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文化特质有重要意义。中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能够为回答中华文明何以形成、何以延续提供重要线索。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文化特质有重要意义。中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能够为回答中华文明何以形成、何以延续提供重要线索。

中原地区（本文主要指中原文化区）一直被认为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具有领先周围地区的中心地位[1]，且这种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了历史时期。因此，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不同划分方案中，中原文化区都是核心文化区之一[2]。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有关中原文化区的传统认知。段宏振认为史前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孕育期，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才逐渐形成为中心[3]，李新伟质疑史前时期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原文化区[4]，许宏则认为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东西两大文化板块碰撞的结果，且这一格局直到二里头文化时代才得以确立[5]，裴安平则否定了史前时期中原的中心地位[6]。最近在总结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后，王巍和赵辉也认为中原中心确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7]。不同研究者对中原文化区范围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分歧。这些认识反映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复杂性，也说明对于中原文化区有必要重新讨论。

通过考察现代中原地区及其周边更广阔地理空间的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本文将初步分析中原文化区最初的地理空间范围及形成过程。

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本文旨在从更广阔的地理-文化视角出发，历史性地审视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按照目前狭义的地理概念，中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和长江中游三大自然地理单元的交汇处（图一）。

图一中原文化区的自然环境格局

黄土高原西到甘青交界处的乌鞘岭，南到秦岭、崤山一线，东到太行山，北邻毛乌素沙地。高原内部地形多样，差异较大，南部为海拔低、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汾渭谷地，北部则是海拔高、较干旱的黄土地貌和山地。整个高原内部又可细分为多个次一级的地理单元。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则是由黄河及其支流共同塑造的冲积平原，其范围东到黄海和渤海，南北两面与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相连，中部则是以泰沂山系为主的低山丘陵和其外围的冲积平原。总体上地势较为低平，河流湖沼众多。

长江中游地区以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为中心，北界秦岭、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东面为幕阜山、罗霄山脉，南面为南岭山系，西面为雪峰山、武陵山、巫山和大巴山等山脉，整体形似一个不规则的盆地。根据地形差异，内部又可以划分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南阳盆地等多个次一级地理单元[8]。

狭义的中原地区仅指今河南省，其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带的性质[9]，地处中国地貌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和黄河中下游的过渡带。中原地区内部存在着诸多的地理界限，如西面有秦岭、崤山，西南有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受这些地理界限的影响，中原地区内部又可分为数个地理单元。其中，西部三门峡地区属于黄土高原，中东部地区则属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南部南阳盆地和驻马店、信阳地区则分别属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总体上，中原地区内部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并非单一的自然地理单元。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内部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下面将讨论文化区系与自然环境的对应关系，以及中原文化区的最初地理空间范围。

三、“中原”概念的演变及最初地理范围

在现代语境中，“中原”一词有多重含义。它既可指行政区划单位河南省[10]，也可指文化地理概念的中原文化区，或人文地理单元概念的河南地区。

“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是指原野或平原之中，并无确切的地理指向。而在《左传》、《国语》中，“中原”已经有了地理意义上的专门指向。两汉时期，中原的这两种意义继续存在。直到东晋以后，中原作为特定的文化地理概念逐渐流传开来[11]。郭静云注意到了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复杂特殊之处，认为中原最初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12]。词义演化的历史表明中原最初是政治和文化地理的概念，后来逐渐演变为有明确指向的地理单元概念。

考古学研究中，中原地区通常是指中原文化区。目前关于中原文化区的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地区仅指河南全境。在此基础上，许多研究者将关中、晋南、冀南等地区也纳入中原的范围[13]，还有学者将海岱地区西部或全部划入中原范围内[14]，更有学者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北和冀西北地区[15]，以及甘肃东部、京津南部等[16]归入广义的中原文化区。

本文涉及的几个文化区与自然地理单元的对应关系如下。长江中游文化区对应长江中游地区，而海岱文化区则对应黄河下游地区[17]，这两者都是文化区系与自然地理单元基本重合。黄土高原情况则相对复杂，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区划分方案。如苏秉琦等划分出了以陕豫晋邻境地区（即中原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8]，严文明划分出了中原文化区和从中原文化区分离出去的甘青区和雁北区[19]。这里引入了黄土高原文化区[20]的概念来描述仰韶文化起源、扩散直至覆盖整个黄土高原的现象和后续龙山时代南北文化的相似性。

从内部地理单元与文化谱系的关系来看，狭义中原地区内的不同区域间始终存在一定差异。如汉水中游南阳盆地[21]和驻马店、信阳地区相当长时间内属于长江中游文化区系，豫东、豫北地区则受到了海岱文化区较长时期的强烈影响，豫西三门峡地区则属于西面的黄土高原文化系统。

