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从日本人身上学会了一点，就是要专注经营一些具规模、拥有成熟市场、稳定而持续的产品。这些产品不用因买家的喜好而频繁转换，例如塑胶桶，每年均要随着买家喜好的颜色和形状而转变。这一点让我明白到，日本人为什么找我做食糖贸易，然后再做面粉加工。因为市场对这些终端产品的

我从日本人身上学会了一点，就是要专注经营一些具规模、拥有成熟市场、稳定而持续的产品。这些产品不用因买家的喜好而频繁转换，例如塑胶桶，每年均要随着买家喜好的颜色和形状而转变。这一点让我明白到，日本人为什么找我做食糖贸易，然后再做面粉加工。因为市场对这些终端产品的需求非常简单。大米、食糖等基本加工食品根本毫无变化，实际上只得一种形态，这样大大简化了投资建厂的考虑。我在大米、食糖、面粉之外，最终还加入了食油，这些全都是简单但拥有庞大市场的商品。

我在1961年投资马来西亚胶合板市场，从惨痛的教训中学会了这一点。经营胶合板厂是我此生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在基础食品中，我们主要经营简单、不变的产品，但胶合板则截然不同，每个买家的想法和需求各有不同。这个家具制造商要防水板，那个要胡桃木三合板，另一个要我们使用尿素胶。我们根据定单加工生产，但有些定单数量小得可怜。有些因原木受过虫害，另一些则满布小孔，用来生产胶合板质量大打折扣，最后不得不亏本卖掉。倘遇上市场需求发生变化，部分生产线上的货品便因而立即报废。

经营胶合板生意十分艰难，就如一个出生穷困、天生斜视的木匠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张站不稳的桌子。木匠受眼疾所限，只能把桌子侧放来锯，但锯来锯去也无法让桌子四平八稳地安放于地上。最后锯得只剩下桌面放在地上。

胶合板生意就像永远站不稳的桌子。你根本无法增大工厂的效能，但设备却随年月折旧。这真是一门糟透的生意！除非你有亚马逊森林作为后盾，否则根本无法成功。这实际上就是靠森林来赚钱。经此挫败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不跟我做胶合板生意。苦撑至1968年，我决定退出，不再经营了。

1962年，三井与日本制粉株式会社（ Nippon Flour Mills ）找我洽商在马来西亚建面粉厂。三井是我在马来亚制糖有限公司的两个日方合伙人之一。我为此事去了一趟吉隆坡，见了我在莱佛士学院的老朋友拉惹·莫哈尔（ Raja Mohar )，他当时任职工商部士学院的老朋友拉惹·莫哈尔（ Raja Mohar )，他当时任职工商部秘书。

拉惹·莫哈尔是一位地道的马来绅士。他说："你可知道，香港面粉厂已经申请了营业执照。"

我问："你们容许垄断吗？"

拉惹·莫哈尔答道："不，作为这里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我不会赞成任何性质的垄断。"他建议我去申请执照，并说："罗伯特，不要再引进日方。我们不想让自己国家被日本、英国或任何一个国家所控制。找其他国家来合作吧。"

当时，我已经开始直接从澳大利亚进口面粉，以此绕过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类似森那美、牙得利等分销商。我认为有必要消除夹在面粉、食糖消费者和我们之间的层层阻隔。给我们供应面粉的澳大利亚公司中，有一家位于阿德莱德市，叫威廉·查利克有限公司（ William Charlick Ltd )。我邀请他们在马来西亚合作建面粉厂，这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他们还派来了董事总经理杰克·邓宁（ Jack Dunning ）前来马来西亚与我们洽谈。我们一起火速推行这项计划。

到要申请执照时，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基尔·佐哈里（ Khir Jo - hari )，他当时仍是工商部部长（他后来被封为丹斯里基尔·佐哈里（ Tan Sri Khir Johari ))。我之前为炼糖厂申请关税保护时，基尔·佐哈里帮助我清除了公务员的关卡障碍。但这次他却批评我说："罗伯特，你是否太贪心了？你已经有了糖厂，干嘛还要面粉厂？"

坦白说，我认为一个政府部长跟我这么说确实有点奇怪，而且我们当时已是颇具规模的面粉交易商了。商人想扩大生意，天经地义。何须政府来为我决定怎样才是足够呢？但基尔·佐哈里曾是我的朋友，过去也帮过我，我不想跟他争论。

