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那么几天,我连续在网上搜索和欣赏名人视频。除了鲁迅先生的没有找到,光绪皇帝、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蒋经国、李登辉等人的音容笑貌,我都排着看了一遍,并且根据他们的形象和语言揣摩他们当时的内心世界。
安之若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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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天,我连续在网上搜索和欣赏名人视频。除了鲁迅先生的没有找到,光绪皇帝、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蒋经国、李登辉等人的音容笑貌,我都排着看了一遍,并且根据他们的形象和语言揣摩他们当时的内心世界。
最珍贵的当属光绪皇帝的一段视频,是他在一群官员的陪同下视察北京大学(那时还叫京师大学堂)时对莘莘学子的教诲,大意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是社会精英,文化精英,要学有所成,担负伟大使命,为社稷复兴,为万民福祉,披肝沥胆,承前继后云云。他容貌清秀,满嘴京腔,思路清晰,吐字清楚,很是好听。
蒋介石讲浙江宁波方言。毛泽东主席说湖南湘潭话。他们都拉着腔调,不太容易听懂。比较起来还是要数汪精卫和周恩来的官话(普通话的前身)说得最好,感觉气宇轩昂,流畅自然。
不独是光绪皇帝,当时清末皇宫里的大小太监也都有点文化。北京著名社会学家、世界语者叶念先同志聊天中给我讲,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爸爸、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从一个老太监手里买到的。当时他只有五六岁,他爸爸拉着他的手去地安门恭俭胡同看房子,进了那家的大门,看到院子西北角坐着一个光头太监正在阳光下脱了棉袄逮虱子。叶老说了来历,那太监挥起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用那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说道:此事甚慰,倘若贵客您尽快拿钱来,房子即可随时易主,决不嗟悔无及。俨然一副懂得礼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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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课堂上我曾给刚入学的新生强调四个问题:你是谁?这是哪里?你的大学四年准备怎么度过?你的一辈子如何自我设计和践行?如果这四个问题都一片混沌,那么你的未来就不能不令人忧虑。谈恋爱是你们的权力,但那不是主业。当一个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住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吃苦受罪。不要指责和嫉妒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等人抢占了优生优育资源,关键问题是人家有那个能耐,当你们也有了那个能耐的时候,一切愤愤不平都会自然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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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过足了观看世界杯乒乓球比赛的瘾。釜山赛、澳门赛、沙特赛、重庆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我端坐在电视机前逮着央视的实况转播就看,尽量场场不落。总体感觉我们中国队仍然是一枝独秀,世界第一,但外国队卧薪尝胆,进步神速,两者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好多场次都是龙虎相斗,竞争激烈,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那种惊险场面把我看得心惊肉跳,几乎都要惹出心脏病了。韩国华裔女乒队员田志希是个例外,她知道自己与孙颖莎不在一个档次,那不是靠努力训练就能跃上的台阶,就把比赛当成了一种享受,尽管每局她总是以较大的分差落后,但自己给自己打气,每输一球都镇定自若,每赢一球都会露出开心的微笑。这才是竞技达人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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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河南著名作家周同宾散文,知道他喜欢翻看字典和词典,不觉会心一笑。我也有这种爱好,甚至同样的字典词典一买就是好几部,分别存放到学校的宿舍、办公室、自己家里和子女家里,甚至也放到十六吋拉杆箱里一部,便于出差途中随时拿出来查阅词条和生僻字,哪怕是在疾驶的高铁上或翱翔的飞机里也是如此。
有许多习焉不察的东西,一经查证辞书就变得有意思了,譬如干部这个词,它的汉语本意是树枝的主干部分,从日本汉字里再转变回来,就成了政党、政府、军队和事业单位的工作骨干,还往往包含有领导者的概念。大部分企业、民办学校、农村农民中当然也有干部,只是这种干部好像认可度低,是内部粮票,在社会上不怎么流通和认可。
