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读书会 | 《住面包车的女人》：文艺创作是我们看见自己与互相看见的地方

摘要：作为英国家喻户晓的文学与戏剧界重要人物，阿兰·贝内特的作品始终在现实与寓言之间寻得一条风格独特的中道。相比于莫泊桑《小步舞》式的写作，贝内特《住面包车的女人》中的作者形象更为突出，直接参与到与其他人物的互动关系中。作为一个随着社会共同前进的人，贝内特对谢泼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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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学·未来

本栏的设计初衷是促进文学与青年的对话。

我们将邀请一批批思想不拘一格的青年学子，针对《十月》新刊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相信：青年的姿态、言说方式和思想资源不仅关乎文学的未来，更牵扯着时代的征候。《十月》始终坚持“文学向未来”，用青年的声音回应时代，回馈读者。

本期“青年读书会”的相关讨论将围绕阿兰·贝内特的小说《住面包车的女人》（点击可阅读，首发于《十月》2025年第1期）展开。

| 主持人语 |

意寒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十月》实习编辑写诗和与诗有关的文章，也教孩子们写诗

时代聚光灯下的剧场共舞

作为英国家喻户晓的文学与戏剧界重要人物，阿兰·贝内特的作品始终在现实与寓言之间寻得一条风格独特的中道。相比于莫泊桑《小步舞》式的写作，贝内特《住面包车的女人》中的作者形象更为突出，直接参与到与其他人物的互动关系中。作为一个随着社会共同前进的人，贝内特对谢泼德小姐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投去复杂的注视：带有排斥的同情与懒散自私的良善——尽管他无疑比周围的邻居有着更多耐心，但依旧无法去除人性中向下的部分。借用《论识人》中对于良善的定义，贝内特为全文蒙上一层亦真亦假、“亦善亦邪”的氛围，邀请读者参与到“剧场”之中。本期读书会邀请的四位朋友，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开剧场一角。Henrietta追溯了贝内特的不同文本内容与形式，丰富了“谢泼德小姐”在文本内外的形象，站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上为我们拨开一条理解贝内特的小径；千代抓住小说开头对于良善定义的引言，追问良善、真实、自由、责任在当下何在，并认为在善意失真的社会里，边缘者谢泼德小姐的消极抵抗终究是悲剧性的；芜雨关注到小说中人物展现出来的生命张力——谢泼德小姐或许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常态，但更重要的是她如何在挣扎中保持坚定的生活态度，从而引出莎士比亚式“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手石则关注叙事手段与文本细节，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除了以上提到的解读方向和文本联系外，《住面包车的女人》也让我想到美国作家的普利策小说奖作品《奥丽芙·基特里奇》。或者将主人公改变一下性别，联想到《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古怪”“刻薄”“棘手”的老女人或老男人，都在某些大时代的变化中留下一些积习，都有意与当下隔离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能够看见这些人物身上富有魅力的一面：本质上的善良柔情，对爱和正义的坚持，对尊严的维护。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人物的悲剧性生活归因于他们性格的偏执与脆弱。但正是在这些个体身上，新与旧、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着激烈冲突，时代对人的烙印得以凸显。因而，理解他们以何种方式回应时代，以何种状态活着，是我们通向更大命题的一把钥匙。正如贝内特所感受到的那样，读者对于谢泼德小姐的复杂体验，同样是对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和观念的复杂体验。时代的聚光灯下，作者与谢泼德小姐都在矛盾与复杂中变得真实动人。进入到剧场中的读者，从中感知到的是他人，也是自己。| 评论现场 |

Henrietta

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硕士在读

“那场面简直可以拍部电影”

“那场面简直可以拍部电影。”她说，“我就想到你了。”

——阿兰·贝内特《住面包车的女人》(The Lady in the Van)