受挫后，我回去见拉惹·莫哈尔，向他复述了部长的话。拉惹·莫哈很了解我，信任我。他说："罗伯特，别着急。我会帮你的。我不认为部长有权阻挠你。你写一份书面报告给我，然后交由政府来判断你是否有资格建面粉厂。"换句话说，这件事本来由局长个人裁决，变成了政府和商界的互动局面。

最终，我获批经营面粉厂的执照。这是工商部发的第二张执照。正如基尔·佐哈里所说，第一张执照是批了给孙氏家族经营的香港面粉厂。他是1980年代首家在中国使用机器操作的面粉厂。

香港面粉厂比我们早两年多拿到执照，但他们的发展很缓慢。他们1965年底在马来西亚正式投产营运，但我们不到8个月，面粉厂也已建成营运。由于香港面粉厂已为其厂房取名马来亚面粉厂，因此我的厂房便以联邦面粉厂命名（出自马来亚联邦）。

与制糖业一样，面粉业也需缴纳由关税顾问小组所设定的关税（后改名为关税顾问委员会）。小组主席是从新西兰聘来的，之前曾任海关关长。小组副主席则是我新山的校友，叫苏贾克·宾·拉曼（ Sajak bin Rahiman )。苏贾克向我透露，小组主席可能会给予香港面粉厂非常优惠的关税保护。

我向苏贾克说出自己对市场的看法。有一个印尼华人在新加坡开设了百龄面粉厂，所生产的面粉大量涌入马来西亚市场。而我们也是以差不多的价格购入小麦。虽然他们运往吉隆坡的陆路成本比我们从巴生港运输的成本要高，但由于百龄面粉厂建于新加坡最大的港口，受惠于较低的物流成本，进口的小麦也因此略为便宜。

如果百龄、马来亚和联邦三家面粉厂能以5.70元的成本生产每袋重50磅的面粉。然后以6元出售，我们各人每袋就能赚30分。我在关税申请书中写道，如果每袋售价要求超过6.7元，这无异已算是牟取暴利了。而关税保护可让我们售予吉隆坡的面粉价格定于每袋5.5到6.7元之间。我补充说，但随着面粉厂竞争越趋激烈，价格势将有下调的趋势。

但就在关税顾问小组听证会之前，我突然接到香港面粉厂老板孙麟方的电话。他想来我的吉隆坡办公室见我。

孙麟方在上海长大。他养了一批赛马。他每次来吉隆坡，都极尽享受，在顶级的美林酒店长期租住总统套房。他的长子孙以伦、二子和侄子 Martin Sung 后来帮助他打理所有业务。

孙麟方爬楼梯到我那昏暗、狭窄的办公室，办公室简直小得无立足之地，当时卫生间还没有现代设施。

孙麟方告诉我，马来亚面粉厂已经开始试营业，并问我如何应付明天举行的关税顾问小组听证会。我告诉他，我将会要求每袋定价于6.5到6.7元之间。他非常激动地说："不行！这个价格比我的生产成本还低很多！"孙麟方是这一行的老行专，他说他的生产成本每袋要7.5元左右。我也算过，我的生产成本只需约5.8元。我估计百龄的生产成本只需约5.5元。

我说："孙先生，我反复向你透露我的成本，而你却一直试图要说服我，你的成本比我的高很多。这着实让人感到费解！身为老行专、两代都经营面粉，无论经验和技巧都比我们优胜，你理应告诉我，你能生产比我成本更低的面粉才是。"

他恳求我说："在明天的听证会上，请要求定价8.5元。"他说关税顾问小组主席已基本上同意这个价位。他抱怨道："如果你要价6.5元，主席也只能被迫接受，因为这个价格对本地消费者更有利。"

我说："孙先生，我是马来西亚人，在这里土生土长。无论如何，我绝不能因利益来掠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即使是6.5元，已有很丰厚的利润。我怎能牟取暴利呢？"

他不能接受我实话实说，并继续恳求。再继续讨论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于是推却他说："很抱歉，我无法赞同你的要求。"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联邦面粉厂于1966年11月1日正式开始投产，那是在马来亚制糖厂投产两年后。我们很快便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面粉加工厂，地位一直保持至今。我们占当地市场份额超过40%。

