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发布的这篇文章，原载周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1984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原标题为《“二五子”真相》，署名“文史办”，为保障原作者合法权益，特将署名增加“周村”二字；微信公众号“山头焅鸡”曾在2016年5月27日以《周村“二五子”真相》
“博川天地”按：今天发布的这篇文章，原载周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1984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原标题为《“二五子”真相》，署名“文史办”，为保障原作者合法权益，特将署名增加“周村”二字；微信公众号“山头焅鸡”曾在2016年5月27日以《周村“二五子”真相》为标题发布，但文中涉及该部“番号”部分，文字错以非法字符呈现，使读者难解其意，本次发布，对照原文，对以非法字符呈现的部分进行了修正，其它文字略有改动（仅限标点符号、断句，及少量字、词、句），为保持文章原貌，凡是编者认为原文中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均以括号加“编者注”处理，特此说明。谨向原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博川天地”此前曾发布过原载淄博市淄川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6年出版的《淄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之“翟汝鉴其人”，作者署名“张英供稿程永淑整理”。据张英回忆，1939年秋，秦启荣率其直属队田正中部两千余人，由临朐窜至太河一带的东西下册，集中王尚志残部和驻朱崖王保团部三千余人，翟汝鉴部两千余人，翟超部一千五百余人，在周、章一带活动的高松坡部、赵子中部、李国林部，共约万余人，与八路军三支队、四支队驻池上一带的霍士廉部、临淄李人凤部、长秋一带的冯毅之新一营，佛村一带的吕允忠县大队亦约万人，在淄河沿岸附近进行了一次四十余天的“淄河大会战”。
文中说的活动于周、章一带的李国林，也有的史志资料称李国麟。编者认为，只要是与“第二十五梯队”联系在一起，人物履历又一致，那么，不管是叫李国林，还是叫李国麟，一定是指同一个人。
“淄河事件”发生时，张英在翟超部任政治部主任，翟超部不仅参与了“淄河事件”，而且翟超还是秦启荣部制造“淄河事件”的前线总指挥。作为翟超的政治部主任，张英的回忆可信度很高。换句话说，根据“淄河事件”秦启荣部前线总指挥翟超的政治部主任张英的回忆完全可以确定，李国林、杜心斋的第二十五梯队应该是参与了秦启荣部反共摩擦的“淄河事件”。
今天发布的这篇文章中，有两处与淄河流域的抗战相关，如果编者的论证没有问题，即说明李国林部与第二十五梯队，确曾在淄河流域活动过:一是李国林部被秦启荣收编，“随后，特派樊肇绅为驻白秋村‘联军办事处’联络主任”，
编者认为，此处“联军办事处”就是八路军第三支队主持成立的“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办事处驻地在淄河流域原益都县长秋村（观音庙），文中的“白秋村”应是“长秋村”之误，今章丘官庄虽有“白秋”村名，但无曾经作为“联军办事处”驻地的任何记载，这也可以作为编者此观点的旁证；
二是杜心斋投日取得“兴亚第二大队”番号后，曾“奉日军之命，派调一个大队的兵力守卫南大门的太河地区”，结合后面博山汉奸唐耘三为马振庭说情的情节判断，此处的“太河”应该就是淄河流域的重镇太河，据青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6年10月出版的《青州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冯敏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斗争的回忆》，