只有郑洛地区的文化面貌相似性较高，文化谱系相对完整、连续，这也是中华文明首先出现的地区。该地区以嵩山为中心，还包括了许昌、平顶山地区，南到漯河，北面包括焦作、新乡，东部包括了开封、周口西部等，地理范围上，西北到太行山-崤山，西南到伏牛山、桐柏山，北部和东部的自然界限不明显，逐渐过渡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一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文化区，应该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初地理范围，也被有些学者称为郑洛地区[22]或中原核心区[23]。简而言之，郑洛地区就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初地理范围。从历史进程来看，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文化地理概念，中原文化区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地理范围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除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处于黄土高原、海岱地区、长江中游这三大地理-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独特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既是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影响了该区域文化社会的发展走向。

下文主要用郑洛地区界定的中原地区来讨论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

四、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及互动格局

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分布较为零星，相距较远，尚难以看出这些遗存间有明显的互动迹象。

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加速发展。距今8000年前后，遗存逐渐增多，区域特点逐渐显现。郑洛地区南部出现了贾湖一期文化[24]，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彭头山文化。稍后，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迎来较大发展，黄土高原南部的渭水流域出现老官台文化，郑洛地区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海岱地区出现了后李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楠木园文化等多个区域性文化[25]。其中，郑洛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较大，发展水平较高，从陶器等因素来看，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26]。然而，由于发展速度较慢，这一时期各区域的遗址较少，聚落人口增长有限，不同文化区之间还存在着大范围的空白区，不同区域文化的互相影响有限。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一步发展，相互交流更加频繁，联系也更加紧密。其中，在距今6000、5000、4000年前后，区域文化的互动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距今6000年前后，黄土高原南部的仰韶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汾渭谷地聚落众多，分布密集，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区域社会开启了复杂化进程，出现了如灵宝西坡、高陵杨官寨等区域中心聚落。伴随着区域文化的繁荣，仰韶文化开始向外扩散，向东到达中原地区[27]，向北到达内蒙古岱海、河套地区和冀西北地区[28]，向西扩散至甘青交界地区，黄土高原中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了初步发展。

此时，海岱地区处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大汶口文化聚落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扩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仍延续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多元状况，西南部分布着大溪文化，东北部是油子岭文化，东南部则是堆子岭文化，北部南阳盆地则是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29]。这些文化的彼此联系较为密切。

与黄土高原相比，郑洛地区仰韶文化发展较为缓慢，从考古工作较多的洛阳盆地来看，这一时期遗址较少，且规模大多较小[30]。

考古学文化格局上，这一时期以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最活跃（图二）。一方面，黄土高原南部的汾渭谷地（包括三门峡盆地）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遗址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密集。郑洛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受到了西部仰韶文化的影响[31]，与仰韶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可以归入大的仰韶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仰韶文化对外影响范围极广，南到达长江北岸，东至苏鲁交界地带，东北到红山文化分布区西辽河地区，都可见仰韶文化因素。仰韶文化在与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互动中，其因素频繁出现在这两个地区的边缘地带，而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则较弱[32]。

图二距今6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步入晚期，各区域分化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区域类型[33]。南北部的文化差异逐渐增大，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小区。除了晋南地区，豫西三门峡地区和关中东部进入了低潮，遗址减少且规模缩小。黄土高原中北部的渭河中上游、泾河流域、葫芦河流域则进入了繁荣阶段，遗址明显增加，规模扩大[34]，甚至出现了秦安大地湾、庆阳南佐等大型中心聚落。原属仰韶文化扩散区的黄土高原北部也进入了繁荣期，遗址增多，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石城址[35]。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发展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渐行渐远，逐渐独立为甘青文化区。这一时期，黄土高原南部的汾渭谷地出现了面貌高度一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其晚期向东快速覆盖了整个洛阳盆地[36]。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期开始向外扩张，晚期时，豫东已普遍出现了大汶口文化聚落，形成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37]，并进一步西进，影响到郑洛地区乃至黄土高原东南部[38]。

最先出现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结束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多元局面，该地区首次出现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一体化。随后屈家岭文化加深了这一进程，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分化持续发展，城址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将南阳盆地及豫南信阳地区纳入长江中游文化圈。

仰韶文化晚期，郑洛地区的秦王寨文化[39]发展迅速，遗址明显增多，规模扩大，并出现了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等中心聚落，还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西山城址，表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但距今5000年后，区域文化发展进入低潮，遗址有所减少[40]，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因素[41]。