我首先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收购一个零售商和消费者都熟悉的品牌。我以往一直向森那美购买面粉，并因此与他们的管理人员颇为熟络。有一天我告诉他们，我正筹备在马来西亚兴建面粉厂，与此同时政府即将实施面粉入口禁令。我请他们考虑把他们旗下的优质品牌 Blue Key 卖给我。经谈判后，我以25,000元收购了 Blue Key 品牌，至今仍是联邦面粉厂的主打品牌之一。

后来，我还成功获发第三张面粉厂的经营执照。当时，一个来自吉打州的华裔商人辗转获得在巴特沃思经营面粉厂的执照。巴特沃思位于马来半岛，在槟城岛对岸。他私下出价兜售这张执照，但无人问津，因为市场上已有两家获发执照的面粉厂在竞争了，无人敢加入战团。我的一名职员后来到吉隆坡找我，说那个商人致电打探我是否有兴趣在巴特沃思再建一个面粉厂。当其时，他已持有那执照两三年了。

我的职员认为，若我买下这张执照，可以防止第三者加入竞争。我认为言之有理，但选址在巴特沃思是错误的。我说："先拿下执照，再申请把地点改到新山。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甚至可以将面粉出口至新加坡。"

我们最终说服了政府，将面粉厂改建于新山。今天的新山面粉厂是联邦面粉厂的全资子公司。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一直不断往更深、更富饶的海洋进发，这让我可以得到更多渔获。如果我们一直待在新山，就只能过着平庸的生活，每年赚取大约50万马币，四五个合伙人摊分后，每人大概可分得10万元，无风无浪下待到55岁便退休。

透过将业务基地迁移到新加坡，放眼世界，我们的视野截然不同。我们开始进口面粉、食糖、大米及任何有需求的商品。我们将其中一些食品再出口到印尼。如果印尼需要泰国糯米（糯米是中国和东南亚甜品的关键原料），我们就供给糯米。移居新加坡是我们登上世界舞台的跳板，其后迁居香港则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龙头地位。

1960年代末，我们开始在印尼做贸易，与10到15家稳健、精明的华商竞争，这些对手的办事处散布于新加坡的五大主要商业街上：马吉街、直落亚逸街、新桥路、沙球劳路和丝丝街。除了这些特别活跃的贸易商外，市场上还约有30到50家商品交易商。

什么是商品交易呢？举例说，某人走进一家裁缝店，恰巧是这裁缝的亲戚。他说："久违了，表兄，我在印尼混得不错。印尼官方刚批了五万吨糖给我。你有买家介绍吗？"如果这个裁缝有商业头脑，他会立刻说："当然有。"然后便搜肠刮肚的去想："我的客户里，谁做糖生意的？"他有的是人际关系。裁缝做成了这笔交易，靠的全是别人的供应。贸易就是这么简单。

1966年，苏哈托上台执政后，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站稳阵脚。执政之初，他与几个将军组成的管理团队共同执掌印尼。当中有著名的阿里·姆多波（ Ali Mutorpo ）和苏左诺·胡马尔达尼（ Soed - jono Humardani )，两人掌控了印尼军队和安全机构。苏里约将军( Suryo ）则主管物资供应，正因他有慧眼，赏识有才干的华商，才能确保印尼的物资供应。

苏哈托还是苏加诺总统手下的将军时，结识了许多华商。他们为印尼军队供应食品和设备，包括在抵抗荷兰的伊里安查亚战役中提供所需的军用装备。苏哈托发现印尼华人都很精明、有商业头脑、坚毅、勤奋，又干劲十足，而且愿意为追求更多利润而冒险。他认为华人能够协助他扶助这年轻国家成长起来。在他担任总统初期，只要能力范围所及，他都会支持华商，这亦是他加速印尼经济发展策略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苏哈托却备受自己族群所约束。他虽掌权，但却一直受到其他将军的压力，有些军衔甚至比他还高。他们很多都有反华情绪。因此苏哈托执政时，必须如行钢索般，小心谨慎地摆脱反华分子。有时，他也要应那些狂热分子的要求，将生意批给本土印尼人。但相比之下，本土印尼人所做的生意表现不及华商的一半。

