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尼抗议浪潮在9月初达到高峰后，因政府让步和强力管控而暂趋平息。普拉博沃在平息此次抗议中，延续了以往执政“恩威并施”的模式，如今局势虽稳未安，部分团体仍在以和平的方式组织小规模集会，印尼社会的不满情绪仍在广泛存在。而政府公信力受损、经济复苏乏力等深层问题仍未得
✪ 潘玥 |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印尼抗议浪潮在9月初达到高峰后，因政府让步和强力管控而暂趋平息。普拉博沃在平息此次抗议中，延续了以往执政“恩威并施”的模式，如今局势虽稳未安，部分团体仍在以和平的方式组织小规模集会，印尼社会的不满情绪仍在广泛存在。而政府公信力受损、经济复苏乏力等深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本文认为，印尼抗议实质上是其结构性困境的表现。动乱不仅源于印尼人民对经济分配、通货膨胀的不满，更是普拉博沃“恩威并施”强人治理策略失衡的集中爆发。作者指出普拉博沃的治理风格呈现出显著的军事化特征。他力图重塑国家权力结构、构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政治卡特尔”。普拉博沃将军事精英网络整合进国家治理核心以建立一个更为稳固、高效且忠诚的权力基础。在立法上，他重启了军人双重职能制度，通过法律手段为军事化治理提供合法性。
另一方面，普拉博沃政府也试图通过的民粹主义项目来施“恩”于民，以赢得公众支持。但这些政策在财政、执行和道德层面上均陷入了困境，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普拉博沃推行的“免费午餐计划”通过向普通民众征收更高税费、削减公共服务来填补缺口，这反而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旨在促进“国家团结”的赦免举措反而侵蚀了公众对法治公平的信心。最后议员津贴事件暴露了资源分配的不公。据此作者指出抗议背后，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分配危机，更是一场道德和信任危机。同时，经济痼疾、腐败沉疴，以及由新时代技术驱动的社会动员模式等新旧矛盾也在这场危机里集中爆发。
最后，作者强调在社会高度分化、代际冲突加剧、社交媒体改变动员方式的今天，传统的恩威治理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民众诉求、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治理体系，是许多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
本文系2025年度广东省社科联青年学术工作坊《从万隆精神到数字互联：广东推进中印尼新时代产业合作的路径研究》（2025GDF05）的阶段成果，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 · 国际观察
2025年第37期 总第257期
恩威失衡：普拉博沃的强人治国
与印尼的结构性困境
2025年8月底，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为“印尼”）社会爆发了近10年来最严重的全国性抗议浪潮。直接导火索是一项为国会议员提供每月5000万印尼盾（约合3000美元）住房津贴的提案。这相当于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甚至是贫困地区的20倍。在许多印尼民众为生活成本飙升、就业岗位稀缺和紧缩的公共预算而挣扎之时，这一明显偏袒精英阶层的举动如同火上浇油，迅速引爆了积压已久的社会不满。尽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迅速回应，但抗议并未平息，反而从首都雅加达迅速蔓延至泗水、万隆、望加锡等31座城市。在一些地区，抗议活动升级为严重的暴力冲突，示威者冲击立法机构、焚烧议会大楼，甚至劫掠议员府邸。为平息事态并回应“17+8人民诉求”，普拉博沃撤回了补贴提案并撤换了部分议员，替换了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关键部长。
这场表面上的经济分配危机，实则是普拉博沃执政以来所奉行的“恩威并施”强人治理策略失衡的集中爆发。作为一名前陆军将军，普拉博沃的执政风格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悖论：他试图通过强化“威”的一面，即依赖军事化力量和权力集中，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又通过施“恩”的一面，即推出大规模民粹主义政策，来争取民心。然而，这两种看似互补的策略在现实中却陷入了深重困境。其“威”的强化引发了民众对威权主义复辟的恐惧与对国家暴力的愤怒；而其“恩”的施予则因财政困境和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公而走向错位，最终两者均未能有效解决印尼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将长期积压的社会不满推向了临界点。这一“恩威”失衡的内在逻辑如何激化了印尼经济、政治与社会中的多重困境？本文为理解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在威权回潮与民粹主义夹缝中的挣扎提供一个窗口。
▍“威”的强化：军事化治理与权力的集中
普拉博沃上任后，其治理风格呈现出显著的军事化特征。这种“威”的强化并非仅仅体现在个别官员的任命上，而是一项旨在重塑国家权力结构、构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政治卡特尔”的系统性尝试。
（一）军事化精英的回归与永久性联盟的构建
就职伊始，普拉博沃便宣布成立一个由109名部长、副部长和国家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史上最庞大的内阁，并将其命名为“红白内阁”，象征国家团结。在这庞大的内阁体系中，拥有军方背景的官员占据了显著比例，尤其是在关键的战略部门。他还向包括国防部长沙夫里·沙姆苏丁 （Sjafrie Sjamsoeddin） 在内的五位退役将领授予了四星荣誉将军称号。这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或对旧友的提携，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将军事精英网络重新整合进国家治理核心的政治考量。在普拉博沃看来，通过军事精英体系，他可以建立一个更为稳固、高效且忠诚的权力基础。同时，他还着手修改印尼历史教科书，强化民族主义叙事，删除1998年关于华人受迫害的部分论述，为其政策提供所谓的历史合法性。
