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拿着吧，腊月二十六的肉，肥三瘦七，炖白菜正好。”她把一小块肥膘又塞回我兜里，我愣了愣，“大姨，够了够了，妈说这回多切点给你，过年有味儿。”她忽地转身追到村口，冷风里把我手攥住，粗糙的手心里塞进三块钱，“路上买一袋瓜子，别在你妈面前说我给的，省得她唠叨你。”

“你拿着吧，腊月二十六的肉，肥三瘦七，炖白菜正好。”她把一小块肥膘又塞回我兜里，我愣了愣，“大姨，够了够了，妈说这回多切点给你，过年有味儿。”她忽地转身追到村口，冷风里把我手攥住，粗糙的手心里塞进三块钱，“路上买一袋瓜子，别在你妈面前说我给的，省得她唠叨你。”我那会儿十七岁，红着脸，心里忽然像被什么被轻轻戳了一下，酸，热，没来由地想哭。

那年的腊月二十六，冻得人打颤，地上挂了霜，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

我从供销社出来，怀里揣着一包猪肉，油纸一层一层包着，热气从肉里渗出来，烫得胸口发暖。

外头天灰得像锅底，远处砖窑的烟顺着风像一条灰蛇一样飘，村口那条土路上压着车辙，结了硬邦邦的冰。

我踏着冰面小心走，鞋底磨得薄，脚趾头已经没了知觉。

这肉，是我妈托我给大姨送的。

我妈嘴上说得在理：“你大姨这两年腿脚不利索，家里又没个壮劳力，年根底下，总得沾点荤腥。”

其实我知道，妈心里也有点微妙的情感，说是帮，也有那一点旧年里亲戚间的算计——谁家过得紧，谁家宽绰，心里都有账。

可这一回，她是真心疼大姨。

八四年冬。

那会儿，我们这片儿刚刚有人扯着嗓子嚷分田到户，集体的牛早散了，生产队那面的大鼓再也敲不起来。

家家户户门前晾着玉米杆子，窗口糊着新纸，孩子们从土墙上滑下来，屁股都是土。

供销社卖的盐和糖刚涨了价，布票也快见底，油票攥在手里舍不得用，买肉得排队。

我在镇上的中学读高二，成绩不上不下，脑子里天天想着的是广播里演的连环画和校门口冒热气的糯米饭团。

那年冬天特别冷，河面冻得厚，房梁上挂着寒气，鸡在窝里缩成一团，人的话都成了白雾。

我妈把猪肉切成两份，一份在自家锅里炖白萝卜，说要给我补补，一份用油纸包着，说让我下午赶着天亮去大姨家，天黑前得回来。

我一边套棉袄，一边嘟囔：“她家二表哥不是回来了吗？扛麻袋扛得比我还利索。”

妈手里拿着菜刀在案板上一顿一顿剁白菜，眼睛没抬：“回来几天又走了，厂里催人呢。”

她停了一下，刀背搁在白菜帮上，“你大姨心细，嘴又笨，舍不得买肉，宁可喝老汤。”

我不再说什么，提着肉往外踏。

门口的白杨树一阵风哗啦啦抖，枝杈上有许多麻雀挤成一团，像烤焦的棉花糖。

我走到村口，头顶那根拉电线的木杆子上，有个红色的标语，被风吹得卷角：“努力致富，勤劳为本。”

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直犯怵，以为凡写在牌板上的东西都是真理。

我跨过坑洼，踩着冰碴，脚底下咔嚓咔嚓响，心里想着一件事。

我并不想去大姨家。

不是不亲，而是这一路，会遇到许多人。

有人会打心眼里夸一句“这孩子懂事”，有人会在背后笑——“看吧，妯娌间还不是这点来往。”

我最怕的是撞见王婶，她喜欢在巷口拦住人，说个没完没了。

我绕道走老榆树那边的小路，结果偏偏在村口被她撞见。

“哎哟，这是老宋家的老三啊。”

她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抹了一把鼻涕，“这怀里抱啥呢，热乎的？”

我忍着笑，把肉往里摁了摁：“给大姨捎点。”

她啧了一声，“你妈是有心人。”

她眼角朝我身后来回扫，“你爹腰间盘不是去年才犯过吗？”

我嗯了一声。

她叹了口气：“这世道，靠亲戚靠不上，还是得靠自己。”

