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低着头，不敢直视母亲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只顾着摆弄手中的搪瓷茶缸。那茶缸是我高中毕业时厂里发的奖品，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了。
差一点的婚姻
＂小梅，他家里人什么态度？＂母亲搓着粗糙的手，目光如炬地看着我。＂他妈妈给你倒茶了吗？＂
我低着头，不敢直视母亲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只顾着摆弄手中的搪瓷茶缸。那茶缸是我高中毕业时厂里发的奖品，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了。
那是1988年的初春，东北的寒意还未散尽，料峭的春风里夹着工厂烟囱排出的煤灰，空气中飘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我二十三岁，在县棉纺厂做挡车工已有五年。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刚从百货大楼买的那件浅驼色呢子大衣，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
＂瞧瞧，小梅这是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厂里的老李头逗我，他是母亲的老搭档，退休后还常来厂区转悠，嘴巴和织布机一样，从不消停。
纺织车间的姑娘们都围着我转，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小梅，去人家家里得带点礼物，要不买盒＇大前门＇香烟？听说现在谈对象，男方家里很看重这个。＂
男友姜卫东是厂里机修车间主任的儿子，比我大三岁，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机械厂当技术员。我们是在厂际联谊会上认识的，那时他弹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台下的姑娘都看傻了眼。我被他挺拔的身姿和熟练的琴技迷住，没想到散场时他居然来找我搭讪。
＂我看你一直在看我。＂他笑着说，露出八颗整齐的牙。
我当时脸红得像染布车间里的大红布样，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棉纺厂的女工多，像姜卫东这样有正经工作、家世又不错的男青年，是多少姑娘的梦中情人。厂区广播站播送的黄梅戏《天仙配》里，七仙女尚且要倒插门嫁给董永，我一个挡车工能被技术员看上，让多少人羡慕得红了眼。
我们恋爱两年了，期间厂里好几个条件不错的小伙子给我递过纸条，我都没正眼看过。姜卫东就是我的骄傲，每个周日他来厂区接我，骑着永久自行车带我去看露天电影，全厂人都知道我俩的事。
上周，他突然提出要见家长，说是时候谈婚论嫁了。我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趴在枕头上幻想着离开嘈杂的织布车间，成为技术员的妻子，或许还能调到机关去当个干部，再也不用每天回家洗头发上的棉絮，不用担心手指被纱线割破。
周日那天，我和卫东坐公共汽车去了县城。姜家住在县城最新的楼房里，砖混结构，有暖气和自来水。一栋四层的楼房，墙面是浅咖啡色，窗框涂着绿漆，门卫是个穿灰制服的老头，神气得很，上下打量我们，才放卫东进去。
刚进门，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就扑面而来。我习惯了厂区食堂的大锅菜味道，这种家常的香气让我有些恍惚。客厅摆着一台14英寸的松下彩电，茶几上有水晶果盘，墙上挂着风景画，还有一副姜家三口的合影，照片里姜卫东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意气风发。
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些年我和母亲挤在厂区的平房里，用煤炉子取暖，上公共厕所，提水做饭。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老式缝纫机，那是母亲的陪嫁，踩起来吱呀吱呀响，但缝出的衣服结实耐穿。姜家的生活，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姜妈妈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穿着一件翻领紫色丝绒上衣，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像是刚从理发店出来。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的呢子大衣上停留了一下，嘴角微微一撇：＂现在的姑娘，越来越会打扮了。＂
我感到脸上发烫，仿佛这件衣服成了我攀高枝的罪证。手中提着的礼物——一盒大前门香烟和两斤奶糖，突然变得无比沉重。
姜爸爸接过香烟，随手放在茶几上，问我在厂里做什么工种。
我小声说是挡车工。他＂哦＂了一声，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茶几，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
姜卫东赶紧说：＂爸，小梅可是先进工作者，去年还评上了厂里的＇五好青年＇呢。＂他爸爸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但那种尴尬的沉默像一团看不见的棉絮，堵在我的喉咙里。
姜妈妈拿出一本相册，里面全是姜卫东从小到大的照片。＂我们卫东从小就聪明，三岁就会背《三字经》，小学四年级就上台弹钢琴了。＂说着，还不忘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喏，这是他得奖的照片，穿着白衬衫，多精神！＂
