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当兵被拒收，老人拿着课本来到部队，说：我就是里面的烈士

摘要：1990年，马年伊始，雨雪霏霏。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的某集团军政治部解干事，忽听有人敲门。待他转身，一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老人已立在面前。

1990年，马年伊始，雨雪霏霏。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的某集团军政治部解干事，忽听有人敲门。待他转身，一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老人已立在面前。

老人中等身材，瘦骨嶙峋，长条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歇顶，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人。

“请问有什么事？”

“我…”老人显得很是激动，花白胡茬的下巴微微抖动着。

“慢慢说，慢慢说。”

老人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咽口唾沫。“我是…”他话不成句，便用双手捧着一本小学生课本，递到解干事跟前，用手点着上面，“我…就是这个人。”

解干事顺着老人的手指看去，那上面有一串名字，老人的手指指着“李玉安”三个字。

解干事笑笑，一边招呼老人坐下，一边接过书来，一看文章，竟是魏巍同志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解干事十分惊奇，他看清“李玉安”三个字在书上赫然出现：“这就是朝鲜战争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一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

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李玉安…”一共十三个，他排在第九！

“你就是这个李玉安？！”

“对！”老人镇定下来。他掏出残废证，上面有照片、公章，有战斗经历，有伤残原因。

竟然有这样的事！四十年过去，烈士又复活了！解干事将信将疑。

他安排老人先住下，又打电话联系，约请军史组的同志来。

军史组领导也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听到消息，连忙赶到招待所。

李玉安一见，连起立，打个立正，其间不乏军人气质。

军史组领导和李玉安寒暄过后，便开门见山，请他讲讲松骨峰战斗的情景。

我是三三五团三连的，连长叫戴如义，指导员叫杨少成，副连长也姓杨，叫杨文海。我在二排机枪班当副班长。

我记得好像是11月30日，天没亮，我们连过了铁路，又过公路，过了价川，有个桥，上面没有板，光过桥就用了半个点。远远的听到马达响，连长让大家跟上，越快越好。我们下山大概有一百来米，敌人有三里来地。等我们到了下边的山上，敌人也到了山跟前。什么工事也没有，我们就趴那儿阻击。我们先用机枪、手榴弹解决了敌人几辆汽车，又用火箭筒打中了一辆坦克，敌人不敢动了。又上来两辆坦克。连长命令我去炸坦克。我带上手榴弹和两包炸药，滚到公路边的道沟里，等坦克过来。

不大会儿，我看到一束灯光贼亮贼亮地照过来，连忙左手握炸药包，右手拉导火索，等坦克一到跟前，一下把炸药包塞进履带里去。我往边上一滚，轰的一声，坦克履带断了。我心里很高兴，看到坦克后边跟着十二个敌人，顺手就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又一下子全报销了。后边一辆坦克一看情况，掉头往回开…

我捡了九支枪，几盒子弹，欢蹦乱跳地回到阵地上。连长挺高兴，又命令我说：“李玉安，你别回班了，上二排，代理排长指挥。”于是我又立即上了二排阵地。

这时，敌人几架小飞机过来，呼呼地朝我们阵地上轮番扫射。小飞机扫完，又来了两架大飞机，扔下十八九个炸弹，把个山头炸得乌烟瘴气，成了黑山。随后，又来两架飞机，扔燃烧弹，一时火光冲天，黑山又变成了红山。