我就这么走着，背后她还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

村头那道拐弯，拐过去就是大姨家。

那条路窄，墙上抹的泥已经风化了，露出里面的草茎，像老人腮上的胡茬。

门口立着两张破竹椅，一张歪了腿，另一张被补了铁片。

我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大姨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油汪汪的，眼睛却亮。

“来啦，冻坏了吧。”

她伸手就来接肉，我缩了一下，她也缩了一下，笑得有点窘，“哦我手上凉。”

我把肉放到桌上，桌子是方的，四角被磨得发亮，桌面上有被火烧过的小黑坑。

大姨往暖炕上一指：“快坐。”

她从灶台那边走回去，锅里咕嘟咕嘟冒气，蒸汽上腾，屋里全是潮气和烟火味。

墙角靠着一只手摇缝纫机，漆已经掉了，飞轮上挂着一个浅黄色的塑料扣子，扣子上印着一个小太阳。

我坐在炕沿，看她拿肉去案板上切，一刀一刀，动作利索，手背上青筋鼓着。

她说：“你妈的刀口子还那个样？以前切肉像拉大锯。”

我笑了句：“她现在切得可快了。”

她也笑，笑纹一条条，像干河床。

她忽然停住，回头看我：“你别看我，眼泪要掉了。”

我把眼睛挪开，盯着窗上的冰花发呆，冰花像一丛一丛小树，枝枝丫丫，透着光亮。

那年冬天，大姨家里的炉子边，放着一个老旧的茶缸。

缸口掉了一道口子，瓷釉露了骨，里头有一圈茶垢。

盖子不是原配，是另一只缸的，扣上去总慢半拍，轻轻一晃就叮当地响。

我对那茶缸印象极深。

大姨总是用它泡一把碎茶叶，半勺红糖，热气冲上来的时候，她把缸子递给我，手心干燥粗糙，像晒裂的槐树皮。

“先暖暖手。”

我捧着茶缸，手被烫得红，心却像被捧住一样，沉，稳。

那是我后来许多年记忆里，冬天的味道。

大姨切了一碗肉，挑出肥的，剁得细碎，抹一层在锅边，再把干白菜叶子扯开，放进去，洒了一把盐，掰了两瓣蒜，丢下去。

锅盖一盖，屋里香味立刻就鼓了起来。

我吞了一下口水，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大姨回头笑：“小馋猫。”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衣襟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布包是旧花布，像是裙子上拆下来的，细细的线沿着边缝得密密匝匝，鼓鼓囊囊。

她用指甲挑开线头，露出里面几张钱，硬挺的，边角翘着。

她压低声音：“这是给你的。”

我一愣：“我不要。”

她眉尾一挑，“谁说给你花了，路上买瓜子。”

她把钱塞进我手里，“别跟你妈说。”

她眨了下眼睛，“我给的。”

我挠挠头，脸烫得发烧，嘴上还逞强：“我有钱。”

她笑得更厉害，笑出眼泪，“你个小穷鬼。”

她那样笑，我心里一酸。

屋里锅盖开始颤，蒸汽从盖缝里嘶嘶地往外喷，大姨把火门掩了点，拿出一双筷子，挑起一片白菜尝，含了一下，吐掉，点点头。

她又把那三块钱往我兜里塞，手指头冻裂了口子，一道一道的，红得可怜。

我那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一刻心里的东西。

像是有人往胸口塞了个小热石头，烫得人不敢挪，又舍不得丢。

我就这么坐着，看着她忙里忙外，不由自主想起许多小时候的事。

比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夏天暴雨过后，村东头的沟里涨了水，水里漂着树叶、碎草和被大水掀翻的鸡窝。

我们几个小子光着脚丫子趟着泥水追蜻蜓，大姨站在岸上，一边笑我们，一边把裤脚挽到膝盖，涉水下来，抓住我胳膊说：“别往深处走，水看着老实，暗流急。”

那时她的胳膊细，却有劲，拉着我往岸上走，脚踩到泥里褪不出来，扑通一声险些栽倒，她笑出声来，又羞又急，拍我脑袋：“跑，你这腿快得像兔子。”

