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国内高校校史溯源，不少学校争议不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种停办、改制、设立、筹办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方言学堂之间的纠葛，是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剖析一下这两对到底是何关系

关于国内高校校史溯源，不少学校争议不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种停办、改制、设立、筹办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方言学堂之间的纠葛，是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剖析一下这两对到底是何关系

根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继承者，也就是如今南京大学的官网对这段历史的记载，这一段是分为“两江的停办和复校之议”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两个章节，分属三江、两江师范学堂（1902-1912）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1914-1927）两个时期的

前一个章节的原文摘录如下：

1911年12月南京光复以后，李瑞清“挂冠而去”，教务长雷恒返回江西老家，日本教习、中国教职员及五百余未毕业的学生也都星散。陈其美的沪军洪承典部驻扎两江师范学堂，他们不仅通过自任两江师范学堂管理员的吴逸（仙）借用学校的课桌家具等一千七百余件，而且因燃草取暖而失火，致两江的“斋舍洋楼半为灰烬”，“贵重仪器，至此荡然无存”。（1913年2月13日《时报》。）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两江师范学堂再度被军队占驻，并遭到乱兵、土匪的洗劫，损失惨重，看守学堂的工人一死三伤。当时任江苏民政长的韩国钧接到两江师范学堂的管理员李承颐的报告后，下令江苏省教育司“会同警察总厅封锁两江师范学堂，等候改制开学”。（《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关于封锁学校的训令》，《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3页。）

从1912年起，两江师范的师生曾多次发起复校运动。如1912年6月间曾有改两江师范为“南洋大学”之议，遭否定后又有人提出改设“南洋优级师范”、推举张謇为校长的建议，但均未成功。直至1914年8月30日，江苏巡按使韩国钧才接受地方及学界名流的建议，咨请教育部“改两江优级师范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我们可以获悉以下信息：

1.1911年底，南京光复后，从校长到教职员再到学生，先后星散，教学工作陷入瘫痪，学校运转陷入停顿

2.陈其美的沪军、二次革命乱兵、土匪都对两江进行了洗劫和破坏

3.两江师生多次发起复校运动，但均未成功

4.江苏巡按使韩在1914年8月上书咨请改两江为南高师，进行办学

5.从1912-1914，两江并不是无主状态，哪怕是沪军强占校舍尚且需要找一个人当学堂管理员去“借用”器具，二次革命后，在遭遇洗劫时，学堂依旧有人看守，且有管理员，这说明这段期间，至少学堂是有人管理和打理的

6.江苏官方对学堂的处理是封锁和等候改制开学，后续还咨请教育部改制办学，并没有明文取缔和废除两江，且其校舍资产一直是由政府派员保管的状态，并未转让给他人

而在第二个章节一开始，就补充了一段学制改革和高等师范教育分区规划的历史背景：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为建设近代高等教育开辟了道路，也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成立提供了契机。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分崩离析。1911年（宣统三年）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首任总长。是年4月，南北统一，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月履职后，立即着手改革教育制度，制定新的教育法规。除废止“读经课”和“经学科”、废止奖励科举“出身”、废止贵胄学堂、删改教科书等之外，蔡元培等坚决否定了清末教育的核心内容——忠君和尊孔。蔡元培认为，1906年学部颁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必须废除，因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8页。）他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国民教育的灵魂，造就一代新人，以捍卫民国的共和政体。他所提倡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后来被教育部定为民国的教育方针。

1912年和1913年，教育部通过并颁布由蔡元培等起草的《大学令》以及《专门学校令》、《大学规程》、《公立专门学校规程》、《私立大学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法令和规程，重新修订了学制，建立起新的学校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高等教育在横向上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系列，即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师范教育令》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宗旨；高等师范学校分为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或2年）；本科分为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6部；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监督改称校长等。

在1912年7～8月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除决定10年之内在全国建成4个大学区，分别在北京、南京、武昌、广州设立大学以外，还通过了《划分高等师范学区案》等，拟在全国划分6个高等师范学区，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沈阳为本部，各设高等师范学校一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凡在这6大师范区内的优级师范学堂可改建为高等师范学校；不在此6区内的优级师范学堂均不再招收新生，待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告停办或并入他校。可以说，划区设置高等教育机关，是民初教育家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特点而谋求全国文化教育相对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设想。

这就解释了两江师生历次复校均未成功的关键缘由——法律不许可，学制已经改了，两江优师必须经过改制才能开办开学，当时正值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的关头，北洋政府已经决定了改优师为高师，任何有关复辟优师的举措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8月30日，苏省要咨请“改两江优级师范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了，一个是癸卯学制新规，一个是全国临时会议决议，要想复办两江，只有改制为高师才能得到教育部的支持，而改制后的学校不可能继续沿用前清的“两江”名号，用办学所在地“南京”作为高师学校是新名号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在南高师具体的筹办历程上，南大官网是这么说的：

在民国初年，除了东吴大学和金陵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以外，江苏境内的公立高等学校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等均已停办。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出在南京建立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设想后，江苏主政者也试图复办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或就“两江”校址开办高等师范学校，“其二年（即1913年）度经费并经造就预算，咨由教育部核交财政部，列入二年度国家预算表册”，但因“兵燹之余，财政竭蹶”而未落实。（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5页。）

1914年1月5日，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后为巡按使）命令“两江”保管员李承颐封闭学堂，以备后用。7月15日，韩国钧 “委任江谦为两江师范学堂校长，筹办开学”，（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未果。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等省内各公立学校校长，鉴于“苏省自光复后，中等学校教员大为缺乏”而致函江苏省巡按使公署，一致“请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