1950年代，林绍良是苏哈托结交的华商之一。当时，绍良在爪哇中部的古突小村庄经营一家自车行和轮胎销售和维修小店。苏哈托则在那里初任年轻军官。

我是于1960年代中期结识林绍良的。那时，我新加坡公司负责大米的主管是黄松侯，他原籍福州，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他于1954年加入我们公司，不太会说英语，但他能操流利中国方言，与印尼华商相处融洽。他最先认识林绍良。

有一天，松侯问我："你可同意我去找林绍良，试一试卖点大米给他？"我当然同意，他便马上到绍良在直落亚逸街开的店里找他。经过几轮商议后，我们做成了第一笔交易。除了大米外，后来还买卖食糖，慢慢地交易量更增至5千到1万吨。

松侯向叶绍义提起林绍良，绍义是我于1959年聘请的华裔苏门答腊人。由于叶绍义和林绍良同是印尼华人，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后来介绍绍良给我认识，我跟他和他的合伴人林文镜( Liem Oen Kian - Djuhar Sutanto ）共进晚餐。我们用闽南话，还有福州话和普通话来沟通。当绍良跟文镜说话时，他们都说福清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和绍良及其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有机会，我们便会相约一起晚餐或聚头。他的公司垂叶榕（ Waringin )是以印尼路边的一种树命名的（他们告诉我，这是苏哈托总统亲自改的）。

大约在1969年，我认识了波斯达尼·阿里芬将军（ General Bustanil Arifin )（那时他还中校），并与他结为好友。阿里芬将军是后勤局的第二把手，后来更晋升为局长。在苏哈托时代，后勤局表面上是自主的，但实际上却要直接向苏哈托汇报。而苏哈托本人并不喜欢接受批评。当别人批评他时，他总是脸带笑容，但你永远不会知道笑容背后所暗示的，是前途似锦还是时日无多。

有一天，绍义收到消息，他听说印尼可能会进军面粉市场。绍义对食糖业务较为熟识，但面粉方面则不太了解。由于我对公司全盘业务都了如指掌，这还包括船运和胶合板黏合剂，熟识程度与食糖和面粉相比也不遑多让。

于是，绍义安排了绍良来新加坡与我商讨面粉厂的事情。我跟绍良说："在印尼建面粉厂应该有利可图的。"毕竟，印尼的人口是马来西亚的十倍。

他答道："唉，这可能太迟了。来自苏拉威西岛（ Sulawesi )的一个华商人已说服工业部部长优素福将军（ General Yusuf )批准他在那里建面粉厂。不过我可以再去试一试。我马上赶回雅加达去见苏哈托。"不到72小时，绍良来电说："我办妥了！"

林绍良获批面粉厂项目。苏哈托总统将这家厂命名波加萨利( Bogasari ), Boga 即是食物，而 Sari 是本质的意思。绍良当时还是面粉业的新手，我相信他会与我联手做这个项目。他带着他的合作伙伴林文镜来我的办公室，我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商讨波加萨利项目的合作条件。据我所知，垂叶榕一共有四个合伙人：林绍良、林文镜、苏哈托的大堂兄苏特维卡特莫诺（ Soed - wikatmono ）和一个苏门答腊马来人叫伊卜拉欣·里夏德（ Ibrahim Rishad )。而我则带同十三堂兄、亦是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的董事鹤韬参加这个会议。

绍良唱白脸，文镜唱黑脸。文镜一来便说："罗伯特兄，我跟'欧姆'商量过（大家都叫绍良'欧姆'( Oom )，在荷兰语中，'欧姆'意即叔父），我们的新公司需要500万美元作为首付资本。由于这是垄断业务，我们可透过向银行贷款来筹集余下资金。可是垂叶榕现时没多少现金，因此合资公司的每一美元股本，你们必须出0.75美元，而垂叶榕则出0.25美元。但由于面粉厂是建在我们国家，股权比例则反过来由我们持有75%，而你们持有25%。"文镜还说，由于他们在银行还没有信用额度，所以郭氏兄弟必须提供百分之百的银行担保来购买进口机器和生产设备。

听到他们的条件，鹤韬非常气愤。我从他的肢体、脸部表情和眼神都可以看出，他快要爆发了。我立即跟他打眼色，示意他闭嘴，然后在他将要乱说话前，先开腔抢着说："绍良、文镜，我理解目前的状况，并且接受你们所提出的条件，还会为面粉厂提供所需的银行担保。"

