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凌晨,母亲就把我从热炕头拽起来,帮忙贴窗花、擦桌椅。她说小姑出嫁是赵家的大事,全村人都会来看热闹。
雾中嫁娘
"姨,那天的雾真的那么大吗?"我盯着手中发黄的照片问道。
"大得伸手不见五指,跟你小姑的命一样,茫茫的。"姨捧着搪瓷缸,吹散了上面飘着的茶叶梗。
那是1982年腊月初八,我才九岁,盼了许久要看小姑出嫁的热闹,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浓雾浇灭了期待。
那天凌晨,母亲就把我从热炕头拽起来,帮忙贴窗花、擦桌椅。她说小姑出嫁是赵家的大事,全村人都会来看热闹。
"咱赵家门第清白,出个闺女也得风风光光的。"母亲边忙活边絮叨,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在院子里飘散,让人看不清五步之外。
天亮了,雾却更浓了。邻居陈婶子一大早就来帮忙,一进院子就叹气:"这雾太大了,不是个好兆头啊。"
母亲瞪了她一眼:"净说些晦气话。"
我被雾气闷得喘不过气,只好躲在堂屋门口张望。院子里人影攒动,都在准备嫁妆。红漆木箱、铜脸盆、新绵被,还有小姑心爱的缝纫机,那是她在纺织厂干活时,月月评先进买下的宝贝。
"哎呀,那对绣花枕套呢?"母亲忽然惊慌起来,"忘在后屋晾衣绳上了!"
母亲匆忙中找到那对精心准备的绣花枕套,硬是拉着我去送。"去吧,大林子,你小姑最疼你了,别让她心里不痛快。"母亲把用红纸包着的枕套塞进我怀里。
雾气湿漉漉地打在脸上,我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几乎是凭着记忆摸到了刘家院门。远处锣鼓声混着人声,从浓雾中传来,若隐若现。
刘家院子里挤满了人,油灯在雾气中只剩下一圈模糊的光晕。八仙桌前坐着一个红盖头的人影,那是我小姑。她头上的红盖头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一尊等待命运的雕像。
"大林来了?"小姑听出我的脚步声,伸手摸索着。她总能辨认出我,即使在这么多人中间。
"姑,妈让我给你送枕套来了。"我在人群中挤到她身边,把包袱塞进她手里。
小姑的手冰凉,微微颤抖。"好孩子,姑以后能回来看你,可就难了。"她的声音闷在盖头下,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隔着红盖头,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感觉到她眼角有泪。那时的我不明白,小姑为什么要在出嫁这样的喜日子流泪。我更不懂,这红盖头下的泪水为何如此苦涩。
刘德明是镇砖厂会计,在那个"铁饭碗"横行的年代,算是个体面的工作。队长李大爷曾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老赵啊,你妹妹嫁得好啊,吃商品粮的人家,多少人排队想嫁呢!"
可出嫁那天的浓雾,仿佛就预示着小姑命途多舛。我蹲在刘家堂屋角落,看着小姑被簇拥着上了吉利轿车,轿车的红绸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逐渐消失。
喜轿刚走,我就听见刘德明的母亲抱怨:"这雾大得邪性,花了冤枉钱请锣鼓班,一点气势都没有。"
"是啊,听说赵家给的嫁妆也不怎么样。"有人在旁边附和,"就一台缝纫机算好的。"
我抱着膝盖蜷缩在角落,感到一阵委屈。小姑的嫁妆明明很丰盛,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在我们村可是稀罕物件,多少姑娘羡慕得紧。
小姑嫁到刘家不到半个月,刘母就在生产队广播站前数落她"懒"。那天我放学路过,听见广播喇叭里刘母尖锐的声音:"这城里来的姑娘,手脚慢得很,做个饭耗半天,连扫地都扫不干净,跟我借的老母鸡至今没还。"
周围的婶子大娘都笑,有人说:"城里姑娘金贵,哪会干这些粗活啊。"
我知道这是冤枉。小姑从小在我家是被父亲捧在手心里的,但她半点不娇气。她缝的衣服针脚细密,做的饭菜香飘四邻。只是刘家规矩多,小姑一时难以适应罢了。
但小姑倔,不吭声,只是第二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硬是要把"懒媳妇"的帽子洗掉。
那年春节,刘家没让小姑回门。母亲特意蒸了一屉枣花馍,让我给小姑送去。刘家大门紧闭,我敲了半天,才见小姑从侧门偷偷溜出来。
"姑,妈让我给你送枣花馍来了。"我把篮子递给她。
小姑的手上全是冻疮,红肿开裂。她接过篮子,眼圈瞬间红了:"告诉你妈,我挺好的,别惦记。"
"姑,你的手怎么了?"我心疼地问。
"没事,冬天就这样。"小姑把手藏在袖子里,"德明他妈喜欢吃野菜,我昨天去河边挖了一天的荠菜。"
身后忽然传来刘母的呵斥:"又偷懒呢?水缸还没挑满呢!"