当时，“兴亚”第二大队七百余人曾在淄河流域的北马鹿安过据点，据此可知，“兴亚”第二大队的据点是在北马鹿，而非太河，当时，太河由博山的三个伪军中队驻扎，唐耘三的“兴亚”第一大队500余人，驻扎在南马鹿和东下册，因为同属“兴亚”部队，唐耘三与杜心斋的驻地，一个北马鹿，一个南马鹿，这才为唐耘三为马振庭说情提供了可能与方便。以上两点均说明李国麟、杜心斋与他们的二十五梯队叛变前后，都曾在淄河地区活动过，他们参与了“淄河事件”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大举侵入我国领土，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不战而逃，日军长驱直入。当年十二月，日寇铁蹄践踏了周村。在举国上下一片抗日救亡声中，工农兵学商各界有志之士、铁血青年、爱国师生纷纷起来，以不同组织形式，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胶济铁路南北，由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同志领导，很快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编者注）。当时，周村地区在抗战浪潮激荡下，也乘势拉起了一支人数有限的队伍，为首的是李国麟和杜心斋。李、杜等人自认为势孤力薄，难成大事，便投靠五军以助声威。投五军后，他们被编入第五军第七支队(支队长马晓云)所属第二十五中队，并任命李国麟为队长，杜心斋为副队长。李、杜的队伍受编后，果然声势大振，在较短时期内，发展到五百多人，进展之快出人意料。
李、杜之流，系一伙借抗战之名、包藏祸心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扩张权势，建立武装，是为了割据称霸，实现其狼子野心。所以，李、杜投入五军不久，便在五军改编过程中，倒戈叛变，投入了国民党游击第五纵队（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纵队第五纵队”。编者注）秦启荣的怀抱，被封为第二十五梯队。由于该队作恶多端，祸害地方，故为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因而贬称它叫做“二五子”。从此，“二五子”之名遂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而流传下来。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夜间，李国麟、杜心斋等人，聚集周村以南凤凰山的破庙里，讨论组建抗日游击队问题。首先由李介绍他在东北参加的马占山所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经验，次由杜心斋分析当时(在三五至三七年间)本地区依照国民党政府推行农村军事训练(城市商训)政策所组织的“联庄会”，为其提供了人和枪的便利条件。于是，他们决定立即“抢人”(即先联络曾干过军警界的人，所谓老军亮子和受过军训的联庄会员)、“抢枪”(收缴联庄会员和国民党军溃退时所丢弃的枪支)，当场推选李国麟为头目，杜心斋为辅。
李国麟，原名李清续，又名李天祥，后改名李国麟。一九O四年生于周村太乙门里街(今建国五路五十四号巷五号)。李国麟二十岁左右离家下关东，旋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有人说当过胡匪)。“九一八”事变后，加入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司令张学谦、军长邓天美、师长邱良臣部任第一旅旅长。马占山离开东北后，随张学谦辗转进驻山东烟台(其胞弟李清廉曾专程去烟台会面，并将其委任状带回了家)。一九三六年春天回到家中。经孙志奎介绍，结识了杜心斋。
