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西迁到三线建设，贵州如何保藏家国火种？

摘要：1764年袁枚笔下苔花的倔强成长，恰如一个多世纪后贵州的命途。即便贫弱如苔，这片土地也在国家最危难的关头，以一种近乎沉默的包容接纳，不甘人后，共同托举起一个民族的希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袁枚《苔》

1764年袁枚笔下苔花的倔强成长，恰如一个多世纪后贵州的命途。即便贫弱如苔，这片土地也在国家最危难的关头，以一种近乎沉默的包容接纳，不甘人后，共同托举起一个民族的希望。

202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一列列国产先进武器装备引世界瞩目。歼击机呼啸而过，导弹车肃列行进，预警机划破长空……这些大国重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深埋于西南万千山洞中的历史。

9.3阅兵场上展示的新装备，不少都有着“贵州血脉”。动图来源/《央视新闻》

很少有人知道，歼-35的初代发动机，源自20公里长溶洞中发展起来的黎阳厂；空警-600的研制单位38所，诞生于苍茫林海之中；红旗导弹的背后有航天十院的贡献，巨浪导弹的雷达系统源于振华科技的攻关——而这些造就世界级军工的单位，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贵州。

今年盛大阅兵式上令全世界瞩目的现代武器装备，不少都流淌着“贵州血脉”。制图/张琪

重回世界前列不是一朝一夕间成就的。时间退回1938年，抗战硝烟正浓，东部、中部国土相继沦陷，无数工厂、学校、科研机构开始一路西迁。贵州，以其独特地理优势，成为庇护这些国家命脉的“天然穹庐”。兵工厂在溶洞里坚持生产，学校在山旁上课，研究所在防空洞中绘制图纸……贵州的山与洞，容纳了一个时代的悲壮与梦想。

左上：抗战时期航发厂-大定（今大方）乌鸦洞。

右上：三线建设时期-安顺011基地。

左下：黎阳航空展览馆中的航空发动机。

右下：六盘水水城钢铁厂生产的螺纹钢。

摄影/=G、陈伟红

正如贵州历史研究者史继忠所说：“不敢说是一条规律，但事实确是如此：天下太平，贵州似乎微不足道，而在多事之秋，它的战略地位便被抬升起来。”

从抗战西迁到三线建设，贵州一次次被历史选中，成为庇护火种之地。这里的“洞”，不仅是地理的洞，更是包容的“容”——从抗战时期开始，几乎毫无工业基础的贫弱贵州以苔花般的微小之身，似牡丹勇敢绽放，逐渐成为国家战略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回过头看五六百年前，政治家们经营贵州、推动贵州建省的决策，不得不感佩其眼光的深远。这一决策，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战略纵深，在这五六百年里正确性一再被证明。

六盘水水城钢铁厂的铁花迸发

历史选择贵州，贵州也绽放出一个时代的梦想火花。

摄影/张罗

中国命运的两次重大选择

为何都与贵州相关

桐梓县城东北郊，有着一处“不起眼”的溶洞。这里数米高的铁门紧锁，一眼望不尽内里——这是抗战时期的从广东搬迁而来的第41兵工厂旧址。

桐梓天门河畔的第41兵工厂，藏在隐蔽的山林溶洞之中

日军战机数次掠过，都未能发现其位置。

就在这座藏匿在悬崖之下的溶洞中，捷克式机关枪及中正式步枪不断被制造出来，送往前线抗击日寇，最终迎来抗战的胜利。

而这，只是贵州万千溶洞中的一个。这里的山与洞，连绵如浪——不远处的天门河水电厂，同样借溶洞之势建成，不仅是贵州第一座水电厂，更被誉为那时的工程奇迹。水流自洞中奔涌，点亮了战时的黑夜，也照亮了贵州工业最初的微光。

贵州天门河水电厂，是中国最早的溶洞电厂

576千瓦功率双发电机安装于溶洞地下十多米深处。

这些山洞，是地质的奇观，更是历史的容器。

抗战西迁，洞中的国家存亡

抗战爆发后，企业院校、科研机构为了安全发展被迫西迁。贵州因地处西南腹地、山高洞多、易守难攻，成为了70万难民的避难所、45万吨战略物资运输的大通道、有3000多名国内外医疗人员的救护站、国宝级的1022件文物和42536册古籍的安全屋，还为8所迁徙高校安顿了课桌……

