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基于对“AI狂热”的否思，本文以新闻业为本体，在STS理论供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新闻业与技术关系问题的概念化。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行业门类，新闻业基于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对AI狂热的报道建构了关于新技术的批判叙事，并以媒介镜像的方式呈现新技

摘 要基于对“AI狂热”的否思，本文以新闻业为本体，在STS理论供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新闻业与技术关系问题的概念化。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行业门类，新闻业基于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对AI狂热的报道建构了关于新技术的批判叙事，并以媒介镜像的方式呈现新技术的社会化过程。与此同时，AI亦是新闻业开展专业化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利用的技术工具，对于AI狂热的否思反映出新闻业对于新闻与技术关系本质的认知。由是，“技术的新闻”与“新闻的技术”共同构成了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双重维度。数智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从早期对技术的防御性适应转向人机协同主张，呈现出“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新闻业技术观念特征，并倡导在技术适配的过程中确立以专业实践规律为核心面向的自主性技术观念逻辑。

关键词技术观念；AI狂热；中国新闻业；STS；自主性

引言：“AI狂热”下新闻业与技术的互动

从“AI接管世界”“AI人工生命觉醒”等宏大想象，到“AI取代人类工作”“AI高考押题”等具体场景的描摹，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夸张叙事和狂热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AI狂热”（AI Hype，亦翻译为“AI炒作”）可被理解为，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或尝试性应用的语境下，人们针对其效能所形成的一种缺乏理性审视且忽视潜在风险的认知倾向，其技术性认知特征具体体现为对AI技术的过度崇拜乃至AI万能论等极端观念取向。

新闻业历来是对技术变迁反应敏感的行业，AI狂热现象的出现与传播折射出新闻业与技术互动的双重维度。一是“技术的新闻”，即，包括AI狂热等在内的技术类话题频繁占据新闻头版头条位置，新闻业面向社会公众建构了关于新技术的叙事进而以媒介镜像的方式呈现了新技术社会化之过程；二是“新闻的技术”，即，AI等新技术也是新闻业自身用于提升生产效率的专业工具或手段，关于AI的技术使用已深度嵌入新闻业内容生产与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可见，AI狂热作为一种社会面的技术认知思潮与新闻业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是，如何将“技术的新闻”与“新闻的技术”以更具学理性的方式进行抽象化描述和阐释？这一问题的提出实则是新闻与技术关系这一经典学术命题在数智时代的延续。新闻业与技术以复杂多样的形式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既往研究多关注技术的外在形态和技术功用，但对以新闻业为本体的行业性技术认知观念关注不足，对技术迭代、社会环境变化如何推动技术观念演变的关注不够。此外，西方学界近年来已围绕AI狂热等问题开展了较多研究，国内学术研究虽有涉及，却较少从新闻业的角度对技术观念作出系统性论述。

AI狂热为研究新闻与技术的关系议题提供了新切口，本研究以AI狂热的否思为论证起点，以回归中国新闻业（主要是以主流媒体为主体，暂不涉及自媒体等类型）的本体为价值立场，提出“新闻业技术观念”这一勾连新闻与技术关系的理论向度。同时，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简称 STS）的理论资源和主流新闻媒体关于AI叙事文本的分析，旨在通过剖析新闻业对于技术的认知逻辑以期为中国新闻业更好应对AI挑战、建立本行业科学合理的自主技术观念提供启示。

一、STS研究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学理范畴

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STS旨在探究并理解科学技术如何影响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关注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其倡导从建构论的角度剖析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运用规律。STS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即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二是科学技术对社会运行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三是关于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即探究如何制定合理的科学技术政策以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学术研究的范式来看，近年来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STS研究的影响，相关研究突破以文本和内容为中心的研究思路，重点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新闻业的内容转向新闻业如何与其他社会机构一起被数字技术所塑造并反向约束技术发展的路径。与传统新闻学研究落点不同，STS视角下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敏锐地捕捉技术、平台等要素的变化，并基于此寻找新闻学创新研究的概念化方式以及观念认知的具体规律。