小姑慌忙把篮子塞回给我:"你快回去吧,回去告诉你妈,我过得很好。"
一个夏天过去,小姑的手磨出了老茧,指尖裂了又合,合了又裂。那双曾经灵巧地穿针引线的手,如今粗糙得像是地里刨食的农妇。
秋收那会儿,小满刚过,骄阳似火。小姑一个城里姑娘硬是跟着生产队下田,从早忙到晚。那天中午,队里人都回去歇晌了,唯独小姑执意留在田里。
"赵家的闺女,歇会儿吧,太阳毒着呢。"生产队长喊她。
"不碍事,我再多割一会儿。"小姑的声音带着倔强。
我和几个孩子在田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小姑一个人在田里,弓着背割麦子。她的草帽下流出豆大的汗珠,衣服早已湿透。突然,小姑的身子晃了晃,像断了线的风筝,重重地栽倒在地。
"小姑!"我吓得大叫,飞奔过去。
等生产队长和几个社员把小姑抬回刘家时,她已经烧得不省人事。刘母在门口接过小姑,一边嘟囔:"这么金贵,怎么受得了这苦啊。"
"你们刘家真是有福气啊,娶了个傻媳妇!"生产队长把小姑放到床上,咂着嘴说,"别人躲着劳动,她倒好,比队长还积极。"
小姑病了三天,我们都想去看看。母亲特意炖了鸡汤,父亲也准备了人参片。可刘母却托人捎话:"不用来了,小病小灾的,怪麻烦。"
父亲攥紧拳头,忍了又忍:"那是我妹妹,病了不能看,这像话吗?"
母亲拉住他:"老赵,别闹僵了,吃亏的是囡囡。"
就这样,一年过去,又一年。小姑像是被这浓雾吞没了一般,足足三年不曾踏入娘家的门。每逢过年过节,母亲都会准备些吃的让我送去,但次次都在刘家门口被拦下。
刘母总是说:"你姑忙着呢,不方便见你。"
我甚至想过,是不是小姑已经忘记了我们。
直到那年春节前一周,腊月二十三,扫尘的日子。邻居王大娘从镇上赶集回来,神色慌张地敲开我家门:"老赵啊,你妹妹瘦得都不成样子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她怎么了?"父亲放下手中的活计,皱起眉头。
"看着像是病得不轻啊,脸黄得像蜡,人瘦得像根竹竿。刘母拉着她在布店买年货,她连站都站不稳。"王大娘比划着,"我喊她,她就跟没听见似的,眼神都直勾勾的。"
父亲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披上棉袄就出了门。母亲想拦,但看父亲那架势,知道拦不住。
"你去看着点你爹,别让他闹起来。"母亲给我裹上厚围巾,急匆匆地把我推出门。
雪下得很大,父亲走得飞快,我踏着他的脚印,小跑才能跟上。等到了刘家,父亲也顾不得礼数,直接推门进去。
刘家正在吃晚饭,小姑佝偻着背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碗稀粥。她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头发乱蓬蓬的,脸颊深深地凹陷进去。
"囡囡!"父亲一声哀呼,冲过去抱住小姑。
小姑愣住了,手中的粥碗跌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哥?"她的声音干涩得像是许久没说过话。
"这是干什么?大过年的。"刘母站起来,不满地嚷嚷。
"我妹妹这是怎么了?三年不见,瘦成这样!"父亲怒视着刘一家。
刘德明放下碗筷,低着头不说话。倒是刘父站出来圆场:"老弟啊,你妹妹身子弱,干不得重活,这不是前段时间受了风寒,还没好全。"
"是啊,就她那金贵样,下不得地,担不得水,洗不得衣服,我们还不是惯着她。"刘母添油加醋。
"哥,你别怪德明家,是我不中用。"小姑竟然给父亲跪下了,哭得喘不过气。
父亲一把将她扶起:"跟我回家!"
