。我从来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

在最后一刻，仿佛有什么力量阻止了我作出口头承诺。我跟他说，我需要咨询我在新加坡的其他董事。他突然像只被捉到要宰杀的猫一样。我从他眼神中看得出，他被我这突然叫停的举动吓了一跳，眼中掠过一丝失望。这倒使我从他的圈套中惊醒过来。我说我会下午给他电话，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回到酒店，给我新加坡的董事打电话。

伦敦的中午是新加坡的晚上八时。我回到酒店，给母亲打电话。我说："妈妈，我需要你的意见。"我把整件事告诉了她，包括这个由雅各布介绍我认识的神秘澳大利亚人。

她说："给我两三分钟，别挂。"

她去翻她的经书。母亲常常会这样做。她会叫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个数字，比方说，我选了67，她就会翻到第67页。67页上会有好几段经文，她眼光落到那里，她就会挑出那句话，翻查注解。

她回到电话旁，说："儿子，别碰它！这是毒药！非常危险！你会血本无归的。"她的话像一桶冰水浇在身上。我给那人打电话说："不了，谢谢你。"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在澳洲的生意破了产。

这是母亲给我保护的经典例子。迷信吗？是的，但生活中确实有不少让人迷信的事，我别无它法，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他可能也催眠过我的朋友雅各布。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深爱母亲，总是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在1970年代末的一天，母亲把她当时的四个孙子叫到跟前（当时孔华还未出生）。四个孙儿包括鹤举的两个儿子孔辅和孔錀、我的两个儿子孔丞和孔演。母亲说："我老了，不需要钱了。如果鹤年发生什么事，这家公司就由你们四个年轻人联手主理。我要把我所有的股份平分成四份给你们。"就这样，她把她在郭氏兄弟的所有股份（当时她持有7%）都交了出去，自己一点也没有留下。

从那天起，孩子们不时送些钱给她。我请我新加坡的秘书林秀凤小姐每月给母亲寄5,000元坡币，确保她足够日常的开支。我记得她每月一般只花1,500元左右。

她的膳食主要是蔬菜和大豆，每天诵经四五次，衣着纯朴，深居简出。她无欲无求，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给当地的慈善机构、福州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公益组织。她是本地一份中文报章的忠实读者，这些媒体热衷于报道各种悲惨消息，如新山外的公路发生车祸，一名贫穷的出租车司机身亡，留下卧床不起的寡妇和五个年幼的孩子。母亲便会拿着剪报，坐车去市内找我的秘书，对她说："我想就把这几千元寄去给这个寡妇。帮我把这些钱换成汇票寄给她吧。千万不要公开。"如果一个鳏夫，由于要照顾孩子而无法工作，母亲也会寄钱给他，每一次都是匿名的。

母亲于1995年离世时，留下了一小笔信托基金，用于支持距离新山10英里外，士古来镇上一座由她一手筹建的佛寺。

对于我所拥有的财富，母亲给我的忠告是："儿子，不要把财富全都挥霍在自己身上。留下大部分给你的子孙和你设立的基金上。"这个忠告源自"积福"这两个中文字。这句中国哲理，说出人一生福祸，悲喜都有定数。如果你没有把它耗尽，通过善行，上天会帮你将你的善德转后代。我深深知道，我已经享受了，并可以继续享受着母亲和先人的福报。

1949年4月1日，我们成立了郭氏兄弟。八年后的一天，我对所有拥有郭氏兄弟股份的亲属说："现在是时候，我们应该给公司注入一点社会主义。"我说服了所有股东各自拿持股量的30％出来，集合起来以低价卖给我们的员工。由此，郭氏家族成员的持股量降至70%。以我个人为例，我的股份由25％稀释到17.5%。母亲的股份则降到7%，如此类推。

同样地，新加坡的控股公司郭氏（新加坡）有限公司，一开始也是由郭氏兄弟全资拥有。后来，我们发新股给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之后，我们又出售了更多股份给公司新聘的员工。如今，郭氏兄弟公司没有持有郭氏（新加坡）有限公司任何股份，两间公司只是郭氏集团的姐妹公司。

我移居香港，创办了嘉里控股有限公司，那些跟我一起移居的同事，如柳代风和李镛新，每人都购买了这家新控股公司0.5%到3％的股份。即使那些没有移居香港的新加坡管理人员，如张裕锦和吴树城也拥有嘉里控股的一批股票。因为我觉得，来自新加坡的精神动力对创办香港公司起了很大作用。那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公司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都有参股香港公司的机会，而且我还把东南亚的生意慢慢下放给他们管理。

