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对于时年18岁的李光耀而言，这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日期，而是噩梦的开始。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对于时年18岁的李光耀而言，这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日期，而是噩梦的开始。

三年半的日占时期在他身上刻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最终却以两代人都接受日本最高勋章的方式，画上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句号。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实施的"肃清"行动，将这座岛屿变成了人间地狱。

李光耀与其他数万名华人男性被驱赶到集中地，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命运。

在回忆录中，他详细描述了那个决定生死的瞬间：当日本士兵用刺刀指向他时，他急中生智，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解释说需要回家取重要文件。

这个临时的借口竟然奏效，他获得了暂时离开的许可。

但逃脱的过程同样惊心动魄。

他不得不匍匐穿过废墟，躲避日军的巡逻队。有三次，他几乎被发现，只能屏住呼吸躲在尸体堆中。这些尸体正是几小时前还和他站在一起的同胞。

这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成为他终身无法摆脱的梦魇。

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物资——一天两碗稀粥和少许盐，李光耀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部"谋得一份翻译工作。

这份工作远非外人想象的那般轻松，而是日复一日的屈辱。

每天清晨4点，他就要起床报到，迟到意味着当天的口粮被取消。

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办公室设在曾经是银行金库的地下室，没有窗户，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汗臭。在这里，他需要翻译盟军的广播新闻，同时还要处理日军的宣传材料。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军官的肆意虐待。

有一次，因为翻译时将一个军事术语译错，他被当场扇耳光，眼镜飞落到墙角。当他摸索着寻找眼镜时，日本军官的军靴踩在他的手指上。

这种公开的羞辱几乎每周都会发生，有时是因为翻译的"语气不够恭敬"，有时仅仅是因为日本军官心情不好。

食物短缺是日占时期的常态。

李光耀经常不得不食用一些平时难以下咽的东西：用锯末混合少量米粉制成的"面包"，用野菜和少量米粒煮成的稀粥。有段时间，他的体重下降到不足45公斤，经常因营养不良而头晕目眩。

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恐惧。他亲眼目睹邻居因私藏短波收音机而被公开处决，也见过朋友因"眼神不敬"而被带走后再无音讯。

每个夜晚，他都能听到刑讯室传来的惨叫声，这种声音成为他夜夜的催眠曲。

在报道部工作期间，李光耀经常面临道德上的困境。

他被迫翻译一些美化日军暴行的宣传材料，还要将盟军的胜利消息弱化或扭曲。有一次，他得知一支运输药品的民间船队将被日军击沉，却无法警告他们，这种无助感让他深感自责。

更令人痛苦的是，他偶尔会看到被俘盟军士兵的名单，其中可能包含他曾经的同学或老师，但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送往死亡营地。

这种道德上的煎熬，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

1967年，李光耀接受日本政府颁发的"旭日大绶章"时，这一决定在新加坡国内引发激烈争议。许多日占时期的幸存者无法理解，一个曾经亲身经历日军暴行的人，为何要接受来自日本的荣誉。

2025年8月25日，李显龙同样接受这一勋章时，争议再次浮现。

虽然日本政府表示这是对新加坡战后建设成就的认可，但对许多经历过那段黑暗岁月的人来说，这枚勋章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过去的伤痛。

尽管时间不断流逝，但历史的伤痕依然深刻。

每个接受日本勋章的决定，都会重新揭开这些旧伤口。对于幸存者及其后代而言，这些勋章不仅是对个人成就的认可，更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挑战。

在新加坡的战争纪念馆里，仍然保存着日占时期的详细记录，包括"肃清"行动中遇难者的名单。这些名字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的残酷，提醒着人们不要轻易忘记过去的苦难。

来源：海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