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的革命党人推崇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你知道吗？在民国诞生的前夜，发生一场关于“时间纪年”的争论。

当时的革命党人非要坚持用黄帝纪年来标记新时代。

而这背后又隐藏着一场怎样的民族认同的争夺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黄帝纪年的问题。

这就是黄帝纪年指的是以传说中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即位年份为起点的纪年方式。

晚清时期的革命党人推崇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因为它既是民族主义的象征，也是推翻清朝统治的文化武器。

根据古籍记载，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生活在公元前27世纪左右。

计算下来，黄帝元年相当于公元前2697年（或公元前2698年，依据不同文献略有差异）。

因此，假如今年是2023年，黄帝纪年就是2023 + 2697 = 4720年。

这种纪年方式并非革命党人发明，而是古已有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追溯历史时，就曾以黄帝为起点；宋代学者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更是系统整理了黄帝纪年。

那为什么在20世纪初，它会突然被革命党人重新捡起来呢？

我们都知道当时，清朝使用皇帝年号纪年，如“光绪XX年”，这代表着皇权专制和满族统治。

革命党人要推翻的，不只是一个政权，更是一套象征系统。

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时间标记，来构建新的民族认同。

因此黄帝纪年就在这时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1903年，学者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明确提出：

“欲保汉民族之独立，不可不保汉民族之历史；欲保汉民族之历史，不可不采用黄帝纪年。”

而这篇文章在《苏报》发表后，便迅速在革命群体中流传开来。

而革命党人赞成使用黄帝纪年，我认为这背后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文化认同的象征

我们都知道，黄帝被公认为华夏始祖，强调黄帝纪年，等于强调汉族的文化正统性。

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之全体，均自黄帝子孙繁衍而来。”

孙中山的这种论述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合法性。

其二，政治实用的需要

当时革命阵营内部派系复杂，有主张共和的、有主张立宪的，甚至还有想推举新皇帝的。黄帝纪年成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认同黄帝这个文化符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章程中明确使用黄帝纪年。

第三，国际视野的考量

西方用公元纪年（耶稣纪年），日本用天皇纪年，革命党人希望用黄帝纪年彰显中国的独立性。

而1908年《民报》刊登的许多文章都使用黄帝纪年， 其目的就是与清廷划清界限。

最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内部对具体计算方式还有过争论。

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公元前2698年），而章太炎则推崇孔子纪年。

最终，黄帝纪年因更具民族包容性而胜出。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文告就署着“黄帝纪元4609年”。

这个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当时起义士兵占领武昌后，急需一个文告安定民心。

但用清朝年号不可能，用公历又太“西洋化”。

最终，主持文告起草的革命党人李翊东大手一挥：“就用黄帝纪年！”

文告一出，各地响应。

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虽然不懂共和制，但知道黄帝——那个打败蚩尤、统一华夏的始祖。

这个纪年方式成了革命最好的“广告语”。

更深刻的是，黄帝纪年帮助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清朝统治下，汉、满、蒙、回、藏等族群分隔。

而黄帝作为文化符号，超越了地域和族群。

正如历史学家沈松侨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研究中指出，黄帝崇拜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建构的核心要素。

尽管黄帝纪年在革命时期风光无限，但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它最终还是让位给了公历纪年。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改用公历，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

为什么革命成功反而放弃了黄帝纪年？

因为新政权的国际交往需要与世界接轨；

国内也需要一个中立的历法来团结各族群

而黄帝纪年毕竟偏重汉族色彩。

黄帝纪年虽然未被正式采用，但它唤醒的民族意识却留存下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祭黄帝陵文，开篇就是“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2015年，黄帝陵公祭典礼首次由国务院台办、侨办等中央部委参与主办，可见其象征意义历久弥新。

一个纪年方式的选择，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挣扎与理想。

革命党人推崇黄帝纪年，不是因为守旧，而是因为创新——他们要在传统中寻找变革的资源。

时间永远不只是数字的流逝，它是我们理解自己是谁的一种方式。

黄帝纪年或许已成为历史，但它提出的问题依然新鲜：我们如何用过去，来构建未来？

（注：文章图片取材于网络，全文为独家原创，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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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

2. 刘师培，《黄帝纪年论》，《苏报》1903年

3.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

4. 章太炎，《訄书》，1900年

5. 宋教仁，《宋教仁日记》，1907年

6. 李翊东，《武昌起义回忆录》，1936年

7.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2004年

8. 《民报》（1905-1908年合订本），日本东京出版

9. 冯自由，《革命逸史》，1939年

10.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

来源：历史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