这种做法与学界所描述的“政治卡特尔”现象高度吻合。普拉博沃试图建立一个跨党派的、以他为中心的永久性执政联盟，从而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这一策略的背后，是普拉博沃对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造意图。他不仅将自己定位为政党、议员和地方官员的“总司令”，更试图通过任命亲信担任关键官僚职务，甚至直接加强对财政部长的控制，来集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权力。这种对“威”的强化，从组织人事层面为他的强人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二）争议性立法：“双重职能”的幽灵再现
在组织人事之外，普拉博沃政府还试图通过立法来巩固“威”的权威性，其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国民军法》改革议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国军的隶属关系从“同时隶属于总统与国防部”调整为“仅隶属于国防部”；同时，将军方的“非战争军事行动”（OMSP）任务从14项增加到16项，新增了包括网络攻击防御、保护海外公民等民事职能。
修法引发了印尼国内外的强烈反弹。学生团体、公民社会联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严厉谴责该法案，认为它“威胁了印尼境内的人权保障”。他们指出，这项法案削弱了文人至上原则，可能让军方重新介入政治和治理体系，从而背叛了1998年改革运动的精神。在抗议者看来，这无异于重启了苏哈托时期备受批评的“军人双重职能”（Dwifungsi）制度，即允许军方在专注于国防职责之外，还能涉足政治与行政领域。这种通过法律手段为军事化治理提供合法性的做法，让民众普遍对国家民主进程的倒退感到深深的焦虑。
（三）国家暴力的再现：愤怒的引爆点
这种“威”的强化最终在现实中与民众产生了致命的冲突。在8月的抗议浪潮中，一场悲剧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愤怒。一名21岁的网约摩的司机阿凡·库尼亚万（Affan Kurniawan）在冲突中被警方装甲车碾压致死。尽管普拉博沃迅速下令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并对事件表示哀悼，但这起事件的性质远非一场简单的意外。它象征性地将民众对国家暴力和特权阶层的愤怒推向了顶点。
这起悲剧证明了强人治理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当其依赖的工具，特别是暴力机关，在面对社会不满时，很容易因过度使用而失控。民众积压的不满原本针对的是议员津贴这一经济问题，但阿凡的死亡将抗议的诉求迅速升级为对警察暴力、问责机制缺失以及整个国家体制的控诉。这起事件使得政府的强硬手段不仅未能平息动荡，反而成为了社会情绪进一步发酵和传播的催化剂。它使得“威”的策略在民众面前彻底失去了公信力，并与“恩”的失效相互交织，形成了普拉博沃执政危机的完整链条。
▍“恩”的错位：民粹政策与分配不公的困境
与强化“威”的策略并行，普拉博沃政府也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民粹主义项目来施“恩”于民，以赢得公众支持。然而，这些看似惠民的政策在财政、执行和道德层面上均陷入了困境，最终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一）“免费午餐”的财政悖论
普拉博沃在竞选期间就提出了标志性的“免费午餐计划”，旨在为全国学龄儿童和孕妇提供营养餐。然而，这项看似慷慨的“恩”政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财政挑战。该计划每年耗资约300亿美元，相当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14%，引发了外界对预算赤字可能突破GDP%法定上限的担忧。
为筹措这笔巨额资金，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其他关键公共领域的预算，例如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同时增加消费税、土地税和房产税。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悖论：政府试图通过一个惠民项目来施恩，但其巨大的开支压力却反过来导致政府不得不通过向普通民众征收更高税费和削减公共服务来填补缺口。这种“以民养民”的方式使得“惠民政策”的实际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此外，由于财政紧张，原本每餐15000印尼盾的预算被迫削减至10000印尼盾，导致计划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一线工作人员甚至表示肉类可能每月只能供应两次。这种承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这项本应赢得民心的“恩”政，最终变成了民众眼中“好看不中用”的空头支票。
（二）腐败赦免与法治信心的侵蚀
普拉博沃的“恩”策略还包括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家团结”的赦免举措。他特赦了数百名囚犯，其中包括多名在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政府时期因腐败而被定罪的政界人士。尽管普拉博沃政府声称此举是为了追回不法所得并加强国家团结，但这一举动在长期被腐败问题困扰的印尼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
印尼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极低。在此背景下，赦免贪污犯是对民众反腐共识的严重挑战。它传递的信号是：在普拉博沃的治理下，即便是严重的贪污罪行，也可以通过政治交易被赦免。这不仅削弱了反腐机构的权威，也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法治公平的信心。当“恩”被用于宽恕贪腐精英而非改善底层民众的困境时，其道德基础便彻底崩塌。
（三）议员津贴：彻底暴露的“双重标准”
议员津贴事件是普拉博沃“恩”的策略彻底失效的象征。它将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与精英阶层的自肥行为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性对比。当政府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削减公共预算、同时增加普通民众的税收时，却为议员们提供了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津贴和福利。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彻底暴露了资源分配的不公。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分配危机，更是一场道德和信任危机。它让普拉博沃的“恩”政显得具有强烈的政治投机性，而非真正出于利民考量。当民众为生计所困时，政治精英却在享受特权，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民众的愤怒从单一的津贴政策迅速蔓延至整个政治系统，这表明民众要求的不再是暂时的恩惠，而是根本性的治理公正。