我不停地点头，心里却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母亲在厂房边的小院里扯着嗓子唱《东方红》，奖品是一块带有红旗图案的手帕。
整个下午，我坐在姜家的沙发上如坐针毡，感觉像是来参加考试一样。姜妈妈问我会不会做饭，会不会织毛衣，我都点头说会。她又问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如实回答父亲去世早，家里就剩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就你们娘儿俩？＂姜妈妈意味深长地看了姜卫东一眼，我读懂了那目光中的嫌弃。＂那你们住的是厂里的房子吧？以后有退休金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低头看着自己磨出老茧的手指。
临走时，姜妈妈说了句：＂小伙子找对象，家世是要看的，但主要还是看姑娘懂不懂事。＂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晚饭后回家，母亲已经坐在煤油灯下等我。那盏老式的煤油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黄铜底座已经发绿，但灯罩擦得一尘不染，灯光下母亲的脸上满是岁月的沟壑。见我一脸疲惫，她叹了口气，倒了杯热水给我。
窗外开始下雨，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院子里的积水反射着院门口那盏昏黄的路灯，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
＂卫东说，他爸妈觉得挺好的。＂我撒了个谎，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是吗？＂母亲递过来一个橘子，粗糙的手指轻轻剥开橘皮，指甲缝里还有织布时留下的蓝色染料，＂你一下午只说了几句话？＂
＂三句吧。＂我低头数着，觉得委屈又难堪。
母亲点点头，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特别明亮。退休前，她在织布车间工作了三十年，是远近闻名的＂铁姑娘＂。那时候厂里的标语是＂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红旗＂，母亲就是扛着红旗的那一批人。她从不多言，却总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我问你几个问题。＂母亲突然严肃起来，放下手中的橘子，抬头望着我，＂这两年来，他尊重过你的想法吗？＂
我愣住了。我想起卫东总是安排好一切，从约会地点到看什么电影，甚至连我该穿什么衣服，他都有自己的主意。上个月，我说想去看《红高粱》，他皱眉说那电影太土气，硬拉我去看了香港片《英雄本色》。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我看不懂那些打打杀杀，却不敢说出口。
＂他为你决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母亲继续问道，声音平静而有力。
我回忆着，似乎所有的决定都是他做的，包括今天去他家谈婚事，也是他一声令下。去年我想报考夜校学会计，他笑着说：＂你一个挡车工，学那个干嘛？结了婚就安心在家带孩子得了。＂我就放弃了。
＂他心里有你的父母吗？＂母亲的问题像一把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卫东来我家不超过三次，每次都是匆匆而来，急急而去，从未正眼看过我那件挂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状的褪色军装。上次母亲生日，我买了条鱼想加菜，他说：＂你妈那么节省，别乱花钱。＂结果那天他根本没来。
＂你们有共同话题吗？＂母亲的眼神穿透了我。
我们约会时，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想法，而我只是微笑着点头。他说单位分房有希望了，说科长看中他了，说城里的生活多精彩。而当我说起织布时遇到的趣事，或是想念已经辞世的父亲，他就会打哈欠，或者看表。
＂最后一个问题，＂母亲的声音轻柔下来，她的手抚上我的脸，＂和他在一起，你快乐吗？＂
雨下得更大了，屋檐上的水滴连成线，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和母亲的问题一起，冲刷着我的心灵。我的泪水也如决堤般涌出。我终于承认，这两年来，我一直在迎合他的世界，努力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我像一件精心挑选的饰品，为了配得上他的身份而不断改变自己。
＂小梅，＂母亲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因常年在织布机上劳作而布满老茧，但传递过来的温暖却是那么真实，＂好的婚姻是两个人一起成长，而不是一个人消失在另一个人的影子里。＂
窗外传来收音机里的歌声，是那首老歌《绒花》，唱着＂绒花虽小意味长＂。收音机是院子里老王家的，每到这个点就会打开，放着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夏天的时候，半个院子的人都会搬着小板凳，围坐在老王家门口乘凉。
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枚铜制的厂徽，那是她年轻时立功受奖的纪念。厂徽上的＂纺＂字已经有些模糊，但母亲的名字却镌刻得清晰可见。
＂这是你爸当年给我做的盒子，那时候厂里不发盒子，他心疼我的奖章没地方放，就自己钉了这个。＂母亲轻抚着那个粗糙但做工细致的小木盒，＂一个尊重你过去的人，才会珍惜你的未来。＂
那晚，我翻出日记本，重温这两年的点点滴滴。那是一本蓝色布面的日记本，扉页上贴着我和车间姐妹们的合影，大家穿着带着厂徽的工作服，笑得灿烂。
卫东从未真正走进我的生活，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漠不关心。记得去年厂里组织郊游，我邀请他一起，他嫌弃那些＂土里土气的工人＂，直接拒绝了。而我，为了不让他难堪，甚至开始疏远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们。
