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浑身烫得像个火炉，而他，我朝夕相处四十年的老伴儿，却在这时候连夜卷铺盖回了儿子家。

＂再敢回来打断你的腿！＂我气得摔碗筷，锅里的米粥撒了一地，滚烫的水溅到手背上，我却感觉不到疼。

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浑身烫得像个火炉，而他，我朝夕相处四十年的老伴儿，却在这时候连夜卷铺盖回了儿子家。

屋外的冷风从窗缝钻进来，我裹紧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棉布被子，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叫张秀兰，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东风纺织厂的女工。那时候的纺织厂是我们县城最大的集体企业，厂门口贴着＂为国争光＂的大红标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起的汽笛声是整个县城的闹钟。

四十年前，我和老伴王建国经大队书记介绍认识，三个月后就领了结婚证。那时候结婚哪有什么浪漫可言，一辆自行车，一张黑白照片，一顶八成新的蚊帐，再加上厂里发的两条毛巾和一床被子，就算是成家了。

＂秀兰，咱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一定要过红红火火的日子。＂这是王建国当年在公社大院的合影墙前，对我说的第一句正经话。

那时候的王建国精瘦精瘦的，一身蓝色的确良工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睛里闪着机灵劲。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他修机器有一手，大家都叫他＂王师傅＂。

而我是织布车间的女工，手脚麻利，一个人能看十几台织布机，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胸前的小红花总是戴得比别人多。

下了班，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路上买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回家就着咸菜就是一顿香喷喷的晚饭。虽然日子清苦，但也有滋有味。

＂老王，你说咱们以后老了，会是什么样子？＂有一次纳凉时，我问他。

他咬着烧饼，含糊不清地说：＂那还用说，肯定是两个老头儿老太太，坐在树底下晒太阳呗！＂

我那时笑他没出息，哪知道几十年过去，这简单的愿望竟成了奢求。

儿子出生后，生活更忙碌了，我们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那时候厂里没有育儿假，我坐月子没几天就回车间上班，中午趁休息时间跑回家喂奶。王建国也不容易，白天修理机器，晚上还要照顾孩子。

记得有一次，儿子半夜发烧，王建国背着孩子在雨夜里跑了两里地去医院。回来时，他的工装湿透了，鞋里全是水，但脸上却带着笑：＂大夫说没事，就是风寒，打了针就好了。＂

那会儿我们常说：＂再累也不能垮，咱俩是儿子的顶梁柱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眼看着儿子从牙牙学语到考上大学，再到结婚生子，我和王建国的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九十年代中期，东风纺织厂不景气，很多工人下岗。我和王建国熬到了退休年龄，算是幸运的了。

可人到老年，日子却变了味道。原本以为退休后能过上舒心日子，闲来侍弄侍弄阳台上的几盆月季花，晚上和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谁知道王建国整天往儿子家跑，照顾孙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起初我还能理解，小两口工作忙，孙子交给老人带也是常事。可渐渐地，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

＂你又去儿子家啊？昨天不是刚去过吗？＂我翻着日历问他。

＂小宝昨天好像有点发烧，我去看看。＂他一边往公文包里塞东西一边说。

那公文包是他刚当上车间技术员时买的，黑色人造革，用了几十年，边角都磨破了，但他舍不得换。

＂电话里问问不就得了？非得亲自跑一趟？＂我的语气有些酸。

＂哎呀，你不懂，这孩子要面对面看看才放心。＂他脱口而出，仿佛我这个当过母亲的人，连孩子发烧都不懂似的。

就这样，我和王建国之间的距离一天天拉大。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小区门口的石凳上，看着同龄的老头老太太手挽着手出去遛弯，羡慕得很。

＂秀兰，你家老王又去儿子家了？＂小区里的李大姐问我。

我笑笑：＂可不是嘛，那孙子比我这个老婆子金贵多了。＂

李大姐拍拍我的肩膀：＂都一样，我家老头子也是，一到周末就往女儿家跑，好像这个家成了旅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心里的酸楚越积越多，但又不好发作。毕竟，照顾孙子是好事，我要是抱怨，岂不是成了那种不通情达理的老太太？

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起高烧，头晕得厉害，像是被人用棒槌狠狠敲了一下。我强撑着把晚饭做好，等着王建国回来。