抗战西迁时期的贵州，接纳了众多外迁而来的兵工厂

图为部分重点项目。

制图/夜鸣蝉

当然，还有抗战的命脉——兵工厂。

在遵义高坪附近，沿山崖壁整齐排列着23个洞穴，被当地人称为“排子洞”，这些洞穴在1938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当年均储存着小炮、轻重机枪、手榴弹等军火物资。而开凿者，正是1938年从广州迁来遵义的第42兵工厂。

贵州不仅有天然溶洞，也利于开凿人工洞穴

用于隐蔽敌人侦察，保障物资安全

图为遵义高坪的“排子洞”。

摄影/陈壮壮田锦泓周晨

对兵工厂来说，安全是第一要务。除前身为广东石林兵器厂的第41兵工厂、前身为南京中央修械所的第44兵工厂等先后迁入贵州桐梓、贵阳等地，昆明第53兵工厂也在贵阳设立了分厂，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更是直接在贵州大定（今大方）选址建立……

抗战时期贫弱贵州的“闭塞”，

反而在当时成为兵工企业的天然庇护所。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它们分散于黔中、黔北的山洞之中。在这些山洞的隐蔽下，工人们日夜赶制武器弹药，将一颗颗子弹、一枚枚炮弹送入抗战的血肉长城。这些内迁的兵工厂不仅为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更给贵州留下了宝贵的工业火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对抗战时期的国产武器进行展出

最上方的中正式步枪，便产自贵州桐梓的第41兵工厂。

除了军械生产企业，军事院校的西迁保存了国家抗战的人才血脉。

迁至贵州的，还有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年轻学员在桐梓的山河旁学习航海、战术、工程，部分学员后来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中国力量。

大连医科大学和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和肾脏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的闻立荣，便是其学员之一，作为著名民主战士闻一多的侄子，他从一名预备军人，到战后成为著名医学家，一生经历恰如那个时代的缩影：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而贵州的山洞，成为他们人生转折的庇护所与起点。

抗战西迁中的贵州，是庇护更是希望。

图片来源//桐梓海军学校陈列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从烽火到风云：贵州的钢铁英雄与工业初啼

兵工厂与军校的西迁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一整个后方工业与文化体系的构建。

战前，贵州的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由上海、南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迁到贵阳地区的工厂就达101家。其中制革厂、机器卷烟厂、印刷厂为数最多。这些工厂不仅生产军需物资，也供应民用产品，大大加速了贵州的工业化进程。

西迁潮，震撼了长期封闭的山区经济

带来了近代化的机器设备与生产技术。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贵州的人口也在这种进程中迅速增长，据贵州网络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发布文章显示，仅贵阳市的人口就从1937年的12万多人，增加到1945年的28万多人；贵州工厂资本总额也从1937年的2132800元（民国法币，以下不赘述），发展到1947年的140478400元。这些增长，都受到西迁工业与文化技术的深刻影响。

全新的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使流水线、劳资关系、标准化管理等现代企业要素开始在贵州落地生根；交通建设大步前进，黔桂铁路通车终结了贵州无铁路的历史。金融、文化、教育的改变也全面重塑了当地社会经济面貌。

左图为建于抗战西迁时期的贵州省银行，

见证了贵州金融业的成长；

右图为湄潭中央实验茶场进行的茶业研究，

见证贵州近代农业生产的萌芽。

摄影/陈伟红、吴学文

贵州闭塞情况大为改善，贵州人也更加坚定了民族复兴与加速工业发展的意识。

贵州水城（今六盘水）人张连科，在国外进修采矿冶金专业回国后担任上海炼钢厂厂长。1938年，他作为当时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委员，成为抗战时期钢铁产业成功西迁的重要人物，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障了战时钢铁供应。

钢铁，是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

三线企业水钢中，能看到贵州与国家钢铁的重要联系。

摄影/=G、张罗

遗憾地是，这位抗战时期的贵州钢铁英雄，在1945年因劳累过度猝死在案牍之上，但他勘探出来的攀枝花矿藏与六枝、盘县（今盘州市）、水城矿藏却成为20年后又一重大国家工业建设行动——三线建设埋下了开端的种子。