还有“作家”这个词汇,它是指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国家稿酬太低,靠专门创作而生活的作家稀少,大部分作家只是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而已,平时有各自的职业照应。像叶君健前辈其实是文化部英文版与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家和负责人;季羡林前辈是供职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育家和副校长。加入各级作家协会,被组织部门任命或选举为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当然是作家的象征;但最重要的还是得写出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社会声誉较高的作品。我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见过中宣部原副部长周扬前辈的两本薄书,合起来估计也没有我的一本散文集字数多。有的学者只承认他是文艺界领导人,否认他是作家和理论家,也就持之有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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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要表现不过分就成。我曾经注意到大家在看集体合影时,首先会寻找和端详自己,而不是别人,哪怕别人比自己级别高得多,知名度大得多。其实国家也是。每个国家在编辑出版《世界地图》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国家放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不久前召开的中日韩峰会,我国的表述是中日韩,日本的排序是日中韩,韩国的称呼是韩日中。就连已经结束近八十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为它功劳最大,苏联觉得自己才是中流砥柱,而我们中国也当仁不让,宣传自己抗战最久,贡献最巨,拖住了日寇几百万兵力不能南下和北犯,才有了太平洋战争和苏联红军挥师东北剿灭关东军的伟大胜利。
在县里市里当记者时,每年都会碰到个别县市领导找到电视台来兴师问罪,因为他感觉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把他的名字排得靠后了。其实看电视时没几个观众在意他的官衔和报道顺序,是他养尊处优习惯了,太拿自己当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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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日子充满温馨,也出现意外,才让我们的生活五味俱全。
家乡一个朋友,要职务有职务,要钱财有钱财,家庭哪里都好;只是唯一的儿子智障,吃饭睡觉不耽误事,却无法正常学习和就业。他还头脸畸形,四肢僵硬。这让他们两口子伤透了脑筋。
在高校当教师的时候遇到过一些糟糕的事情: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不知道穆青与李普;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不了解夏青和葛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没听说过夏衍与黄源;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不熟悉梁漱溟和晏阳初,更别提于右任和刘文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整天沉湎于电脑和手机,连教科书都不看,更不会主动去图书馆博览群书。他们将来的就业问题让我深感忧虑。
我曾与子女交流思想:人在职场,一纸任职文件发下来,你可能成为这个官那个长;又一纸免职文件发下来,你可能什么都不是了,变成一般群众。唯有健康的身体和渊博的学问是自己最靠得住的东西。别人给不了,当然也拿不走。只是需要自己奋黾学习,持之以恒。
从本周起儿子已经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每到这时他都得去河南中医药大学参加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行政干部在职学习。我和他的妈妈鼓励他: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带好小茉莉,解除你的后顾之忧。你安心学习且学有所成,我们全家人就会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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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生是个粗糙的人,思考不细致,行事不周全,成为很难改正的老毛病。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次参加期末语文考试,试卷很简单,就是默写一段毛主席语录。我把其中的一个省略号错写成了句号,获得了九十四分。我找教语文的王老师讨说法:您不是说谁如果错一个标点符号扣一分吗?这次考试怎么扣了我六分?王老师批讲:省略号长,不同于一般的标点符号,共六点,一点一分,所以就扣了你六分。我又问:我前头有五个一百分的,这五个一百分应该是并列第一名,您怎么还把他们分出了一至五名?这样做我的排名不是又靠后了吗?王老师自信满满:一百分里也有水平高低,我理所当然要给他们分出谁前谁后。
我一肚子不乐意也只有认了,现在想来那些委屈根本不是个事。再说那还是文革时期,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是民办教师,本身学历和学养就不高,更没有接受过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出题赋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靠想当然办事也就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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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有一位山东籍老人,退休后坚持学习,七十七岁时和孙子一起考大学;九十八岁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一百零五岁考取博士研究生。这位老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心动促进行动,谁都可以成为有知识有学问的智者。
