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是时代的呼吸，文艺理论绝非纸上的学问，而是通过理论的力量透视和呈现文学反映的时代的精神结构。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学术范型的转换，在此过程中，一代代学者们反思重构传统文艺理论，借鉴吸收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只有跳出自身的空转，

作者马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 1000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P146—P152

责任编辑：马征

文学是时代的呼吸，文艺理论绝非纸上的学问，而是通过理论的力量透视和呈现文学反映的时代的精神结构。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学术范型的转换，在此过程中，一代代学者们反思重构传统文艺理论，借鉴吸收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只有跳出自身的空转，让文艺理论真正阐释当代文艺现象和社会生活，理论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当代文艺理论在古今中外的融合中不断反思，求取新变，一方面走向更加开阔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贴近更加具体的文艺生活，理论之树在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不断生长壮大。

一

融合古今中外理论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探索时代命题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我国的文艺工作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泓峻提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理论创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面向文艺工作实际，分析问题切中肯綮，引领当代中国文艺开辟出一个新的时代；将文艺的繁荣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体现着对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表达了中华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愿望。丁国旗认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许多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新判断、新观点，通过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总原则以及在这一原则下所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观赏性”、文艺与市场、文艺评价标准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分析，可以深入探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创性贡献。张永清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开放的，一方面需要我们把它当作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具体指导、指引我们的相关文学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文学研究活动，对其不断进行丰富、发展。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文艺领域坚持“第二个结合”，就要开掘中华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谭好哲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虽然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从宏观层面来说，二者都不以纯审美论的观点看待文艺现象，而是把文艺放在整体的社会结构系统中，在与社会文化生活与实践领域的广泛联系中论定其社会存在属性。同时，二者都注重文艺的人文教化价值，重视文艺对人生、人性的完满与提升所具有的意义，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或政治教育功能。张政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文化主体性以高度的理性化、自觉性、自主性和致用化为其基本规定性。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文化主体性，对当下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段吉方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李永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物质交往层面通过分析具体文艺活动与古代文论展开对话，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语言与古代文论在精神交往层面展开对话，把文艺创作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使主客体在审美层面形成有效的文化交往与对话。

（二）开掘古代文论蕴含的文化精神

古代文论是我们建构当代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对古代文论的吸收，一方面要透过庞大的概念体系开掘其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要赋予其时代新意。康震提出，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必然超越单一的文学、美学研究范畴，与历史、考古、民俗、哲学、语言等相关学科形成交叉融合研究的总体态势。汪涌豪、王涛反思了古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史料存量与理论阐释失衡情况，提出开显形式批评的本体及与之相伴生的思维方式和言说习惯的关系，必大有助于今人作出可与古人“结心”的理论阐发，为一种立体而非平面、具体而非抽象的批评史、文论史著作的撰作，提供信实的基础。王兆鹏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提出，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王廷信提出，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从孕育到演化再到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文化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向“和”的理想迈进中，在不同时代以“言志”与“载道”为核心的辩证讨论中。郑伟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纸面上的理论体系，而是要让传统话语在当代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取决于当下的需要，关键是立足于中国当代问题意识去发现传统。韩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形式之“变”与精神之“通”的扭结状态。正是精神之“通”的存在，使其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有效性，也构成了讨论古代文论观念当代性的逻辑前提。李建中、吴煌琨提出，中国文论自有一种潜在的“因书立功”范式观念，它植根于本土的语言与学术传统，并呈现出与“paradigm”相异的理论特色。“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作用方式是兼性阐释，“博雅君子”的阐释主体、“兼解俱通”的阐释方法和“兼以易别”的阐释目的，使中国文论经典得以长久地在文论史上发挥功用。

（三）在中西比较中凸显中国文论特质

西方理论是一面镜子，我们对西方理论的借鉴经历了一个从引入到反思的过程，经由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可以更加明确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质。杨慧林提出，“道与逻各斯相参”背后其实始终隐含着理解“终极”的不同逻辑，“言与思”“言与意”“言即不言”“万物皆种”的根本逻辑究竟是“相禅”还是“所禅”，也许恰恰可以通过“逻各斯”在西方的演进、变化、不同侧重及其在汉语里的翻译历史中得以理解。张万民考察了“比兴”和allegory中西两种诗学模式的对立与融合提出，“比兴”与allegory的主要特征造成了其根本局限，这种根本局限的超越，恰恰在于吸纳那些与其主要特征相反的因素，即“比兴”吸纳了普遍观念、allegory吸纳了具体历史。在“比兴”与allegory的比较中，不应该简单地将它们贴上具体历史与普遍观念的标签，锁进两个泾渭分明的领地。江守义比较了中西小说叙述者不同的伦理意图提出，中西小说叙述者的意图伦理可以通过小说命名、章节编排、叙述者选择全知视角或人物视角等方面进行比较，中国小说在命名中往往带有补史意图或伦理说教色彩，西方小说的命名主要体现为中性概括或个性化的伦理倾向。赵奎英考察了西方诗学文化的时间化传统及空时性趋向认为，空间化转向在西方诗学文化领域得以发生的前提，是传统的西方诗学文化具有一种时间化特质，而这种特质又与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具有内在联系。冯黎明考察了艺术自律论的华夏旅行提出，中国古典文化中也出现过审美伦理和形式自主意识，但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并不以“审美”为规定性制定艺术本体论，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自足、自洽和自律性的艺术观念。