记得有一次，我的好友赵红梅生病住院，我想去看望她，卫东却说：＂你整天就知道和那些女工厮混，能有什么出息？＂那语气就像在说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我最终没去，后来红梅出院，见了我只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张电影票根，是我和卫东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念。我记得那天他迟到了半小时，影院里黑漆漆的，我战战兢兢地坐着，生怕错过他。后来他来了，连声道歉都没有，只说路上遇到朋友耽搁了。当时我竟还暗自窃喜，觉得自己能等他就是一种荣幸。
＂我到底爱的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给我的那种跻身＇上等人＇的虚荣感？＂我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下这句话，笔尖几乎要刺破纸张。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下。我换上平时上班穿的灰色夹克，那是厂里统一发的工装，虽然不好看，但穿在身上格外踏实。我冒雨去了姜家。
公交车上，我遇到了厂里的老张头。他是厂里的电工，经常来织布车间修理线路。他身上带着烟草和机油的混合气味，看到我眼睛红肿，关切地问：＂小梅，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
我摇摇头，挤出一丝笑容。老张头叹了口气：＂姑娘，记住，嫁人要找疼你的，不是让你去受罪的。＂
姜家的楼道里，邻居家的收音机正在播报国际新闻，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出来：＂我国已成功研制出新型计算机……＂
卫东开门见我这身打扮，皱了皱眉：＂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他身上穿着崭新的衬衫，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仿佛要去参加什么重要会议。
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我们不合适，订婚的事取消吧。
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次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半晌才问：＂是不是我妈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
我摇摇头：＂不是你妈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哪点对你不好了？＂他声音提高了八度，手在空中胡乱比划着，＂我对你不够好吗？我让你脱离织布车间那种苦力活，让你住上楼房，让你成为人上人，这还不够好？＂
我突然觉得很平静，仿佛经过一夜的雨水冲刷，内心的泥沙都沉淀下来，变得清澈见底：＂卫东，你告诉我，我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愣住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我父亲是怎么去世的，你知道吗？＂
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摆弄着茶几上的烟灰缸。那是个玻璃制的烟灰缸，上面印着＂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字样。
＂我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花，害怕什么，你了解过吗？＂
雨水顺着窗户流下来，像是无声的泪。屋内的空气凝固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回响着，一下，一下，仿佛在倒数我们关系的终结。
卫东沉默了，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我，仿佛才刚刚认识我一样，目光中带着困惑和一丝被戳穿的羞恼。
＂小梅，我……＂他开始语无伦次，＂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不能说我不关心你。我不是给你买了呢子大衣吗？不是带你去看电影吗？＂
＂那些都是你的安排，从来没问过我想要什么。＂我站起身，把那枚母亲给我的厂徽握在手心，感受着它传来的力量，＂卫东，我们都差一点犯了大错。＂
他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那个总是挺直腰板的男人，此刻就像被抽走了脊梁。我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
离开姜家，雨停了，空气格外清新。屋檐上的水滴晶莹剔透，阳光折射出一道小小的彩虹。我决定去看看李玉华——我从小的好朋友，自从和卫东交往后，我很少联系她了。
李玉华在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店里总是香喷喷的，洋溢着各种食品的气味。她看到我来，惊喜地叫出声，隔着柜台就扑了过来。
＂小梅！你可算想起我了！＂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指甲上还带着点红色的指甲油，那是她从杂志上学来的新潮打扮，＂前天进了新鲜的水果糖，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包呢！＂
我忍不住落泪，这就是真正的情谊，不需要装腔作势，不需要互相评判，只有单纯的牵挂和分享。
＂我和卫东分手了。＂我平静地说。
