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欧美顾不到远东，就来了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等到五月七号最后通牒送出以后（中国是五月九号答复的，所以现在定那一天为国耻纪念日），我们中国学生全体罢课（其时留日学生只东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国，并组织铁血团，谁要不遵守就暗杀他。我那时反对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欧美顾不到远东，就来了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等到五月七号最后通牒送出以后（中国是五月九号答复的，所以现在定那一天为国耻纪念日），我们中国学生全体罢课（其时留日学生只东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国，并组织铁血团，谁要不遵守就暗杀他。我那时反对如此办法，我说我们出来留学是为的回国后给国家服务，现在我们政府无准备，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对于爱国的热情还未彻底，对外就宣战，恐无大利，我们现在废学回国也恐无补于国家。我并不是给我们少数要毕业的人争。其时实在因为我和贯中两个人在大考已完了，过后正在三井医院（现在叫泉桥医院）实习治疗病人，和给各科病人试验手术正得法时，若回中国，一时绝对没有那么些病人来给我们做试验品。我何不用日本人来给我们当试验呢？所以我们宣布，不到断绝国交时，我总打算忍辱含羞暂且不走，多得着一点，总是我们的益处每日大批的学生回国，和给恐吓我们的信，我总等着动结果我们一班里走了十一个人，只存了四个：李贯中、我和冯启亚（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后认识我丈夫就是从她来的）,还有朱徵，她是比我们高两班，因为常回国的缘故，所以同我们一班毕业。医学校门前都有人把着门，一见我们就大说爱国的热忱，我总笑笑地回他们："我的热心也不后你们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我们一早就到医院，同学们见了我们也冷笑，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国、不爱国？我当时忍无可忍，我就反过来说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国了﹣﹣真有人信呢晚上回家，就不到学校去、因为那时学校的功课也完了。临床诊断虽然每日有。可是我们在三井医院更多更好。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只一个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学生也陆续地回到日本、等到我们毕业时，我们四个人发文凭了，其余再回来的四个人，学校不给文凭，非留她们一年级不可。其实她们的理论课都完了。实习的分数和临床照例可花十元补考的，可是学校例外的不准，说你们要爱国就应该牺牲，所以使人更恨他们（我对于国际上的关系，是这样想：一个人对他本国的爱国举动。就是仇国也应该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说他不好）因为学校对我们那样，我们恨极了，毕业日没有去拿文凭参加典礼，都是以后他们寄到监督处的（我的总平均分数九十一，留日监督处的证书没料到我丈夫夹在日记里带出来了），从此就再没有到过学校了，只到各处去实习。一年半内到过北里研究所讲习会三个月。这种讲习会都是三个月就完了，每年开一次，完了给特别证书。北里是日本最好的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家，特设细菌研究所，演讲和指导的都是日本在世界上有名的发明家，例如北里、北岛、秦博士等﹣-秦就是和 Erlich 发明六 O 六等药的﹣﹣他们这些人比较是有世界眼光的，并且以前没有过中国女学生去过，所以对我们非常的好，可是他们非常排英美，亲德得不得了。我和李两个人那年中央监督说有机会给我们调到美国来的，我们因受他们的影响，也觉得德国远比美国好﹣﹣事实也是的﹣﹣所以不愿接受，二则我们两个人都不能说英文，在那时是天天用德文名词的，所以还都知道一点，因此还另请过德国官费。未等成功，又发生了别的事故（以后再讲）。
欧战开始不久，日本人就大提倡黄种联络，中日实行亲善。除政治上头人以外，还特派外交委员会之一名大久保真太郎的来联络。还到中央学生监督处去，要中国政府官费生男女学生加入他们运动和往来。其时男学生很多是政府的官费生，而女学生中虽有十几个人是的，可是留学生监督非常注意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因为我们不穿日本衣，特别穿西服，他们总以为我们两个人是对欧美亲善的（我上文说过，因临床看病人时他们见我穿中国衣就不肯让我诊查他们，但是我绝对反对穿日本衣，我就试试穿西服看，哪知道他们就大欢迎起来，因此我和贯中一直穿西服的），所以指名请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去加入他们皇族贵族照西式的茶会，大久保亲自来给我们带去参加，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不过我是向来好奇的，贯中不肯去时，我总提议不管何处都要去看一回再说，因此我们花了很多钱，做好一点的洋服，什么吃茶的咧，平日应酬的咧，晚上的便服和晚上的礼服等等都做起来了，帽子大衣也买了。钱不够，问监督如何办法，督监说不要紧，支几个月的官费给我们做好了。我不愿，结果给我父亲和林九哥寄给我买书的钱两个人用在做衣服上了，因此我以后不愿再多去了。可是贯中反过来还和我吵，说这是给国家做事。我说我也不是政府的交际人员，我也不想嫁日本人﹣﹣我并不反对嫁别国人，可是我不嫁日本人﹣﹣更不愿做国际间的间谍（日本人劝中国人嫁日本人，以为嫁了就忠心日本了，不想到日本人嫁了别国人还是忠心他们日本的），我是愿意给国家做点事，要从正路做。所以除了有时到慰劳会等等去，其余我一概不到。