既往研究多从技术哲学层面将“新闻业技术观念”界定为新闻业主体对媒介技术所持有的认知框架，这一框架包含对技术功能的实然判断和对技术价值的应然预期。在STS研究传统影响下，新闻业技术观念研究通常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两大范式之下开展。在“技术决定论”的讨论中，相关研究首先将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对于技术决定论的态度作出了区分——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以技术决定论解释新闻实践领域发生的变革，多将技术视为新闻业变革的一类自足性因素；而新闻学研究者则多拒绝技术决定论主张，但同时也肯定技术之于社会变革的潜力。在建构论的理论主张下，关于新闻技术观念的研究多借鉴技术驯化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经典理论资源。依托技术驯化理论主张，新闻业通过对技术的物质占有和应用转化，将技术视为能够适配新闻生产实践的要素，并由此形成对于技术的观念体系。例如，新闻从业者与普通用户对于社交媒体技术工具的认知不尽相同，新闻从业者更强调社交工具充当新闻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分发的技术功能角色，而非仅是单一用于日常线上交往的平台工具。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则指出，数字技术是与记者、新闻机构、媒介资本及用户等相关方同等重要的行动者，因此，技术观念是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观念网络。新闻从业者在技术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既体现出对于技术工具性的认知，同时也包含对于技术社会性的认知；既表现为对技术之于新闻专业实践的特性认知，也表现为对技术使用规范性的约束和限制。

基于STS研究的理论供给，本文所探讨的“新闻业技术观念”主要涵盖“技术的新闻”和“新闻的技术”两重面向——前者是指新闻业作为技术的传播者，对技术原理构成、功能属性、应用价值等实然判断与应然预期的总和；后者是指新闻业作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物质载体、实际运用模式，以及技术消亡、迭代或融合的专业性认知与态度偏向。STS研究之所以能够支撑“新闻业技术观念”这一理论面向的原因在于，STS侧重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而新闻业正属于社会分工领域中的重要专业门类，其通过公开的新闻叙事描述并界定了科学技术且在传播中推进了关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大众化普及，媒体的报道议程和价值取向关系到公众的技术认知。与此同时，STS同样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运行的影响，新闻业作为社会运行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部分自然也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此外，从经典新闻学的理论论断来看，“新闻业技术观念”当属“新闻观念”的组成部分。“观念”主要是指主体借助特定语词符号传递的思想认知，在社会互动中完成意义共享，进而构建起的一类复杂话语思想系统，学者杨保军进一步将“新闻观念”界定为“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的融合统一”，那么，新闻业技术观念则可被理解为新闻业主体对技术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根本性认知取向。

二、“技术的新闻”：新闻业对AI狂热的观念批判

作为新闻业技术观念的构成部分，新闻业关于AI的报道多集中于AI狂热的表现，以及对于AI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的批判性维度。如前文所述，STS研究主张以技术的社会建构方式来认知技术，关于AI狂热的报道议程和媒体的价值立场建构了公众对于技术的认知，新闻业技术观念是公众技术观念形成的前置环节。学者厄舍（Nik Usher）明确批评了AI狂热的现象，其认为“黑箱”“信息失序”以及“知识产权掠夺”等风险问题被AI报道和叙事炒作所掩盖，并由此呼吁新闻业必须对那些一直以来试图贬低人类劳动价值的技术公司保持充分警觉。结合近年来主流媒体关于AI狂热的叙事文本可以发现，在对AI狂热的技术认知上，中西方代表性的新闻媒体集中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和底层逻辑进行了批判叙事。事实上，AI狂热作为一种对于技术的观念认知，自其提出伊始便天然蕴含着批判意味，新闻业对AI的技术叙事则进一步将“狂热”引导至反思性和自主性的技术价值评价维度。

（一）基于AI技术原理的批判叙事

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认知多来自对技术原理的批判，特别是既往新闻报道集中揭示了AI运行的算法黑箱及其可能包含的潜在偏见。例如，路透社等媒体对“亚马逊AI招聘歧视”等新闻事件的持续追踪报道，揭示了亚马逊开发的AI招聘程序可能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彭博社（Bloomberg）的报道则将AI视为独立的技术实体，在对AI狂热的批判叙事中强调AI的技术原理可能激化社会既有矛盾，进而加剧公众对技术失控的集体焦虑。相关报道明确指出，AI运行的核心原理是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本应通过向自动化系统提供大量与主题相关的数据来帮助决策，但其所依赖的数据本身即存在偏见，且这些偏见可能会在AI应用的具体场景中进一步强化。此外，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还从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AI狂热进行批判叙事。例如，在对AI算力所消耗的资源方面，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测算，到2028年，仅AI每年消耗的电量就相当于22%美国家庭一年的家庭耗电量。