刘家人没想到父亲说来就来,一时竟不知如何阻拦。小姑被父亲半扶半抱着往外走,我赶紧跟上,帮她拿仅有的一个小包袱。
那天晚上,雪下得很大,母亲在灶前熬粥,一边擦眼泪。我透过结霜的窗户,看见远处黑漆漆的道路上,父亲背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步履蹒跚地走来。
"囡囡回来了!"母亲冲出门去,把小姑抱在怀里,泣不成声。
那是我三年后再见小姑,她竟瘦得像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她的手指头裂着口子,皴得像树皮。一碗热粥递到她手里,她却只敢小口小口地啜饮,像是怕喝多了要挨打。
原来小姑这三年过得生不如死。刘家不只刘德明一个儿子,还有小的要上学。婆婆把她当佣人使唤,从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小姑每月工分都给婆婆,自己攒了三年才买了一件毛衣,还被婆婆说"败家"。
更令人心痛的是,刘家逼着小姑干最重的活,说是要补偿她不会下田劳动的亏欠。明明小姑是纺织厂的技术能手,缝纫车间的先进工作者,却被当成不会劳动的城里娇小姐。这还不算,只因厂长儿子曾对她示好,婆家就视她为不守妇道的女人,处处刁难。
"小姑,厂长的儿子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小姑揉揉酸痛的肩膀,苦笑道:"哪有什么事啊。就是我在纺织厂时,技术比较好,厂长让他儿子跟我学习裁剪,他学不会,就老缠着我问。谁知道给刘家知道了,就说我不安分。"
"德明不帮你说话吗?"母亲心疼地给小姑捶背。
小姑摇摇头:"他不敢违背他妈,怕被赶出家门。他爸退休金低,全靠他养家,还有弟弟要上学。"
"好妹妹,哥对不起你。"父亲老泪纵横,抱着小姑的肩膀。
母亲做了一锅鸡汤,小姑却只敢喝一小碗,说怕"浪费"。她甚至不敢多要一块肉,说是"攒着给德明留点,他爱吃"。
那晚,我听见小姑在灶房和母亲低声啜泣,讲述这三年的委屈与艰辛。她说刘母让她睡在厨房的小板铺上,冬天冷得睡不着,只好靠着火炉取暖。她不被允许使用自己带去的缝纫机,那台心爱的"蝴蝶牌"被锁在箱子里,说是"怕她偷偷接活儿攒私房钱"。
"妈,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小姑嘴唇颤抖,"可我又不能回来给你们添负担。"
"囡囡,这是你家啊,什么负担不负担的。"母亲心痛地抱着她。
第二天一早,刘家来人了。刘德明带着他母亲,站在我家门外,脸色铁青。
"把人还给我们!"刘母尖声叫嚷,"过年了,家里活多,她跑什么?"
父亲拦在门口,像一堵墙。"赵家的闺女,就是我赵家的命。你们要人,得先过我这关。"父亲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
"老赵,你这是要闹哪样?"刘母变了脸色,"村里人都看着呢,你要给囡囡名声扫地吗?"
"名声?"父亲冷笑一声,"我妹妹嫁到你们家,就是给你们当牛做马的?才三年,就瘦得皮包骨头,你们是怎么虐待她的?"
村里人闻讯赶来,围在我家门口看热闹。有人窃窃私语:"刘家待媳妇确实不像话,看把人家姑娘折磨的。"
"是啊,小赵丫头在纺织厂多风光,嫁过去就成了黄脸婆。"
刘德明脸色难看,但没有反驳。他站在母亲身后,欲言又止。我猜他是心里有愧,但又不敢反抗母亲。
刘母见势不妙,变了调子:"囡囡是我儿媳妇,过年了,总得回家吧?这让村里人怎么看我们家?"
父亲寸步不让:"她身子骨不好,得在娘家养着。等好了再说。"
"那什么时候好?"刘母追问。
"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回去。不好,就永远不回去。"父亲斩钉截铁。
婆婆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还放狠话:"不回来也行,嫁妆别想要回去!"