《住面包车的女人》最初出版于1989年，历经数十年衍生出舞台剧、广播剧及电影版本，而类似的场景今天仍在上演。2024年的混合现实短片《帐篷》 (The Tent)邀请我们先后扮演运营NGO的中产女人与在她院中搭帐篷居住的不速之客，在二者最终爆发的冲突中张开慈善展览和真实存在之间的恐慌。在《二〇二五年的欧陆》(Kontinental '25)中，一名无家可归者被从地下室驱逐后不愿住进收容所，选择自杀，而女主角的朋友谈论家附近的流浪汉：难熬的冬天使她的心为他揪紧，同时竟也感到一阵轻松，因为天气缓解了飘散而来的屎臭味。漠视与凝视，善意与侵扰，难以直视的社会现实和与他人的关系拷问着我们有限的良心。贝内特的半自传作品相比之下更为温柔，我们看见社会身份之外的谢泼德小姐，她的古怪她的亲切，也得以在观察作者的介入与描述时观照自己。当撒切尔的话语在《汉兹沃思的歌》(Handsworth Songs)等电影论文中被反复重建，处于她阴影下的谢泼德小姐，住面包车的女人，曾经的钢琴家和修女，这另一位铁娘子，兼具英国老太的喜剧性与刺穿一切类型预设的鲜活，戴着奇特的帽子，为面包车刷上黄漆，试图出售自己的真知灼见，对怜悯与冒犯敏感却对醉汉展现出关怀，费心填写议员选举提名表，希望与贝内特合作拍出有趣的电影。谢泼德小姐弱势中的坚执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像是伊林喜剧《老妇杀手》 (The Ladykillers)中古板天真的粉红色老妇人。她在懵然不知中令（在一些解读中象征社会进步与创新的）抢劫团伙落败，训斥粗暴对待马匹的摊贩时力量不逊都灵的尼采。同时她的存在又与主流成功相悖，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怀疑自己未被认真对待是因为“又老又无家可归”，她在困顿中怀有混乱而朴素的爱之梦，将为社会最底层发声视作自己的社会责任。终于，她成为这部作品的“幕后女士”，被读者也被历史看见。谢泼德小姐（或原型人物玛格丽特·费尔柴尔德）在贝内特作品中留下的痕迹或许不止于《住面包车的女人》。我们还能看见《信件夫人》 (A Lady of Letters)中坚持给议员、警察、火葬场写信反馈弊病的工人阶级主角，《长沙发下的奶油饼干》(A Cream Cracker under the Settee)中腿脚不便、重视环境卫生、对护工不信任的唠叨老妇。在独白剧集《喋喋人生》 (Talking Heads)中，平凡乃至畸零的人们谈论他们的生活，对事物发表看法。贝内特以不同媒介创造出个体情感的窗口，承载庸常生活的兴味和失落。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立场的温情，也可以想象为谢泼德小姐撰写一段独白，但在《住面包车的女人》中，“我”作为作者和角色的存在更加明确而诚实，不虚伪不傲慢：“打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我的出发点绝对不是纯粹的慈悲心。”他承认局限并保持省思，提供更多观照的层次，供读者为彼此找寻“唯一一张我觉得照得像我本人的”照片。在文中，贝内特谈论自己的创作生涯，斯特林阿隆夫妇作为“中产阶层化”群体的漫画命运。谢泼德小姐试图介入，表示希望上电台并提议合作拍电影，探寻表达的路径。《住面包车的女人》及其衍生则是他最终交给自己的答案，庄重而灵巧地反映了外部现实、呈现了人物形象，同时进行自我剖析，抵达一处清白的落点。此处或可提及贝内特的另一部作品《文艺趣向》 (The Habit of Art)。如果谢泼德小姐说“我在天堂有保险”，那么或许文艺创作便是我们看见自己与互相看见的地方，是洪流之外承载最终“爱之梦”的天堂。注：《喋喋人生》分集译名来自冥王星的灯笼裤。

