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庆良（1917—1996），原名曾庆谅，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庆良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一、将军简介

曾庆良（1917—1996），原名曾庆谅，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通信学校第7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红1军团电台报务员，军委电台报务员、队长，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西路军电台报务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3局无线电分队长、无线电科副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无线电通信学校校长，晋绥军区通信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处长、通信处政委。参加了绥包、大同、平绥、张家口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委，西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兼西南军区通信学校（第2通信学校）校长，军事学院空军系学员，解放军通信学院、解放军通信兵学院、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通信兵工程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二、将军生平

曾庆良（1917—1996），原名曾庆谅，1917年生于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铁山垅镇大庆村。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通信学校第7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红1军团电台报务员，军委电台报务员、队长。

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

1934年10月随军长征。

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

1936年11月任西路军电台报务员。

抗战爆发后，任军委3局无线电分队长、无线电科副科长。

1939年8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中队中队长。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

1945年8月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无线电通信学校校长。

1947年任晋绥军区通信学校校长。

参加了绥包、大同、平绥、张家口等战役。

1949年任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处长、通信处政委。

1950年任西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兼西南军区通信学校（第2通信学校）校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

1956年11月~1961年12月，任解放军通信学院、解放军通信兵学院、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952年5月，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立。

1955年1月，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更名为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

1955年8月，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更名为解放军通信学院。

1958年1月，解放军通信学院更名为解放军通信兵学院。

1960年1月，解放军通信兵学院更名为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军电”，又因地处西安，所以也简称“西军电”。

1962年，军事院校大调整，“西军电”雷达专业（包括6系和7系）迁往重庆，成立解放军雷达工程学院。

1966年4月，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转为普通高校，并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1988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962年任雷达工程学院院长。

1963年，雷达工程学院更名为通信兵工程学院，任院长。

后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三、河西走廊被俘后，勇救西路军左支队

1937年3月11日夜，红军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兵败后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肃南县石窝山。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在祁连山分散游击，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红30军剩下的5个营和总部直属队，共15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到西面大山游击。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有400多人到达新疆。

红9军剩下的3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共700余人编为右支队，实际以伤员为主，由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到南面大山游击，几天后即被马家军冲散。王树声历经千辛万苦，沿途乞讨返回陕北。

伤员、病号及妇女、小孩1000余人编为一个支队，由毕占云率领，就地转移。这是支基本没有战斗力的队伍，在马家军搜索下，大部被俘。

其余的人员，主要是西路军总部和附属单位的，其中也不乏师团级干部。他们分散向东转移，沿途多被马家军俘获，只有少数人到了陕北。

左支队是西路军残存的唯一保持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他们在山上徘徊几天后，李先念、程世才决定向祁连山西部转移。

西越祁连山的决定，是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当时，东、北面都是马家军重兵集结、搜剿的地区，南面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是青马的腹地。西面虽然是冰山雪岭，但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事后也证明，李先念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西去之路，渺无人烟，露宿雪山，缺衣少食，即便能找到一些点牛羊充饥，也很难坚持长久。

1937年3月下旬，左支队到达祁连山西面山下的河谷地区。这时，他们只剩下900多人。

3月23日，仅剩下的一部电台意外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电示：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去新疆还是去蒙古，由你们自己决定，但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滕代远去迎接你们。

李先念当即代表西路军工委会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4月16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左支队800多人终于从肃北县的大龚岔口冲出祁连山区，22日到达安西蘑菇台，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左支队是幸运的，因为即便在祁连山腹地的崎岖山路上，马家军追击不方便，但当他们走出祁连山时，个个骨瘦如柴，几乎弹尽粮绝，在茫茫戈壁滩行军时，如果马家军骑兵快速追击，那怕只有一个旅的骑兵追上来，左支队是断无逃生机会的。

当时，马步芳完全了解左支队的动向。左支队还没有走出祁连山，马步芳就通电河西各路驻军：剩余红军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苏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

马步芳令驻防肃州的100师298旅旅长马步康，尽快派兵防守安西。马步康接到电令后，立即派596团团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手枪连，于4月14日从肃州连夜赶到了安西。

几天后，正是驻扎安西的这个596团，在几场战斗中，让左支队损失半数。若再有追兵，更是不堪设想。

实际上，马步芳曾指示发电报调一个骑兵旅追击左支队。但是，这封电报被扣押了，胆敢扣押电报的，是红军俘虏、原西路军电台报务员曾庆良。

西路军被马家军俘虏的有7000多人，大部被杀，仅在张掖就被害3200多人，没死的也全被虐待，吃尽苦头。

3月18日，红军西路军总部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人员曾庆良、黄子坤（后改名黄良诚）、冯国寿、陈祖任等6人，携干电池电台一部，向东转移，途中与敌遭遇被俘。

第二天，一个马家军官在他们面前摇晃着一纸电报，说：你们要享福了，西宁总部要求把你们送去。

曾庆良他们能够得到优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刘景炎。

刘景炎是西路军电台高级技术干部，宁都起义前曾是西北军冯玉祥总部的工程师，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马家军骑5师的无线电台台长梁魁、大队长杜友三，都是他的学生。