二

反思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与研究方法

（一）当代文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理论的发展不是一个平面展开的过程，而是要通过反思不断走向深化，对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明确理论的发展方向。高建平提出，当代中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方资源，以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文艺思想为主体，在与古代和外国的文艺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发展。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在各个时期的文论教材中有着清晰的体现。贯穿这75年的文论发展历程的，始终是“人民观”这条红线。在不同的时期，“人民观”不断发展，获得了新的、丰富的内涵。张法考察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历程提出，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学、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三个总名的演进，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刘旭光认为，文艺政策的变化推动着艺术理论话语的变化，这个变化经历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奠定的“平民的文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气派”为标识的文艺的民族性话语，再到以“革命文艺”为中心的延安文艺话语；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以及新时期以“人民性”为主导的文艺总方针，其最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双创”与“两结合”为标识的文艺话语。赖大仁提出，“文学性”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与多维度延展，总体进程是从语言形式论阐释，推进到文学审美论、文学本质论阐释，以及走向文化研究转向中的理论阐释与外向性延展，然后随着近期“后理论”转向而形成不断深化延展的阐释趋向。刘俐俐反思了我国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历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方法论的多层次性、方法的内涵与艺术本体对应等基本原理为代表的理论成果，第二阶段则为方法论与本体论各自分离性研究，第三阶段集中在方法论的主体意识、解读意识和文学批评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赖锐提出，新时期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始终伴随对“唯认识论”思维的清理：以认识论统摄文学，容易掩抑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和人性维度，使之沦为摹写现实的工具。朱首献反思了草创期中国文论建构的科学主义倾向，认为科学主义在推动草创期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细化、文学分门别类研究、扬弃整体直观的印象式浑言立论而导向深入细致的析言研究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为草创期中国文论提供学科建构理念、发掘学术增长点之余，也给此后中国文论的建构和发展留下了至今依然未能完全超越的学科之踵。

（二）以阐释学推动中国文论方法革新

阐释学的引入突破了之前对西方理论的工具论态度，作为一种元理论，推动着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张江继之前的“阐释学五辨”之后，又接连发表《“公”“共”辨》《“义”“意”辨》和《“识”“见”辨》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阐释学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人类的精神公共由阐而可能，由阐而实现，把握好阐与公共，在公共中创造，创造超越公共，将为人类精神进步开辟新的道路。建构中国阐释学还需要辨识、处理好义与意的关系。由认识论的观点看，义在意先，要坚持先义后意的认识路线；意从义衍，阐衍组合，既要有开放交流取向，也要有合理限定，以实现最终合流；意要转化上升为义，由意而义、由价值而知识的认准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接受公共理性检验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古代阐释传统中，没有阐释学意蕴的前见概念。但是，老子提出并界定了“前识”，并以此范畴深刻影响后世，开辟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阐释路线与传统，在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深远影响。李春青从阐释的功能、目的和主体等方面与西方阐释学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阐释学的特质。从功能看，阐释有“内指”“外指”两种功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伽达默尔的“应用”概念都涉及阐释的功能问题，二者有同有异，都为中国文学阐释学建构提供了宝贵借鉴；从目的看，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从主体看，注重研究阐释主体本身的诸种特性与局限，例如主动与受动、显在与隐在等，应该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南帆提出，“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并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种新的话题。“历史语境”既是阐释发生变化的依据，也是阐释稳定持续的依据。张福贵认为，作为一种方法，文学的美学阐释如何进入当代阐释学，是需要学术界着重加力的问题。这可能更要求承认阐释的个人路径的合法性，因为审美的个人性和主观性较历史书写和文化研究，来得更为强烈与鲜明。周启超提出，以文学形式、文学结构、文学功能的深耕为根本旨趣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对文学阐释学有独特贡献。高扬“复调—对话—狂欢化—外位性”的巴赫金和潜心于“文本—符号—结构—功能”研究的洛特曼，都对跨文化阐释做出了具有学理性的开拓。颜桂堤提出，文化研究不仅推动了当代学术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也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

（三）以概念重释建构当代文论

概念是理论生成的基本元素，结合时代语境对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进行重释是建构当代文论的重要途径。邢建昌提出，一种理论成为文学的理论，需要经过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的检验。好的理论是有文学性的，文学性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发现理论问题的视角和文本分析的工具。阐释中的概念演绎、命题表达和工具使用，最终都会化成文学理论的知识和知识体系。赵毅衡考察了意义和形式的关联提出，意义是人的意识与对象世界的关联，形式可以相对于内容有独立的意义。现代形式论者一直在努力寻找内容中的“广度”因素，从而发现“形式的意义”。但是，人类文化的进步更受各种“意义的形式”的推动，传播学的基础概念“媒介即信息”本身就是意义形式化的结果。孙绍振考察了西方文论语言中心论的困境后认为，西方文论之失在于把文本作为成品被动接受，文学文本并非线性关系，而是涵盖表层意象、中层意脉、深层文学形式的三维立体结构。汪正龙提出，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理论为关联与沟通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提供了依据，推动了文学阅读中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研究以及文学意义生成机制的探讨。交互主体性思想的演进揭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也通向了物间性研究。苏宏斌认为，文学创作作为形象思维是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统一体，感知和想象为作家提供了最初的感性形象，本质直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和呈现了形象中蕴含的本质，从而使文学形象成为现象和本质、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体。

