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丰县县衙坐落于“城中央，左临文庙，右接武营，街衢四通”（《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兼具行政中枢与战略要地双重属性。其建筑形制承袭清代官署，但已显衰颓之态。黄体润曾叹：“大堂梁柱虽雕花犹存，然瓦裂椽朽，每逢暴雨，积水没踝。”（《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
民国丰县县衙坐落于“城中央，左临文庙，右接武营，街衢四通”（《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兼具行政中枢与战略要地双重属性。其建筑形制承袭清代官署，但已显衰颓之态。黄体润曾叹：“大堂梁柱虽雕花犹存，然瓦裂椽朽，每逢暴雨，积水没踝。”（《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主体建筑群以青砖灰瓦构筑，大堂悬“明镜高悬”匾额，二堂挂其亲书楹联“守土安民非易事，披肝沥胆是初心”，檐角风铃在日记中被描述为“风起铃咽，如诉乱世苍凉”。
县衙功能随战事演进不断调整，黄体润详述：“大堂白日审案，入夜则置沙盘议兵事；二堂文书堆积如山，竟无立锥之地。”（《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七年冬》）
政务中枢：二堂东厢设机要室，“凡田赋册籍、剿匪密报皆锁铁柜，钥匙不离吾身”（《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九年四月》），西厢则为接待室，常见“士绅持烟袋踞椅争赋额，农妇抱婴啼诉匪患”场景。军事要塞：1938年后，县衙增设地下指挥部，黄体润记录：“掘地三丈成密室，煤油灯昼夜不息，地图钉满土墙。”（《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八年秋》）后院马厩改作临时军火库，“步枪捆扎如柴垛，手榴弹箱垒作桌案”。生活空间：后宅书房成为黄体润精神寄托，“夜半秉烛录日记，鼠啮窗纸，枪声时闻，犹奋笔不辍”（《黄体润日记·民国三十一年除夕》）。县衙在“修毁交替中苟延残喘”（《黄体润日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35年洪水后，“征民夫八十，拆城砖补衙墙，老吏持尺督工，妇孺运土不止”（《黄体润日记·民国二十四年九月》）。至1941年遭日军轰炸，“大堂东角轰然崩塌，瓦砾埋没案牍，幸档案前夜已转移地窖”（《黄体润日记·民国三十年三月》）。黄体润曾自嘲：“吾非县长，实为泥瓦匠首”，道尽修缮之艰。
1948年11月，黄体润在最后日记中写道：“焚不能携之文书，烟柱冲霄，如衙署将倾之谶。”（《黄体润日记·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撤离时“以青布裹县志三册、官印一方负于背，回望衙署鸱吻，知此生不复见矣”。1950年代，新政权的调查报告称：“旧衙木料用于建小学，石狮砸碎铺路。”今人仅能从黄体润“大堂前古槐，三人合抱，枝干虬结若苍龙”的记述中，遥想当年景象。
这座“在纸页间比砖石间留存更久”（地方史学者评语）的县衙，通过黄体润的“铁划银钩字迹与斑驳蓝墨水”，将民国基层政权的挣扎、知识分子的坚守、传统建筑的消逝，凝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处日记引文，皆是历史肌理的真实切片。
来源：淮海之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