还有冬天，雪下了一夜，白了屋檐，白了树梢，也白了我们上学路上那座小土桥。

桥面上结了冰，我们排队过去，前头有人滑倒，屁墩倒下，后头的人哄堂大笑。

我挨到桥中间，脚一滑，眼看就要仰面朝天，忽然有人从背后托了我一下。

回头一看，是大姨，她手里拎着一篮子豆腐，脸冻得通红，在那儿呵气：“慢点儿走，别滑着了。”

这两件小事，不值一提，却像两根细线，一头拴在我的童年，一头拴在大姨的手上。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两根细线，叫牵挂。

锅里香了，大姨把菜盛出来，又从罐子里摸出一把干粉条，抓了一把葱花丢进去，汤面上立刻冒了绿色的点点，像冬天的一个希望。

她给我盛了一大碗，塞到我手里，“吃吧。”

我狼吞虎咽，鼻尖全是汗。

她低着头看我吃，笑，眉毛微微弯着。

吃到一半，我想起正事，把筷子一放，“这肉你过年留着，别今天全炖了。”

她挥手，“还剩着呢，别管。”

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二表哥年后就回厂啊？”

她嗯了一声，又摇摇头，“说不定。”

她似乎不想谈这个，转过身把碗放到灶台边，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似乎在想什么。

我想替她分担点什么，可我那会儿不过十七八岁的孩子，见识浅得很，能说的话都浅，像被冷风冻僵的草，抖一抖就碎。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犹豫。

她把那三块钱硬塞进来，叮嘱一遍又一遍，“别跟你妈说。”

我点头。

她又追出来，追到村口。

风更冷了，天色要黑，远处有人驱赶着牛，牛鼻子喷白气，铃铛叮当。

她站住，喘了一口，“你别往河那边走，那边冰薄。”

我说知道。

她抓着我袖子，又松开，手在空气里无处安放，像一条离水的鱼。

“年后有空，过来吃饺子。”

我嗯了一声。

她把缝纫机的黑线头拉出来给我看，“看，我这两天给你妈缝了个袖套，过几天让你拿回去。”

我笑，“她嘴上说用不着，心里喜欢得很。”

她笑，“那就好。”

我们说了两句闲话，都不舍得让最后一句落地。

我看她那时的眼睛，像冬天里一汪不冻的水，深，亮，里面藏着旧时光的碎影。

转身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

她站在村口，身后是土墙，墙上贴着去年留下来的一张旧春联，褪了色，只看得出一个“福”。

她把围巾往上提了提，半边脸埋在围巾里，眼睛眯着，风把她眼角的皱纹一条条吹深。

我不知道这一个回头，会在我心里停这么多年。

那三块钱一路烫在我兜里。

回到家，妈问：“她说什么？”

我把肉少了的事实如实招来，妈叹口气，“算她有心。”

我没敢把三块钱拿出来。

那时三块钱，不算个巨款，却绝不轻。

一斤肉八角九毛，坐一次县城的公共汽车一毛，买一把高粱扫帚四毛，三块钱够我在学校小卖部买十几次烧饼加咸菜，累积起来，是少年人一种会偷着乐的幸福。

我把那三块钱夹在课本里，第二天，捧着它去供销社买了一袋瓜子，又买了三块点心，包着糖霜，甜得腻人。

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两块，剩下的放在桌角，小心翼翼。

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大姨追到村口说的那句“别跟你妈说”。

这句话像个小钩子，挂在我的心上。

挂了许多年。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又过去，日子像河水一样走。

我少年变青年，青年变中年，再后来，白发从鬓角冒出来，像春天墙根里冒的第一茬草。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像赶集一样热闹。

九十年代初，我离开村子，去了市里，在一家小机械厂当了车工。

车床轰鸣，一天八小时，手上烫了一个又一个小泡，晚上回到宿舍，手上还带着机油味。

厂里效益有好有坏，好的时候发奖金，坏的时候发饮料票。

我们几个人合租一间平房，屋顶漏雨，床板吱吱响。

下雨的时候，屋里到处摆盆接水，谁抢到不漏的角落谁就“发达”。

我们在烟头和打闹里熬过去。

那时，电话不通，通信靠信，邮局的绿邮箱立在大槐树下，树根把地面拱出一条条裂缝，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响，我们就不由自主抬头。

大姨偶尔托人带话，更多时候，是我妈在信里说：“你大姨问你吃得好不好，别省纸条钱，写信就写。”