火还烧着，敌人就往上冲。我们好多人顾不上扑灭身上的火，就往敌人堆里甩手榴弹。我从弹坑里爬出来，把衣服一脱，不烧我了，便拽过一挺机枪就向敌人嘟嘟…

阵地上伤亡很大，轻、重伤员都被收拢到山后边去了。我一挺机枪，熊国全一挺机枪，不停地扫射，副连长一个接一个扔手榴弹，总算把敌人打退了。

连里清点人数，没有受伤的只有二十多个人。这个时候也不分什么班不班了，七八个人一伙，分了三堆。连里干部让党员带头，抢修工事，坚守阵地。

八点多钟，敌人的小飞机义像群老鸹，飞来一大片，转圈扫射、扔弹。这次大多扔到山下彩号待的地方，差不多都牺牲了…

火一着，两百多个敌人像羊群一样往山上冲，他们成扇面散开，要去抢八班的山头。八班阵地在最前面，万一丢了，整个山头就不好办。

连长见势不好，大声命令我：“李玉安，带二排支援八班！”我随即叫上小张、小王，往敌人后边迂回过去，躲到被炸毁的坦克后边，对着敌人的屁股打。敌人掉头往回跑，八班阵地上的人又追着屁股打，两边一夹攻，四十多个敌人都被打倒了。

十点来钟，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这次的飞机更多，转圈对着山头扫射，又扔燃烧弹。我不知道部队炸成啥样，心里着急，告诉小张、小王继续在坦克边趴着，敌人往上冲，就切断敌人后路。我从火缝里钻过去，跑到山上。一看只剩下三个战士都被烧得够呛，正在那里扯衣服。

熊国全一骨碌，离敌人不到二十米。我一看不好，也跟着骨碌下去。正好旁边有枪，顺手捡起一支，朝着敌人就打，十个敌人一下打倒九个。熊国全身上着了火，死死地抱住一个敌人不放，我不好开枪，上去一枪托，敌人倒下了。

熊国全已经被烧得不像样子，我抱着他往破坦克边滚。滚了一阵，又把他背起来，跌跌撞撞地到了坦克边，让两个战士把他抬到山后去。

当我回到山上时，这里只剩下几个人，连长也不见了。我心里着急，说声“我去找”，便往山下走，可是腿直发软，走不了，我就爬。爬了四十多米，看到连长在山半腰躺着，大腿流血，胸部也中了子弹。他的枪丢在一边，刺刀上带着血，两个敌人也倒在血泊里。

我把连长的头扶起来.问：“连长，咋样？”

连长说：“我不行了，你好好指挥，注意南边。”

看连长伤成这样，我心里难过，在这之前，连长已经受过两次伤了。

我拼着命把他转移到阵地后边。指导员也受了重伤，正在这里躺着。

我放下连长，连长又断断续续地说：“李玉安，我不行了，你要好好指挥。”指导员也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定要守住阵地，要为连里争光。

我含着眼泪对他们说：“我一定对得起毛主席，有我在，就有阵地在！”说完，我又上了前沿。

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又打退了敌入的一次进攻，阵地前边全是死尸。阵地上只剩下我、副连长和战士小蔡。连长和指导员都已经牺牲了。

两点多钟，敌人以几十门大炮和坦克炮向我们阵地上轰炸，飞机也一架接一架过来投弹。前后长达四十多分钟。阵地上又成为一片火海，敌人紧跟着往上冲。此时，营里通信员摸上阵地，通知我们撤到一连阵地上去。

副连长站起来用手招呼我，不提防一颗子弹飞来，他又受了重伤。我盼附通信员背连长先撤，我和小蔡掩护。我检起一挺机枪，找到三颗手榴弹，这时，小蔡又被敌人打倒了！我便往前骨碌了十多米，扔出一颗手榴弹，把当面的敌人炸趴下了。

左右敌人都冲了上来，我知道自己跑不了了，可也不能等死，便把手榴弹往左右一扔，赶紧就往山下撤。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我一下子昏死过去…

李玉安眼圈一红，哽咽着说：“我都不想说了…心里难过…”

他站起来，撩起上衣，露出右胸前碗大个伤疤，两根肋骨断了，右前胸塌下去，拉扯得右臂比左臂短二三厘米。

他转过身，撩起后衣襟，左背上也有一个鸡蛋大小的伤疤。“子弹从我的前胸进去，穿过肺，从后背出来的。”他颤声说。

大家帮他把衣服放下来，心里全都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那你是怎么离开阵地的呢？”大家又问。

