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催我赶紧过去。当时市面盛传说中国农作物收成很糟，中国需要进口大批食糖。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席卷全国。他们要求我一人赴约，暗示我连林楷也不能带去。以往每一次到中国，林楷总陪伴我左右。

1970年初，我接到一个香港来电，催我赶紧过去。当时市面盛传说中国农作物收成很糟，中国需要进口大批食糖。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席卷全国。他们要求我一人赴约，暗示我连林楷也不能带去。以往每一次到中国，林楷总陪伴我左右。

我与五丰行的两名高层会面，较年长的是濮金心，年轻一点的是林中鸣，他后来成为五丰行的主席兼行政总裁。我和五丰行做生意已有十年了。我们在电话上聊了很久，他们说不能去我香港的办公室，建议找一个较隐蔽的地方见面。于是，我建议他们来我居住的保华大厦见面。我于1967年买下这公寓，当时许多华人在动乱之后逃离了香港。

我们三人坐下来，他们俩先相互对视。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要开口请求我的帮助。他们开始时说了很多客套话，比如"我们合作十年了。我们很了解你，完全信任你，我们已不知道还可相信谁。"

接着，他们终于切入正题："中国急缺食糖，再过几个月便耗尽了。你一定要帮我们购买食糖。我们已经排除所有障碍，委托你做独家供应商。"但他们仍有一大问题未解决，由于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中国几乎没有外汇可以购买进口货。

他们接着说："在我们过往的交易中，知道你活跃于期货市场。我们对此毫无认识。你能协助我们为中国在期货市场赚取外汇吗？"

我答道："你们所说所求都很符合逻辑。不过你们必须知道，从你告知我中国缺糖那一刻起，我可以背叛你们，在市场上为自己赚很多钱。但是，既然你们信任我，向我说出实情。我必定以诚相报，我现在向你们保证，我将暂停交易三个月，冻结公司业务，全力策划购买食糖的安排。"我补充道："全球也将步入缺糖阶段。我认为今天唯一尚有丰裕食糖可出口的国家就是巴西，趁市场还没完全察觉，我们必须赶紧下手。"我们又多聊了一个小时，吃过晚餐后，我便马上飞回新加坡。

当晚，我便开始用我的账户替中国在伦敦和纽约市场积累期货。所有交易都在晚间进行，从新加坡时间下午五点到午夜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然后由晚上十点到大约凌晨三点则做纽约市场敦市场进行交易，然后由晚上十点到大约凌晨三点则做纽约市场的交易。我不能一次下太大的单，因此三星期内我只能每天逐步积存货量，还要通过不同经纪下单，因为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沟通交流。

每一天早上，我或我的助理会打电话去香港，用暗语向五丰行汇报进度，比方说一个价位20，意思是前一晚的交易我们以某一个价位进货的数量。这样他们便有记录了。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书面通讯。我告诉他们，一定要绝对保密。

同时，我亦派人到伦敦，因为我们不想让外间看到香港或新加坡那边不断有人入货。我派去的人在伦敦与垄断巴西食糖出口的糖酒协会( Institute of Sugar & Alcohol ）联络。协会由沃森先生( Senor Watson ）领导。我们在巴西有一个代理人，他是一位巴西和苏格兰的混血儿。我们托他问沃森先生是否愿意跟我们直接交易，而不用再通过伦敦或纽约的代理人。由于涉及期货交易，这样做是为了免除伦敦经纪另开账户为自己做交易的风险。糖酒协会的回复是正面的，我们又跨越了一关。叶绍义、林剑龙和公司的一个助理便赶往里约热内卢与他们谈判。

与此同时，日内瓦正举办一个重要的糖业国际会议。我决定参加以转移视线。我到日内瓦的第二天，一个糖商来问我："噢，罗伯特，你有听闻沃森办公室出现了一些神秘的日本人吗？"

我说："噢，有这么的事！现在日本公司越来越多，我想有些赚到钱的公司希望更上一层楼吧。"

第二天遇到的情况更吓人。当时我正在会议厅参与研讨讲座。突然大会通过内部通讯传呼我："罗伯特·郭先生，国际长途。"幸亏他们没说是巴西的来电。

我走去电话间，接线员说："里约热内卢的长途电话。"我的同事询问我入货价位。我说："我认为秘密已守不下去了。我们快要现形了。赶快入货！不要再一先令、两先令地讨价还价了！"