三

在时代进步中谋求新变

（一）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的挑战

当代，文本的概念大大拓展，从传统的文本延伸为数字文本，创作的主体也拓展涵盖了人工智能，这为传统的文艺理论带来了挑战。李国成提出，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不应局限于以情感、灵感和创造力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观念，而应当考虑到它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后人类和后文学的背景。人工智能文学可看作与人的赛博格身份相协调的赛博格文学，在人类视角与机器视角、作者与读者、语言文本与非语言文本等方面具有跨界潜能。王峰提出，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分是思考人工智能美学潜能的基础。人工智能文学和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大量涌现表征了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丰富的乌托邦质素催生了新的技术文化，也不断推动人工智能美学系统的发展和完善。钱翰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有可能阅读和利用人类海量的文本数据，并且进行深度学习和训练，从而真正实现整体文本的相互碰撞、引用和变异，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互文性概念的生产力，以及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和作者观念的冲击。杨宁反思了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提出，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刘方喜认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展现了计算机在语元组合运动中所生发出的强大符号系统造型智能。大模型自动生成的文本非概念化、实例性等弱共识特性，也正是审美共感的基本特性，体现了符号造型、语元组合的美的规律，引发一场美学革命。

（二）语言与图像的融合推动跨媒介叙事

当下，语言与图像的融合推动跨媒介研究不断深入，龙迪勇提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艺术时空体，所谓跨媒介叙事无非是违反或背离艺术媒介的本质特性，在小说等时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空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在绘画等空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时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王传领认为，以新媒介为中心构建的社会文化环境，要求我们不仅要统筹考察组成技术装置的多重媒介，而且要深入理解当代文艺已经成为各媒介要素合力形成的新型媒介化文本，当代文艺在数字域中不仅成为一种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内容资源，而且还兼具了弥合社会认知断裂的重要功能。王泽庆提出，摄影和电影失去原真性，但又借助机械中介揭示事物的存在，对事情本身的呈现不满足于美的表象。摄影和电影表现的重点是真理，而不仅仅是美的表象。重新组合的“第二自然”体现了艺术家的创造性解释，从美的表象到被遮掩的东西是建构现代图像诠释学理论的关键点。杨向荣、孙元提出，瓦尔堡认为图像叙事隐藏着古代世界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通过“情念程式”和“极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瓦尔堡的图像叙事思想提供了图像学研究的新的参照系，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了不同学科面对同一主题的互证与互释关系。马大康认为，人的感知感受背后存在符号“编码”，只有对符号特性和施行方式做出充分研究，才能深入解释语、图关系。由于对意境的共同追求，中国诗歌、绘画、书法享有相似的解释结构。从认知符号学入手，各种文学艺术现象及文化现象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释。

（三）在与现实碰撞中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

随着社会内容的不断丰富，当代文艺理论在各种情境的碰撞中寻求新的增长点。朝戈金提出，文学创作的媒介是语言和文字，二者分别对应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口头文学的创编活动是集体参与的，所以演述人被认为是“集体性”的。与该集体性特征相联系，口头文学的存储、流布和承传，具有非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和匿名性等特征，与区块链的底层逻辑高度相似。张进认为，21世纪以来，文艺美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推测“事物间性”的热潮，这与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文艺和美学有助于记录存在物之间的多种关系，切近事物的感知，创建新的间性联系。通过扭转既有的生存模式，我们有可能走向一种未来共存的新生态。刘阳考察了后人类主体提出，传统至今的行动理论普遍将主体视为从正面规定了行动方向和展开行动过程的实体，而从根本上转换思考角度，让前后行动的界限由实体化状态变成虚化状态，消解界限意识的关联性立场，将行动重构为实体性的主体在差异性重复中溢出虚体的事件，才能贯通起当代理论围绕重复与差异展开的各种研究路径，并通向后人类主体。尚必武提出，诗学、阐释、工具箱构成了当代叙事学的三种基本形态。诗学形态使叙事学保持理论的生产性，实现对叙事文类总体结构的把握；阐释形态使叙事学有效结合叙事文本的生产语境和接受语境揭示作品的意义；工具箱形态赋予叙事学较强的实用性，在服务叙事文本阐释的同时，介入其他相关领域，拓展了学科的边界。

综观2024年的文艺学，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艺理论不断吸纳各种理论资源，同时深入反思自身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新的语境进行话语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映射出了时代前进的脚步。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