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刺鼻，护士的白大褂晃得我眼睛疼，她们小声说着什么＂脑梗＂、＂需要长期护理＂的话。

＂当一场病降临，世间万物皆成虚妄＂

那天醒来，我只记得天花板上的灯盘慢慢旋转，耳边嗡嗡作响像有千万只蜜蜂在飞。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刺鼻，护士的白大褂晃得我眼睛疼，她们小声说着什么＂脑梗＂、＂需要长期护理＂的话。

我叫周淑兰，今年六十一岁，是八十年代县百货公司的老员工。

十年前父母相继卧病，我辞了县城的工作回到老家照顾他们，如今轮到我躺下了，却不见半个娘家人影。

小区里的李大姐第三天来看我，提着编织袋里装着几个黄澄澄的梨。

她见我呆呆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发愣，叹了口气说：＂淑兰，你弟弟他们都知道你病了，我托人捎了信，就是没人来。＂

我苦笑一声，不语，手指轻轻抚摸着病床边缘起毛的旧棉被。

＂你也别难过，咱们老街坊会来看你，有啥事喊一声。＂李大姐说着，帮我削了个梨，切成小块喂我吃。

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夏天的热气透过玻璃窗渗进来，记忆像一部老式放映机里的胶片，一帧帧在我眼前闪过。

1985年，那是个特别的年份，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城里人都忙着跳槽找新出路，小商小贩开始在街角出现。

父亲从砖厂退休，那是县里最大的集体企业，发了一块《光荣退休》的红漆木牌，父亲郑重其事地挂在堂屋正中间。

不料半年后，母亲在生产队帮忙时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左腿落下病根行动不便，只能拄着桐木拐杖，一跛一跛地挪动。

我打电话给在省城机关单位工作的弟弟周淑明，用街道办公室里那部沉重的黑色转盘电话，拨号时嘟嘟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

＂喂，是明子吗？妈出事了，你能不能回来看看？＂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

＂姐，我这工作走不开，上头安排了重要任务。再说孩子上学也忙，改天一定回去。＂弟弟的声音里带着距离感。

后来我又打了几次，他总是有理由推脱，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属于他的那个时段，总是传来＂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的女声。

无奈之下，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十三岁上初中的儿子小山回到老家。

县城分给我的那套筒子楼里的房子空着，水泥地面冰凉，落了一层灰。

单位领导知道我要照顾父母，把我从柜台调到了后勤，工资一下子降了一大半，每月只有四十多块钱。

那时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也还没从父辈的观念中完全走出来，听话、忍耐是刻在骨子里的品质。

可儿子小山不理解，常常发脾气，书包往床上一扔：＂为什么非要你来照顾爷爷奶奶？舅舅不是在省城有大房子吗？听说还是楼房呢，有暖气管道，冬天热乎乎的！＂

＂娘舅是领导，工作忙。＂我一边淘米一边回答，声音像落进水里的石子，没有一点波澜。

＂我不管！你就知道照顾爷爷奶奶，我的学习怎么办？县一中比不上城里学校，我要考不上高中怎么办？＂儿子甩门而去，这是他十三岁的叛逆，也是我无法回答的疑问。

那时候我总是说：＂长姐如母，这是我的责任。＂虽然我自己有时也会在深夜抹眼泪，但从不让任何人看见。

冬去春来，日子像老墙根下的野草，没人关注却依然顽强生长。

我用旧布缝了三床厚被子，针脚细密得像蚂蚁的队伍。

给父母洗澡的日子总是让我提前准备好几天，在老式铝盆里倒上热水，为怕他们着凉，总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屋里热得我满头大汗，背心都能拧出水来。

母亲老是念叨：＂淑兰，你就嫁了个没本事的，连工作都保不住，要不是你爹当年有点关系，你连个工作都没有，现在又因为照顾我们，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了。＂

我只当没听见，默默地刷洗着她起褥疮的后背，小心翼翼地涂上县医院护士偷偷给我的紫药水。

父亲比母亲懂事，也许是一辈子在砖厂搬运的苦累让他更懂得体谅人。

他常常在我蹲在土灶台前烧火做饭时，拄着拐杖颤巍巍走过来，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搭在我肩上：＂闺女，爹没用了，连累你。当初要是好好读书，也不至于只在砖厂做个小组长。＂

我总笑着回答：＂爹，您当年拉扯我们兄妹三个，一个人扛着全家，如今轮到我了。＂说这话时，我的眼睛总是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不敢看父亲渐渐浑浊的眼睛。

1988年的春天，县里难得雨水充沛，小河涨了水，沿岸的杨柳吐出嫩芽。

县里新开了家国营饭店，我去应聘帮厨，这样就能多挣点钱了。

每天凌晨四点，我摸黑起床，趿拉着布鞋在灶台前忙活，做好父母的早饭——杂粮粥、咸菜、偶尔加个荷包蛋，然后赶五点的第一班公交车上班。

那时的公交车座椅是硬邦邦的木板，司机师傅开得飞快，车厢里晃得人东倒西歪，空气中混合着早起工人身上的汗味和机油味。

饭店的王师傅看我勤快，又有一股子钻劲，把做菜的技巧都教给我。

他是五十年代从上海来的老师傅，五十多岁了，说话软糯带着江南口音，胖乎乎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小周，切葱花要这样，斜着刀，才能香。＂王师傅总是不厌其烦地示范。

