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说来，文学作品要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既是本土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发展，对本民族的精神发育有着引领的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会受到本民族读者的欢迎，“洛阳纸贵”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作者：颂明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要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既是本土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发展，对本民族的精神发育有着引领的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会受到本民族读者的欢迎，“洛阳纸贵”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而莫言的作品总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先被外国作家所推崇，为外国读者所了解，我曾在一篇相声中说是莫言小说是“巴纽伦纸贵”；然后再进入本国读者的视野，被本国作家鼓吹，却遭到了本国草根的强烈抵制。

莫言在京都大学的演讲中也自豪地说：“1989年，我写了已被藤井省三先生翻译成日语的《酒国》，这部长篇，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但我认为它是我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

如何理解莫言小说的这种“墙里开花墙外红”现象呢？

精英评论家会认为这主要的“评价标准的差异导致了对优秀作品的排斥”所造成的。作品在域外走红，本质是本土文化通过文学实现了 “跨语境传播”—— 它能让世界看到本土文学的独特性，反过来又会“反哺本土认知”：当域外热度传导回本土，会促使本土读者、评论界重新审视这些 “被忽略的作品”，发现其未被关注的价值。避免优秀作品因 “错位” 而被埋没。

瞧，这也是一番“大道理”。这种“大道理”是当前“精英评论”的基本论调，也成了AI评论莫言的理论基础。

莫言本人也把这种“骄傲的现象”上升为“四超越（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而具有了普世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莫言会被封神的根本原因。

“普世价值”是个非常诱人的名词，像“上帝”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而问题是，莫言小说并不是“四超越”的，而是带有极端的政治倾向和阶级诉求，当前网络上出现了一股鼓吹地主而诋毁土改的潮流就是莫言文学的直接效应。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是鼓吹土匪抗日而诋毁八路抗日的。莫言的这个立场在《灵药》中表达得更为直白。在莫言其它的小说中，都具有明确的诋毁土改、抹黑30年的主题。这也就是莫言被誉为“唯一一个敢讲真话作家”的根本原因。

莫言小说的本质被《颁奖词》专业而权威地定性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而这个“最黑暗的方面”就是——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莫言小说素材的三个来源：当年的境外宣传，知识分子私下关于“60年代”的口头创作以及当时被列为“机密”的内部极端事件。

当年的境外歪曲新中国的宣传奠定了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偏见认识的基础，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为此两次来中国考察。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莫言小说在境外宣传素材的基础上用丰富的想象再夸张地表达，激发了外国读者强烈的猎奇之心（如童子宴），能够引起国外的广泛兴趣是不足为奇。但是，莫言小说的致命弱点的是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假如新中国30年真如莫言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至暗”，“一盘散沙、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东亚病夫”绝无可能蜕变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钢铁巨人，肯定早就崩溃了！

本文所讨论的又是一个大题目，很难用一篇文章说透彻，暂时就到这里吧。

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来源：小说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