我很早期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就是在每间控股公司预留一批股票。一开始我就想到，1960年代跟随我的同事，到1970年代时可能已不会再有贡献和建树了，而1970年代的功臣到1980年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总要预留一批股票，用于激励新人。预留的股票有时会变多，因为许多旧人会选择退休，并兑现手上的股票。回收的股票便可循环再给新人。人们一旦从雇员变身股东后，他们的态度就会转变。如果我们作了愚蠢的投资，他们也会感到心疼。不仅管理层持股，任何有成绩、有贡献的员工，包括我出色的秘书黄小莲也持有股份。

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关系至为重要。人们必须对父母和祖辈，包括妻子家族的长辈尽孝，还要疼爱兄弟姐妹。

此生与我共事的人，无论是直接为我工作或在为公司工作的，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称他们为工作上的手足，因为当你创办一家公司时，你和你的同事真的亲如一家。我跟他们共事60多年，同泣同乐。他们几乎比我的亲兄弟还重要，只是这种情感不会冲淡我的兄弟之情或对母亲的爱。我只是想说，我对工作上的手足一样看重。

不过，有一次，我们集团差点要分裂。我已故的五堂兄、曾在父亲的东升公司任职的郭鹤青，在1949年郭氏集团成立时持股25%，这与我所持的股数相同。鹤青是我二伯的长子，而二伯是我父亲最爱的哥哥。鹤青曾在英国求学，对父亲极为忠诚。

鹤青有七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大卫（ David Kuok ）在英国修读过会计。我们雇用了他的三儿子詹姆斯（ James )。他开始时被派到我十二堂兄所领导的一个部门工作。过了几个月，我十二堂兄对我说："哦，我们这个侄儿不行啊。"詹姆斯的行径古怪，他常常从办公室无故消失。最后，我们只好让他离职。他离开公司后，与其他人合作尝试过各种生意，但终究一事无成。

数年后，我因为同情他，重新聘用了他。这一次，我直接管他。但我慢慢发觉之前对他的投诉都是对的。他确实是个很糟糕的员工。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他说："詹姆斯，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经常出差在外，当我回来时，我的同事们都来投诉你。"所以，我们只得请他再度离开。

1970年初，在郭氏（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上，鹤青的四个孩子，包括詹姆斯和大卫突然现身。那时我以董事长身份宣布会议开始。当我谈到账目时，詹姆斯说："董事长，我要了解一下账目。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是股东，我们都对这些账目存疑。我们认为是假账。"

我于是说："詹姆斯，这些账目都经过审计的。你想质疑什么呢？"

他回答道："董事长，现在我不是以侄儿的身份，而是以股东的身份来向你提问。我们还是正式一点。"我看了看鹤青，他一直低头不语。

接着，詹姆斯和大卫指控说我们的账目曾被编造篡改，严重失信。我略作训斥，表示不能接受他们的指控。他们反复说了两三次，要求我表现得像个董事长："这不是家族会议！董事长，你怎能用这种语气？"

会后，我去找鹤青，问他："鹤青，发生了什么事？"

他答道："我不知道。我无法控制我的孩子。"鹤青20多岁起就开始抽鸦片，所以他实际上是毒品的受害者。他脑子里想什么，只有他自己和那些毒品知道。他说的话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事实。

我说："好吧，鹤青。你知道我很努力工作，经常出差。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的人想搞宫廷叛变，只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你现在向我承诺，会管好自己的儿子，一是卖掉你手上的股份，全面退出。否则，这样下去只会酿成灾难。"

这种骨肉相残的争斗持续了两年或三年。我在尽力管理生意，鹤青的孩子们到处散布关于我的恶意谣言。我不能为此去咨询母亲的意见。有一次我去探望她，正想提起这件事，我看见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极度痛苦的表情。她的回应，大意是："年，他们也是我的孩子。你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件事上不能表态。"她眼见家族不和，痛心疾首，但作为长者，她必须不偏不倚，不愿置评。

鹤青的子女不断威胁要起诉我。经过几年的对立纷争，我们终于达成和解。他们退出公司，以2,500万坡币出售手上的股票。鹤青的长子彼得( Peter )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我记得我对他说："彼得，如果你们能善用这2,500万元现金，你们可以做出超越母公司的成绩。但如果你们没有能力管好，那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不幸的是，正如我所担心的，后者应验了。我了解那几个孩子，知道他们一定会争得翻天覆地。我们和解数周后，他们弟反目、兄弟与姐妹反目、姐妹之间反目、母亲与儿子也反目了，相互不断诉讼。