我偶尔回村，走过大姨家门口，看见那只旧茶缸还在炕头，缸沿的缺口更大了些，盖子换了一只，蓝边白瓷，扣得更紧，叮当声小了。

缸旁边多了一只旧手镯，银的，黑透了，像从地里刨出来的。

大姨说这是她年轻时的嫁妆，舍不得戴，怕划坏，一直放着。

那只手镯后来成了另一个“钩子”，在许多关键时刻，从抽屉里被拿出来，晃一下，什么话都不用说，心就软了。

我常常觉得，一家人的情感，不是在大喜大悲里被搭起来的，倒像是在这种茶缸和手镯里被慢慢熬出来的汤，沸了又小，紧紧慢慢，最后浓得发亮。

九八年那次大洪水，村头那条河涨了，泥石流冲掉了几户人的房角。

大姨家的院墙也倒了一截。

我匆忙请了假回去帮着垒墙。

那天傍晚，我杵在墙头，汗滴往下掉，手上起的水泡破了，辣得我龇牙，我看见大姨在地里掰玉米，背微微弓着，像荒地上的一座小坟。

她回头看见我，冲我摆摆手，“别高戳，我看着心慌。”

她给我递上一只茶缸，缸里的热气桥一样拱着我的脸。

我接过去，喝了一口，喉咙里滑下去的是苦，回味是甜的。

她从兜里摸出手镯，擦了擦，嘴里叨咕，“这东西，搁久了就黑。”

我笑，“像人心，不常亮亮就锈。”

她瞪我一眼，“你个嘴贱的。”

我们那会儿都喜欢把真心话藏在玩笑里，在打岔里挪。

后来，二〇〇二年，我从机械厂出来，下海走了一遭，开了个小五金铺，开在城郊结合部，挨着一条公路，车来车往。

生意不大不小，糊口有余。

我成了家，妻子稳妥，儿子爱闹，日子在油盐酱醋里打着滚儿向前。

那年冬天，我回村，捎了两斤茶叶，半斤红糖，还有一条毛巾给大姨。

进门，还是那炕，还是那茶缸，还是那缝纫机。

缝纫机上的塑料扣子换成了一个小红绒球，灰扑扑，却还红着。

大姨眼睛花了些，手依旧勤，她还会给人缝裤腿，换拉链，每次收三毛五毛，一次攒起十块二十块，笑着说“能买两斤盐”。

我陪她聊了半天，她一直摸那只手镯，指肚把黑污擦得发亮。

她忽然问我：“你妈还念叨我吗？”

我笑，“念叨的，不来念叨，来了念叨，走了还念叨。”

她笑，笑完叹口气，“人和人，有时候隔一座山。”

我懂她那句话。

那时候，我妈和大姨有一层不轻不重的隔，像纸糊着的窗子，风一吹就皱。

姐妹之间，年轻时一句话没说到一处就成了刺，刺在岁月里生了锈，拔的时候疼，不拔也疼。

我在她们中间打圆场，说一些两边都能听懂的“官话”，什么“都是一家人，过了这个年就好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话是“现炒现卖”的热气，嘴一张就散。

真正有效的，是端过去的一碗稠汤，是腊月二十六的那一块猪肉，是追到村口塞进我手里的那三块钱。

这三块钱我后来一直没舍得花。

我把它们夹在一本语文课本里，课本里有《背影》和《荷塘月色》。

偶尔翻到，我就愣，脑子里蹦出“大姨追我到村口”的画面。

那画面像是老电影的一个固定镜头，黑白，颗粒感重，风一吹，雪片子横着飘，她嘴上说“别跟你妈说”，眼睛里却藏着笑。

我后来明白，她是怕我妈骂她“惯坏孩子”。

她也知道我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说归说，事儿还是做的。

我中年之后，开始爱回忆。

人一到这个岁数，心上的事像抽屉里的旧衣裳，一件件翻出来，虽然旧，却暖。

我本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把那三块钱夹在书里，偶尔翻一翻，含着一口气道过从前。

直到有一年，腊月二十五，我妈说了一句：“明儿你去给你大姨送肉。”

