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北派与南阳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自光武帝“创业”初期就开始了,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河北则是刘秀的“龙兴之地”,两个派系同样能量巨大,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光武帝刘秀下达了他自平定天下以来最重要的一项旨意:废后。
刘秀的废后决定,不仅给阴丽华与郭圣通二人定了调,也标志着二者背后的南阳派与河北派之间的斗争有了结果。
河北派与南阳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自光武帝“创业”初期就开始了,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河北则是刘秀的“龙兴之地”,两个派系同样能量巨大,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郭圣通被废前2年,刘秀下令清查天下土地、人口,这项命令是后续政策的基石,所以刘秀十分重视,南阳、河北两大集团在面对刘秀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度田”问题上表现迥异,而这也帮助刘秀在南阳、河北集团问题上下定决心。
度田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光武帝刘秀看到陈留吏的牍上写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字样,关于这句话的含义,刘秀年仅12岁的儿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河南是帝都,权贵云集,南阳是帝乡,外戚遍地,清查土地的官员对于这两地的土地清查恐怕要顾忌权贵们的利益。
这位年仅12岁的皇子,正是阴丽华的第一子,那时候,他还叫刘阳。
刘秀人生的最大的转折发生在更始元年(23年),这一年,刘秀的人生经历了极限起落。
先是刘秀在昆阳以少胜多,一战打崩王莽军主力,基本宣布新莽政权的灭亡。
但随后,刚刚建立的新莽政权发生激烈内讧,刘秀的兄长刘演被更始帝刘玄所杀,刘秀靠着极限示弱才避免了被一并株连的命运。
在这个过程中,刘秀回到家乡南阳迎娶了出身新野豪族的阴丽华。
杀掉刘演后,对刘秀的处置问题反而成为了更始政权的难题,多方考量下,刘秀被任命为大司马,前往河北地区进行招抚。
从结果上看,河北是刘秀的福地,但从过程上看,河北承载了刘秀太多的伤心与无奈。
刘秀在河北的招抚工作刚刚有些起色就遭遇了重大变故,原赵缪王之子刘林与刘秀理念不合,遂拥立一个叫王郎的人在河北称帝,由于是河北的本土政权,当地豪族大多在刘秀和王郎之间选择了后者。
刘秀突然之间变成了孤家寡人,被到处追杀,十分狼狈。
直到信都太守任光、合城太守邳彤、上谷太守耿况等地方实力派的出现才帮助刘秀在河北初步站稳了脚跟,但即便如此,此时刘秀集团实力仍弱于有众多豪族支持的王郎。
这个关键时期,时代抛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让刘秀回答,在河北颇有势力的真定王刘扬愿意与刘秀联合,但条件是刘秀要迎娶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刘秀根本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当初迎娶阴丽华是为了联合自己家乡南阳的豪族,但南阳豪族远在千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如今身处河北杀局中的刘秀如果错失良机把真定王刘扬势力推向王郎,基本就等于宣布自己集团的覆灭,所以这门婚事,刘秀是必须答应的。
迎娶郭圣通并获得其舅舅真定王刘扬的支持后,河北势力开始重新站队,以上谷、渔阳精锐骑兵为代表的河北最强豪族武装一边。
随后刘秀灭王郎,并相继剿灭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大枪等农民军,将投降者编入自己的武装,刘秀势力得以再上一个台阶,并真正拥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格。
毫无疑问,河北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