在烽火岁月，贵州那些洞中留下的，不仅是机器与图纸，更是一种工业精神、一种技术传统。它们从抗战时期开始萌芽，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延续、发展、壮大。历史即将完成它的第二次选择，而贵州，也再次以“洞”为容，以“容”卫国。

贵州山与洞之中的传奇，从来都不平凡。

百万人的鏖战，一场宏大的国家迁徙

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的号角吹响，地图上的箭头再次指向贵州。延续张连科等老一辈贵州工业人的钢铁血脉，三线建设首先瞄向贵州地下的“乌金”——煤炭。如今西南最大的煤炭基地六盘水煤矿基地，在这场建设中成为最先崛起的一批企业。

来自当时六枝、盘县、水城地下的无尽“乌金”，

成为重要的国家资源。

也让一座因三线建设而成立的城市六盘水，在这里诞生。

图为六盘水市盘州市柏果镇洒基土城煤矿开采现场。

摄影/何雄周

1964年，六盘水煤矿基地开始筹备。1965年，其中的六枝矿井开挖，矿工们深入地下，在昏暗、潮湿的矿井中日夜奋战，只为给三线钢铁企业输送“工业粮食”。这一行动，成为贵州三线建设正式铺开的重要代表——曾经的兵工厂旧址再次启用，新的工厂深入山洞，更大的工业迁移即将开始。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是那个年代最宏大的国家迁徙。

制图/夜鸣蝉

从零到有的非常之举

贵州山与洞如何容下百万人

从六枝矿井建立开始，一列列火车嘶鸣着钻入隧道，一辆辆卡车在缠绕于山脊的简易公路上爬行，贵州成为了重要的目的地。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家行动，百万规模的建设者从东北、华东沿海等地奔赴西南，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也展开了一场改写工业地理的宏大叙事。

山岭纵横，溶洞万千的贵州

成为三线建设中企业发展的重要屏障。

摄影/黄驿伦

这场“非常之举”并不简单，贵州当时的贫弱状况，成为建设者们需要跨越的第一个“坎”。

“坐车去工厂的路上是颠来颠去，一路连个油灯都没有，感觉就一个字‘穷’！”曾在修文县任国营166厂副厂长的河南人周万成回忆起自己刚到贵州的情景，没菜场，赶场要徒步10公里……

条件艰苦是许多初来贵州的建设者第一印象

但最终，贵州都成为了他们永不能忘怀的“第二故乡”。

图片来源/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黎阳航空展览馆。

而曾任水城钢铁厂总工程师的浙江人黄震泽，则对自己刚到贵州的居住环境记忆犹新：“我带着全家三口人来到水城，一晚上睡不着，因为房屋四边有缝、透风，真的很冷。”他把唯一一床被子让给孩子，自己蜷缩在床边感叹：这个地方不好呆啊！

但困难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建设热情，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工人、知青，一头扎进贵州的深山沟壑，住“干打垒”，喝黄泥水，汗洗脸、风梳头……在遵义061基地，他们靠山建厂、依山挖洞；在安顺011基地，他们人拉肩扛，把千钧之重的设备一步步挪进山洞。

博物馆中三线建设者的住所复原，

直观展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与顽强。

没有路，他们就修路，在娄山关险峻的山路上，川黔铁路建设者们人力开凿，削平山头、架设桥梁，其中一位铁道老兵回忆：“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24小时轮班作业，三个月没出隧道，待到出去时都认不出彼此了。”修建贵昆铁路梅花山隧道时，一次涌水事故让40多名铁道兵失去了生命，但依旧没有削弱将铁路修筑成功的决心，在贵州的建设者们硬是让铁路穿过了曾经的天堑，而且比预定时间提前了10个月！

曾经的天堑，如今的通途

这一切都始于建设者们坚定的意志与决心。

上图梅花山隧道建设场景，来源/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

下图六盘水红水线，摄影/马梓涵

来到贵州进行三线建设的周万成，在贵州从一个毕业生一直奋战到退休，并成为了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见证了“自力更生”的贵州腾飞；当初冷到睡不着的黄震泽，参与了贵州第一炉铁、第一炉钢的炙热诞生，并在十余年后以水钢总工程师的身份见证这里成为国家较高水平的钢铁企业。