我愣了一下，像回到了十七岁那年。

我在心里盘算，掂量。

那年物价早不是八几年的物价，猪肉涨了又跌，跌了又涨，供销社也没了，换成了超市，超市门口贴着促销海报，上面印着夸张的瘦肉块，红得像画上去的。

我到市场挑了一块带皮的五花肉，又捎了一点猪肝，大姨爱吃那口。

我挎着肉走在城郊的路上，路两边是新修的楼房，玻璃窗子反着光，白得刺眼。

我转过一条小街，心里有一点空空的期待。

我以为我会看见那只老茶缸，看到那只手镯，听见她轻微的脚步。

我敲门。

门开了。

是一个年轻女人，系着围裙，见我愣了一秒，笑出礼貌，“您找谁？”

我喊了一声：“我找宋秀芬。”

年轻女人眼神里有一点怜惜，“您是她侄子吧？”

我点头。

她把门开大一点，“里头坐。”

我站在门槛边，鞋底上的泥不知道该往哪儿蹭。

屋里没有炕，换成了低矮的沙发，缝纫机不见了，角落里放着一个电风扇，蒙着一层塑料袋。

茶几上摆着水果盘，里面有橙子和苹果，泛着亮光。

我心里像掉了一点什么，稳了稳，问：“我大姨呢？”

年轻女人低一下眼，“她去年走了。”

我嗡的一声，脑袋空。

“怎么——”

她轻轻，“心脏。”

我站在原地，背后门口的风挤进来，像一只冷手拍了我一下。

她去世的消息，怎么会没有人告诉我？

我脚底像踩在棉花上，虚得很。

年轻女人把我扶到椅子上坐，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端着水发呆，杯子是新的，不是不新，是一种不认识的“新”，亮，轻，没手感。

我看着杯子，心里冒出一句话：这不是她的杯子。

年轻女人像明白我的心思，叹了一口，“她走之前，把东西都交代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布包熟悉，是那种碎花的，线密密地缝着，唤起了我二十年前的一个画面。

她说：“她留给你的。”

我手有点抖。

布包里有两样东西。

一是那只老茶缸。

缸沿的缺口仍旧在那里，像一个岁月留下的牙印。

缸盖换回了原来的那只，不紧不松，轻轻一碰，叮当声消失了，像老人的声音在最后一次说话时不再颤抖。

二是那只手镯。

银的，擦得发亮，像一泓月光。

我捧着它们，眼睛酸，眼前浮出大姨的脸，她笑，她追我，她说“别跟你妈说”。

年轻女人说：“她生前总提你，说你小时候爱跑，腿跟抹了油似的。”

她笑笑，“她还说，你有一本书，夹着她给你的钱。”

我猛地抬头，“她知道？”

她点头，“她心细着呢，要不知道才怪。”

我忽然觉得心里有块石头落地，又有一块石头飞起。

原来她一直知道我把那三块钱留着。

原来她一直知道我心里那点“偷藏”的事。

我们坐着。

年轻女人说，这房子是她儿子去年春天装修的，说大姨没住几个月就走了。

说她临走前把那只茶缸擦了又擦，把手镯拿出来看了又看。

说她叨咕你小名，说“我侄儿来的时候得让他喝口热茶”。

我“嗯”了一声，喉咙发紧。

我闻到一股隐隐的茶香，不来自杯子，来自记忆。

我从袋子里拿出肉，放在桌上，“我本来是来给她送肉的。”

年轻女人笑，笑里有水，“她要是看见，得说‘给我炖个白菜’。”

我哑着嗓子说，“她总这么说。”

年轻女人起身去厨房，“我给您烧水，您喝口热的。”

我摆摆手，“不用了。”

我低头看那只手镯，镯子内侧刻着两个字，细细的，“有福”。

我忽然想到一个小细节。

我十七岁那年，她追到村口给我的三块钱，钱角上有一个小小的油印，是她围裙上的那种图案，像小茉莉花。

我当时觉得好看，还用指甲抠了一下，被她笑骂，“别抠坏了。”

这些记忆像一条条细细的线，从那三块钱上头牵出来，牵到我现在的手心。

我把茶缸和手镯装好，站起来，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家放一趟。

我出了门，年轻女人把我送到门口。

她忽然低声说：“她走前，还特意把你小时候写给她的几封信理出来，包在一个铁盒里，让我们若是见着你，就告诉你，她都看了。”

我愣住，“铁盒？”

她点头，“红漆的，掉皮了。”

