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毛主席以非凡的战略眼光，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在井冈山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不仅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束缚，更系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为中
第三章 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实践：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奠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毛主席以非凡的战略眼光，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在井冈山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不仅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束缚，更系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筑牢根基。以下从实践举措、关键事件与历史意义展开详细阐述：
一、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构建革命的“组织骨架”
毛主席深刻认识到，“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坚强的组织领导”。针对秋收起义后部队思想涣散、地方党组织瘫痪的问题，他通过“党管军队、以军助党”的双向建设，为根据地打造了稳固的组织支撑。
1. 军队内部建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时，毛主席直面旧式军队“指挥失灵、士兵逃亡”的顽疾，创造性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在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设党委，连以上配备党代表——这一制度从组织架构上把“党指挥枪”落到实处。此前，部队党员多集中在领导层，普通士兵缺乏思想引领；改编后，党员深入基层班排，既能及时传达革命理念，又能在战斗中带头冲锋，短短数月内便扭转了部队士气低迷的局面。例如，在攻打茶陵的战斗中，连队党支部组织士兵开展战前动员，明确“打仗为了穷苦百姓”的目标，使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这也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阀的根本标志。
2. 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打通联系群众的“毛细血管”
军队站稳脚跟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军队党组织要帮地方建党”的任务。当时井冈山周边的宁冈、永新等县，因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毛主席亲自带领军队党员深入乡村，通过召开农民座谈会、培养进步分子、建立秘密联络点等方式，逐步重建地方党组织：1927年11月恢复茶陵县委，12月重建遂川县委，1928年1月成立永新县委，2月又建立酃县特别区委与莲花特别支部。到1928年春，井冈山周边6县已形成“县-区-乡”三级党组织网络，仅永新县就发展党员300余人。这些地方党组织成为党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桥头堡”，例如宁冈县委组织农民协会，仅用一个月就动员2000余名农民参与支援红军作战，为根据地巩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对袁王武装的改造：实现革命力量的“团结融合”
井冈山地区长期活跃着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这支队伍虽反抗地主压迫、保护贫苦百姓，却因缺乏先进思想引领，带有“绿林习气”，且对工农革命军心存戒备。毛主席坚持“团结改造、而非消灭”的策略，成功将其转化为革命武装，壮大了根据地力量。
1. 袁文才、王佐的改造：从“山大王”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1927年10月，毛主席首次与袁文才会面时，没有以“正规军”自居，而是肯定其“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性”，并赠送100支步枪——这一举动彻底打消了袁文才“工农革命军要吞并自己”的顾虑。随后，毛主席多次与袁文才彻夜长谈，讲解“中国革命要靠穷苦人联合”的道理；针对王佐“多疑、讲义气”的特点，他派何长工以“军事顾问”身份进驻其部队，既教战术、又传思想，还帮助王佐消灭了长期欺压他的地方恶霸，让王佐真切感受到“革命军队为人民”的本质。1928年2月，袁、王部队正式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经过三个月整训，这支曾经“自由散漫”的武装，不仅学会了正规战术，更树立了“为工农解放而战”的信念，在后来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2. 军队与地方的结合：构建“军民一体”的根据地生态
改造袁、王武装的过程中，毛主席同步推动“军队与地方深度融合”：一方面，派遣工农革命军党员干部到袁、王部队担任连长、排长和党代表，传播组织纪律与革命理念；另一方面，要求工农革命军学习当地民俗，尊重群众生活习惯——例如部队借住百姓房屋时，必须帮农户挑水、扫地，与袁、王部队共同维护山村秩序。这种“不分彼此、共建共享”的模式，不仅让外来的工农革命军快速融入井冈山，更让当地群众意识到“这支军队和袁、王的队伍都是自己人”，形成了“军护民、民拥军”的良好局面。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记载，1928年夏，国民党军队围剿井冈山时，当地群众自发组成“运输队”“担架队”，仅宁冈县就有1000余名农民协助红军运送物资，展现出根据地军民团结的强大力量。
三、三大纪律与六项注意的提出：筑牢军民鱼水情的“制度根基”
毛主席深知，“革命军队要赢得群众支持，必须靠严明的纪律”。针对部队进入农村后可能出现的“侵犯群众利益”问题，他逐步制定并完善纪律规范，让“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
1. 三大纪律：划定军队行为的“底线准则”
1927年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主席发现个别士兵因饥饿采摘群众红薯，还有士兵私藏打土豪缴获的财物——这些行为若不制止，将严重损害军队形象。为此，他在荆竹山向全军宣布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第一条确保部队令行禁止，避免分散作战的风险；第二条直指“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哪怕是一个红薯也不能侵犯；第三条则明确“革命果实归集体、归群众”，杜绝个人私占。纪律颁布后，部队立即开展自查自纠，有士兵主动向群众赔偿红薯钱，群众感慨“从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军队”。
2. 六项注意：细化群众工作的“行为规范”
随着部队在根据地长期驻扎，毛主席发现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仍需更细致的规范。1928年1月，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他补充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六条看似琐碎，却精准解决了军民相处的关键问题——“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部队常借住百姓家，需恢复房屋原貌；“买卖公平”要求士兵买东西必须付钱，哪怕是一根针、一尺布；“损坏东西要赔”则体现对群众财产的尊重。例如，有士兵借用农户镰刀不慎折断，立即用自己的津贴赔偿，农户感动地说“红军比自家孩子还贴心”。这些纪律不仅规范了军队行为，更让群众从细节中感受到革命军队的初心，短短半年内，井冈山地区就有数千名农民报名参加红军或支援革命。