接着，绍良说："总统已决定颁布一项规定，此项目只能开放给印尼本国人。所以你是不能出面的，你的25％股份必须由我们托管。"从1970年代初往后约20多年，我们连一纸协议都没有的情况下，一直持有波加萨利项目25％股权。

不久之后，在苏哈托总统的要求下，阿里芬将军来新加坡见我，讨论小麦进口和加工事宜。我记得，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把所有的账目算了一遍，然后给阿里芬看，让他知道整个项目能获利多少。他问我要了那个信封，并带回了雅加达。

我火速下单订购面粉厂所需的机器和生产设备。由于瑞士的机器设备太昂贵了，所以我们决定向一家德国公司米亚格（ Miag )订货。这家公司位于布伦瑞克（ Braunschweig )，离东德边境约20英里（当时是1969年）。我和格兰特·桑瑟姆（ Grant Sansom )飞去谈判所有细节。格兰特从澳大利亚查理克面粉公司过来，负责经营我在马来西亚的面粉厂。我们从盘谷银行拿到了银行信贷担保。大约一年后，设备运抵雅加达。米亚格派安装工程师到现场，我们也从吉隆坡派出我们的工程团队去配合兴建。

我们之前在雅加达港口区的丹戎不碌选了一块颇大的地来兴建厂房。那里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仓库破旧，经常交通阻塞。有见及此，我提出必须拓宽路面以方便运输。我们建造私人码头接收进口小麦。当时我已指示要开始着手筹划扩建。因此，在丹戎不碌建厂后不到六个月，我便飞往苏腊巴亚（ Surabaya )，为兴建第二家面粉厂选址。

波加萨利的面粉厂开始时规模很小，在1971年时每天只能加工150吨小麦。到1992年，我们被迫离开波加萨利时，生产量已达每日7,000吨，成为了全球最大单一面粉加工厂。而苏腊巴亚的面粉厂产量达每日5,000吨。你能想像相关的物流有多大！如果你进口4万吨小麦（印尼小麦当时全部依赖进口），这还不够5天的需求量。印尼人酷爱面粉所造的面条，无论是新鲜煮还是方便面，面粉还用于烤面包，做糕点、饼干等。

郭氏兄弟派出了高层主管，我们委派叶绍义担任波加萨利面粉厂的总经理兼首席营运官。林氏则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此外，我们委派谢百川（ Chia Pak Chin ）任首席财务官，来自联邦面粉厂的格兰特·桑瑟姆做厂长，还派出了市场部和负责总务的主要人员。

我们出产的小麦基本全部供应印尼市场。我们还成立了一间叫金沙利（ Golden Sari ）的离岸公司，负责为印尼出面与澳洲、加拿大和美国公司洽谈采购和进口小麦。我们拥有该公司43％股份，而林绍良则持有约51%，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遥距管理这间公司的面粉采购和运输业务。我还创立了太平洋航运（ Pacific Carriers ）来负责小麦运输。印尼国家后勤局是离岸买家，采购所有进口小麦，然后卖给唯一的波加萨利面粉加工厂，再以政府控制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跟林绍良和林文镜初次见面大约六年之后，那时波加萨利面粉厂已建成运营了好几年，他们首次宣布分红，总额为500万美元。但他们却给了我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他们说："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与国父（总统）沟通过，国父说首次分红的20％必须给武装部队基金，余下的80％则按股权比例分配。"以我们所持的25％股权计算，我们实际所收取的红利削减至20%。之后每次分红也需按此比例分配。

我常常有被林氏坑骗的感觉。他们总是拿印尼政府做借口，甚至不用提"政府"二字，一开口就说这是国父的想法。林绍良为人较为公道，尤甚是对我。但他的三儿子林逢生（ Anthony Salim ）长大后，逐渐执掌林家的沙林集团后则不然。

1990年初的一天，绍义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终于可以露面了。林氏想把波加萨利的业务注入他们的印尼水泥上市公司 In - docement 。"