那时日本虽未加入欧战，可是已经组织妇女慰劳会了，各处捐钱买一些手巾、牙膏、信封和日本的各种小玩意儿，装在一个口袋内，外面打个大日本帝国慰劳军人袋的大方印。
在日本学医的本来要到第四年才能实习医人等等，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在第三年就从严智钟特别办交涉，到日本帝国大学去实习了。以后派在帝大的附属三井医院里，各科轮流大学去实习了。以后派在帝大的附属三井医院里，各科轮流地看和诊断，每星期两三个下午。因为女医学校轮到我们头上太少，三井（后来改名泉桥）医院闻说每天有两千多施疗的病人，我们在外科、内科和心脏科特别的学，每次可以派十几个病人看，还另外指派一个副助手担任指导我们（以后就是对我求婚的，我给他的小照给你们看看）。心脏病主任姓吴，他曾祖还是中国人，从祖父起到日本行商，入了日本籍，是日本最年轻的医学博士，只三十二岁时就得博士了。日本这种博士不是念完了医科大学就算的，非发现或发明一种在世界上未发现或未发明过的东西，才能得着万国公认的，以后再有多少年的经验和成绩，才能给你这种博士呢。闻说吴是在中学时同住的一个朋友在大学学医，研究心脏病，研究的这个人还没有发明，他已经发明了，以后等大学毕业和留德回国，才给他学位。他对我们两个人非常的好，凡有特别定形的心脏病人，都临时打发人叫我们去看，或者花半点钟让我们去慢慢诊断，说给我们听。外科室一个星期也有一两个让我们动小手术的。
我自己对内科传染病最有兴趣，可是监督处通知说，政府已命令凡是女学生学医的一概须学产科。因此我无法，只得改科，可是在四年内并不分专科，各门都要读的。我明说将来须专门产科，但是我还是注意内科和细菌学的，到第四年学校就给全班学生带到卫生署、军医院、精神病医院、癞年学校就给全班学生带到卫生署、军医院、精神病医院、癞病院等处参观。到精神病院的那一天闯了一个祸。因为我戴了一顶帽子，上面有一朵大红羽毛的花，给病人看见了，他非要我站在桌上给他唱，大闹大叫。看他们的看护妇没法，只得借了我的帽子戴上，站在椅子上唱才停止他们的闹。以后我赶快给帽子拿下来收起来了，再到别的病室去。
到军医院，看见他们好多的准备战争的东西、救护的方法和救急的材料。那时他们就对我们说了，我们黄种人要协力同心地对付白种人，你们中国人要听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打仗，不要受英美的感化和欺骗。我们的陆军是预备对敌俄国的，海军是对敌美国的。他们以为征服中国是不需军队的．他们只需鼓励中国人自己投降就是了，否则也不过少数军队动一动，几天就完了。其时我们也觉得很动听，可是他们的行为上是使我们得着反感的。因为他们说话时那种举动。使我们觉得他们骄傲的万分，若是帮他征服了世界，还不知要拿我们中国人怎么欺负当奴隶看待呢。
看到有些他们预备的库，他们不让我们去看，就请我们到旁边陆军飞机场上去，坐军用教练的飞机，但是我非常不敢坐，因此每次听他们试练时，一上飞机上去，不多一下，总有号外出来说某某人跌死了。我想这样陪他们死才不值得呢。以后他们再三劝我们上去，并且笑我们不中用，我一赌气就坐上去了。单翼的小飞机，一飞上去我就觉得头晕，只在陆军飞机场上转了三个圈，我就要吐了，他们机也下来了。我因头晕没有问他们多高，我想不过几丈高吧。他们自己夸张得不得了，我想用手枪大约都可以打得着。又到一个陆军屯粮处，看他们那些饭干，不知有多少，堆得像山样的，他们告诉我们，用开水给米泡十五分钟，给水去了，用手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子﹣﹣因日本米粘黏容易粘起来﹣﹣晒干了，等吃时再用开水一泡五分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若是太急时，开水一泡也就可以吃了。这都是预备打仗时用的。并且告诉我们，不管人民米荒到如何程度，他们陆军部总是照数屯粮的。他们以为我们中国女人无所谓，告诉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回国后告诉人说日本时时备战的，他们总觉得日本留学生回国总是恨日本，所以造谣生事，并不太去注意。有些人还很相信请日本顾问呢，所以顾问得中国内战不停。这次珍珠港以前，我也对美国朋友们说过日本久已备战了，美国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是替中国宣传的作用。现在你们可以试试他们这个又小又穷的国的顽抗了吧。总归一句话，日本人又肯苦，又肯干，就是量不大而已。
我在第四年毕业的一个月前，就是日本对中国要求"二十一条"的时候，前已提过。留日的学生早知道有这种事要出来了，就演讲、运动，和中国真好的少数人希望他们来取消这侵犯行为。我们花了两三个月的工夫奔走，一点效果没有，说亲善的人倒反过来说他们是好意，他们只对政府交涉。不干我们人民的事。你们想想，这种话可是应该对我们这种革命思想、希望国强的人说的吗？这不是轻视我们，离间我们人民，一方面又假意庇护我们的政府吗？到这个时候，我们更看出日本是假面目对人了，平日所说的好意都是骗我们服从他们的用意。
以上讲的日本多坏多坏，不但是我们一般中国留学生在当年的情感，也是客观的事实。不过从大处看，一个国家总是个很复杂的团体。日本地方虽小，历史虽短，是一个国度里头究竟各种思想的人都有。在历史上也有一时一时的政策，不能绝对一概而论的。反过来说，我们做了中国人，因为中国更是地大历史长，更有机会批评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好处是当然的，就不用说了。现在我在美国住久了，拿美国当第二个国家了，你就听我更可以一天到晚地随便骂了。我们既然都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那我就实行在书上自由言论一下了。所以本章从"二十一条"说到中日亲善，不光是指政策上的矛盾，并且所说的亲善里头是有真假两方面的。比方下一章我讲的，我的先生当中有些很有世界眼光的，都是我很佩服的。最近住日本，我们还交了些好的新朋友，甚至还结了日本的亲家呢（我们那位亲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非战主义曾被当局拘禁过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