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任时把广东治理得非常好！

摘要：“南天王”陈济棠身上总贴着两个标签：一个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枪杆子硬、地盘稳，把广东攥在手里当独立王国；另一个却是修桥铺路、办学兴商的建设者，治下广东有过“黄金时代”。

“南天王”陈济棠身上总贴着两个标签：一个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枪杆子硬、地盘稳，把广东攥在手里当独立王国；另一个却是修桥铺路、办学兴商的建设者，治下广东有过“黄金时代”。

这对矛盾的标签拧在一个人身上，让人看不懂——一个靠武力霸着地盘的军阀，怎么会在八年里让广东冒出高楼、学校，连物价都稳得普通工人能养家？

老广东人茶余饭后提起来，说他“坏得实在，好得具体”，到底哪面才是真的？

1890年，广东防城县（今广西东兴市）的海边渔村，陈济棠生下来时哭声比海浪还响，家里人说这娃“命硬”。

十六岁那年，他把私塾先生的戒尺往桌上一拍，揣着两块银元从防城老家走出来，没带行李只背了本《孙子兵法》，一路走到广州考陆军学校，入学第二年就入了同盟会，对着孙中山像宣誓时手都没抖。

军校里成绩中等，却靠打靶准、队列齐被教官记住，毕业直接分到部队当排长，扛着枪从粤军打到桂军，从连长熬到营长，1925年打陈炯明时带着一个连死守惠州城墙，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还往前冲，战后直接升了第四军师长，肩章上的星子亮得晃眼。

1929年蒋桂战争正酣，李济深被蒋介石扣在南京，广东群龙无首，陈济棠揣着密信去见蒋，弯腰递茶时帽檐都快碰到桌面，蒋拍着他肩膀说“济棠可靠”，转头就让他接了广东军权。

那时候南京都觉得这是个“听话的土包子”，说话带广西口音，穿军装总歪着领口，不像会成气候的，没料到这人把广东的税收、军队全攥在手里，连南京派去的官员都被他用“水土不服”打发回来，硬生生把广东变成了“独立王国”，报纸上开始叫他“南天王”，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骂“竖子成名”，说当初看他“土头土脑，说话结巴，不像会成气候的”，到底还是看走了眼。

1929年刚掌权，陈济棠就盯着珠江两岸的渡口发愁，船来船往堵得像粥，当即拍板修桥。德国工程师带着图纸来，他蹲在江边看地质报告，烟灰掉在测绘图上烫了个洞也没察觉。

1933年海珠桥通车那天，桥上挤满了人，自行车、黄包车、汽车在钢铁桥面上跑，江风都带着新鲜劲儿。中山纪念堂的穹顶从越秀山脚冒出来时，全城人都跑去看，说这圆顶比总督府还气派；爱群大厦盖到十七层，成了华南第一高楼，电梯上下时钢缆咯吱响，吓得老太太抓紧扶手。

他带着工程队在广州城里“开膛破肚”，从永汉路（今北京路）拓宽开始，三十多条马路像血管一样铺开，黄沙到东山的汽车跑起来不颠了；一千三百多条内街小巷也被捋顺，以前能卡住黄包车的窄巷，拓宽后能并排走两个人。

1935年的广州地图拿出来，比十年前密了一倍，骑楼底下商铺连片，晚上电灯亮到后半夜，巡警提着马灯巡逻，都说“陈老总来了，路好走了，夜也敢行了”。这些钢筋水泥的骨头撑起来，广州才算有了现代都市的样子，也给后来的学校、商铺腾出了地方。

陈济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他主政那几年，广东的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村头祠堂刷白了就是教室，城里中学招生成了稀罕事，学生背着铺盖卷从各县涌来，全省新增四百多所小学、六十多所中学，黑板上的粉笔字写得比以前更用力了。

经济上更是另一番景象，骑楼底下商铺一家挨一家，从早到晚挤着人，钱庄伙计数钱数到手抽筋，物价稳得离谱，一担米的价钱半年不变，纺织厂女工月薪能养活一家五口还能攒下给孩子上学的钱，黄包车夫跑完一天活，买得起两斤猪肉打牙祭，广州街头开始有了“华南首善之区”的牌子，报纸上天天说“黄金时代”来了，老百姓也确实觉得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但枪杆子撑起来的地盘，终究藏着军阀的獠牙。

他下令查封进步报刊，学校里进步学生被强令退学，工农集会刚搭起台子就被军警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