七点，他没回来。

八点，还是没回来。

九点，我的手机响了，是王建国打来的。

＂秀兰，我今晚在儿子家住了，明天直接去给小宝送幼儿园。＂电话那头，他的声音轻松愉快。

我一股气涌上来：＂你知不知道我发烧了？头疼得要命！＂

＂啊？发烧了？严重吗？＂他的语气才有了些许担忧。

＂三十九度，你说严不严重？＂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然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那...那我现在回去看看你。＂

电话挂断后，我勉强爬起来煮了碗粥，吃了退烧药，又给自己额头上敷了条湿毛巾。屋里只有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显得格外寂寞。

半个多小时后，王建国回来了，给我倒了杯水，放了退烧药，却又开始收拾行李。

＂你干嘛去？＂我艰难地从床上撑起身子。

＂儿子那边有急事，得过去一趟。＂他头也不回地往包里塞东西。

＂什么急事比我发烧还急？＂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把药放床头了，粥在锅里，你自己能行的。＂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能行个屁！＂我一下子火了，抓起床头柜上的闹钟就往地上砸，＂王建国！你要是敢走，以后就别想踏进这个家门一步！我...我打断你的腿！＂

闹钟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秒针和分针都飞了出去。那是我们结婚时厂里发的结婚礼物，陪伴了我们四十年，如今也碎了。

王建国愣住了，目光落在破碎的闹钟上，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带上了门。

那一夜，我在黑暗中独自与高烧对抗。窗外偶尔传来收音机里的戏曲声和几声狗吠，显得屋内更加寂静。我们的老房子墙壁斑驳，当年的壁纸早已泛黄脱落，每一处裂缝仿佛都在嘲笑我的孤独。

药片在舌尖化开，苦涩得让我想吐。四十年的婚姻，难道就这样被儿子和孙子抢走了吗？

我迷迷糊糊中回想起年轻时的点点滴滴。那时候我们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一室一厅，公共厨房，公共厕所。每到做饭时间，走廊上排满了人，大家手里端着铝制饭盒，等着用煤球炉烧水做饭。

有一次，王建国加班到很晚，我熬了一锅小米粥等他。粥熬得太久，糊了底。他回来后二话不说，把糊底的部分全挑给自己吃了，还说：＂糊的更有营养。＂

想到这，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浸湿了枕头。那时候的王建国，怎么会把发烧的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第二天上午，隔壁的王阿姨来敲门，手里提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

＂秀兰啊，昨晚看你家灯亮到很晚，今早又没见你出门买菜，没事吧？＂王阿姨是个热心肠，退休前是县医院的护士，和我差不多年纪，但精神头比我好多了。

＂发烧了，老王昨晚回儿子家了。＂我的声音有气无力，额头还是滚烫的。

王阿姨一边帮我换额头上的毛巾，一边说：＂要不要我帮你叫个医生来看看？现在的老年人可不能硬抗。＂

＂不用了，吃了药，退得差不多了。＂我勉强笑笑。

王阿姨递给我一杯温水，欲言又止：＂我昨晚遛弯的时候，看见老王拎着大包小包的，往公交车站走，还以为你们要出远门呢。＂

这句话像一把刀戳进我心里。大包小包？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走？

送走王阿姨后，我强撑着起床，翻开王建国的衣柜——他最喜欢的那件深蓝色呢子大衣不见了，那是退休时单位送的，他平时舍不得穿，只在过年时才拿出来露两天。抽屉里的存折也不见了，床底下的旅行箱也空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看来，王建国是铁了心要离开了。我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三十九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吗？因为一场发烧，因为一时的口角？

我拿起手机，想给儿子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又放下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儿子面前保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从不让他知道我和他爸爸之间的矛盾。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实在张不开嘴。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烧退了，但心里的火却越烧越旺。我拒绝接王建国的电话，把儿子打来的电话也挂断。小区里的老姐妹来看我，问起王建国，我就说他回老家探亲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狼狈。