从闭塞山地到国家的工业后盾，

贵州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摄影/张罗

回到三线建设开始的1964年，谁能想到群山环绕、把工厂建在洞中的贵州能飞出长空利剑？谁又能想到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贵州能成为国家重要的钢铁产地？

正是这“洞容”的百万雄兵，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了国家托付的工业壮举，托起了贵州的工业脊梁。

每一幅波澜壮阔的建设史诗，

都是由一个个无私个体集合起来的。

摄影/张罗

从“隐身工厂”到国际舞台，贵州三线有多强？

寂静的洞中，最终回馈以震惊世界的轰鸣。

在安顺的群山中，隐藏着代号“011基地”的航空发动机工厂——黎阳厂。在总长近20公里的菜花洞和牛洞中，工人们造出了贵州第一台涡喷发动机、第一架歼-6Ⅲ歼击机。他们戏称自己是“洞中人”，却掌握着那个时代先进的航空技术。如今，三线时期的011基地已发展成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支柱——不仅是歼-10系列飞机的重要生产基地，更是歼-35舰载隐形歼击机初代发动机涡扇-21的诞生地。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生产研发基地以及备份，它像一位深藏贵州山洞中的“扫地僧”，低调，却身怀绝技。

安顺城郊有众多幽暗深邃的溶洞，图为牛洞，

这些巨洞之中诞生了贵州第一架歼击机的轰鸣。

而贵州三线的荣光远不止于此。来到如今，083基地参与研制的雷达系统成为“巨浪”潜射导弹的眼睛；061基地生产的电子元件助力“红旗”导弹守护祖国天空；始建于贵州的中国电科38所，研发的空警-600预警机如今成为中国航母的“千里眼”……

不仅是迁入的企业，由抗战时期第44兵工厂演变而来的贵州詹阳重工（三线时期为贵州矿山机器厂）、三线时期建立的贵州轮胎厂等，也成长为各自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

“好人好马上三线！”

从军用特种车辆到极地科考装备，从航空航天到电子信息，贵州曾经的三线企业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贵州溶洞上的群山，曾经是发展的障碍，道路难通、信息难进。但在国家最需要的年代，它们反而成了守护国家工业命脉的天然屏障。山，挡住了窥探的视线；洞，容下了希望的火种。

从贵州飞出的战机巡弋天际，在“世界级桥梁”上的汽车如履平地，都是那段历史的有力心跳。

贵州的山与洞，成为国家先进工业的坚实后盾。

口音各异的“新贵州人”

如何展现贵州新时代的底气？

不到一个月前，“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已顺利完成荷载试验，它横跨深切峡谷，桥面距谷底高达625米。总工程师刘豪则是一位贵州的“桥三代”，他的爷爷参与了三线时期的桥路建设，父亲也一辈子奉献给贵州交通事业。从小在工地度过寒暑假的他，亲眼见证贵州桥梁从最高40余米一路跃升至世界之巅。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贵州骄傲，更是世界桥梁的模范之一

其总工程师，便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

摄影/吴学文

这种传承精神，不仅体现在工程奇迹上，更融入了一代代“新贵州人”的血脉之中。

“我一口东北话，但我是纯正贵州人”

在安顺黎阳厂菜花洞旁，“厂二代”赵师傅一开口，还是一股浓重的东北腔。“这旮沓就是咱家嘛，”他笑着说，“回东北反而像做客。”他出生在贵州，父母从沈阳支援三线来到贵州，一待就是一辈子。他就在山洞厂房边长大、上学、进厂工作。

三线黎阳厂主要由东北、上海迁来人员构成，

形成了独特的“小社群”，在贵州三线企业中非常典型。

当时的黎阳厂，许多技术人员、工人都由东北迁来，因此这个多达上万人的厂区，成为了一个处在贵州深山中的“小东北”。因此，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赵师傅一口东北腔。直到他工作后去到贵州各地办事，都被当成外地人，他曾一度为自己的地域身份感到撕裂与迷茫。但当他的儿子出生长大，说得一口地道贵州话后，他释然了——东北的口音是他的根，贵州的洞则是他的魂：“我一口东北话，但我是纯正贵州人！”