杜心斋原名杜修基，杜家庄(周村南郊)人，其父杜平业，家有土地百亩，兼营烧砖窑业，是杜家庄的大地主。杜心斋是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纨绔子弟，他不愿读书，不爱劳动，专好打架斗殴、称王称霸。为了好勇斗狠，他曾跟武术教师陈仁村学习武术，为了广交朋友，还加入了安清道义会(在家礼)。他囊中有钱，大事挥霍，结交了些驻周村军政警各界的朋友。他趋炎附势，狐假虎威，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凡是赌场、妓院、鸦片烟馆等下流场合，都不乏其足迹。不仅如此，他还自购匣枪，随身佩带，偕伴美妻香玲，妖冶轻佻，招摇过市。他爱动手打仗，也因此丢过脸，挨过大兵的耳光和皮带。
李、杜起事两个月，仅发展到百人之数，只是人多枪少。鉴于人心归向五军的趋势，在和形形色色打着各种旗号的军事集团的扩军争夺中，他们总担心一旦争夺不利，有被吞噬的危险。于是，他们决定投靠名大势强者，以张声势。时逢良机，正遇抗日救国第五军第七支队长马晓云，向铁路以南的长山、淄川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李、杜便率部投靠了第七支队，被编为第二十五中队。李国麟被任命为队长，杜心斋为副队长。李杜受编后，果然声势大振，发展甚速，携械来归者络绎而至，三月至五月即扩充到五百多人。
根据人员枪支增加情况，遂成立了三个大队，先后任过大队长的有郭春发、胡振邦、王心华、刘子宜等人，还有田耘夫、吴子咸、马叔平、王东明等知识分子辅佐。抗日的第二十五中队之名，不胫而走，充人耳闻，李胡子(李国麟的胡须长盈半尺，人送的绰号)、杜心斋的名字也随之传播出去。这支队伍频繁地活动于周村以南和淄川北部、西部地区，不断给予日军以威胁和打击，还按照支队的指示命令，扒铁路、摸岗楼，牵制日军的军事行动等等。所有这些实际抗日行动，曾一度为人民所称道。
（二）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中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独立第三营，隶属支队长廖容标领导，景宜亭、樊语乡、李崇功等三同志被派往三营作政治宣传工作。不久，樊、李奉命调离三营，留景宜亭任三营教导员（此处有误，三营教导员为刘春，景宜亭时任连指导员。编者注）。根据三营的军风军纪情况，支队部下令，调三营赴沂水县岸堤村进行整训。出发前作了如下部署：李国麟率部队南下沂水(称前方)，参加整训，杜心斋留少数武装和文职人员驻守原防地，继续扩充兵力，壮大队伍。吴子咸率领部分人员，往来于岭子峪至滴水泉、马棚一线，担任前后方情报传递、运输补给、保卫前后方战道畅通等任务。
三营整训过程中，李、杜等少数分子居心叵测，凶相毕露。他们本能地发现，景宜亭等在部队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到李、杜的山头思想和军事权欲。于是，他们便编造谎言，蒙蔽士兵，利用下级官兵(绝大部分是周村及其附近的人)念家思亲的心理，从中制造离心分裂，使用利诱、威胁两手，裹挟了三营的大部分官兵，从沂水的田庄北村（此处应为“田家北村”，今属沂南。编者注）秘密潜逃，拉回了淄川。在李国麟潜逃事件中，景宜亭同志险遭毒手，幸有人从中说情，始免于难。李国麟潜逃回到淄川以后，散驻于淄川六区的戴家庄、官庄等村进行休整。次日是三八年的仲秋节，杜心斋、王东明专程来见李国麟，商量投靠秦启荣事宜。
王东明详细说明了他与秦的旧关系，并保证投靠秦启荣后，一定能取得信任与器重。李听后，慨然应允，表示欢迎，而杜也早有相见恨晚之叹！由于王东明牵线效劳，“买卖”顺利拍板成交，遂即拟定了报请加委的人员名单，派吴子咸、胡振邦跟随王东明携带名单疾赴新泰县杨柳镇会见秦启荣。宾主相见，亲切异常，当日中午，秦启荣举行欢迎宴会，招待来宾。出席宴会的有：秦启荣和他的副司令朱永宝、秘书长龚舜衡，参谋主任范贯三，十八梯队司令高松坡等。宾主之间，频频举杯祝贺，他们大肆自吹自擂，而又彼此吹捧。至此，一出叛投纳降的丑剧，表演得淋漓尽致。
饭后，范贯三急速派人刻制加封李、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第二十五梯队”的官方印信，并请吴子咸等人去参谋处按照报请加委人员名单，一一填写了委任状，即：第二十五梯队司令李国麟、副司令杜心斋、总参议王东明、政训处主任韩训发、副官处主任陈仁村、秘书处主任吴子咸、军需处主任聂玉亭、军械处主任马叔平、军医处主任刘砚农。随后，派樊肇绅为驻白秋村（疑为“长秋村”之误。编者注）“联军办事处”（疑为“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编者注）联络主任。