中国新闻业对于AI狂热同样持有审慎的批判态度，但在对AI技术原理的报道中更注重价值调适，进而引导公众以更为理性的态度认识AI狂热现象。例如，《经济日报》曾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走深向实》的文章，彼时正值DeepSeek大模型迅速出圈、火爆全球的时期，这篇报道介绍了国产大模型的多模态融合算法等技术原理使得其训练成本不到西方同行的十分之一。同时，相关报道凸显技术可控性的设计理念，让读者从技术底层逻辑理解人工智能的研发逻辑。例如，《人民日报》关注“AI幻觉”这一由大模型引发的新问题，题为《如何看待AI“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评论文章同样从大模型技术原理的层面向公众解惑。文章首先明确AI的技术原理是基于概率生成内容，进而指出所谓AI幻觉如同人产生心理幻觉一样，在遇到不熟悉或超出“知识储备”的问题时会编造一些并不存在或生成与事实相悖的答案，但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优化程序，进而激发新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

（二）针对AI功能属性的认知评价

在对技术原理进行公开报道和评价的基础上，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批判还体现在对AI功能属性的认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自问世起，其功能属性便与解放生产力等与效率相关的技术性话语相关联，然而，AI狂热所反映出的对于AI效率的迷思恰恰也是新闻业所批判的对象。在信息高风险时代，如若单纯追求“应用AI提升效率”并将其视为所谓的创新路径，那么则会进一步加剧行业对技术的路径依赖。中西方媒体均对AI狂热背后的伦理风险和技术实际应用落差表现出担忧，这进一步暴露出AI狂热这一观念是基于新闻业叙事和社会性建构结果的本质。

新闻媒体首先基于AI效率炒作的层面对AI狂热现象进行了解构，这种解构可置于“技术狂热周期”（Tech Hype Cycle）的视域下被进一步理解。高德纳（Gartner）公司提出的技术狂热周期理论，描述了新兴技术如何在一波膨胀的期望中崛起，然后陷入幻灭，最终找到更现实性的落地场景。技术狂热周期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阶段：技术触发期、期望膨胀期、泡沫破裂低谷期、稳步爬升恢复期和生产成熟期。当前，AI技术正处于“技术狂热周期”的期望膨胀期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公众与市场对其应用前景抱有过高期待，因而其技术能力常被过度放大。事实上，就像AI尽管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能取得高分，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可胜任真正的法律工作，毕竟律师的工作绝非整天回答律师资格考试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更为直接地指出，将AI视为新兴的、万能的技术工具叙事已经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现实中的行业需求来说，“AI”这个流行语太过狂热，其不仅夸大了对于AI的期望，还分散了人们原本应该用在提升AI真正效能方面的注意力。特别是当资本与媒体报道形成“技术神话”合谋时，更加会系统性放大技术的工具特征而遮蔽其局限性。

与西方媒体针对AI功能属性的客观评价相似，中国新闻业也及时揭露了AI技术公司凭借“伪效率”的商业炒作苗头。例如，澎湃新闻的报道指出，一项基于16位资深程序员的实验发现，程序员预测自己借助AI写代码的效率能提升24%，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用AI写代码效率反降19%。这一结论再一次验证了著名的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即，研发投入和成本增加，但生产率反而下降。界面新闻的一则报道也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基础科学问题，任何的捷径都不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如果只是“套壳”“蒸馏”一些模型，确实可以打造一些娱乐性质的应用，但是如果想让AI真正成为人类可靠的助手则还需持续性探索。可见，对于AI的理解不应单纯依赖商业资本驱动的应用迭代，还应真正回归AI的功能属性层面，从而更好地对AI形成客观的认知评价。

（三）围绕AI应用价值的观念检视

对于AI狂热的批判还表现在媒体对于AI应用价值的观念检视维度。部分西方媒体在AI应用的相关报道中多将技术视为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一类潜在威胁，这种认知强调AI应用价值的风险性，主张以个体权利为标尺审视技术扩散的现象，同时警惕AI狂热对社会公平与文化独特性的破坏。例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文章指出，有迹象表明我们陷入了AI狂热的炒作周期，那些AI科技公司的每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和产品公告的发布都在收割流量，但是那些AI产品究竟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了何种应用价值则甚少有人追问。此外，新闻业对于AI相关科技类新闻的高密度、大体量报道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使然，而是新闻业将AI狂热的叙事作为一种发挥协调和动员作用的文化资源。