综上所述，距今5000年前后，各区域的文化互动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图三）。黄土高原文化统一的局面结束，内部出现分化，仰韶文化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北上成为显著特点。

图三距今5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由于处于黄土高原、海岱地区、长江中游三大文化圈的夹缝地带，在仰韶文化衰落的情况下，郑洛地区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大汶口文化逐步西进郑洛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豫中、豫东南一带，以及洛阳盆地可见大量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若干地点还发现了典型大汶口文化人群的墓葬，表明当时出现了大汶口文化居民大举西迁的趋势[42]。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向北大举扩张，占据了原属仰韶文化分布区的南阳盆地，其影响更向北深入洛阳、郑州一线，甚至黄河沿岸[43]。在仰韶文化晚期晚段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黄土高原的文化向东扩张，其文化因素出现在洛阳盆地[44]。由于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郑洛地区文化的发展重心呈现东西来回移动的现象[45]。

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受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郑洛地区与黄土高原文化面貌差异增大，以至于出现了“秦王寨亚文化”的认识[46]。

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文化面貌虽比较多样，但有趋于整合的迹象。整个高原文化都有鬲这一文化因素，被归为鬲文化圈[47]。其中，黄土高原北部是老虎山文化，南部的渭水中下游是客省庄文化，晋南地区则是陶寺文化，豫西三门峡地区出现了混合型的三里桥遗存[48]。稍晚阶段，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大举南下，对陶寺文化造成了显著影响，甚至间接影响到了郑洛地区[49]。

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史前时代的顶峰。龙山文化遗址的数量超过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显著超过了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一时期，海岱地区涌现出近十座城址，城的面积不太大，一般在十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但鲁东南的尧王城和两城镇城址规模较大，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时期，海岱文化再次西进，对郑洛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50]。然而，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逐渐进入了全面衰退阶段，遗址明显减少[51]。

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处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52]，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趋势，遗址减少，规模也普遍缩小。北部出现了许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53]。

龙山时代晚期，郑洛地区分布着王湾三期文化[54]，出现了数十座城址，如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平顶山蒲城店等。这些城址距离较近，规模相差不大，延续时间都不太长，看不出明显的中心和主从关系。这表明郑洛地区的人群冲突频繁，竞争激烈，社会处于分化重组的动荡阶段。稍后，郑洛地区整合形成了新砦期遗存，展露出了文明的曙光。

总体上，距今4000年前后，区域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图四）。前一阶段繁荣的黄河、长江两大河中下游大部分区域先后衰落，只有郑洛地区稳步发展，遗址数量、文化发展程度等明显高出周围区域[55]，并且出现了向外发展的态势。

图四距今40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格局

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受先前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早期文化的强烈影响[56]，此时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文化差异显著，标志着郑洛地区彻底脱离了黄土高原文化系统。

距今3800年前后，以早期王朝为标志的国家文明时代开始。

这一时期，郑洛地区的洛阳盆地诞生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王朝。二里头文化最先出现于嵩山南北地区，随后快速向周围扩张，向西进入晋南和关中东部，向东到达商丘附近，向北到达沁河西岸，向南到达豫中南地区，影响到达长江北岸，向东南影响远及安徽淮河北岸一带[57]。由于其发达的青铜文明远远领先周围同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被称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58]。这一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属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分布范围，首次形成了文化面貌高度统一的局面[59]，成长为独立、稳定的文化区。这也是文化上的中原初步形成的时期[60]。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文化进入低潮。南部的关中地区文化发展放缓，遗址稀少，文化面貌不甚清晰[61]，晋南地区及关中东部逐渐被西进的二里头文化覆盖。黄土高原北部也受到了郑洛地区的影响，出现了少量二里头文化因素。

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依旧延续了龙山时代晚期以来的衰退趋势，遗址的数量、分布范围，陶器的种类和质量都不如龙山文化。但海岱地区仍对郑洛地区有一定影响，二里头遗址出现了少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可能与“后羿代夏”有关[62]。

长江中游地区这一阶段遗址稀少，持续衰落。该区域北部出现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表明二里头文化开始向南扩张[63]。

文化格局上，郑洛地区开始全面超越周围地区，确立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成为了中国境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高地，新石器时代满天星斗的多元状况，逐渐走向月明星稀的“中原中心”的时代（图五）。