李、杜之流，原是一小撮官迷心窍、权欲薰心的政治野心家。投秦后，更加野心勃勃，他们抢山头，占地盘，扩充军备，大抓军权。围绕这一目标，他们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甚至绑架勒索，杀人害命。即使在该部当兵，也要碰运气，如李义芳生活无着，被人拉去当兵，因汉奸嫌疑而被活埋，作法是先杀后查，几天后才得知，李仅在周村维持会当了五天民夫就送了命，给出的结论叫做“情屈命不屈”。再如，王金堂去黄住（疑为今周村南郊“皇住”，抗战时期曾隶属淄川六区。编者注）探亲，因犯有勾通翟超(秦属部队)之嫌，连同其街邻樊崇德一并活埋了。为了敲诈，借樊案揑造罪名，株连了周村一家手工业户，致使该户倾家荡产，穷困一生。上述王、樊、李皆是周村辛街子居民，仅一条小街就冤死了三人(以后该街继有因嫌被杀的人，余不列举)。
秦属各部之间，互相觊觎，彼此吞并。在撕咬斗争中，二五子是胜利者。从三个大队发展到五个大队，先后有韩长萃、刘宗河、王树年等充任大队长，这是其主要武装力量。此外，根据任务性质和需要，还建立了临时性的队和组。
杜心斋率部分亲兵，出没无常，活动于淄川西北部的黄住、魏家庄、池子头一带。淄川六区，原属赵子忠盘据，赵投入石友三开赴黄河北，防地归属了二五梯队，这样，他的控制地区为：北至胶济铁路，东接张博铁路，西至王村镇，南达三白秋一带，包括整个淄川五、六、七区。司令部常驻滴水泉、马棚、岳峪等庄。该部在岭子峪设有给养站、服装厂、印刷厂、修械所，在各大村庄集市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税收之苛，谷糠榨油，雁过拔毛。更有甚者，他们强劫过往行人的财物，反嫁祸于八路军，真是无耻之尤。因此，过往行旅，商贾小贩，无不视其防区为畏途。二五梯队，上自司令，下至队长，绝大多数都娶小纳妾，一人娶几房的司空见惯，奸淫猥亵妇女的屡见不鲜。因此，“二五子”臭名远扬，人人痛恨。
（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五纵队调李国麟率兵去莱芜司令部。开拔前的部署是，吴子咸暂留后方，负责后勤事务(赶制军服)；李清廉带短枪队，除保护司令部家属外，还帮办后勤事务；杜心斋总揽一切，任务仍然是大力扩军和积蓄粮饷。这一部署，正为杜心斋以后结党营私，招纳亲兵，制造分裂，提供了有利条件。李国麟带兵南下，驻莱芜颜庄，东面的双龙峪是国民党第五纵队司令部驻地。李国麟为秦启荣担当着西面大门看守兵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春，李国麟回淄川岭子峪订婚后，旋即回到颜庄举行婚礼。杜心斋同吴子咸为李结婚专程赶赴颜庄，在那住了五天才赶回淄川，吴子咸之去颜庄，纯为礼节而往，杜心斋之行则别有用心。杜心斋在颜庄，详细了解和观察了李的声望、实力，部队团结情况，取得了敢于制造分裂的重要依据。李国麟也并非闭目塞听无视杜的行动，他们之间，早已各派其心腹打入对方的机要心脏，互相监视，旗鼓相当，阵线分明。李国麟，头脑昏昏，狂妄自大；杜心斋，野心勃勃，权欲薰天。这时，双方的智囊谋士乃至下级军官，都在暗自盘算着分裂后的各自归宿。
一九三九年夏，李国麟命令胡振邦留守颜庄，亲自带兵回到后防林峪后，即下令召集杜及其要员到司令部开会。杜心斋拒不到会，王明东、田耘夫、马叔平等也都托辞拒绝出席。至此，分裂局势由隐蔽而公开化了。李国麟迫于形势的突然恶化，在紧张的气氛中，带兵星夜奔回颜庄。秣马厉兵，以备一战。同年秋，李国麟与纵队保卫团团长秦某(秦启荣之兄)发生了磨擦。当时，秦启荣适回邹县(原籍)，李国麟不辞而别，私自带队拉回了淄川。在黄连峪与翟超遭遇开了火，战斗进行两天，李势不支，即撤出战斗，转移到大小地铺等村进行休整。吴子咸闻讯后，急从沙沟赶去会见李国麟，并致慰问。吴见部队官员多数改换了新人，经李介绍，认识了新任副司令蔺华亭(原任赵子忠部大队长)，参谋长王寿臣，副官长孙成九，秘书长魏泽南，军法官孙丙南(旧时县长)等人。