有次我打翻了一盆鱼汤，那可是给县委接待室准备的，急得我直哭，心想这下工作保不住了，父母的药钱从哪来？

王师傅没骂我，反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带着烟草味的手帕递给我：＂小周啊，别哭了，再做一盆就是。我知道你照顾老人不容易，我懂。我爹娘在上海，四个兄弟姐妹都不管，最后是我一个人送终。＂

他叹了口气，皱纹像树皮一样堆在眼角：＂人这辈子啊，做好自己的事，心里才踏实。虽说吃亏，可睡觉踏实啊！＂

我擦干眼泪，重新切菜，手上的茧子厚得像老树皮，可心里有了一丝温暖的亮光。

妹妹周淑芳在县城卫生院上班，偶尔来看看父母，带些便宜的药品。

她说话总是酸溜溜的：＂姐，你也真是的，非得亲自来照顾爹妈，我们出点钱不就行了？现在政策好了，找个钟点工多方便。＂

每当这时，我就假装没听见，继续择菜、洗衣，这些家务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我，也给了我安全感。

1992年深秋，母亲去世了，正值十月，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灯笼般的果实。

我守了三天三夜，眼睛熬得通红，手却没停下，要给母亲缝寿衣、准备后事。

邻居王大娘端来热腾腾的鸡汤面条，热气腾腾的碗上蒙了一层薄雾：＂淑兰，你也吃点。十年了，从没见你叫过苦，你妈走得安详，你尽孝了。＂

我望着那碗面，突然泪如雨下。

母亲走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仿佛撑着他活下去的那根支柱已经倒塌。

有天晚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眼神出奇地清明：＂淑兰，爹想说句实话。当年你弟弟上大学，家里没钱，爹把准备给你当嫁妆的钱都拿出来了。那时候想着，儿子上了大学能有出息，以后多孝顺你。＂

我摇摇头：＂爹，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

＂不，爹心里难受。你这么孝顺，却什么都没得到。＂父亲的眼角渗出泪水，在布满皱纹的脸上划出一道浅沟。

1996年元宵节前，父亲走了，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出殡那天，弟弟妹妹都来了，县里下了小雪，天地间一片苍茫。

弟弟周淑明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妹妹周淑芳挽着她爱人的胳膊，儿子们都长高了，叫我姑姑，声音生分。

等送完灵柩，弟弟左右看看，问：＂姐，爹的存折呢？＂他的眼神闪烁，像是早有准备。

我愣住了，一时语塞，说：＂都花在医药费上了。＂

＂怎么可能？爹退休金不少，这么多年下来，应该有一笔数目。＂弟弟的声音高了几度。

＂真的没有了，爹住院、吃药，前前后后......＂我试图解释。

＂姐，我不信。这十年你一个人照顾，钱都是你经手，谁知道你做了什么手脚？＂弟弟冷笑一声，语气里满是讥讽。

妹妹在一旁帮腔：＂就是，爹那么节省，怎么可能没有存款？姐，你该不会是......＂

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心口像被人猛击了一拳，喘不过气来。

＂你们说得对，我贪了爹的钱，行了吧？＂我突然大声说，＂我一个人伺候他们十年，饭都端到床前，屎尿都是我收拾，我就是贪了，怎么了？＂

弟弟转身就走，妹妹也跟着离开，只留下我和几位邻居站在雨中的坟前，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融化成冰冷的水滴。

回到家，我瘫倒在床上，十年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儿子小山已经考上县城高中，正在复习准备高考，听到我的哭声，从隔壁屋子跑过来：＂妈，别哭了，舅舅他们不懂事。＂

我抱着儿子，这个曾经埋怨我的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懂事的大小伙子。

一个月后，我在菜市场买菜时突然倒下，醒来时已经在县医院，诊断是脑梗。

病床上的日子像拉长的橡皮筋，弹不回昨天，也看不到明天。

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人这辈子啊，得好好攒德，攒够了，老天爷才不会亏待你。＂

出院那天，王大娘送来一个旧铁盒子，那是五六十年代的铁皮月饼盒，上面画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已经有些锈迹。

＂这是你爹生前托我保管的，说等你需要时再给你。他知道你弟弟妹妹的秉性，怕他们...＂王大娘没说完，递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双手微微发抖，打开铁盒子，里面有张泛黄的存折，还有一本日记本，以及几张老照片。

存折上最后一笔是1992年，取出五千元，备注＂淑明大学学费＂。那时五千元可不是小数目，足够在县城买个不错的自行车了。

日记本上父亲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1992年8月15日，淑明考上大学了，孩子妈想拿钱给闺女买房子，我没同意。淑明是我儿子，供他读书是我的责任。只是对不住淑兰，这辈子怕是没钱给她添嫁妆了。她命苦，嫁了个老实人，希望淑明今后能多照顾姐姐。＂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原来父亲早已把积蓄拿出来供弟弟上大学，而弟弟却不知情，以为我中饱私囊。