但刘秀与河北的恩怨情仇可不会这样轻易了解,后面还有很多事,让刘秀与河北豪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刘秀能够平定河北,靠的是任光、邳彤、耿况、耿纯、彭宠、刘扬等豪族的支持,用今天的说法,这些豪族应该算是刘秀的“合伙人”、“原始股东”或“投资人”,创始人与合伙人、投资人之间的矛盾是现代企业问题的永恒话题,这些问题在光武帝刘秀“创业”的过程中同样存在。
刘秀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面临的两次最重大的“后方失火”都由河北豪族发起。
刘秀在剿灭各路起义军彻底平定后继皇帝位,同时对各路功臣论功行赏,但在封赏的时候,真定王刘扬的官职和封地都没有变化(他也确实封无可封了),真让刘扬十分不满,仗着自己手握重兵又在河北豪族中有极高威望,遂准备自立单干。
面对反迹已现的真定王刘扬,刘秀决定以最小的代价将其绞杀,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纯与真定王刘扬有亲戚关系,按辈分上算是刘扬的外甥,刘秀派耿纯去与刘扬谈判,刘扬对耿纯没有多少戒备,欣然去谈判,结果被耿纯手起刀落给砍了。
耿纯的斩首行动成功震慑住了真定势力,一场叛乱被消灭于萌芽状态,但刘秀接下来的动作非常耐人寻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重新封刘扬的儿子刘得为新的真定王。
第二,将负责斩杀刘扬的耿纯从中央派到了地方。
第三,也是最重要,且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刘秀居然在这个时候宣布立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后。
一般认为,刘秀与郭圣通是政治联姻,郭圣通背后的倚仗是他的舅舅真定王刘扬,但刘扬在的时候,刘秀并没有急着决定郭圣通和阴丽华这两位妻子谁为皇后,只是将二者都封为贵人。
按理说,真定王刘扬都被杀了,刘秀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顾忌郭圣通背后的家族势力了,但他却在这个时候选择立郭圣通为后,这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事出反常必有妖,将刘秀斩杀真定王刘扬后的三件事串联起来看,就能明白刘秀的真实用意。
刘秀做的这三件事都有一个目的:安抚河北势力。
刘秀杀真定王刘扬这件事可大可小,可以解释为刘秀对有反叛之意的刘扬下手,也可以解释为对整个河北集团下手。
刘秀重新封赏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将杀刘扬的耿纯调离中央,都是为了安抚河北势力,尽管此时的刘秀已经兼并了多路农民军,但河北势力手中强大的豪族武装,仍是刘秀打天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倚仗,如果此时与河北豪族闹翻,无异于自毁长城。
在没有走正式流程的情况下直接做掉河北派重要成员刘扬,这件事对于河北的心理冲击还是很大的,所以只做以上两件事恐怕还不足以让整个河北派放心,所以刘秀抛出了终极橄榄枝:立郭圣通为后。
此时郭圣通已经为刘秀生下长子刘强,刘秀立郭圣通为后,等于宣布了刘强是未来储君,未来的皇位将由你们河北派的子弟来继承,这是刘秀给河北派吃下的最强定心丸。
通过刘秀对真定王刘扬反叛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此时的河北豪族虽然在名义上都已经加入到了刘秀集团,是刘秀这个皇帝麾下的臣民,但他们仍旧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
杀掉真定王刘扬的耿纯前往地方任职时,刘秀问他你家中子弟有谁能代替你统领军队,耿纯推荐了弟弟耿植,刘秀遂任命耿植接替耿纯领兵,至于领的是哪路兵,史书上没细说,但大概率就是耿纯加入刘秀集团时带来的兵,这些兵只认耿家,不认刘秀。
通过这几件事,刘秀与河北豪族之间的关系就更清晰了,此时的刘秀集团尚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它更像一个军阀联盟。
除真定王刘扬事件外,河北豪族对刘秀的另一次“暴击”也证明了这一点,渔阳太守彭宠当初与上谷太守耿况一同加入刘秀集团,并给刘秀带去了当时天下最强骑兵:幽州突骑。
但在河北大体被平定后,刘秀对耿况家的重视程度明显在彭宠之上,彭宠对此极为不满,并最终以渔阳郡反叛,自立为燕王。
彭宠势力的叛乱持续了数年才被彻底平定,渔阳彭宠甚至成为了刘秀在平定天下过程中剿灭难度仅次于陇西隗慠的豪族势力。
河北豪族是刘秀的贵人,但也给刘秀制造了无数麻烦。