8月30日，巡按使韩国钧对上述建议作出批复：“由省委派校长，先行筹办”，定校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成立“筹办事务所”（后称筹备处）；务必于当年“筹备完竣，以便定期开学”；校长薪水“自筹办所成立之日起，准月支银220元”。（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5页。）由此可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或“南高师”）的历史，是从1914年8月30日开始的。

1914年9月2日，韩国钧发布“2406号饬令”：“委江谦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结合前面的叙述，大致时间线如下：

1911.12 李清瑞“挂冠而去”，随后师生星散

1912-1914 两江师生多次发起复校运动，未果

1912-1913 北洋政府召开一系列会议，确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以取代癸卯学制，要求优师学堂改高师学校，拟在全国划分六大高等师范学区，各学区本部设六大高师学校，且高师学校可以由原优师学堂改建而来

1913.2.13 沪军驻扎学堂，自行任命学堂管理员吴某，“借用”课桌家具若干，对校舍造成了极大破坏

1913.7 二次革命，乱兵、土匪再次洗劫学堂，江苏民政长韩国钧接学堂管理员李某报告，明教育司会同警察封锁学堂，等候改制开学

同年 江苏主政者试图复办两江或就学堂校址开办高师，咨由教育部核交财政部列入年度国家预算，但因战乱和财政问题未果

1914.1.5 江苏民政长韩命令两江保管员李某封闭学堂，以备后用

1914.7.15 转任巡按使的韩委任江谦为学堂校长，筹办开学，未果

1914.8.30 针对苏省公立学校校长就“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请求作出批复，委派校长，先行筹办，拟定校名，成立筹备机构，支给预算

韩又咨请教育部“改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综上所述，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中途确有办学中断，但其作为公办学校的行政编制和法人地位并未被取缔，后根据壬子癸卯学制改编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恢复办学，就法理和行政关系而言，南高师无疑是两江的后继者，二者是一个法定的教学主体，其继承关系是合理合法的，南京大学把校史追溯到三江师范学堂是尊重历史、合乎现实和逻辑的行为，应当予以肯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武高师的继承者武汉大学的说法：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1902年 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但是根据自强学堂的公开介绍：

1902年，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方言”即“外语”之意。 根据1904年1月，张之洞等人上奏并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 奏定学堂章程 》中《 各学堂奖励章程 》文件的规定，湖北方言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方言学堂不设总办。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 遂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校产交武昌军官学校使用。

1913年民国政府委派教育部视学，湖北都督黎元洪决定在东厂口原方言学堂旧址，延用原方言学堂师资及图书设备，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这也就意味着，方言学堂早在大清那会儿，编制没了，产权也没了，武高师是根据壬子癸丑学制和六大高师学区设立的，方言学堂校址、师资和图书设备是从湖北省政府或武昌军官学校那里接手的

武高师既不是恢复方言学堂又不是方言学堂改制复学，二者无论是行政关系、法人主体还是产权关系是真的八竿子也打不着，风马牛也不相及

武汉大学官网在介绍其校史时白纸黑字写着“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的行为是极其不负历史责任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既没有行政连续性上的关联，又没有法理承继的依据，还不是产权继承交割的直接对象，于理于法皆没有依据的

武汉大学的前身最早只能追溯到武高师，其与自强学堂有渊源有联系但不存在继承关系，更不存在前后身的关系，武汉大学官网的描述无疑是在掩耳盗铃、一叶障目、瞒天过海、偷天换日，这不是合格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有的行径，应当予以批判

从这两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高校面对自身历史追溯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成色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为代表的不少大学对自身的历史是经过史料考辨和史实验证的，其结论是可考、可考、可信的，算是把校史叙事真当历史探源工程在做，可以说是“信史派”，而以武大等为“典范”的，自然是“造史派”，把故事讲好最重要，至于故事是不是真的、禁得起考验的，那就无所谓了，反正在这里，董狐来了都得自罚三杯，不然小鞋多到足够你穿到合脚

而在关于高校历史如何界定、校庆如何确定的问题上，我认为可以参考建国和国庆

以中国为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历史悠久绵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目前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以及通过28年革命先后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具有解放和革命性质的政权，我们的历史是以建国之日，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为起点计算的

中国历史是很悠久，中华文明是很绵长，但具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身，我们真的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没什么矛盾的，更没什么好丢人的

哪怕是被我们推翻的中华民国，哪怕有人用了黄帝纪年，但最后还是改成了民国纪年，而民国元年是民国肇建的1912年而非1911（武昌首义年）、1905（同盟会成立年）或1894（兴中会成立年），国庆日更不是所谓的黄帝诞辰，而是10月10日，或者叫双十节，为的是纪念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

同理，高校的精神、文脉，随你怎么追溯，夏商周秦汉随便扯，要是还不满足，三皇五帝、山海经随便用，但高校建校时间和法统，必须以学校法统确时间为准，以学校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或教育教学实体而诞生的时间为准，不能胡乱攀附，不能随意延长

因此，某些大学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大学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拼年齿还是拼学问，拼虚名还是拼实力，求浮华还是求真实，你到底是公关组织还是学术共同体，我在这里以武大为反例只是因为武大足够典型且问题足够明显（已经明显到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了），但不意味着国内只有武大这么干，希望相关院校可以认识到问题，并积极调整，争取纠偏补弊，重回正轨

反观南京大学，在面对校史溯源当中的历史复杂性时的处理可圈可点，对得起南大“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对得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以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立身的精神和风骨，值得国内高校学习和效仿

希望学习南大治校史的“信史派”高校可以越来越多，类似武大这种的“造史派”越来越少，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绝迹

来源：华盖洞天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