李玉华一愣，随即用力抱住我：＂你早该这么做了！那家伙眼睛长在头顶上，配不上我们的小梅！＂
我们坐在店后的小凳子上，喝着罐装橘子汽水，分享着这两年的经历。李玉华告诉我，她打算报考夜校的会计班，还邀请我一起。我欣然同意，心里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憧憬。
回到家，母亲正在用纺锤纺线，那是她退休后的消遣，也是我们家的额外收入来源。她纺的线特别结实，常有邻居来买。见我回来，母亲笑了：＂决定好了？＂
我点点头，心里前所未有地踏实。母亲放下纺锤，从灶台上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红糖姜汤：＂喝点暖暖身子，这雨天容易着凉。＂
那碗姜汤热气腾腾，甜中带着姜的辛辣，就像生活本身，有苦有甜，但总能暖透心扉。
十年后的1998年，我在县城步行街开了一家小裁缝店，生意不错。那时候，国企改革风潮正盛，不少厂子倒闭或改制，我们棉纺厂也不例外。但我早在五年前就辞职了，跟着李玉华学习服装设计，又靠着早年攒下的钱开了这家店。
店面不大，但窗明几净，墙上挂着我设计的服装照片，还有母亲当年的那枚厂徽，被我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我请人给它做了个小玻璃罩，上面用铜片刻着＂绒花虽小意味长＂几个字。
那天，一位穿着时髦的女士走进来，要做一件职业套装。她身材高挑，神态优雅，一看就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
聊天中得知，她是姜卫东的妻子，在税务局工作。她提起姜卫东现在是机械厂的科长，两人育有一子。
＂你先生对你挺好吧？＂我问，手上量着她的腰围。
她勉强笑笑：＂还行吧，就是脾气不太好，总觉得别人欠他的。＂
我替她量尺寸时，发现她挽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伤痕。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家务活干多了，手笨。＂但我读懂了她眼中的无奈与恐惧。
那道伤痕是新的，边缘还有些泛红，绝不是什么家务活能造成的。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慌忙放下袖子，转移话题问起裁缝店的生意。
送走她，我坐在店里的躺椅上，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那枚母亲给我的厂徽上，铜质的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想起母亲常说的话：＂婚姻不是救生圈，而是同行的路。＂
若不是那个雨夜，若不是母亲的五连问，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也会穿着体面的衣服，住在明亮的楼房里，但灵魂早已干瘪。或许我的手腕上也会有那样的伤痕，用长袖遮掩着，对别人讲述着谎言。
下班后，我去了几条街外的医院。母亲上个月摔了一跤，髋部骨折，正在住院恢复。我买了她最爱吃的蜜三刀，那是街角老字号糕点铺的招牌，酥脆香甜，是母亲每年生日的必备。
医院走廊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墙壁刷得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母亲的床位在靠窗的位置，她正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
＂妈，想什么呢？＂我轻声问，把蜜三刀放在她床头柜上。
＂想你小时候，总爱吃这个。＂母亲笑着指了指糕点，＂以前咱家条件不好，只有过年才能买上一小块。＂
我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曾经有力的手，如今满是皱纹，骨节突出，却依然温暖。＂妈，要不是你当年那五个问题，我真不知道现在会怎样。＂
母亲慈爱地看着我：＂姑娘，你现在过得好，我就放心了。你看你，自己当了老板，还能照顾我这个老太太，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明天李玉华要来看你，她说给你带了新出的收音机，比以前那种清楚多了。＂我帮母亲整理被角，那被子是我裁缝店里的边角料做的，虽然拼接，但花色搭配得很好看。
＂那姑娘不错，你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比亲姐妹还亲。＂母亲点点头，＂比起那些虚的，这才是真感情。＂
病房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窗外夕阳西下，将整个房间染成了温暖的橘色。我拿起电话，给李玉华打了过去：＂玉华，明天我去接你，咱们一起来看我妈。对了，我那件蓝底碎花布的连衣裙做好了，明天给你拿过去试试。＂
挂了电话，我又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妈，今晚我回家吃饭，咱们一起包饺子。＂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好啊，我刚从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韭菜呢。＂
放下电话，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平静。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往往只差那么一点点。而这一点点的差别，却是一辈子的分别。
有时候，最好的选择不是攀登到更高处，而是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扎根、成长、绽放。就像母亲说的那样：＂绒花虽小意味长＂——平凡如绒花，也能在风雨中傲然绽放，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来源：乡下的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