这时，杜心斋的部队，布防在沙沟以东以北地区，对李部还不敢轻举妄动。初冬的一天，李为对付杜心斋和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召集了主要官员会议。会上，李国麟提出了将部队拉过铁道北，另行开辟新防地的主张，而与会者大多数认为，铁路以北可利用回旋的地区狭小，南接铁路，东边是日军重兵踞守的周村，南、北两面是长山八区，为八路军的根据地。此地是四面受敌、无险可守的死角，因而没有形成决议就散了会。大约过了一个月，李国麟不同任何人商量，擅自下令将部队开至铁路附近的阳夕、河东、彭家庄安营。
吴子咸见势不妙，心情焦急地劝告李国麟说：“咱们已经给日军送到了咀边，地形太危险，应马上转移！”李国麟若无其事，并大言不惭地说：“不要忘了我们也有五百多条枪，来个百八十的洋鬼子，保证打回他们去。”吴子咸虽然焦灼如焚，只好沮丧不语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副司令、参谋长不辞而别，军法官也请了病假，士兵开始开小差，李国麟仍无动于衷，泰然如故。部队接近铁路时，日军了如指掌，正在集结兵力，待机讨伐，而一介武夫的李国麟，却夜郎自大，藐视日军力量，昏昏然坐以待毙！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国麟严令部队乘夜越过鉄路。当夜，部队开到了仅离大临池火车站约三华里之遥的洞之头、北园几个庄，又不作防御警戒，仅布设了少数岗哨，便高枕无忧，梦入黄粱了。次日(二十六日)拂晓发现敌情时，日军已从四面包围上来，在仓惶忙乱时刻，哪能来得及列阵抵抗，只凭各自为战，东奔西逃。约两小时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杂务人员死伤十之七八。李的父亲被打死，新婚妻子被打伤，李国麟跟李文广(李的外甥)带短枪队，直向鉄路方面冲去，这里是日军疏忽大意的(火力薄弱)缺口，李侥幸冲过鉄路才免于死亡。
吴子咸藏在牧羊人的家里，次日乘夜逃出。军医官樊子明，被打伤臂膀，逃进了周村。李国麟尚余三十几人，逃至淄川七区，昼伏夜出，苟延残喘。不久，投入吴化文的四师。时间不长，又偷偷逃回淄川，在三教堂被杜心斋突然袭击，李清廉和其家属当了俘虏被扣押起来。这一来，李的枪兵几尽，于是便躲藏起来。李在山穷水尽之时，却被曾任他的大队长、已投入张店日本宪兵队当了特务的王树年发现。经王介绍，李国麟当即当上了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的特务队长。
(四)
李、杜分裂前，杜乘长期留守在后方之机，招兵买马，网罗亲信。李国麟垮台，杜趁火打劫，捞取了不少的人和枪，发了横财。在军力膨胀的同时，官运亦随之亨通。在秦启荣推宠垂青下，二五梯队司令的头衔，当然落在他的头上。杜心斋是个枪杆至上、“金钱万能”的虔诚信徒，对搞枪、搞钱，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他任用盂兰生为军需主任，扩大了军需队，加强了这个队的武装力量，使其无法无天，大量地干着绑架勒索、肆意敲诈的罪恶活动。他还恣意纵容其官兵，不择手段地大搞其枪，大搞其钱，其部下官兵，曾无耻而俏皮的对人说：“你看我的枪口里有啥?”对方茫然无从回答，他接着说：“有土地，有房子，有钞票，还有俊闺女呢。”
一九三九年底，八路军三支队的马晓云同志，奉命去延安深造。三月初，马所留守的短枪队队长马振庭，投降了杜心斋。这一事件的发生，轰动了社会，成为一时的新闻。人们议论纷纷，真假投降，其说不一。马振庭叛变仅带出了十几个人，人数虽少影响却大，杜的内部也舆论哗然，满城风雨。田耘夫就此曾对人说：“杜司令受降了马振庭，是一则一喜，一则一惧”，王东明等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说：“有我们几个人，不管马振庭有任何背景，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马振庭是原长山县八区于张庄人，马投杜后，这一带的人应马之招(包括利诱和威胁)前来当兵，部队很快壮大起来。杜如获至宝，奉若上宾，遂将杜家庄张氏之女嫁于马为小妾，使用美人之计加以笼罗。马也准备卖力气作为答谢。
杜心斋根据实力增长情况，作了新的部队扩编和驻防地区的部署：一大队长李荣芳，下属一中队长彭延令、二中队长柏恒玉、三中队长李龙江，大队部常驻北河东村，部队活动范围为白云山东麓各个村庄；二大队长马振庭，下属大队副高天民、参谋(兼)军需宋先斋、四中队长马逵(马振庭之胞弟)、五中队长王宗利、六中队长李茂友，大队部常驻周村西郊王家庄(投降日本后的驻地)，部队活动于长山、邹平接壤地区；