中国新闻业对AI应用价值的观念检视更为注重AI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是否能够促进公共利益，以及是否能够基于技术的弯道超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近年来，主流媒体关于AI应用价值的报道立场多为主张通过AI技术普惠实现资源再分配、防范AI应用导致的数字鸿沟，以及强调AI服务于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现实功用。例如，针对AI应用于中高考押题的现象，《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题为《“押题大师”是陷阱！选择AI学习产品时应避免被误导》的报道，该文明确点明AI押题是流量诱饵，所谓AI押题的“命中率”存在欺骗性，其本质是在向考生和家长兜售一种“焦虑经济”。又如，在关于AI是否能被当作人类伴侣的问题上，人民网曾连续发表“AI伴侣三评”——《不能忽视情感伦理》《不能任其违法违规》和《AI乱象需及时治理》。其中《不能忽视情感伦理》一文明确指出，“AI伴侣”虽然可以提供个性化情感体验和精神慰藉，但过度依赖AI伴侣可能会阻碍关键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上述报道均鲜明地剖析了AI应用成为噱头的潜在风险，亦表明了主流媒体对于以AI押题、AI伴侣等为代表的AI狂热现象所持有的批判态度与立场。

三、“新闻的技术”：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

延续STS研究的主张，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观念认知既包含对AI社会性效用的认识，也涉及新闻业作为专业行业对于AI的工具性认识。前者如上一部分内容所述，新闻业通过批判叙事对AI的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加以检视；后者则意味着AI是可供新闻业开展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利用的专业性工具，于新闻行业而言，对于AI狂热的否思实则是重新定义新闻的本质以及新闻和受众的关系。

（一）从协助到协同：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智能化转向

回顾中国主流媒体应用智能工具进行新闻生产的历史不难发现，从约10年前新华社推出“快笔小新”写作机器人起，主流媒体就在积极尝试如何将技术工具更好用于服务新闻报道。以“快笔小新”为代表的初代智能技术主要是代替人类记者完成辅助性的工作，彼时对于“快笔小新”的宣传介绍多突出“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技术特性。不同于当前推演大模型的复杂逻辑，早期智能写作机器人所遵循的写稿逻辑较为简单，主要是基于数据采集、计算分析和模板匹配三个环节的操作即可完成标准化的稿件写作。初代智能技术虽然能够完成规模化的写作任务，但因囿于特定报道的体裁限制以及模板化的语态风格而遭受质疑。因而，初代智能技术多被视为具有能够协助人类新闻从业者的辅助性角色，换言之，新闻从业者多将AI视为一类“助手”，并通过话语策略强化自身职业边界。如，新闻业强调人类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这一阶段总体呈现出以“防御性适应”为核心的技术认知观念。

在智能技术的迭代与新闻业的创新发展进程中，中国新闻业的技术观念更加明确地体现出面向智能化的认知转型。2023年被誉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元年，在此后的短短两年间，文生图片、文生视频、文生世界等一系列与生成式AI有关的语汇不仅是新闻业的报道素材，也构成了新闻业对于智能技术观念认知的全新术语。不同于初代智能技术的协助身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更强调人机协同模式，其关键在于将“技术向善”与新闻的公共使命结合，这既需在技术层面提出具有可解释性的方案设计，也需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伦理审查机制。

从中央媒体到地市级媒体，大模型已经或正在被媒体部署并应用于日常化的新闻报道实践。2025年，《中国青年报》首次面向报社内部推出“青云智上·AI赋能采编”智能体平台，该平台集成多款AI大模型可为记者编辑提供智能写作、数据检索、多模态生成等服务。作为地方党报的《山西日报》也推出了“AI全流程新闻版”，据《山西日报》微信公众号所述，自2025年7月3日起，《山西日报》正式推出本省首个AI新闻版，AI深度参与选题、写稿、画图、排版、成版等环节。“拥抱AI！”“这不是替代，是‘超进化’”，以及让传统记者编辑从“AI小白”秒变“人机协作大师”等技术认知话语也频频出现在相关推送中。与此同时，《山西日报》还强调为了对抗AI幻觉等风险，报社特别设计了“双盲校验”机制，即，除责编外，所有AI生成内容还须由两位编辑“背对背”独立核查。从初代技术的“协作”，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协同”，智能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的程度逐渐加深，同时新闻业对于智能技术的观念呈现出更加理性化的认知转向。