最后较量刘秀平定天下后,其与河北豪族之间的相爱相杀仍未结束,这就要从文章开头的“度田”事件说起了。
刘秀平定天下后,下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这本是极为寻常的一件事,但这项简单命令却被豪族们玩出了新花样。
豪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地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份影响力足够影响地方官员决策。
清查土地时,地方豪族们通过种种手段让地方官员把豪族手中土地少报,而为了把数对上,相应地就得把百姓手中的土地多报。
但土地跟税收是挂钩的,多报土地就意味着要多交税,豪族们这么一搞造成的结果就是让有很多钱和地的豪族们可以少交税,而本就没有多少钱和土地普通百姓却要多交税,一时间民怨沸腾。
刘秀在得知事情真相后大为震怒,因为度田不实一口气杀掉了十多个太守,刘秀的雷霆手段让天下豪族大为震惊。
但震惊归震惊,大多数豪族选择不再隐瞒田产乖乖交税,而河北豪族却没有那么听话,他们选择直接武装起来跟刘秀干。
青徐幽冀等河北州县出现了大规模豪族暴动。
刘秀在统一天下后,下令罢州县兵,目的就是要削弱地方豪族势力的武装力量。
但豪族之所以为豪族,就是因为在地方能量巨大,刘秀可以取消正式的郡县兵,但是却很难根除豪族势力养私兵。
况且让部队解除武装本就一件很难的事,地方豪强从新莽,甚至从西汉后期就开始豢养的私兵,哪是一纸文件就能瞬间解散的。
在看到刘秀真是要下定决心清查他们田产之后,河北豪族也不客气,直接带领自己多年积攒的私兵攻打州郡。
豪族本就是地方的实力派,与地方官僚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地方官僚系统镇压豪族叛乱的动力不足,再加上刘秀罢黜了郡县兵,更是给了地方官“躺平”的理由,一时之间,大量河北郡县被叛军攻克,天下一度震动。
河北豪族在用行动告诉天下,谁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但是别忘了,他们面对的光武帝刘秀当年可就是从河北杀出来的,他们这点手段,在刘秀面前根本不够看。
刘秀先是以强大的中央军镇压河北豪族叛乱,那群豪族武装哪是中央军的对手,交手几次就知道了大小王,但豪族们还想在挣扎一下,他们唯一的优势是在地方势力雄厚,于是他们就利用这一点跟朝廷玩起了捉迷藏,中央军一到,他们就作鸟兽散,中央军一撤,他们就继续袭扰州县。
但这点小把戏又岂能玩得过光武帝刘秀?怎么对付河北豪族他比谁都清楚,他们看重的无非利益二字。
刘秀下令豪族武装中,五人共斩杀一人者,五人免罪,至于郡县官吏,以往纵容豪族武装的罪过全免,只以从现在起斩获的叛军数量论奖惩。
此令一出,豪族武装被从内部瓦解,不过四个月,河北大暴动被成功平息。
在度田问题上,河北豪族的举动又一次向光武帝刘秀显示了其“不服管”的特点。、
隐藏田产是天下豪族的共性问题,并非只有河北豪族如是做,当时皇子刘阳向刘秀说的是:帝都河南、帝乡南阳的土地不好查,可没说河北的土地不好查。
结果面对光武帝刘秀严格的度田令,大多数豪族都审时度势,要么乖乖上税,要么找各种制度漏洞为自己牟利,只有河北豪族选择直接硬刚,起兵跟朝廷火拼。
刘秀对于河北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河北豪族们在度田问题上的极端行为彻底让刘秀下定了决心:河北豪族太不好管,绝不能把国家交到这一派系手中。
河北豪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刘秀在困扰他多年的河北、南阳问题上做出了选择。
既然天下不能到河北派手中,那么郭圣通的儿子就不能当太子,而在皇后和太子问题上,更换皇后的阻力相对较小。
于是,郭圣通,这个当年被作为刘秀与河北派联盟标志的女人,如今也要被作为抛弃河北派的标志而被刘秀废黜。
另一种选择以上是我们站在河北派视角上复盘的刘秀废后事件的经过,毫无疑问,在这场围绕皇后以及储君之位的博弈中,河北派虽实力雄厚,但最终出局。
现在,让我们再试图以胜利者南阳派的视角来复盘一下这个博弈过程。
先说结论:南阳派取胜,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雍正王朝》里邬思道给“四爷”定下的“不争是争,争是不争”的战略思路。
南阳是刘秀的老家,云台二十八将中属于南阳系的主要有:邓禹、朱祜、岑彭、刘隆、贾复、杜茂、陈俊、马武、马成。
有一说一,在刘秀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南阳派提供的帮助不如河北派。
但由于是同乡,南阳派与刘秀建立联系的时间比河北派更早,刘秀被玄汉政权任命为大司马并派其招抚河北各州郡时,邓禹就以同乡的身份与刘秀同往,在邓禹的引荐下,贾复也在稍后加入刘秀集团。