刘德明却站在原地,欲言又止。最后他只留下一句:"她要回来,随时可以回来。我...我会等她。"
小姑在家养了一个月,脸色才有了些血色。村里人都来看她,送鸡蛋、送肉,都说是"给赵家闺女补身子"。
让我们意外的是,刘德明每隔几天就会来,不是来要人,而是来看小姑。他会带些小礼物,有时是一把花生,有时是一块红糖。他坐在院子里,和小姑说些家常话,问她身体好了没有。
"德明其实人不坏。"小姑对我说,"就是没主见,听他妈的多。"
初春时节,小姑执意要回刘家,说有她的责任在。"再怎么说,我也是嫁出去的人了。"她收拾着简单的行李,"德明这段时间变了,会站出来说话了。"
我们都劝不住。临走时,她摸着我的头说:"大林子,好好读书,姑看着你考大学。"
小姑回刘家那天,刘母板着脸站在门口,没给好脸色。但刘德明却破天荒地对母亲说:"妈,囡囡身子弱,您别让她干重活了。"
我们都没想到,刘德明竟然会这样公开顶撞母亲。刘母气得嘴唇发抖,但最终没说什么。
此后两年,小姑的日子好过了些。虽然婆媳关系仍然紧张,但刘德明开始保护妻子,不让母亲随意使唤。小姑也被允许回娘家探亲,虽然次数不多,但总算有了自由。
村里人说,刘家老太婆是被儿子镇住了。刘德明威胁说,如果再欺负媳妇,他就带小姑单过。这在农村是大逆不道的事,但刘德明竟然说出口了。
小姑回刘家第三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刘望。刘母对孙子疼爱有加,对小姑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小姑开始在家里做些小裁缝活儿,给村里人缝缝补补,慢慢有了些收入。
我从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每次回家,小姑都会塞给我些零花钱,说是"给侄子买点零食"。我知道,那是她一针一线攒下来的血汗钱。
十年后,我高考结束,考了全县第三名,被省城大学录取。开学前夕,小姑来了,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她已经不再是那个瘦弱的小媳妇,脸上有了些岁月的痕迹,但眼神温和坚定。
"大林子,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她把皮箱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整整齐齐码放的票子,有的已经发黄。"这是姑这些年给你攒的学费,不多,够你第一年用的。"她抚摸着那些钱,眼里含着泪光。
"姑,这太多了,我不能要。"我被这一箱子钱惊呆了,知道这是她多年的心血。
"傻孩子,姑不就指望你出息吗?"小姑擦擦眼角,"当年要不是嫁人,姑也想读大学呢。"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雾茫茫的早晨,九岁的我穿过小巷,送去那对新婚枕套。只是这一次,是小姑用她的坚韧,穿透命运的迷雾,送来一份沉甸甸的爱。
后来的小姑,生活有了转机。刘德明在砖厂当了小领导,家庭收入增加了。刘母年纪大了,脾气也软了许多。小刘望上了初中,学习很好,是村里的骄傲。
小姑的裁缝手艺越来越好,她开始接一些高档成衣的活儿。那台陪嫁的"蝴蝶牌"缝纫机终于物尽其用,在她手下发出欢快的响声。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小镇。小姑抓住机会,在镇上租了间小门面,开了家裁缝店,名字就叫"蝴蝶"。
"为什么叫'蝴蝶'?"我问小姑。
"蝴蝶是从茧里挣扎出来的。"小姑笑着说,"我也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姑的生意越来越好。她开始设计一些时装,深受城里人喜爱。刘德明辞去砖厂的工作,帮她打理店面,夫妻俩配合默契。
刘母最终看开了,不再干涉儿子的家事。她常坐在裁缝店的藤椅上,看着儿媳熟练地操作缝纫机,眼里有欣赏,也有悔意。
"当年要不是我拦着,囡囡早就发达了。"她有时会对邻居这样说。
小姑却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如果当初不是经历那些磨难,我也不会这么珍惜现在的幸福。"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小姑和刘德明送了我一套西装,是小姑亲手裁剪的。
"大林子,姑有个心愿。"临走时,小姑对我说,"以后你要是结婚,别在雾天举行,好吗?"
我点点头,忽然明白,那个雾茫茫的早晨,既是小姑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她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痕。
如今回想,人生如雾中行路,看不清前方,却依然要勇敢向前。小姑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拨开了命运的迷雾,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那个出嫁的雾气弥漫的早晨,也许注定了小姑命运的坎坷,但正是这坎坷,锻造了她如今的坚强与智慧。就像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历经沧桑,依然能缝制出美丽的衣裳;就像那个雾气笼罩的小镇,熬过了贫困与闭塞,迎来了崭新的希望。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