电视机里播放着老电影《五朵金花》，那是我和王建国年轻时最爱看的电影。银幕上的男女主角甜甜蜜蜜，现实中的我却孤零零一个人。

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翻看老相册。厚厚的一本，记录了我们的大半生。结婚照上，我穿着借来的白衬衫，他穿着新买的中山装，两人站得笔直，像两个木头人。翻到儿子出生那张，王建国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笑得见牙不见眼。再往后是儿子上学、毕业、结婚的照片，我和王建国的头发从黑变白，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爱去哪了？是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了，还是被生活的琐碎磨平了棱角？

第三天傍晚，天下起了小雨。我坐在窗前发呆，听广播里播放着《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凄凄切切的，像是在为我的婚姻奏响挽歌。

就在这时，我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那是王建国的脚步，我认得出来，他右脚有点跛，走路时总有一种特别的节奏，咚—咚咚—咚咚。那是年轻时在厂里修机器，被零件砸伤留下的后遗症。

门铃响了，我没动。过了一会儿，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传来，门被推开了。王建国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的，身上的外套也被雨水打湿了，手里提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长条形物件。

客厅里的灯光有些昏暗，照在他脸上，我才发现他这几天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下有明显的黑眼圈，胡子也没刮。

＂回来干什么？＂我冷冷地问，强忍着不让自己的语气有一丝动摇。

王建国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衣领往下淌，在地板上形成一小滩水渍。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手里那个长条形的东西放在茶几上，小心翼翼地解开红布。

是一根红木拐杖，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握柄处还镶嵌着一块温润的玉石。在灯光下，木质呈现出深沉的红褐色，表面光滑如镜。

＂这是...＂我一时语塞，伸手摸了摸那根拐杖。

＂回家。＂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去年你说膝盖疼，想要根好拐杖。我托儿子找了好久，终于在南方找到一个老匠人，专门做这种适合膝盖不好的人用的拐杖。＂

王建国脱下湿漉漉的外套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走到沙发前坐下，疲惫地擦了擦额头的雨水：＂前天儿子说货到了，让我赶紧过去，他朋友第二天就要南下了。我怕晚了赶不上，所以...＂

我摸着那根拐杖，木质光滑细腻，握在手里刚刚好，不轻不重。我记得自己确实在去年冬天随口说过一次，那天我们去菜市场，膝盖疼得我走不动，随口抱怨说：＂要是有根好拐杖就好了。＂没想到他一直记在心上。

＂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既是问他，也是问自己。

＂你会听吗？＂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支，又放回去，似乎想起在家里我不让他抽烟，＂你从不听我说完话，就像当年...＂

他的话没说完，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年轻时的我脾气急，一言不合就发火，从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小两口吵架本来是常事，可我每次都把话说得太绝，他就慢慢学会了沉默和退让。

记得有一次，我怀孕七个月，他晚上应酬回来晚了，身上有酒味。我二话不说，把他关在了门外，任凭他敲门解释也不开。那晚下着雨，他在走廊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我发现他发烧了，还是硬撑着去上班。

那时候厂里的李师傅笑他：＂王建国啊，你是妻管严，怕老婆。＂

他也不辩解，只是笑笑：＂谁说不是呢？家里有个比自己厉害的婆娘，那是福气。＂

现在想来，我何曾给过他说话的机会？每次争吵，都是我一通数落，他沉默应对，最后不了了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声音在家里越来越少，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对话仿佛只剩下＂吃了吗＂＂出门了＂＂回来了＂这样的客套话。

＂秀兰，我是怕你担心，才没说实话。＂王建国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拐杖要两千块，我怕你心疼钱，又知道你膝盖一直不好，就想给你个惊喜。＂

两千块？我的心一颤。我们的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才四千多，他平时买双鞋都要货比三家，这次却一下子花了两千块给我买拐杖？

＂这次是儿子给的钱吗？＂我不由得问道。

＂哪能让儿子出钱。＂王建国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些年给人修修收音机、缝纫机什么的，攒了点钱。想给你买个好的，不然以后膝盖疼了怎么出门？＂

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其实这些年，我何尝不知道他常去儿子家是为了什么？儿子工作忙，儿媳妇身体不好，他不过是尽一个父亲和爷爷的责任罢了。而我，却因为忽视和孤独，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哽咽着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王建国愣住了，然后苦笑起来：＂傻婆娘，四十年了，我能去哪儿？＂

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工整地写着药名和服用时间，还有几句叮嘱：多喝水，别着凉，药放床头第二格。