中国设定了入货价，而我入的货比他们所定的价更佳。我记得，我们总共买入了30万吨，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交易量（今天，100万吨才算得上是大交易）。后来，我们的人将实情告诉了糖酒协会，告知糖是替中国买的。他们很高兴，因为巴西与中国可望进行大规模交易。

我们跟巴西人说，想用香港贸易公司万通来代替郭氏兄弟来进行交易。他们同意并给予万通0.5％的佣金。协议一经签署，对外宣布后，整个市场迅速暴涨起来。接下来的三天，我抛售了手上积存的所有期货，并将利润存进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单是期货，我便将250万英镑交到中国手上。我为什么这样做？只因为我热爱中国。人求财为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帮助一个国家，相比只为个人利益，你的心灵所得到的满足肯定更大。这次中巴交易成为市场上的一次壮举。很快地，所有人都懂得去敲中国的大门。

不久之后，中粮让我以一个固定价格向菲律宾买入原糖。这个定价盘有效期为三四天，在业内算是非常长的了。中国在这之前从未直接给与任何人类似的条件。我想这是对我的一种回报，借此向我表示感谢，感谢做成巴西这宗食糖交易。

这一切发生在菲律宾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统治时期。我十分痛恨马科斯政府。在他执政初期，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商纷纷说他是何等腐败，但我还是不大相信，因为当时我误信了那些愚味的外国记者，相信了他们所捏造的文章，他们都接受过马科斯及其亲信的美酒佳肴款待。

那时，我们试图与菲律宾做一些食糖买卖。但不久，我们便发现每磅食糖都要加收0.15美元给马科斯及其亲信。每磅0.15美元啊！当时，像巴西或澳大利亚这些高产能国家，所生产的食糖每磅也不过0.7至0.8美元，价格下调时甚至可跌至0.25美元。马科斯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

当中国给我生意时，我联络了菲律宾的食糖销售管理局。他们让我们联系在东京的罗伯托·贝内迪克托（ Roberto Benedic - to )，他当时担任菲律宾驻日本大使，代马科斯出面处理所有食糖交易。

柳代风与贝内迪克托大使通电话，对方邀请我们去东京见面。这件事很紧急，所以代风和我马上乘搭下一班机前赴东京，然后赶往东京郊外一家酒店与他见面，会议尚算顺利。他随后向马科斯汇报。我们等了一两天，没有丝毫进展。我颇感沮丧和失望。于是，我们便决定飞回香港，而大使承诺会以电话或电报与我们联络。

过了一两天后，他回复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食糖可以卖给你们。"但不久，我们听说菲律宾却与其他人做成了交易。明显地，他们是在挑选交易对象。这让我对马科斯和贝内迪克托感到非常失望。

1960年代初，我们也向苏联买糖。但到1960年代末，苏联却反过来成为最大的买家，一直至今天。而且每一年，苏联入货的举动必定成为业内的一件大事。

我首次去莫斯科是1972年，与曼氏的资深交易员查尔斯．克拉利（ Charles Kralj ）同行。他是南斯拉夫人。他说二战时的一天，德国的秘密警察闯入他家。他从屋后的窗户跳出去逃跑了。之后徒步、再搭便车、转乘火车和轮船，最终来到了英格兰。他是战后才加入曼氏的。

我是在1960年早期往伦敦时结识查尔斯的。一天晚上，我病倒了，正好查尔斯来酒店看我、照顾我。从那时起，我与查尔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后，他安排我与苏联食品对外贸易联合公司（ Prodintorg ）的人会面，该公司在苏联相当于中国的中粮，垄断了食糖和马肉等商品进出口。

联合公司的董事长是阿莱克谢科（ Alexeenko )，他的得力助手是盖达莫斯卡女士（ Madame Gaidomoscka )。她年轻时被史太林政府派驻美国担任苏联租借法案小组的成员，在当地学了点英文。阿莱克谢科和盖达莫斯卡都很可爱，非常可靠正直，值得信赖，有时甚至乎过于单纯，但并不是愚笨。在交易上，他们从来没有提过丝毫暧昧的要求。

苏联的巨额交易量，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与曼氏、泰莱和苏克敦的联手合作正大派用场。我们会先出售，然后再买入实糖或期货，来填补卖给苏联的部分。我们会买入期货或持未平仓来平衡风险。曼氏负责大部分的交易，他们主力操盘的有迈克尔·斯通、艾伦·克拉特沃西、大卫·克拉特沃西和查尔斯·克拉利。