千代

本名叶玉洁，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

诗歌见刊于《诗歌月刊》《星星》《四川文学》《草堂》等刊物。

当善意不再失真

为单个人物写传记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展露他人形象的同时还要显现自身的弱点，但阿兰·贝内特显然没有打算对此隐藏。他从小说一开头就挑明了作为社会公德的“良善”的虚伪性：“所谓良善的天性，或世人普遍认为是良善的品质，实为所有美德中最自私的一种：十之八九，不过是懒散的性情使然。”（威廉·黑兹利特《论识人》）小说的主人公是谢泼德小姐，但小说中的“我”——贝内特却一直置身其中。两者既是良善的对照，同时也深深揭露了人的个性之复杂多面。可以说，正是通过与“我”的关系，才能成功塑造出谢泼德小姐这个圆形人物，才能提出多种问题：良善、真实、自由、责任在当下何在？良善的第一层是格洛斯特新月街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人群，这是伪善的集体代表。这些人以W女士为代表，W女士既大方地愿意为谢泼德小姐新购置一辆二手车，同时却又因谢泼德小姐较差的卫生习惯，而不愿让谢泼德小姐的车停靠在她家附近。在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则展露了更多细节：新月街的人们一方面总是慷慨地为居住在面包车中的谢泼德小姐递上食物和衣物；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谢泼德小姐搬离新月街。显然，她随意的着装、流离失所的状况，与街上有着良好社会条件的居民们格格不入。小说经历的时代，正是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代，面对阶级被打破、阶层流动频繁的社会状况，传统对于道德的要求自然在现实中遭到了考验。当谢泼德小姐频繁遭受路人的袭扰时，只有“我”伸出了援手。而新月街的其他人虽乐善好施，但也仅仅止于不使自己陷入麻烦的地步。《住面包车的女人》的同名电影里，将“我”塑造成了AB面型的人物，A面是作为写作者的“我”，他对谢泼德小姐怀有人道主义式的同情；B面则是作为生活中的“我”，面对谢泼德小姐这么一个具有古怪性格的女士，“我”不得不在这样的频频打扰中百味杂陈。“我”帮助谢泼德小姐的动因，并非纯粹出于同情和真心，同时也是为了解救安静的环境，使自己能够安心写作。因此，谢泼德小姐后来居住在“我”的花园里。在冗长的十五年中，也正是出于我的“懦弱”，谢泼德小姐能够长居“我”的住宅，直至逝世。同时，作者也借助谢泼德小姐之口质问自身，是否她的停留，只是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写作素材（在电影中同样有描述）。这样，“我”的良善同样成了“我”的私心，“我”同样在忍受谢泼德小姐的过程中，对她形成了诸多误解。谢泼德小姐本人，则大力提倡“正义”，甚至还自己成立了政党——忠信党。事实上，谢泼德小姐本身的政治观点自相矛盾，因此从她的言行举动中，可以更好判断她对“正义”的看法。首先，她具有高度的自尊，比如她拒绝了嗟来之食、不愿多接收社工送来的衣物；其次，是她待人有平等之心：她将作者描述成了和她一样的独身主义者，并且她对和她地位悬殊的人物也大加评论；最后，她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政治的积极参与。这些均表明她的正义，虽然不是英雄式的，但却聚合了个人的最高浓度，而这也是她对宗教笃信的体现。然而一个要求正义的人身上，却显现了种种不公。谢泼德小姐的经历促使我们思考：为何人们普遍提倡良善，却允许了一位具有正义之心的女士落魄街头？作者表明了良善可能变成虚伪。正如我们所阅读到的，居民给予的小恩惠，无法真正改善穷人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说人们的良善是失真的。在良善介入与他者的关系时遭受到的考验证明，人们没有看清他者的真正需求。谢泼德小姐的经历是一个边缘者能给予自己的最大的自由，这样的消极抵抗同时也是悲剧性的。她幻想自己在宗教中得到安慰，于是在信中建议教皇戴一顶塑料或纸板皇冠，而塑料和纸板正是她制作帽子的原料。但她后半生始终在混乱中生活。作者开头的“良善”，同时也是在提醒每个人，直至社会：我们并非处于社会公德所建构的真空之中，任何具体之事都有可能考验我们。

芜雨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本科在读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大概

20世纪70年代，在伦敦的公园大道上，她一本正经地指认着一条毒蛇的存在——谢泼德小姐的出场，就自带着一种戏剧性的滑稽。不过，读者若要期待些别的什么惊人的东西在后文中发展出现的话，那可就要大失所望了——几万字下来，谢泼德小姐（可能最多再加上个“我”）是唯一的叙事主角。如果要说，这篇初读起来甚至有点“寡淡无味、平淡无奇”的小说有什么特长，那么确实需要一些翻来覆去的多次再读才能发现：阿兰·贝内特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剧作家的特长，将场景勾勒的生动与人物行动的深刻自然地结合，让每个小细节都有所指射；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这文本之后充盈着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感。一辆车，一条街区，一个老太婆（虽然被称为小姐）。她在车内生活数十年的经历，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小说的细节却又如此充分，如此强信，如此具有说服力……小说本身取材现实，朴实的元素却造成荒诞的情节与形象。如此种种的矛盾，或许是本文里最大的文学张力。其中，谢泼德太太的矛盾形象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文章塑造的最重要目的：作者贝内特把谢泼德太太形容为十分具有自尊的人：在新月街慈善夜绝不接受他人施舍，敢于直面混混等人的骚扰行径，并铿锵发声。但是，她也存在无比矛盾的另一面：从最初找作者帮忙推车，到后面在街区门前停车住下，最后直接搬进作者的居所旁边。另外，她似乎富有教养：懂得很多时尚的东西，能够对撒切尔夫人的执政做评点，甚至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这种教养同时又与她邋遢的生活环境与恶劣的卫生环境形成剧烈的对比。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让人惊讶，也让人沉思。与谢泼德小姐本身的形象矛盾有一一对应之妙的，是贝内特对待谢泼德小姐的态度的矛盾。在文中贝内特曾自言：“每次跟谢泼德小姐有所交集，我心里都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帮她忙时还得拼命压抑住想掐死她的冲动。”但是，虽说心里“想掐死她”，他的身体却无比诚实地在谢泼德小姐困难时屡次伸出援手——似乎，谢泼德小姐并非像他（几乎充斥全篇）的负面描写那样惹人讨厌，而他本人，也如同英国人惯常的遮掩叙事一般，并非如文中语言显示的那样冷漠。谢泼德小姐是体现了个体在宏大叙事与底层现实之间挣扎的鲜明形象——一般的文学评论会这么写。也有的评论会写诸如“社会发展和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社会两极化”等更为社会性的主题。但是，先不说这些问题本身在历史上与经济学原则上就难以弥除，更别说我们一般人更加难以改变。因此，我想，这篇小说最为动人的东西，也不只在于上面几点。我们毕竟难以改变什么——并非消极主义，只是不那么英雄主义而已。最动人的，还是这些形象中展现出来的生命张力：谢泼德小姐或许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常态，平常、没有壮烈的波澜，有时还有点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挣扎中的坚定的生活态度：自尊、睥睨一切，却又富有人情……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大概。为什么仅说“大概”呢？因为，这个问题，是在莎士比亚构造的戏剧性中才存在的。对于我们，这就不是个问题：我们当然必须生存下去，没有人是该死的。只是，该怎么样生存下去？这才需要我们自己想方设法认真回答。