图五距今3800年前后的区域文化互动态势

商代是中原的中心地位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早期一体化进程的开启阶段。从二里岗上层文化开始，商文化迅速向外扩张，分布范围空前扩大[64]。具体而言，向北达山西晋中、河北保定以北地区，甚至短暂控制张家口地区（蔚县）和晋北忻州地区；向西在稳定控制关中东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影响到周原一带；向东已到达鲁北济南附近，影响到了潍河以西的淄潍流域，东南到达鲁西南济宁一线；向南跨过长江到达湖南岳阳-石门一带，向西南扩张至陕西商洛东龙山一带，东南可能到达苏北盐城一带，几近海边，影响远达江西赣江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商王朝将山东大部纳入控制范围，首次完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统一。晚商时期，商王朝在西、南方向显著后退，但对山东的控制则进一步增强。通过政治及军事等手段，商王朝极大地扩展了疆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空前广阔。这不仅打破了史前时期的多元文化格局，确立了统一的核心文化，也标志着早期文化一体化进程开启，初步确立了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65]，为后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中原崛起的地缘政治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郑洛地区在文化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中，并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一度落后于周边地区，成为外来文化的逐鹿之地。然而，这片土地孕育出了二里头青铜文明，并率先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的组成因素十分复杂，除了本地土著文化因素，还汇集、融合了诸多外来文化因素[66]。下面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郑洛地区崛起的独特优势。

史前时期，郑洛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三大地理-文化区的交汇区，即本文所谓的“夹缝地带”，也被称为“漩涡地带”[67]，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68]。这种特殊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文化核心区的边缘区域往往更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处于文化核心的边缘，受到主流文化影响和束缚较小，边缘区域更容易产生文化变异和创新。

具体而言，仰韶时代早中期，郑洛地区与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关系十分紧密，深受后者影响，整体上属于仰韶文化系统。从仰韶时代晚期开始直到龙山时代早期，郑洛地区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大规模西进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北上，带来了大量外来因素，使得本区域与典型的仰韶文化差异逐渐增大[69]。龙山时代晚期，海岱龙山文化再次西进，虽然强度、范围有所降低，仍对郑洛地区造成了较大影响，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较多海岱龙山文化因素，而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文化系统进一步分离。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郑洛地区才最终摆脱了周围文化的影响，首次完成了文化面貌的高度统一，并开始向外扩张，向西进入黄土高原，向南到达江汉平原北部。由于处于几个文化区的夹缝地带，一波波外来文化的进入改变了郑洛地区的发展方向。

从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外来文化大举进军郑洛地区，这使郑洛地区面临的压力剧增。特别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甚至向西影响到了晋南和陕东地区[70]，而西面的黄土高原文化也向东到达洛阳盆地西部[71]。

大量外来人口长期连续涌入，严重挤压了郑洛地区土著人群的生存空间，生存压力增大，人群之间冲突不断，不同人群间既有联合又有竞争。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晚期，郑洛地区密集出现的城址就是这种社会动荡的证据[72]。不同人群在中原汇聚、竞争的现象可以称为史前时代的“逐鹿中原”。为了应对外来冲击，郑洛地区不得不整合自身资源，调整社会关系，形成了应对外来挑战的内在动力。正如有学者指出，聚落群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了整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造就了古国的聚落形态，随着其壮大，并与周邻发生愈发频繁的关系，更高社会层次的政治活动开启[73]。对外来挑战的应对，推动了郑洛地区内部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最终促使中华文明和国家首先出现。也就是说，二里头文明的出现不是单纯基于本地文化社会的自我发展和长期积累[74]，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孕育[75]。这与红山-良渚文化的原生型发展模式[76]形成了鲜明对比。

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77]为理解这种文明起源模式提供了新视角。这一理论认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类面对挑战时的应对行为。外来文化的挑战和压力迫使郑洛地区不断整合自身资源，调整内外部的社会关系，最终发展出了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裴安平认为中原地区的崛起可能与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有关，也强调了外来压力对区域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的影响[78]。韩建业也将中原地区兴起，江汉地区衰落归因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79]。与强调中原地区主动汇聚四周先进文化因素的传统观点[80]不同，本文更强调郑洛地区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被动性和对外来挑战的应对，以及包括土著文化在内的各个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激烈竞争。苏秉琦的国家起源三模式[81]、陈良佐运用生态学交汇带和边缘效应概念说明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82]，也都为理解文明为何首先出现在郑洛地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六、结 语

通过梳理黄土高原、长江中游、黄河下游及中原等区域自然环境、史前文化发展状况及区域间文化互动格局，我们得以窥见中原地区是如何在多方文化交汇的夹缝地带崛起，成为文化中心。

在自然环境和文化谱系上，狭义的中原地区不是单一的区域。而只有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自然环境相对单一，史前文化谱系较连续，文化面貌相似度较高，应该就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初地理范围。随着中原的崛起，中原文化区的地理范围也逐渐扩大。