我还记得1970年初，在伦敦与苏联人的一次有趣经历。那次，我乘坐夜间航班从新加坡飞伦敦，洗过澡、刮净胡子、梳洗完毕后便决定提早去吃午餐。我跟公司两三个职员一起去了唐人街一家叫 Chuen ChuengKu 的中餐馆。街一家叫 Chuen ChuengKu 的中餐馆。

刚开始享用菜肴，偶尔抬头便看到离15步远的小餐桌，围坐着两个苏联食品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买手，分别是盖达莫斯卡女士和她的老板阿莱克谢科先生。虽然我之前也曾带过盖达莫斯卡女士来过这家餐厅，但我想："他们不可能在这里的。"

我每次去伦敦，在上飞机前一般会先打电话联络一些伦敦的朋友，尤其是迈克尔·斯通。但这次与迈克尔通电话时，他并没有提起过有关苏联买家在伦敦的事。我非常不解。

盖达莫斯卡女士这时刚好也抬头与我的目光相遇，她显然认出了我。我一边打招呼，一边起身快步走过去，热情地与她握手。我问道："你好吗？"

但她的反应出卖了她。她窘窘地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我们只是短暂停留。"她这番话清楚表明，此行是秘密的。这次遇到我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

我饭后便马上冲去曼氏的办公室见迈克尔·斯通。我当面质问他说："迈克尔，你为什么瞒着我？"

他一脸茫然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罗伯特？"

我说："你肯定知道她在伦敦的。"

他仍是一脸狐疑地问："女士？哪位女士？"

我说："盖达莫斯卡女士！"

他说："什么？你肯定搞错了，罗伯特。"

我说："哪会搞错！我刚与她和阿莱克谢科握过手。"

我看到迈克尔满脸疑惑。

迈克尔很快就追查到他们的住处。因为苏联人一般按习性行事，很容易就能猜到他们入住什么酒店，那时的酒店职员根本不懂得保障客人私隐。阿莱克谢科和盖达莫斯卡都是很坦诚率真的人，所以迈克尔很容易就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详情。实情是苏联当时很缺糖，所以到伦敦来入货。他们先以电话联络了嘉利高。嘉利高嘱咐他们要保密，否则也许无法从澳大利亚方面取得合适的报价。苏联人通常一下飞机便直奔嘉利高的办公室。可惜，他们这次实在太爱吃中餐了。

苏联人在食糖交易方面很依从规矩，但朝鲜却绝然不同，我们有过很糟的经历。朝鲜在新加坡有一座领事馆、连写字楼兼官邸的大楼。他们经常邀请我们去吃顿简单的晚餐，然后给我们放映朝鲜的军事宣传片。有一次，在类似会面后的第二天，他们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说有7,500吨糖要卖给我。我想这应该是他们从波兰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援助物资，由于外币紧缺，所以拿来出售。

我们将朝鲜的食糖卖给苏克敦公司（ Sucres & Denrees ）的莫里斯·瓦尔萨（ Maurice Varsano )。但到了我们要开出信用证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延期："抱歉，我们的货还未运到码头。请宽限多一个月。"于是，我们与莫里斯协商，并在得到他的同意下延长了信用证期限。后来，朝鲜又来说："抱歉，我们还没拿到糖，需要更长的宽限时间。"

这次莫里斯可寸步不让，他说："不行！我不是跟朝鲜人交易，我是跟你们交易，你们必须履行合约。"那时，糖价比我们之前付朝鲜的价格已涨了每吨15到20英镑。无可奈何地，我们只能在市场上买货交付里斯。他这一着真聪明，不但赚了价位，还省了运费。可是，我们却损失惨重。朝鲜最后也无法交货，更拒绝按合同规定支付逾期罚金。我们原以为冒这大风险，每吨能赚一两元美金，结果反过来亏了一大笔。