从四川文友那里获悉消息,四川著名作家魏明伦先生于2024年5月28日凌晨病逝于成都。魏先生七岁学唱戏,九岁登台表演。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成为卓有成就的杂文作家和词赋专家,是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我在四川工作时,新校区的《文昌赋》就出自他的手笔。语言洗炼,朗朗上口。赋的全文被鋆刻于学术大厅门口的墙壁,我和同事同学都曾站在那里留影。也想过抽空去成都拜访他,但现在年纪大了,热情减退,总是懒惰迟缓,就没有行动。人去世了,作品永恒。魏明伦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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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家父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自行车还是稀罕物件,一般人买不起,骑不起。他从鲁县去许昌开会,要带着背包走两天,头一晚住在郏县的干店,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许昌。一路上走得腰酸脚疼。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干部时兴学骑车,他再去许昌开会,骑着车早晨从鲁县出发当晚就到了,那种激动和兴奋冲淡了沿途的劳累。
我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会了骑车,是二姐周六下午骑车从董村高中回到家里后,我推着她的旧自行车到打麦场学会的。跌倒了多次,才掌握了骑行技术。在平头山电视台混饭那段时间,我常骑着车回鲁县,因为工资低,开支大,骑车回家能省下十来元车票钱,不济大事济小事。后来我去商丘、重庆、晋中、湛江等城市的学院工作,都要买一辆自行车方便出行。没事就在市区转悠,把主要街道、主要单位记得烂熟。
河南著名作家、老朋友磊子骑着车居然跑遍了河南的南阳、洛阳、焦作、新乡,甚至到了更远的山西一些县市。一路采风,一路创作,好散文层出不穷,很是让我羡慕。我就想:等我身体完全恢复原样了也骑车出行,起码先把平头山所属的好几个区县排着参观游览一遍,一个区县待上两三天,看它最好的书店、庙宇、牌坊和博物馆等,返回后沉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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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便,资讯发达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因为相聚容易,人情味就淡薄了。我在外省的好几所高校工作过,每所高校都有河南老乡,但老乡与老乡之间联系并不多,直到分手大多连一次饭都没在一起吃过。在四川某校工作时,获悉一名青年女教师是河南人,但她到底是豫北安阳的还是豫南信阳的,是豫西洛阳的还是豫东商丘的,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对我亦然。直到有一天我们碰巧都站在一楼电梯门口等着乘电梯上楼,而电梯突然坏了,一半会儿修理不好,我们才有了搭讪的机会。于是,我问她答,内容如下:
俞老师,你是河南什么地方的?
平头山。
是市区的还是哪个县的?
是市区西边靠近宝丰的那个鲁县。
哈哈!越说越近,我也是鲁县的。你高中是在鲁县哪里读的?
三高。
嗷!我知道,在露峰山下,辛集那边。我在家乡的新闻媒体混饭时常去三高采访,和三高的校长史记录、书记杨望天都成酒友了。抽空我们聚聚吧?
中啊!抽空我们聚一聚,我做东。
我是哥,工资又高,我做东,不花你的钱。
当时我们两人说得挺亲热,过后却彼此都忘记了这件小事。
不久前我正在郑州家里坐着看书,收到一个女性的电话,是打听郑州哪里的中医院和中医好,她想用中药为母亲治病。我感觉她的声音很熟悉,但不知道具体是谁,又不好意思直接询问,就迂回着说话,聊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来她是原先的同事俞老师。我们已经中断联系多年。我说:我对这一行也不懂,我把我儿子的手机号码发给你,你直接和他沟通吧!他就在市中医院工作,虽然不是医生,但毕竟了解大致情况,可以帮助你尽快联系专家。她连连称谢。她肯定看过我每天发在朋友圈里的文字,知道我在郑州,我却不知道她目前去了哪里。她不说,我不问,这个通话结束以后我们继续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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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周时间,阅读了两位台湾作家的散文集,是《张晓风散文精选》和《琦君散文精选》。两位作家都是大陆出生,台湾工作,受到过比较好的大学教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感情细腻,文笔清丽。家庭的颠沛流离,内战的烽火硝烟,人民的疾苦安顿,都在她们的深情回忆中得以款款还原。过去我崇拜台湾作家柏杨和李敖的作品,年纪渐长,对他们慢慢疏离。尤其是李敖的那种桀骜不驯,好在苟活于台湾,如果放到文革时期的大陆,他即使有一百条命恐怕也得丧失在“四人帮”的枪口下。他指责两蒋“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些难听话恐怕用来指责哪个政治家,哪个都饶不了他。
琦君前辈如果健在差不多都人至期颐了,但论起文学创作,就像我们同龄人一样具有共同语言,她说:年轻的朋友要爱惜光阴,趁记忆力强时多读书多吸收,在成长中慢慢消化,培养辨识力、思考力。创作上一个最重要的字就是诚。诚就是真挚的感情,正确的思想。修辞立其诚,不诚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只是在文字上玩技巧,终落得空疏无内容。秉一个诚字而写,便是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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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各系的教授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的哲学和伦理学专著我一直百读不厌。