那样的铁盒，我见过许多。

我们那年代，家家都有一个铁盒，装针线装票证装“值钱的”，铁盒上油漆掉了，露出下面铁的冷脸，叮叮当当，像个老友。

我回到家，掀起柜子，翻出那本老书。

里面夹着的，是三张褪色的人民币。

一角是棕的，五角是蓝绿的，一元是灰里透青的。

纸质硬硬的，边角翘起，有岁月的扎手感。

我拿起它们，心里像有东西被拔出来，疼了一下，接着暖了。

我忽然懂了一个理儿。

世上有些东西，你不花，它就花了。

比如这三块钱。

它已经花在我心里，花成了路边的一棵树，让我在风里能歇歇脚。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茶缸放在客厅的架子上，手镯锁进柜子里。

我和妻子说了大姨的事，她“哦”了一声，眼睛里有一点被触动的温软。

儿子翻看我的书，发现了那三块钱，问这是什么古董。

我笑骂，“古董个啥，这是你老舅妈给的保障。”

他听不懂，嘿嘿笑两声，跑去玩游戏机。

我站在窗边，看着冬日的阳光斜斜照进来，落在茶缸上，缸沿的缺口被光线勾亮了一下，像一颗老牙突然闪了个光。

我心里感到一种踏实。

那天晚上，我梦见大姨。

她还是那件旧棉袄，袖口油亮，手上拿着那只茶缸，朝我笑。

她说，“别跟你妈说。”

我想笑又想哭，想要伸手去接，醒了，枕头角湿了一片。

梦之后，我去村里看妈。

妈坐在炕上，围着一个老式火盆，手上烤得红红的。

我把茶缸拿给她看，她摸了摸缺口，叹了一口，“你大姨这一辈子，舍不得给自己做件新衣裳，茶缸缺了也凑活。”

她抬眼看我，“你还记得当年腊月二十六送肉的事吧？”

我点头。

她笑，笑里带刺又带糖，“你以为我不知道她给你塞了钱？”

我一愣。

她拍我，“你那三块钱夹在书里，她不说，我能不知道？隔着墙她咳嗽一声我都知道。”

我呆了两秒，忽然大笑。

妈也笑，笑完，眼圈红了。

她说，“那年你回来，夹着嘴藏着那点心，我一闻就知道她给你钱了。”

她吸了口气，“人哪，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问她，“你当时怎么不说？”

她摆手，“说啥？说她心疼你就不应该？日子苦，谁不明白谁啊。”

她顿了顿，“我和她啊，年轻时候闹过别扭，有几句气话说得重，你舅舅们又添油，越扯越长，后来懒得扯了，就搁那儿了。”

她看着窗外，“这人啊，好多事，过了那年那月，也就风吹散了。”

我“嗯”了一声。

那天傍晚，天边一抹红像烧开的水，唰地一下吞没了屋脊。

我看着这天，心里忽然平。

过了些天，我打算去趟广州。

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走一走她走过的路，看一看她晚年的城市是什么模样。

我在广州住了三天，在老旧的城中村巷子里穿行，摩托车呼呼掠过，墙上贴着层层叠叠的小广告，写着“租房”“修电器”“疏通管道”。

楼与楼之间挂着衣服，像一条条旗子，风一吹，旗子像在互相招呼。

我在一家手工缝补的小店门口站了很久。

里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花镜，脚边一台旧缝纫机，脚踏板上下，一下一下。

她抬头看我，我回过神，笑笑，走过去说，“你这机子，和我大姨的一个样。”

她笑，“老物件儿，耐用。”

她给我看她的针线盒，铁盒，红漆，掉皮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冰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大姨其实一直也没离开她在的那条世界的缝隙，只是换了一个位置，坐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悄悄地，在针尖上穿来穿去。

我回程那天，飞机降落时，窗外的云像棉絮，光透过来，亮得刺眼。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念头。

我要把那三块钱拿出来，花掉。

不是花在吃喝玩乐上，而是把它变成一件能握在手里的东西，像一只可以拿给自己、拿给儿子看的“灯”。

我想起村里小学的图书角里，书少得可怜，孩子们围着那几本旧连环画，抢得翻烂了边，我曾经就是那个伸着脖子，眼睛发直的孩子。

我回到村里，找到校长，说想捐几本书，校长愣了好一会儿，背着手绕了两个圈圈，拍我的肩，“你这就叫积德行善。”