和解一年多后，鹤青来见我。我当时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他从电梯里出来时，气喘得很厉害。我问："青，你身体怎么这么糟？"他暗示生活压力很大。他不停急速喘气好一阵子。

鹤青告诉我，他的儿子已经对他提出诉讼。詹姆斯联同其他几个兄弟告上法庭，说鹤青霸占了理应属于子女的红利。鹤青说，这些年来，他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父子间的纠纷，所以从未在意。不过这一次，子女可能有证据在手。

鹤青向我求助。他说："如果真的开庭，你能不能来宣誓作供？"

我答道："鹤青，你要我帮你做伪证。如果我被你儿子的律师或者法官询问时，我只能如实作答。我很抱歉，鹤青。我建议你尝试跟儿子和解吧。"

可怜的鹤青说："我理解的，我理解的。我这个要求太过份了。我已无话可说了。"他起身准备离开。我跟他说："鹤青，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几个月后，他就过身了。

在我看来，营商的才干和直觉都是天赋的，无法从课堂中学到。我认为最恰当的例子就是足球比赛。顶级的足球员才能都是天赋的。非天生的顶级球员是可以通过训练成为一名好球员，但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成为贝利、梅西这样的巨星。这些球王天生就有超人的球技，再辅以后天的训练就如虎添翼。

我从商以来，从来没有榜样可依循，也没有导师指引。我没有把自己与任何人比较。这一点，也许是自视过高，不让自己与他人相比。我只拿我的原则和理念与我的良心相比。我总是想，母亲会如何处理，已故的二哥鹤龄会怎样行事，他们就是我良心的指引。我不认为自己待人处事特别出色出众。我知道，一定有人比我宽宏大量。

每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原则，时刻记在心中。我不相信通过学习便能成为出色的商人。我认为观察自然规律胜于听从别人的忠告。我在父亲的身上看到精明，在他的商业关系中看到一些非常人性化的素质。母亲则用她的智慧深深影响着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能真正影响我。事实上，我在其他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弱点，然后我再从反面去学习。我一旦观察到他人的弱点，就会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那样。

我雇用员工主要看他们是否诚实、勤劳和聪明。我要在他们眼里看到忠诚。我并不看重工商管理硕士的学历或优才生等称号。我们可以雇用一个聪明人，一个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但如果他心术不正或者生活态度扭曲，那聪明又有何用？我宁愿要一个墨守成规的普通大学生，只要他值得信任，头脑清晰，懂得人情世故就可以了。我一生痛恨什么精英管治的想法。直觉告诉我，那只会是带来灾难。最重要的是集团内部的团结：团队合作、努力工作、永不背叛。建设一个稳固的企业，不需要雇用爱因斯坦或者诺贝尔奖得主。

我在学校读书时很少能考进前五名。即使这样，打从很年轻时，我就明白，前五名的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会出类拔萃。他们往往自视过高，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价值观和想法都是错误的。我想："现实生活可是截然不同的。"在学业上考取高分的学生总是被大多数同学所羡慕。但他们一旦获得成功，常常会冲昏头脑。如果你去研究他们一生的轨迹，你会发现，他们后来往往都很失败。因为自大悄悄然占据了他们，而且总是发生在最为危险的年纪。

我聘请员工或与人做生意时，我很注意对方是否有虚荣心。我发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承认错误。你如果去恭维他们，他们就会加速自我膨胀。恭维是最廉价的贿赂。你会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人都很爱虚荣。而事实上，无论男或女，要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谦逊。人必须保持谦虚低调，因为无论今天你有多强，总有一天会有人比你更强。无论你有多少物质财富，都要紧记，人不是孤立生活的，我们永远都是社会的一分子。

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格言"失败乃成功之母"。确实，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只要他有坚韧的性格，他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去扭转局面。但我在多年的商业生涯中，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把这句格言反过来说，或许更能反映现今社会真实的一面，就是"成功乃失败之母"，因为成功会使人骄傲、轻率。

你身边的人，在你成功时还能看清大局地对你说："注意啊！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可能会对此置之不理。但反过来，当你身处困境时，不断挣扎奋斗的时候，你就会要求他："把话再说一遍。"并且会加倍地聆听别人的忠告。所以，紧记要保持谦虚。谦虚只会让你加分，绝不会减分。而且还不用花分文便能得到。

同样地，我相信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去积累财富。渐进致富让人学懂节俭和守护财富。他会更懂得关注社会和身边的贫苦大众。因为他自己一生都在辛勤工作，与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摩肩接踵，让他更能深切地体恤弱势群体的需求。

母亲送给我的牌匾至今仍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