在人微末与危难时建立的关系往往更值钱,所以邓禹、贾复所代表的南阳派,虽然在随后经历的“河北大逃杀”中给刘秀带来的帮助远不如直接带着军队加入的耿况、任光等河北豪族,但在刘秀创业的最艰难时期,邓禹、贾复等南阳派是陪在刘秀身边的,早期的加入和同乡的身份,让南阳派成为了刘秀的天然心腹。
之前的提到,南阳派在与河北派博弈中胜出,体现了“争是不争,不争是争的原则”。
但这并不是因为南阳派高风亮节,实在是在刘秀创业之初,他们手上没有筹码,他们做不到像耿况等河北豪族直接带着精锐部队加入,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跟刘秀,甚至跟河北派讨价还价。
南阳派的“不争”起初是被迫的,他们的硬实力严重不足,在刘秀初次讨论到立后这个问题时,自知实力不足的南阳派阴丽华根本就没动与河北派郭圣通争的念头。
而到了后期,南阳派的“不争”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了。
阴丽华的长子,天资聪颖的皇子刘阳,在面对光武帝关于度田问题的疑问时,没有因为母亲是南阳人而选择装聋作哑,而是直言南阳作为帝乡恐怕有大量隐藏田地的现象。
阴丽华母子的行为逻辑其实与《雍正王朝》里“四爷”很像,将帮助皇帝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首位,无论是河北派人心不稳,需要立郭圣通为皇后以稳定人心时阴丽华的主动退出,还是刘阳(后来的汉明帝刘庄)不计自己南阳人身份,实事求是地分析南阳可能存在大量隐藏土地的情况,无不是在替光武帝刘秀着想。
随着国家统一和权力向皇帝的集中,南阳派与光武帝刘秀之间的情感纽带作用开始盖过河北派的实际作用。
其实相比于河北派,南阳派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认清自己定位,时刻知道该做什么事。
无论是打天下时,还是坐天下时,南阳派都自己的命运是跟刘秀绑在一起的,所以才能想刘秀之所想,急刘秀之所急。
而河北派就经常显得十分“拎不清”,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股东”,是“投资人”,不是刘秀的手下,所以在集团中享有一定特权也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任何帝王对于集团内部的“割据势力”的容忍度都是非常低的。
当然,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出于现实需要,刘秀对于集团内部“土皇帝”问题尚能忍受,但一旦到了坐天下阶段,光武帝刘秀和其他皇帝一样,都绝不会允许自己集团内部有割据势力存在。
“度田事件“中河北豪族们在天下已然大定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想抱着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放,结果就只能是走到作为皇帝的光武帝刘秀的对立面,让真定王刘扬一类的事件不断上演。
与河北豪族之间的爱恨情仇贯穿了整个光武一朝,即便在刘秀决定废后,他与河北豪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未结束。
刘秀的废后过程堪称历史上最和谐,郭圣通被废之后,没有被打入冷宫,更没有被直接处死,而是被派到其儿子的封地,刘秀甚至还增加了郭圣通生下的几个孩子的封地作为对郭圣通的补偿。
对于郭圣通的家人,刘秀也是能封侯就封侯,能赏赐就赏赐,刘秀在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智慧,让历来伴随着血雨腥风的皇后、太子位争夺显得云淡风轻,阴丽华与郭圣通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实现了权力的交接。
不过想一想,刘秀在废后问题上对郭圣通的处理,与他对待河北豪族时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在主要问题上坚决,再次要问题上给予补偿,无论是对付河北豪族,还是对付来自河北的郭圣通,刘秀都是这一套手段。
如果将刘秀与河北豪族定义为盟友,那么这对盟友只怕难言善始善终,但如果将二者的关系定义为博弈的对手,那么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占据主动权的一方始终是刘秀。
来源:独立面壁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