▍结构性愤怒：新旧矛盾的交织与爆发
本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并非由单一事件引爆，而是印尼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特定导火索下集中爆发。这些矛盾包括经济痼疾、腐败沉疴，以及由新时代技术驱动的社会动员模式。
（一）宏观增长与微观困境并存的经济痼疾
尽管印尼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02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但这种增长模式并未带来普惠性的发展。相反，它掩盖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严峻就业与生活困境。印尼15-24岁年轻人中，高达16%处于失业状态。
尽管印尼的总体失业率在下降，但年轻人面临的失业问题依然严峻，这一比例是邻国泰国和越南的两倍以上。制造业裁员潮、就业岗位短缺以及生活成本高企加剧了普通民众的困境。这种宏观经济的“优秀”数据与微观民生的“糟糕”体验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民众愤怒的根本来源。民众的愤怒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对贫富差距、就业困境等长期结构性矛盾的集体控诉。普拉博沃政府所推行的以资源和基建驱动的经济模式，未能有效地将增长的红利分配给所有社会阶层，从而加剧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二）腐败的痼疾与民众容忍度的下降
印尼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从苏哈托时期高度集中的高层腐败，到民主化后的地方分权所导致的基层腐败泛滥。腐败已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痼疾。在经济下行时期，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会大大降低，会将诸如贫穷、失业、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与国家的结构性腐败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绪背景下，普拉博沃政府对贪污犯的赦免以及对议员津贴的慷慨，显得尤其刺眼。这些举动不仅未能如政府所愿地带来“团结”，反而将民众的结构性不满找到了明确的攻击目标，即腐败的精英阶层。这使得政府的“恩威”策略，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赦免）还是在经济层面（津贴），都被民众解读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偏袒，从而激化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
（三）新时代的抗议动员模式：去中心化的情绪串联
本次抗议的动员模式也呈现出与传统抗议形态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它并非由传统的政治组织或工会主导，而是通过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了“去中心化的情绪串联”。像“（黑暗印尼）这样的标签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象征着民众的恐惧、焦虑与艰难生活。
这种“轻组织、高情绪”的抗议形态对普拉博沃政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上，政府可以通过与少数政治领袖或工会进行谈判来平息事态，但当抗议的动员机制变得去中心化时，这种策略便难以奏效。这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模式，使得民众的愤怒可以不受控制地、以几何级数的方式通过情绪共鸣进行串联。这表明，在信息高度流通的数字时代，普拉博沃所仰仗的“恩威”策略显得过时和无效，他既无法通过“恩”来精准安抚民众，也无法通过“威”来有效控制这种无形无状的社会情绪。
▍结论：超越“恩威”的治理重构
普拉博沃的强人治理模式，即通过军事化管理和历史叙事操控来强化“威”，同时通过民粹主义政策来施“恩”，在面对当代印尼社会多重结构性挑战时，显示出了其内在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其“威”的强化引发了民众对威权复辟的担忧，并因过度使用暴力而彻底失去了公信力；而其“恩”的施予则因财政不可持续和明显的分配不公而失效。这两套策略的失衡，不仅未能解决印尼长期存在的经济痼疾和腐败沉疴，反而将社会不满推向了临界点。
议员津贴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表明，印尼民众要求的不再是暂时的恩惠或强力的压制，而是彻底的治理模式重构。这要求政府超越传统的恩威框架，直面并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重建法治与公信力，推行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构建有效的政治代表机制来回应新时代下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印尼的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南方国家治理危机的窗口。在社会高度分化、代际冲突加剧、社交媒体改变动员方式的今天，传统的恩威治理模式正在多国面临挑战。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民众诉求、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治理体系，不仅是普拉博沃的难题，也是许多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对普拉博沃而言，这场危机将是“普拉博沃的决定性时刻”，他能否恢复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并超越其熟悉的“恩威”框架，将直接影响印尼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编辑 | 王致虚
本文系2025年度广东省社科联青年学术工作坊《从万隆精神到数字互联：广东推进中印尼新时代产业合作的路径研究》（2025GDF05）的阶段成果，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