＂我走之前写的，你没看到？＂他问。

我摇摇头，那晚我气糊涂了，根本没看床头柜。

＂那天晚上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朋友从南方来了，带了拐杖，第二天一早就要走。我知道你发烧，不想走，可又怕错过了这个机会。＂王建国叹了口气，＂我想着给你留个条子，你醒了能看到，没想到...＂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都是我的任性和固执导致的。

＂我这几天去哪儿了，你知道吗？＂王建国突然问。

我摇摇头。

＂我去了火车站。＂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想坐车去趟老家，看看我爸妈的坟，问问他们该怎么办。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不开心。＂

＂老家？＂我惊讶地看着他，＂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到了站台，我突然想起家里炉子上的水壶还没关，怕你回来打开水龙头没水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再说，这不是给你买了拐杖嘛，总得亲手给你。＂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某道门。这个看似粗线条的男人，心里却装着那么多细腻的关心。我和他生活了四十年，竟然还是不够了解他。

屋外的雨渐渐大了，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厨房里，王建国正在烧水煮面，锅盖咣当作响，他笨手笨脚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他。

中间那些年，我们为柴米油盐奔波，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忙碌中忘记了最初的甜蜜。如今儿子成家立业，我们反而像是走丢了方向，不知道该如何相处。

我坐在桌前，摩挲着那根红木拐杖。它不仅仅是一根拐杖，它承载着四十年的婚姻，承载着他不善言辞的爱。那些年他修收音机攒下的钱，本可以买点好烟好酒犒劳自己，却用来给我买了这根拐杖。

想到这，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老王。＂我轻轻唤他。

＂嗯？＂他从厨房探出头，脸上还沾着面粉，像个大孩子。

＂下次有事，说清楚再走。＂

＂好。＂他点点头，眼睛亮了起来。

＂我也保证，以后听你把话说完。＂我真诚地说。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那个年轻的王建国：＂那我可得好好想想，四十年的话，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打在楼前的梧桐树上，哗啦啦地响。街道上的人们撑着伞匆匆走过，偶尔有几辆自行车铃声清脆地响起。这是我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城，见证了我们从年轻到老去的全过程。

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候，我们也曾在这样的雨夜里，挤在一把伞下回家，鞋子湿透了也不觉得冷。那时候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有解不开的甜蜜愁绪。

厨房里，王建国哼起了《纺织姑娘》，那是我们年轻时厂里广播站经常放的歌。他的嗓音有些沙哑，调子也跑偏了，但听在我耳中却格外亲切。

我拄着那根红木拐杖，慢慢走向厨房。王建国正在切葱花，听到我的脚步声，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拐杖用着还行吗？＂

＂挺好的，就是有点重。＂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笨拙地切着葱花。

＂那是红木的，当然重了。用久了就习惯了。＂他头也不回地说，＂饿了吧？马上就好。＂

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何，鼻子一酸，伸手从背后抱住了他。他的身体一僵，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怎么了？＂他轻声问。

＂没什么，就是想抱抱你。＂我把脸贴在他的背上，感受着他的温度。

他放下菜刀，转过身来，轻轻拥抱了我。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厨房里，谁也没说话，只有窗外的雨声和屋内的挂钟声。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人到老年，最珍贵的不是子女的孝顺，也不是丰厚的退休金，而是身边这个相伴一生的人。我和王建国或许还会有争执，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动不动就摔碗砸锅，不会再赌气说＂打断你的腿＂这样的狠话。因为我终于明白，爱有千万种表达方式，而他选择的，是最适合他的那一种。

屋里飘来面条的香味，和着窗外的雨声，构成了最美的晚年交响曲。我拄着那根红木拐杖，看着眼前这个陪我走过四十年的男人，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老王，＂我突然开口，＂等雨停了，咱们一起去公园走走吧。＂

＂好啊。＂他笑着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到时候你可以试试这根拐杖，走起路来肯定稳当。＂

＂那你得扶着我。＂我说。

＂当然，我扶了你一辈子，不差这一回。＂他笑着说，声音里是满满的宠溺。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抹淡淡的晚霞。我知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而我和王建国，还会继续我们的故事，用余生写下属于我们的最后篇章。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