手石

西南交大工科生，写诗和小说，小说见《延河》《都市》《黄河文学》等

谢泼德小姐在身边

阿兰·贝内特的小说语言日常而灵敏，比喻、引用，契合本土文化、时代特征，又总能在叙事的推进与描写的编织中穿梭自如。前者自不必说，关于后者有趣的几个点，如：“她那副样子我后来习以为常——左臂直直伸出去，手掌平贴在车身侧面，像在宣示自己的所有权，而右臂则招呼着随便某个上前搭理她的傻子，那天的傻子就是我。”“她在威廉姆斯和格林银行门外摆摊出售名为《真知灼见：重要事务》的小册子——她本人就是作者，不过要是问起来，她决不会承认。‘我只负责卖它们。至于作者是谁，我顶多告诉你——佚名，就这样。’她总是把最新一期的内容重点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从不讲究写得是否美观。”第一个场景在开头，以谢泼德小姐口中半真半假的“蟒蛇”为引，道出谢泼德小姐天马行空的思维后，又以后来者的口吻自嘲式地把“我”打趣为谢泼德小姐眼中的“傻子”。世人皆醉我独醒，可究竟这种状态是出于横跳在自恋自大与自我怀疑之间的主观臆测，还是确有其事，阿兰·贝内特留给读者在后文中寻找。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跳出当时场景的“后来者”口吻，让读者得以知晓，作者的笔尖从场景中挪到了场景外。第二个场景在1969年10月，“要是......绝不......”；“总是......从不......”，阿兰·贝内特从谢泼德小姐临街售卖《真知灼见：重要事务》的场景跳到一种经验总结中。这自然是叙事的高明之所在。写谢泼德小姐的生活，又不能像记账一样地事无巨细，于是便提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场面，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类似这样的叙事手段还有很多，如“有问必答环节”、“寄信的事情”等，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回到文本内容，在谢泼德小姐收到她的提名表且需要进行自我介绍时，说自己嫁给了善牧，便被称为谢泼德夫人。此时她想起自己未婚，也基本毫无头衔，只能打趣地说出这些话。我们知道，“善牧”指的是“善良的人”。在小说开头，阿兰·贝内特引用威廉·黑兹利特《论识人》中“良善的品质，实为所有美德中最自私的一种：十之八九，不过是懒散的性情使然。”这句话也正嘲讽了谢泼德小姐不切实际的偏执和幻想。她畅谈政治，论及细节的传单却又“一团浆糊”；她鄙夷“绝望的穷人”，自己却只是中产化社区中碌碌无为的边缘者；她讨厌生活的庸俗，在地下室被水泡了之后表现出一种出对地下室的无所谓态度，却又只能蜷缩在老旧的面包车中......阿兰·贝内特以一种非虚构的、半传记式的小说，从衣食住行里，也从国家大事中，描摹了谢泼德小姐这样的人。而对于读者来说必有一件幸事，即：无论在哪，无论在何时，谢泼德小姐本就无处不在，而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以及看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