郑洛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得郑洛地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除了土著人群，还有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及人群。不同人群、文化在郑洛地区展开激烈角逐，共同塑造了郑洛地区的文化特色，最终使其成长为一个独立稳定的文化区。距今6000年前后，郑洛地区深受西面黄土高原仰韶文化的影响，成为仰韶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距今5000年前后，郑洛地区开始受到南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两种文化的因素显著增多，逐渐偏离了仰韶文化系统。距今4000年前后，郑洛地区再次受到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与以鬲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文化系统彻底分离。距今3800年前后，郑洛地区出现了二里头青铜文化，率先进入国家文明阶段，成为了远超周围区域的文明高地，并向外辐射，影响四方。此时，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也首次出现了文化面貌高度统一的局面，标志着独立稳定的中原文化区初步形成。伴随商王朝的强力向外扩张，商文化分布范围空前扩大，开启了早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原中心的趋势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原文化区处于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在外来文化的持续影响下，本区域土著文化的独立性不显著，然而在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及黄土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等文化的互动中逐渐摆脱周围文化系统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原文化区的形成过程，就是多元文化交融与本土文化成长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生动写照。

附记：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中晚期（5900～4900BP）文化兴衰的地貌背景研究”（项目批准号42071119）的阶段性成果。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a.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b.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c.吴耀利：《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d.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e.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第1期。

[2]a.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b.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3]段宏振：《中原的形成——以先秦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为中心》，见《考古学研究》（九），科学出版社，2012年。

[4]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5]a.许宏：《“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见《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b.许宏：《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6]裴安平：《中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原因》，见《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与前瞻》，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年。

[7]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8]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第1、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9]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见《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薛瑞泽：《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寻根》2005年第5期。[11]同[10]。

[12]郭静云：《自然地理的“中原”与政治化的“中原”概念》，《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5日第6版。

[13]a.同[2]。

b.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第1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c.同[1]e。

d.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14]a.董琦：《禹夏时期的中原》第6～1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b.刘庆柱、韩国河：《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c.同[1]c。

d.同[3]。

[15]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见《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16]孙祖初：《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7]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18]同[2]a。

[19]同[15]。

[20]同[3]。

[21]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22]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1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3]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第14～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24]张弛：《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文物》2011年第3期。

[25]郭伟民：《一体化，还是多样性？——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进程反思》，《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26]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27]韩建业：《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文物春秋》2021年第2期；《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28]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267～26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29]同[25]。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第1129～1140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31]a.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b.《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第60～63页。

c.韩建业：《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文物春秋》2021年第2期。

[32]a.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b.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33]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第12～17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4]张小虎、刘斌：《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经济状况的统计分析》，见《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35]魏坚、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初步研究》，《文物》1999年第2期。

[36]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37]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见《海岱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38]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见《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3年。

[39]孙祖初：《秦王寨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40]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第1142、1143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b.赵春青等：《溱洧流域先秦聚落调查报告》，见《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19年。

[41]a.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

b.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2]同[41]b。

[43]同[41]a。

[44]a.《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第54～68页。

b.同[36]。

[45]a.《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第65～68、116、117页。

b.张海、赵小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46]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47]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见《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8]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研究》，见《古代文明》第11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

[49]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50]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164～17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51]栾丰实：《试析海岱龙山文化东、西部遗址分布的区域差异》，见《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52]张海：《后石家河文化来源的再探讨》，《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5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54]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55]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56]a.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

b.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考古》2017年第8期。

[5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9～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肥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1期。

[58]a.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b.同[5]b。

[59]a.同[57]a。

b.贺俊：《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划分的若干思考》，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60]同[3]。

[61]张天恩：《论关中东部的夏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62]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63]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64]刘绪：《商文化的纵横考察》，见《夏商周考古》，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65]张小虎：《从多元到一体——中国早期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见《东方考古》第24辑，科学出版社，2024年。

[66]a.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b.王立新：《再论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问题》，《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67]高蒙河：《试论“漩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8]a.同[5]a。

b.同[45]b。

[69]同[46]。

[70]a.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见《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b.同[38]。

c.魏兴涛：《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以豫西晋西南地区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d.同[41]a。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年第5期。

[72]赵辉：《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见《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73]赵辉：《“古国时代”》，《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74]许宏：《最早的中国》第62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75]同[5]a。

[7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29～1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77][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第8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78]同[6]。

[79]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

[80]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81]同[76]。

[82]陈良佐：《从生态学的交会带（ecotone）、边缘效应（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