波加萨利厂建成两年之后，林绍良投资了一家大型水泥厂。林氏打算将波加萨利注入 Indocement ，把我所持的面粉股变成水泥股。这实在是荒诞之极！

我向绍义抗议道："为什么水泥公司要吞并面粉公司呢？它们一个在建筑业，一个在食品业。"但实际上，我是毫无选择的余地，我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合伙人！我尝试暗示他们做事要讲道德，并试图软化他们，让他们从我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放弃吞并的想法。

僵局持续了六个多月。最终，绍义在雅加达的希尔顿酒店安排了一次会议，我飞过去参加。林逢生带着一年轻的印尼华裔助理。我们在晚饭后约十点半一直谈到凌晨一点钟。遗憾的是，我根本无法说服林逢生放弃这个安排。

这就是我们参与波加萨利项目的结果。我们帮助林氏计划、建造和经营波加萨利厂。到最后，我们只能换取一些被林逢生过份高估的印尼水泥厂股份。波加萨利还有长期累积的巨额利润尚未分配，我们也没有获得任补偿。波加萨利工厂后期，每年税后利润超过6,000万美元，但他们每年最多只分发约2,000万美元股息。

又过了几年，林氏将波加萨利抽离印尼水泥厂，然后与他们的大型方便面生产公司印多福食物（ Indofood ）合并。而我们则被留下继续持有印尼水泥公司的股份。

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林逢生来找我们洽谈，合作在印尼投资棕榈种植园。他请叶绍义传话说："逢生想邀请我们合伙在加里曼丹岛（ Kalimantan ﹣印尼称之为婆罗洲）开发棕榈种植园。"

婆罗洲这个岛屿，大部分土地归印尼所有，马来西亚则拥有北端。林逢生声称，苏哈托总统准许他掌管婆罗州的一大片土地。他提议各占50％股权，这使我十分兴奋。无论地理还是气候，一切都很理想，而且我们拥有这方面的专业管理经验。

那时，郭氏集团在棕榈油行业已取得一定的成功。一开始，我们榨取大豆为动物饲料添加营养，却误打误撞进了食用油领域。之前，我们一直营销大豆油，直到有一天我们猛然醒悟，发现原来我们生活和营商的地方，马来西亚和印尼就是棕榈油的最大产地。今天，郭氏集团及其关连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商。

我应该感谢我的新加坡老友、激成公司的何瑶焜，是他引领我进入棕榈种植园这片天地。他一直称颂棕榈油是地球上最廉价的农作物油。大豆需要每年重新种植，但棕榈树可持续收成约20年之久。但最讽刺的是，瑶琨自己却在种植园上失利。他先到菲律宾南部，那里土壤和气候都很适，但他的业务却被抗日的毛派游击队打断。他也曾到海南岛投资，但那儿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棕榈树。而我们投资的棕榈园则分布于马来西亚的沙巴、沙捞越和印尼。

棕榈油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和印度。棕榈树的果实呈深橘色，充满油份。印度人常吃油炸食品，而棕榈油能为食物添上一层悦目的金黄色泽。在中国，棕榈油是最廉价的食用油，我们成功经销包装食油、有品牌的食用油，比如金龙鱼。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棕榈油品牌是海王星（ Neptune ）和 Arawana 。

我们与林逢生差一点便握手成交。我记得，我们的洽谈已进入书面作实阶段。那时，林逢生比他父亲更常见苏哈托总统。苏哈托特别喜欢林逢生，他甚至让林逢生当国会议员，代表执政专业集团党。

林逢生试图设计欺骗我，并企图让绍义来说服我作出以下承诺：为取得与林氏合作开发加里曼丹棕榈种植园的50％股权，我们需要用我们早于十多年前在中国经营的所有植物油业务和厂房的50％股权来换取。林逢生当时已自行向苏哈托作出此承诺。

绍义说："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我答道："胡说！"我从未在林氏经营的成功业务中作过丁点要求。我在中国的植物油业务与尚待开发的印尼种植园有什么关连呢？

绍义说："嗯，这是营销的一部分嘛。"

我反击道："废话！棕榈油是商品。中国只是其中一个买家。如果逢生真的很想把我中国的业务和厂房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必须坐下来，重新洽谈。"

事实上，他们真正要的是我们的专业技术。否则，林逢生根本无法启动项目。他可以引进其他合作伙伴，但他能否找到跟我们一样具诚信、有能力、高效率的种植园伙伴吗？结果，由于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整个项目都垮掉了。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