（二）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以反思性为核心的技术观念

传统新闻业所面临的平台侵占和用户使用习惯的变迁使其更容易陷入对新技术的盲从，因此会过于急切地寄希望于通过AI来扭转行业局面，但是这样的AI狂热思维将会消解新闻业的社会价值。中国新闻业对于智能技术的观念认知既反映出对技术本身的乐观态度，同时也体现出以安全性为首要考量的技术有限性观念原则。

回顾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变迁，以电报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中国新闻业的出现曾引发中国报人的技术恐慌与技术焦虑，尔后在技术追赶的进程中，中国新闻业的技术观念开始呈现出对于技术演进的规律认知并以反思性的精神批判看待新技术，最终形成对于技术的工具性认知和社会性认知的混合观念体系。在报道AI等新兴技术时，中国新闻业倾向于既将技术描述为客观中立的工具以增强报道权威性，同时又在新闻报道实践中警惕AI技术对新闻真实性的侵蚀。新闻业的技术观念认知来源于技术作为报道对象与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的张力关系——作为技术传播者，新闻业需要简化报道逻辑以满足公众理解；作为新闻专业性的践行者，新闻从业者必须揭示和解构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

中国新闻业积极地将技术使用与媒体的社会责任定位相联系，特别是在倡导智能科技创新的社会风气引领之下，新闻业更加愿意尝试将新型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创新空间和场景之中，并主动摸索新闻业技术创新的有效经验。中国新闻业的反思性认知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性嵌入”特征，即，从业者一方面承认AI技术在数据抓取、标题生成等环节所具备的高效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强调记者在场的深度调查等人类独有的采编能力，筑牢新闻职业的专业边界。例如，人民日报社推出的开放式媒体技术创新平台——“创作大脑”，虽具备智能写作、视频生成等十余项功能，但其仍旧强调自身的核心内容需经过“三审三校”以确保符合主流价值观。又如，澎湃新闻的“澎湃明查”平台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实现每日数百万条信息的自动筛查，但明确将敏感事件核查权保留给人工团队。

事实上，生成式AI将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转化为计算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闻业德性原则消解，亟须构建自上而下的道德决策系统与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中国新闻从业者对AI的技术观念认知从早期的积极倡导逐渐转向对数据偏见的警惕，这种“有限开放”的认知逻辑既受智能技术的特性影响，也与中国新闻体制对职业身份的规制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接纳AI的同时也应同时坚定维护自身职业自主性。

（三）从技术适配到专业重塑：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性逻辑

基于前文对AI狂热的观念否思基础，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还需厘清技术应用的边界、明确人类从业者的主体性地位，进而从技术适配与专业能力重塑的维度，推动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正如STS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技术并非孤立存在的中性工具，而是嵌入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专业实践的复杂性系统。技术适配与专业能力重塑是构成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自主建构的核心机制，其中，技术适配是新闻业主动将技术要素整合至专业内容系统的过程，这要求技术使用应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并能增益新闻业的社会价值；专业能力重塑则体现为新闻从业者提升面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甄别能力、面向大数据的社会深层问题挖掘能力以及在技术赋能下坚守人文关怀的价值定力。具体而言，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性逻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厘清AI技术介入下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地位，重张专业新闻活动的核心社会价值。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图像生产的渗透，促使记者重新思考如何界定新闻真实性的标准，记者的职能也从事实记录转向事实的验证与意义的阐释。这种角色转型在中国新闻业呈现更为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平台逻辑与技术压力推动记者向技术操作者转型；另一方面，体制性要求与职业伦理促使其坚守公共利益守门人的核心身份。当前，技术可介入信息采集与形式呈现环节，但价值判断、伦理审查与深度调查必须保留人类主导权。新华社研究院于2024年发布的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命》的报告就指出，新闻报道的深度与专业性具有更加宝贵的价值，一方面应加强采编团队在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信息进行挖掘、筛选、鉴别、关联、分析，延伸报道触角。从新闻业作为专业行业的发展规律出发，技术要素是影响新闻生产的关键变量，当AI对新闻业的价值内核构成冲击时，新闻从业者群体需通过职业角色的重构机制，完成对行业合法性边界的勘定与巩固。