我记得朝鲜最后发给我们的电报说："我们承认无法交货，并愿意到仲裁庭解释原因。请你们到平壤来追讨赔偿。"算了吧！我一手把电报扔进了垃圾桶。

我去过古巴六次，第一次是1970年，我和我的朋友德雷克公司的罗伊·费希尔（ Roy Fisher )同去。古巴的经验可谓苦乐参半。1960年末，我在伦敦认识了一位名叫埃米利亚诺·莱斯卡诺（ Emiliano Lescano ）的古巴人，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他当时是古巴糖业出口公司( Cubazucar ）的第二号人物，该公司是负责食糖推广的政府机构，直接向卡斯特罗身边的高官，即外贸部部长卡布里萨斯先生（ Senor Cabrisas ）汇报。我认识莱斯卡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古巴糖业出口公司总裁。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莱斯卡诺给每一位食糖交易商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本，人称他为"糖先生"。他对古巴的相关数据了如指掌，讨价、谈判游刃有余。他从不看笔记，处事冷静。作为一个26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实属交易奇才。

莱斯卡诺是一个俊朗、优雅、充满魅力的人，闪烁的双眸总带着笑意。我记得有次带他去东京的柯帕卡巴纳夜总会（ Copaca - bana Nightclub )。在那里，莱斯卡诺健硕的身型，在舞池里舞动，无论是探戈还是伦巴，他都跳得挥洒自如。古巴人的血液里果真流着音乐的因子。

后来，莱斯卡诺开始酗酒。我一直觉得他的压力很大。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古巴举步维艰。古巴的炼糖厂大多是美国投资兴建，美国切断机械和零件供应后，古巴转而向东欧和苏联进口设备，但由于这些设备质量都很差，造成古巴的糖厂经年失修、效率下降，整个行业江河日下。古巴的糖产量曾一度高达每年600万吨，但后来连生产200万吨都十分吃力。在古巴收缩产量的同时，巴西、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产量则拾级而上。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家糖业推广的负责人自然承受很大压力。所有人都期望他能创造奇迹。可惜，他不是魔术师。莱斯卡诺还面临着婚姻问题，他妻子是古巴军队中的少校，但他又爱上了古巴军情局的一名上校，他后来被其中一位收服了，但却失去了古巴政府的信任。

莱斯卡诺酗酒的情况日趋严重。我有几个糖业朋友常去古巴，包括迈克尔·斯通，他们会告诉我有关他的消息。听说他已不在古巴糖业出口公司担任要职，后来更失业。其后经常处于酩酊大醉、神志不清的状态，后来更沦为乞丐，郁郁而终。

每当我回忆起这个可爱的古巴青年，内心充满悲伤。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悲剧。他绝对可以利用职权来大赚一笔，然后逃离古巴，寻求别国政治庇护。但他对他的上司和国家，从来没有一丝不忠的念头。他是何等的深爱古巴。

1990年，我终于见到了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一天晚上我跟一群食糖贸易商一起在哈瓦那的沙滩屋里聚会。我们穿着随意，短袖衬衣、短裤和拖鞋。突然一辆轿车驶至，车上跳下几个男人喊道："总司令在等着见你们。请赶紧准备！"我们来不及换衣服，八九个人挤到两三辆轿车里赶去。

卡斯特罗喋喋不休从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一直说到凌晨四点以后。他跟我们讲述他养牛的经历，谈到生物化学和各种事情。他那里的空调全开着，我想当时的温度低于摄氏13度。他穿着三层厚厚的棉质短上衣，而我们则不停发抖。实在太难受了！大约至凌晨三点半，他叫人送来了白兰地。我差点没灌得呛到！那真是一次糟透的经历。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经营食糖让我最为忙碌。从1958年起，之后整整35年间，我一直都没有真正放松过。自1963年起，我每年去两三趟欧洲和美国，还有日本，偶尔也去一下澳大利亚，加上短暂停留东南亚各国，我在家好像没有待过一周以上。可以说，我几乎没有亲眼看着我最大的五个孩子成长。当我像风筝一样到处飞翔时，我请了可靠的人来替我看店，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试过连续20多天没有睡在同一张床多过两晚。我不是逞强或闹着玩。我的生意迫使我不断向前，不能停步。

年轻时，我常去看杂技表演。我一直很喜欢看杂耍抛球。从1960年代中起，我就像在商业世界中玩抛球的人。我会看着镜子说："今天，你又多添了一个球，现在要同时抛掷八个球。"到1964年，我同时抛掷着三个食糖的球，这包括炼糖、为马来西亚进口食糖和进行国际贸易。到60年代中，糖业还未进入艰难时期之前，我更开始加入新球，这包括夹板、面粉加工、船务、航空和钢铁。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