我笑，“别扣帽子，就当还债。”

我把那三块钱放进一个透明的相框里，压在书堆的最底下。

我把整捆书推到校长面前，心里像卸了几袋面粉。

校长说，“要不要写个捐赠人名字？”

我摆手，“不用。”

“那得写个‘某村好心人’吧？”

我想了想，“写‘大姨’。”

校长愣了愣，笑出眼泪，“好。”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人与人之间，有些债，是甜的，越还越轻。

我在学校门口转了一圈，听见操场上孩子们踢球，嘻嘻哈哈，粉尘在阳光下飞。

我转头看，对面墙上贴着一幅贴纸，写着“读书改变命运”。

话老套极了，可这话像一口大白馒头，虽然普通，却能填饱肚子。

我转身又去看了妈，她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剪窗花，花上剪了个“福”，笔画粗笨，却越看越喜气。

她抬头看我，“你这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累不累？”

我说不累。

她“哼”一声，“嘴上说不累，腰都直不起来了。”

她提起一件事，“你小时候啊，大姨抱着你，从我们家跑到她家，怕你夜里发烧，鞋子都穿反了。”

我一愣，“我怎么不知道？”

她笑，“你那个年纪懂啥。”

她抬手把窗花贴上，红红的“福”字在玻璃上立住，外面的火烧云映在上面，红上加红。

我忽然觉出一种大圆满。

回到城里那天夜里，雨下了，下得密，像用筛子筛出来的。

我坐在窗前，灯光落在茶缸上，茶缸的缺口像一个微微张开的嘴。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

茶里没有红糖，只有一点点清苦。

我端起茶，轻声说了一句：“大姨。”

没有人应我，远处雷声滚了一下，又散了。

我知道，这世界有些人是不会远离的。

他们不在眼前，却在心里常住。

他们像那只茶缸，像那只手镯，像那三块钱。

在腊月二十六的冷风里，在追到村口的那个背影里，在我十七岁赤红的脸上，在我中年后悄悄躲起来的泪里。

他们在我的生命里，织了一张细密的网。

这张网，拦住了许多冬天的风，让我在冷的时候不至于冻透。

多年之后，我又回到那条村口的小路上。

树大了，墙旧了，电线杆上的标语换了，说“共同富裕”。

孩子们骑着小电驴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泥点子溅到我的裤脚上。

我站在那儿，看着风往南吹。

忽然听见有人说，“哟，老宋家的老三。”

我回头，是王婶，还是那张嘴，还是那身絮叨。

她眯缝着眼，“你大姨那回给你三块钱，是不是叫你买瓜子？”

我哈哈一笑，“您知道啊？”

她甩甩手，“我那眼睛，隔着墙都能看穿。”

她叹气，“那时候人穷，可心富。”

我“嗯”。

她又叹，“现在人不穷了，可心也累。”

我笑，“心累了就歇会儿。”

她笑出声，“你这嘴，还是贫。”

我看她，忽然觉得，她这一声声“贫”，也是一种雪里送炭的热闹。

我往回走，路过大姨家。

门口的那两张竹椅没了，换了两张塑料的，蓝色，轻，风一吹，晃。

墙上贴着新的春联，字写得工工整整，“四季平安”。

我想起那年褪色的旧春联，那一个“福”字，像今天的我。

破了，褪了，却还是福字。

我又看一眼天空，天边没有云，蓝得淡，淡得像一个刚洗过的茶缸。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空空的。

那三块钱不在了。

我笑了笑，嘴角有一点潮湿。

我知道，这一次，我终于把它花在了对的地方。

回到家，妻子问我，“你这几天怎么总发呆？”

我说，“没。”

她说，“那就好。”

我把茶缸拿出来，倒了水，放到窗边。

阳光落在上面，光线像一面细细的筛子，把时间筛得更细。

我知道，年年都有腊月二十六，天天也都有路要走。

有人在路口等，有人在路口追，几张钱，几个字，一点温暖，慢慢拢成了一个家。

这故事，说到这儿，差不多了。

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像把一盏小灯留在路边，留给过路的人，看一眼，心里暖一下。

至于大姨那三块钱，我不再说“别跟你妈说”。

我想说的是，别跟时间说。

它老想偷走我们心里柔软的东西。

我们——得留一点给自己。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