其二是基于新闻实践的本体构建具备自主性的技术伦理标准，确立具有中国新闻专业性特质的技术评价坐标系。从实践层面来看，对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廓清，意味着明确将新闻视为人类构建新闻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即，所有能为新闻专业性做增项的技术探索和内容创新都是值得学科接受和肯定的，反之则要警惕。在操作维度上，应根据新闻内容题材制定分级分类管控机制，特别是对时政报道、民生新闻等领域的AI使用进行重点伦理审查，确保技术介入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公共利益相吻合。同时，还应根据技术发展的阶段与现实应用规模确立AI参与新闻生产的边界范围。例如，《人民日报》新媒体明确将AI用于推动重点产品的辅助生产，注重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让技术创新服务于精品制作。2025年春节，《人民日报》新媒体结合“春节”申遗成功等热点推出国际宣传片《这就是春节》（This is Spring Festival），其中AI应用于辅助复原古装场景、展示民风民俗，在古今结合中展现出传统节日的魅力。

其三是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需突破单一主体驱动的局限，应集纳政府、行业和市场等主体的力量共同为AI参与新闻生产提供安全性认知保障。伴随着AI从技术工具向基础设施演变的趋势，新闻业所享有的资源也在向技术公司和平台转移，这背后潜藏着信息传播权力不平等的隐患。对此，国家层面可通过战略性政策的制定从而确立技术创新应用的方向。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顶层设计已将人工智能应用纳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考量，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为代表的规范性政策管理文件也为新闻业的AI工具使用确立了原则标准，相关规定要求内容生产者应对AI生成内容进行“标识”与“溯源”以确保AI工具的规范使用。在行业联动层面，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也应构建专业共同体，进一步打通一线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壁垒，进而从学理层面探索构建针对AI新闻生产的主流价值校准机制。此外，在外部市场层面，还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与新闻机构共建研发平台，开发契合中国新闻业的定制化内容生产工具，如，统筹设计可用于监测AI幻觉风险的智能采编协同系统等。

四、结论与讨论

在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以AI狂热为代表的激进技术观念忽视了行业的稳定性，正如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所强调的，是新闻业赋予了技术的目的、形态、视角与意义，而非相反。归根结底，新闻业对AI狂热的否思，本质上是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超越，这也意味着新闻业唯有坚守公共使命，才能在数智时代实现真正的技术自主。AI狂热现象的出现为重思新闻业技术观念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技术的新闻”来看，AI本身是新闻业重点关注和报道的对象，作为社会行业门类的新闻业基于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对AI狂热的报道建构了关于AI技术的叙事；从“新闻的技术”来看，AI是新闻业开展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使用的专业性工具，对于AI狂热的否思反映出新闻业关于新闻与技术关系本质的认知。由此，新闻业与技术的关联点锚定在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形成和演变的路径之中，对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讨论实际上是在回应新闻业与技术的关系这一经典学理性议题，本文所提出的新闻业技术观念亦是对新闻业与技术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概念化尝试。

STS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特别是技术相关议题的可对话性在于，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塑造过程呈现出随机性与持续性特征，并不存在某种固化的、本质主义的作用效果。因此，若要形成对这一互动关系的深刻认知，就必须基于精细化考察明确特定媒介技术在具体场景中基于何种目标导向被应用与规范。换言之，技术的功能实现是在动态的使用语境与规制框架中不断演化的。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显现出较为鲜明的思辨色彩和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中国新闻业的自主技术观念构建过程始于对技术工具性的初步认知，早期表现为以防御性适应为核心的观念形态，通过强调人类在价值判断领域的不可替代性，维系新闻职业的专业边界。随着智能技术迭代，技术观念逐步转向人机协同的深度融合阶段，呈现出“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双重特征。前者体现为对技术效能的理性接纳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后者则将技术创新与媒体社会责任深度绑定，使技术认知始终嵌入中国新闻体制的规范框架。中国新闻业自主技术观念的形成逻辑依循三个层面：一是确立人类在价值判断与伦理审查中的主体性地位，巩固专业实践的核心价值；二是构建适配中国语境的技术伦理体系，以主流价值观为校准基准；三是整合政府政策规范、行业专业共同体与市场技术研发力量，为技术应用提供安全保障与发展动能。

面向未来，对于AI狂热的否思还应关注新闻业外部的影响因素，事实上，新闻机构及从业者在新闻生产实践中构建了契合业务需求、适应自身发展的媒介技术认知体系，而外部群体则基于自身诉求，形成了有别于新闻业的独特技术观念。新闻业通过揭示AI狂热的技术社会建构本质以呼吁公众理性认知技术边界，那么新闻业的技术观念与公众的技术观念有何关联？又如何从学理层面看待这二者关系？还有待未来学术研究的推进。

作者：杨奇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5年第8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