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星星之火”的点燃与发展
从决策上井冈山到建立稳固根据地，毛主席通过一系列关键会议与实践，逐步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构想转化为现实，应对了生存挑战与敌人围剿，让革命火种得以延续。
1. 古城会议与大仓村会见：定下“扎根井冈山”的战略决策
1927年10月3日，毛主席在宁冈古城召开秋收起义部队前委会议，讨论“部队去向”问题。当时有人主张“回攻长沙”，有人提议“分散打游击”，毛主席结合敌我力量对比，提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这里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且有袁文才、王佐武装可争取，适合长期坚持斗争。会议最终确定“团结袁王、建立根据地”的方针。10月6日，毛主席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除赠送100支枪外，还承诺“工农革命军不干涉袁部事务，共同保卫井冈山”，袁文才当即表示“打开山门欢迎红军”，为部队进驻井冈山扫清了障碍。
2. 水口建党：夯实连队党组织的“最初根基”
1927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酃县水口村的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这是三湾改编后首次在连队发展新党员，也是“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的具体实践。仪式上，毛主席带领新党员宣读“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的誓词，并强调“党员要做士兵的榜样，连队党支部要成为战斗堡垒”。这六名新党员均来自普通士兵，他们入党后迅速在班排中发挥作用：有的组织士兵学习革命理论，有的带头帮助群众劳动，短短一个月内，连队党员数量从3人增至12人，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灵魂”。此后，“水口建党”的模式在全军推广，为人民军队党组织建设提供了范本。
3. 柏路会议与红四军主力撤离：以“攻势防御”保存革命力量
1928年12月，国民党调集6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并实施经济封锁，根据地粮食、药品极度匮乏。1929年1月4日，毛主席在宁冈柏路村主持紧急会议，提出“攻势的防御”策略：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袁、王部队留守井冈山，凭借天险抵御敌人；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既能跳出敌人包围圈、开辟新根据地，又能分散敌军兵力，缓解井冈山压力。这一决策虽有风险，但打破了“被动挨打”的困局——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转战中，不仅摆脱了敌军追击，还在瑞金、兴国等地发动群众，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留守部队则在井冈山坚守月余，为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实现了“保存力量、开辟新局”的目标。
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评价：中国革命的“奠基之作”
井冈山根据地的两年实践（1927.10-1929.1），虽规模不大，却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方向，其历史意义远超地域范围，成为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关键转折点。
1. 开创革命新道路：打破“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束缚
在井冈山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多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屡遭失败。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人在城市力量强大，而农村是其统治薄弱环节，只要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就能逐步积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胜利。这一道路彻底打破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束缚，为后来各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从赣南闽西到鄂豫皖，从湘鄂西到陕甘边，各地武装斗争均以井冈山经验为借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2. 实践“工农武装割据”：构建革命发展的“三维模型”
毛主席在井冈山期间，系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武装斗争是保障，通过红军作战保卫根据地；土地革命是核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农民积极性——1928年，井冈山地区仅宁冈、永新两县就分田6万多亩，30余万农民获得土地，彻底摆脱了地主剥削；根据地建设是基础，通过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兴办教育，让农民感受到“革命带来的新生活”。这一思想解决了“如何在农村长期坚持革命”的根本问题，成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核心雏形，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提供了实践支撑。
3. 孕育井冈山精神：传承革命信仰的“精神火炬”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面对“敌军围剿、物资匮乏”的困境，红军战士用“红米饭、南瓜汤”充饥，用稻草御寒，却始终保持“革命必胜”的信念；毛主席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盲从教条，闯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军民团结一心，群众用“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支援革命——这种精神不仅支撑井冈山军民度过难关，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攻坚克难，至今仍是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次成功探索。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工农武装割据”，从严明纪律到军民团结，每一项举措都围绕“如何让革命在农村扎根”展开，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正如毛主席后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而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正是这只航船启航的最初动力。这一时期的实践与思想，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仍闪耀着真理与信仰的光芒。
来源：润之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