大约在晚上八九点钟，我醒过来了。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糊糊的。我动动手脚，都还能动，却不知道伤在哪儿，也不知道疼。

可我坐不起来。我想爬，不然要冻死，但身子朝下一喘气，挺不得动，一摸胸前，湿乎乎的，这才知道伤在胸前。

四周静极了，没有一点声响。不远的地方还能看到我们的山头，山前躺着成片的死尸，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起风了，一阵阵硝烟味和烧焦的尸体味飘过来，山间响起一片鸣鸣声。

我坚持着往一连方向爬。爬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山根，我看到有两个人躺在前面，仔细一认，却是副连长和通信员，我的心咯噔一下，原来他们也死了…

我忍着悲痛爬了这么久，伤口不停地流血，眼看坚持不住了，忽听有人叫唤。我一激灵，赶紧爬到一棵树后边，影影绰绰看到有人，便问：“谁？”

“我。”回答的是中国话。我的心里一阵高兴。等这人来到跟前，才知道他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位司号员。他曾经跟随金日成将军在咱们长白山打过日本鬼子。

这位朝鲜同志把我背到一处房子里去。屋里没人。我说：“你救了我，我感谢你。”我渴得不行，司号员又烧水让我喝。他又捡回两个干粮袋，一个里边大约有半斤饼干，放在我面前，让我吃。然后，他说要去找部队，嘱咐我好好躺着，说完便走了。

我不久又昏迷过去。等我醒来时，蒙蒙胧胧看到屋里有人。他们看我醒来，便围过来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是三三五团的。”我问他们，他们说是“三三四团的”。我一听，心里十分激动。

听同志们说，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三天三宿了。同志们把我送到师部医院，医院设在一个山洞里。医生马上给我做手术。之后，平均三天得给我开一次刀，往外放脓。我睡不能睡，躺不能躺，人事不省，天天硬坐着，由人给我喂吃的。伤口老好不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我被送回祖国治疗。

先在一面坡医院，后来又转到武汉的部队医院。在武汉医院里，前后做了八次手术，还是不封口。后来，一位日本的博士医生给我做了两回手术，把嵌在骨髓里的骨头渣刮出来，这才好利索了。

部队我是回不了了，组织上让我转业到漯河皮革厂。呆了几个月，我要求回东北，回到我1946年入伍的黑龙江巴彦县，在兴隆镇粮库当了一名工人。

听到这里，大家忍不住问道：“这么多年，你就不知道魏巍写的那篇文章，不知道那上面写着李玉安是个烈士？”

“知道。”李玉安肯定地说。

我是1964年才知道的。那一年，县民政局统一换残废证。那天，一共去了七八十个人。有一个见了我反反复复地看了半天，突然说：“你是不是李玉安？”我说：“对啊！”接着，我也认出他来，他叫王九海，我们俩原先是一个连的，后来他调到营里当通信员去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哎呀，你还活着，追悼会都给你开了。我还参加了呢！”

我活了，营里不知道，这可能是三三四团救的嘛。

我对这事也就没怎么往心里去。后来大儿子到学校念书，听老师说到《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说那上边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上边有个“李玉安”，便跑回家来问是不是我。

我听了心里直扑通，便问儿子哪里有这篇文章。儿子说邻居王家哥哥的课本上就有。我让儿子把邻居小孩找来，让他念给我听。孩子一念“王金传”，我想，对，这是我们连的。又念“邢玉堂”，对，他是带着火和敌人烧死在一起的。“王金候”，也对，和敌人拼刺刀拼死的。“赵锡杰”，啊呀，那是一排长，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他是和李树田一起冲下山，拼刺刀，太突出了。不用说了，这些名字都是我们连的人，那这个李玉安，也确实就是我了。我心里真难受。