多年前的一天,何教授和几位香港大学的同行围绕着北京十三陵水库徒步旅游,随身携带的食品和饮料用完了,而沿途又没有商店供应,这让他们吃了一些苦头。走到一个村庄时,村主任正在村子大路边支起了帐篷,摆放了桌椅,为儿子儿媳举行婚庆而大宴宾客。何教授向当地群众询问了随礼行情,就找到村主任家商量:我们是北大和港大来旅游的教授,一路奔波饿坏了肚子。我们也想像其他老乡一样每人给你送一份贺礼,你让我们也坐桌赴宴好吗?村主任眼珠一翻:那怎么能行!你们好久没吃饱肚子了,饭量一定很大,坐下来狼吞虎咽,把酒菜一扫而光,我岂不赔钱了!几个教授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好忍饥挨饿继续前行。
这件小事给韩老师的启示是:市侩者眼里没有大师和学者,也没有文化与学术。夜明珠再璀璨和珍贵,瞎子却不会当宝贝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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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儿媳上午七点多上班去了。家庭领导在卧室里搂着小茉莉睡觉。客厅里静悄悄的。我喝完一碗鸡蛋茶,就坐在沙发上看书。三十五岁以后,购买和阅读的每一本书都是精品,开卷有益,于斯为盛。就教育家而言,蔡元培、胡适、刘道玉、钱理群四位先生的著作给予我的教诲最为深刻。手机里储存着从孔庆东教授那里得到的钱理群先生的电话号码,却一次都没有主动给钱老打过电话,可能自己年龄也大了,感觉学习他的著作就成,没必要再去打扰他本人。
那年夏天我从本单位停薪留职后,匆忙去西安找工作。公交车路过陕西师范大学老校区门口,我下车到校转了一圈,参观了一下自己当年住过的宿舍和爬山虎环绕的图书馆。想去“唐音阁”看望恩师霍松林教授,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突然滋生出来,像麦芒扎伤了我的心脏:如果见了霍老,他问起我的工作和治学,我却是一个田园荒芜,片甲不留。羞羞答答和嗫嗫嚅嚅中无从说起,那该是多么丢脸的事情。只好掩盖着黯然伤神,踽踽而惶惶地加快步伐离开校园。一直到霍老逝世,我们都未能再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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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去做。在自己懂得的领域理性发言。这应该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
譬如乌克兰危机,表面上看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利益冲突。苏联解体后,美国和北约违背当初北约不东扩的承诺,一再指挥军队东进,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还引诱乌克兰认贼作父,把枪口抵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这事放到谁身上谁都不会咽下这口气,俄罗斯的反击理直气壮,而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团结是为了共同抵御迫在眉睫的危险。要知道美国勾引乌克兰对付俄罗斯那一套早晚会用到中国台湾这边。不过,请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他们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不要盲目同情乌克兰,世界上不是谁弱小谁就天然有理,国小国弱却自不量力找打挨,过去的越南、利比亚,今天的乌克兰、菲律宾都属于这种货色。打仗也不全是坏事,长久的和平对人民是好事,对军队则容易麻痹神经,松懈斗志。
有时候还真需要战争,尽管战争是残酷的,避免不了流血牺牲;但战争也是最有效的教训敌人,消灭敌人,解除威胁,消除隐患,淬炼自己军队,以增强实战经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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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文友张荣伟兄弟的朋友圈里看到八个字:多记人好,少记人过。他言之有理。其实这也是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和人伦秩序,我小时候祖母也这样教育过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都会有缺陷有毛病,只要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要多包容多谅解,而不是动不动就指桑骂槐,甚至剑拔弩张。尤其是对于在人生道路上温暖过自己,指引过自己,帮扶过自己,成全过自己的人要心怀感激,而不是对其吹毛求疵,得陇望蜀,更不能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相信和接近出身卑微,性格极端的人,就是觉得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正气凛然,义愤填膺,其实无非是手里无权,兜里无钱,导致他们心理失去平衡,仇视成功者而已。一旦他们混上一官半职,那种野蛮和贪婪要比出身于干部家庭的领导坏得太多。
韩君健,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河南平顶山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原为高校行政干部和文科教师,现居郑州。中国伦理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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