这些“新贵州人”，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有的“大隐于市”融入本地市井生活，有的外出闯荡成为贵州骄傲。

来到贵州支援建设的不仅有人，也有先进设备与生活理念

图为沈阳迁来贵州的机床。

“我身份证都是在贵阳办的，是‘520’开头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曾在1966年前往贵阳，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开展地下核试验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十分怀念三线时期在贵州的工作：“当年让我回北京，我的要求就是户口不迁，工资不迁，我还要回贵阳！贵州哺育了我，是我成长的一个家，回到家里感到特别温暖。”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雪健，也是个贵州的“三线二代”。他在11岁时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到凯里，并在16岁进入贵州凯里210厂工作3年，“贵州天空非常干净！”谈起贵州，他如此回忆。

从生活到身份上的共生共融，

让贵州成为老一辈的三线人的又一个故乡

图片来源/《风物中国志·贵安》供图/赵金方

还有导演王小帅，1966年出生仅两个多月的他，便因三线建设随父母从上海奔赴贵阳乌当新光厂，并在这里生活了13年。这段三线子弟的记忆，给予了他此后创作的不竭源泉，其以贵州三线建设为背景的作品《青红》获得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电影中王小帅描绘了贵州三线建设者们的生活与处境

是他对儿时贵州记忆与情感的重现。

动图来源/《青红》

新来建设者与更早贵州居民之间，最初虽存在语言隔阂、生活习惯差异，却很快在相互帮扶中融为一家。三线建设也让贵州逐渐变得不一样——不少本地人喜欢上了锅包肉、铁锅炖等外地美食，看露天电影成为贵州人常态，城镇人口也从1964年的12.4%提升到了1982年的19.2%。

据贵州日报与《开放时代》杂志报道，三线建设期间，东三省向三线地区输送100多万人才，其中相当比例进入贵州；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与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投身贵州建设的人才近50万……他们中绝大多数最终留了下来，子女在此出生、成长。家庭史成了微缩的共建史，个人命运在新的故乡与国家战略紧紧相连。

对于第一代“三线人”，他乡变故乡；

而对于“三线二代”乃至三代，这里就是最亲切的故乡

洞纳山河，容以致远

在遵义，一个编号“102”的邮箱，曾是一代三线建设者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信件往来缓慢，一封信要走半个月，却承载着全部思念——这里是061基地。

061基地，是三线建设时期重要的军工基地

为国家航天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年82岁的余师傅，是061基地最早的一批工人。他站在当年亲手参与挖掘的三层防空洞前，洞口的标语已模糊不清，但他眼神依然清晰：“当年全厂人都在这挖洞，一挖就是2年。但正是这个洞给予了我们安全感，让我们对建设成功回到家乡充满了希望。”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洞旁一住就是60年，“贵州生活久了就习惯了，成家也在这边，就留在这边继续建设吧。”

如今他在安徽的老家，早已在记忆中模糊不清。当问到他是否在有生之年再回去一次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这辈子就不去（安徽）了，孩子、孙子都是贵州人了，这里就是我的家。”

061基地内机关大楼、家属楼、防空洞都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余师傅一生的见证

他乡成故乡，不是简单地住下来，而是心落下来。对于第一代“新贵州人”，他乡在数十年的奋斗中变成了故乡；对于他们的子女，他乡就是唯一的故乡。这种深刻的身份重塑，是国家战略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最好诠释。

去年，三线贵州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音乐会在贵阳举办，《云中壮歌》、《他乡故乡》、《大国工匠》等15首原创歌曲与3篇情景讲述荡气回肠，再现进山洞、住帐篷、修路架桥的感人故事，从三线人的视角深情讴歌了贵州的山水人文。歌声引发了数代贵州三线人的强烈共鸣，故乡归属感与时代使命感‌共同交织，在三线精神的传承中响彻贵州山水之间……

这一切，不仅是贵州地理上的“洞容”，更是人心里的“动容”。

从抗战西迁到三线建设，从“苔花如米小”到“也学牡丹开”，贵州以其山之坚、洞之容，一次次托举起国家的重托。而一代代“新贵州人”，无论来自哪里，无论乡音几何，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实现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