孩子仰着脸问我：“这个李玉安是你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孩子们瞪着眼直看我。

小孩妈说：“别找晦气了，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了。”接着，把孩子们轰走了。

我们单位上的人知道后，也问我，我还是回答不知道。他们就说我：“要是你的话，你就去找找。你看你，四五十块钱养着七八口人，找找，没准能给你些补助。”

我听了，心里有些活动。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去找吧，工作走不开，各管一摊，谁来替你？要说出去是找这个事，没准被人说个烧包，卖老位。

再说，一个月几十块钱，七八张嘴张着，上哪里弄那么多钱当盘缠？

想想多少人都死了，人家什么都没落下，自己好赖有老婆孩子，比人家可强多了。苦是苦，总还有口饭吃，也还过得去。算了算了，给国家添那个麻烦干啥。我决心一下，就不再去提这个事。

说心里话，我这些年是过得不容易。我是1923年生的，三十六岁上才结婚，前后生了三男三女，生活确实艰难，孩子们都要求我去找，女婿们也这么劝。

我被劝得不耐烦，便对他们说，国家那么大，死去的烈士千千万，都去找，国家哪里招架得了？

1980年我退休了，退休金五十九块五，后来长一级，六十八块。几年过去，大孩子们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只剩下小女儿、小儿子在身边。

老伴对我说：“要不去找找，给老姑娘安个事做。”我说：“几十年都过去了，扯那个淡干啥？”小儿子可不干了，他十六岁上就想当兵，连着四年都没走成，天天跟我闹。

我看小儿子实在当兵心切，心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才定下决心来找老部队。说实话，我要送儿子当兵，别的地方我还不想让他去，要当，就想让他到我待过的老部队来当。

可又不知道老部队在哪，只听说好多年前调关里去了。正好我有个表侄到关内出差，他就领着我到了关内。一问，还真让我给问来了…

李玉安说到这里，心情很是激动。他说：“我老家是山东阳谷县，生性从来不求人。十六岁一人闯关东。1946年在巴彦独立团当兵，后来转到咱们军，打四平，攻天津，过长江，立过三次大功。渡长江时我就是副排长，因为脾气暴躁，打了一个发疟疾掉了队的小兵，被指导员撤了职，抗美援朝时才当了个副班长。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向人说起过自己有什么功劳，也没跟政府张过一回口。这回实在是小儿子想当兵，没办法，我这才找来了。”

大家看他激动得脸都红了，便都说：“我们很敬佩你的为人，回去跟军里领导汇报，给你想办法。”

几天后，三封盖着军政治部公章的信件送到李玉安手里，一封给省民政厅，一封给牡丹江军分区，一封给县民政局，说明李玉安同志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请政府给予适当照顾。

4月8日，李玉安第二次来到老部队。接待的同志说：“你来得正好，明天，你那个团开庆功大会，你去和部队见见面。”

李玉安被接到老部队。他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当团长介绍到这位老人就是松骨峰下来的“活烈士”李玉安时，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学声。后排的战士们纷纷站起来，他们惊喜交加，想不到这位歇了顶的干瘦老头竟是他们心中崇拜的偶像。

散会了，礼堂门口围着无数的人不肯散去。他们要一睹老英雄的风采。老英雄一出门，干部战士挤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

三连的干部战士分开众人，理直气壮地把李玉安接了回去。“这是我们连里出的英雄。”他们高昂着头说。

营里召集全营开会，让老英雄给讲一讲。李玉安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觉得自己虽已年近古稀可还有这个娘家，还能再进一进门。他掉泪了。

他含着热泪，介绍了松骨峰战斗的情景。说着说着，眼泪夺眶而出。他的眼前浮现出那火山，那战场，那与敌人抱在一起烧在一起的战友。“你们都要好好学习，好好团结…”他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团政委想得更远，他觉得这事得给魏巍同志报告，便给魏巍同志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