盒子底部还有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上面写着：＂淑兰收＂。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读到：＂闺女，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爹已经不在了。这些年你辛苦了，爹妈心里都明白。你弟弟妹妹年轻不懂事，你别跟他们计较。记得爹常说的话：难得糊涂。人活一辈子，明白装糊涂，才能活得轻松。爹不求你弟妹多孝顺，只求你们姐弟和睦。＂

父亲的字迹苍劲有力，像他那双曾经搬运过无数砖块的大手。

信的末尾是一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吃的苦，老天爷都记着呢。＂

我抱着铁盒子，泪流满面。

王大娘拍拍我的肩膀：＂淑兰，你爹临终前交代我，说等你最需要的时候再给你这个盒子。他老人家明白着呢，知道你会受委屈。＂

正收拾着父亲的遗物，门铃响了。

是街道的老支书张伯伯，七十多岁了，背还是挺得笔直，手里提着一个旧公文包。

＂淑兰啊，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张伯伯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照片：＂你大概不知道，你爹生前常给咱们街道的困难户捐钱，每月都要拿出一部分退休金，从不留名。＂

他把照片一张张展开：＂这些都是受你爹帮助的孩子，有的家里揭不开锅，有的是单亲，如今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开了小店。＂

我看着那些模糊的老照片，恍然大悟。

难怪每月退休金发下来，父亲总要出门一趟，回来钱包就瘪了。他说是去棋牌室下象棋，原来是去做善事。

张伯伯说：＂你爹常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他一辈子拉扯了三个孩子，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就想着帮助更多的人。＂

我想起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粗糙却温暖。

张伯伯离开后，我坐在窗前，看着楼下孩子们追逐打闹，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不是要我继承家产，而是要我继承他那颗善良的心。

病愈后，我决定重操旧业回饭店做厨师。年过六旬重新工作，不少人笑话我：＂都这把年纪了，在家享福不好吗？＂

我只是笑笑，继续切菜、炒菜，一刀一勺间传承着王师傅教我的手艺。

开业那天，来了位陌生的中年男子，四十出头，穿着朴素但整洁，自称姓李。

＂阿姨，我找了您很久。当年是您父亲资助我上完高中，如今我是县一中的老师。＂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瘦小的少年站在父亲身旁。

＂您父亲从不肯让我登门感谢，说帮助人是做好事不留名。如今我和几个同学筹了些钱，想在社区建个互助站，帮助那些像您父亲一样的老人。＂

我含着泪点头答应。那天下午，我关上店门，回到家中，烧了父亲最爱吃的红烧肉，那味道是我从小闻到大的，咸中带甜，肥而不腻。

我端到他的遗像前：＂爹，您的心意我都明白了。我也会像您一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

第二天，我去了弟弟家，那是县城新建的小区，电梯房，宽敞明亮。

弟弟看到我很惊讶：＂姐，你怎么来了？＂脸上带着几分不自然。

我把父亲的存折和日记本递给他：＂这是爹留下的，你自己看吧。＂

弟弟翻看着存折和日记，脸色渐渐变得惨白：＂姐，我......＂

＂别说了，爹希望我们和睦。＂我打断他，＂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只是想告诉你，爹的心愿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我答应了爹，也希望你能参与进来。＂

弟弟沉默良久，才说：＂姐，这些年，我一直以为......＂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咱爹在天上看着呢，他希望我们好好的。＂

从弟弟家出来，天空湛蓝如洗，几只白鸽在空中盘旋。

我想起儿时父亲带我们去县城看露天电影，走了十里山路，到了电影场，他把我扛在肩上，让我看得更清楚。

回家路上我睡着了，他就这样一直扛着我，走完剩下的路。

如今我也老了，不知道还能为别人扛起多少担子，但我会尽力而为。

社区互助站在一个月后成立了，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出资，还有父亲当年帮助过的那些人也纷纷解囊。

站里有免费的午餐，供应给孤寡老人；有课后辅导班，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有手工坊，让闲在家里的老人们发挥余热。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好早饭，然后去互助站帮忙。中午回店里做几个小时的饭，晚上再去互助站看看。

虽然忙碌，却充实。

儿子小山考上了省城大学，假期回来看到我的变化，笑着说：＂妈，你变年轻了。＂

我摸摸自己布满皱纹的脸：＂是吗？可能是心态变了吧。＂

＂爷爷走了这么多年，你一直替他守着这份善良。＂小山说，＂我读大学学的就是社会工作，以后也想做类似的事。＂

我笑了，原来善良也是会遗传的。

街边的梧桐树新抽了绿芽，春风拂过，轻轻掀起窗帘一角。

楼下互助站里老人们的笑声和孩子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和谐的交响曲。

我知道，生活还在继续，而我们心中的爱和善良，会像种子一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这可能就是父亲希望我明白的道理：人生路上，能照亮别人的，往往也照亮了自己。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