刘景炎在康隆寺附近被俘，后通过梁、杜的师生关系，由马步青打电报要到凉州骑5师，任命为无线电总工程师，并娶了老婆安了家。

刘景炎到凉州后，与马步芳的电台总台台长张之俊成了至交。在马步芳杀俘高潮时，刘景炎给张之俊发了一份电报，表示：被俘红军内的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恳求念彼此同行关系，大力予以营救！

当时，张之俊在马步芳面前能说上话。他以无线电通讯人才缺乏为由，请马步芳在被俘红军中清查并加以利用，得到了马步芳的同意。

就这样，马家军从红军被俘人员中挑出曾庆良、黄子坤（黄良诚）、刘玉庭等6人，到西宁电台总台工作。

对于6人的到来，西宁总台台长张之俊对电台工作人员熊维邦、董琳、张之杰说：这几位是共产党的通讯人员，是我们的同行。我们都是干军队的，如果被人家俘虏后恐怕不如他们！

因张之俊和刘玉庭认识，加之刘景炎和张之俊关系很好，张之俊就托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好好照顾他们。

刚到西宁电台的曾庆良他们，衣服褴褛，形容憔悴，住在报房隔壁的两间房屋，没正式分配工作。每人每月口粮45斤、菜金1.5角，煤每人每日2斤，一月为60斤，各发蓝色制服1套。

熊维邦工作时，6人常到报房，熊为了表示信任，也时常让他们上机工作。他发现曾庆良技术最好，业务技术极其娴熟，赞叹不已。

当时，熊维邦刚结婚，爱赌博，有时间就回家或赌博，因而经常私下找曾庆良代他工作。

有一次，曾庆良悄悄地对熊维邦说：熊先生，我的爱人听说也被俘到西宁。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要是未死的话，可能在医院。你能否替我找一下？

熊立即答应。

第二天一早，熊维邦就领着曾庆良到了中山医院。他俩刚一进门，就遇见一位女俘虏，正是曾庆良的妻子。危难中的夫妻相见，不禁泪流满面。

台长张之俊听说这件事后，说：太奇了，太奇了！我们设法撮合他们，也为子孙积一点德！

随后，6人一天比一天心理轻松。熊维邦还在业余时间，陪他们到城内游玩，并有意无意地介绍了西宁的各个方向和关卡渡口情况。熊还在城墙上，指着远处自己家的村庄，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去他家找他。

6人每日趁晚上工作完了的机会，以练习收发为借口，常偷听延安的新闻发布。当时，因为还没有广播电台，延安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

实际上，熊本人也时常偷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很了解报机刻度盘上该台的波长位置。熊一进门，6人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熊也就装作若无其事地退出。

有一天，熊偶尔到6人的房间，发现他们头对头地在写什么，见熊进来，便轻轻地以纸盖住，熊就装作没有看见，闲聊了几句就退了出来。

梨园口战斗后不久，马步芳得到情报，说有一部分红军在李先念、程世才带领下西进，即派在西宁的马步銮骑兵团到都兰方向去追，又以“旋密”急电在张掖的马彪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当时，马步芳部的密电码都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自然也难不倒曾庆良。

曾庆良看到电文内容后，就大胆扣发了这份电报。

三四天后，马步芳知道红军在安西和刘呈德团打起来了，马步芳就把已派到都兰的那个骑兵团撤回西宁，并追问电务处，马彪为什么不来电报。

电务处的赵焕耀到电台追查，一查，发现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还没发出去。

而发这份电报时，正是曾庆良替熊维邦代的班，熊维邦就追问曾庆良。曾庆良说：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

总台台长张之俊、电务处长朱长玉以及电务处译电主任赵焕耀，都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分析，是曾庆良、黄良诚他们知道了电报的内容，有意压了下来。

这件事如果让马步芳知道，大家都有责任。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原因相敷衍了过去。

于是，曾庆良扣押电报的事情，竟然被大事化小，不了了之。在国民党中央军中如果发生这种事，即使仅仅是玩忽职守，电报员也很难免死。曾庆良做此举后，可能也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最终奇迹般没有受到惩处。

到了5月份，张之俊为了避免风声，将熊维邦派往同德县，曾庆良他们也被与电台隔离。

不久，南京方面令马步芳把俘虏送中央处理，曾庆良踏上离开青海的旅途。

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拟送河南，补充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部，已在押送西安的途中，遂指示驻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派出侦察人员寻访。

在援西军侦察员的策应下，1000余名西路军被俘人员，终于从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逃到援西军司令部，其中包括当俘虏不到二个月的曾庆良。

第二年，熊维邦回到西宁，问起曾庆良等6人情况。张之俊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他们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

张之俊出示了6人中的刘玉庭的一封信。信是写给张、熊二人的：在西宁多承关照，甚感盛情。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

他俩为了避免嫌疑，未敢回信。

“文革”开始后，风暴席卷全国时，曾庆良被当作“叛徒”揪出来。

1967年，由重庆派来的外调解放军到青海找到熊维邦，让他去重庆核对情况，曾庆良时任通信兵工程学院院长。

经过内查外调，从原马家军高级军官到一般报务员，从原西路军电台队队员到军委3局，所有的调查都发现曾庆良不但没做过对不起党和红军的事情，还最终证明了他挽救过李先念左支队的壮举。

2007年，在青海西宁市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上，正式展出的关于曾庆良他们当年被俘以后坚持斗争事迹的展览。

但将军已逝，无法没有亲眼看到，非常遗憾。

参考资料：

来源：风中的风680305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