三大队长胡玉民(杜的外甥)，下属七中队长王怀良、八中队长刘宗河、九中队长李海亭，活动范围为马尚、涯庄一带，大队部常驻涯庄；直属队长吕凤刚(吕不久被打死，改由刘培水担任)，所属队长王金中，队副刘培桐，随杜心斋驻杜家庄(司令部驻地)；挺进队长陈冠军，军需队长田成桐(不久改任挺进队长)，传令队长赵法章。全部可以投入战斗的武装人员，约一千五百多人(对外号称两千)。
一九四O年初，国民党二五梯队奉命改编为“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此处有误，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秦启荣部只有七八九三个支队，第二支队隶属第一纵队张里元部。编者注），人员的职衔基本未变。新任人员和调补官员有：第二支队长杜心斋(惯称司令)，支队副闫执礼(化名韩德干，黄浦军校十三期毕业生)，政训处主任夏天吾(湖南人)，副主任张升庵(滕县人)，参谋长李荫庭，参谋胡济民、宋去飞，
随从参谋胡道正、宋希赞，军需主任孟兰生，副主任韩子均，军事教官苟坦元(黄浦军校毕业生)，副官马志坚、王新亭，总参议王东明，参议吕景章、陈仁村、丁隆文、马叔平，军法主任兼驻周村办事处主任田耘夫，军医处主任刘砚农，军械处主任李英彬，团务(三青团)负责人张兴兰、谭冠吾，通讯(电话室)负责人刘宗塘，日语翻译王茂山。此外，担任过大队长(副)和中队长职务的还有韩长萃、陈立和、王心华、李万钧(马振庭死后李继任第二大队长)。
杜的部队、机关，乃至司令部，长期固定不移地与近在咫尺的日军和平相处，互不干涉，杜的智囊田耘夫露骨地说：“我们既反共又抗日，两面受敌的傻事不干。”实际上，杜日之间早巳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杜方在日军默许下，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对付八路军。
一九四O年，侵华日军掀起一股“反共倒蒋”的恶浪，实际上是一种诱降蒋军、共同反共、互相提携的战略宣传。就在这一片甚嚣尘上的虚伪宣传中，蒋军阵营，上自高级将领大人物，下至地方游杂小土匪，起而应声，纷纷抛出了什么“曲线救国”“灰色抗战”等叛国投敌口号。有些民族败类，竟制造了“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无耻谰言。杜逆心斋就是这样一个卖国求荣、捷足先登者。同年初，他升官纳降，发了横财，迅速膨胀起来。
于是，在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机，便公开大搞其叛国投敌的活动，将其喽罗尽情地打扮了一番，穿上灰色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周围镶有红线、中间是篆书“心”字帽徽的军帽，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周村日军守备区，成为皇协部队。投降日军的掮客是淄川六区伪区长李子久，全权受降代表是田耘夫、王东明。杜心斋精选了两个娴于辞令的谋士，经过一番策划，想出了两个番号，一是“淄长人民自卫团”，二是“秋四二八五部队兴亚第二大队”。这两个番号(团队)的头子当然是杜心斋，田耘夫任周村联络办事处主任。
二五子受降日军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为之震惊，尤以周村城内工商各界最为惊恐。因为在杜投降前，曾向周村城内投发了大量的、巧立名目的什么抗日捐、救国捐、军需费等等的苛捐摊派。如数缴了款的，被日寇军警宪特侦悉，加以“资敌”罪名遭受迫害。抗拒不交者，认为结怨得罪了杜某，后果何堪设想。
杜心斋杀人手段十分狠毒残忍：砍头、活埋、投井、刀铡、挖心、吊打致死，无所不用其极。胡立东，因有勾通八路刺杀吕凤岗之嫌，就被挖心祭灵，使人谈虎色变。泉祥茶庄(大商号)店员张尊成和济南联号的穆曰森，误坐了杜兵化装监视在该号门前的人力车，在去火车站的马路上即被拦截绑架了，出联银(伪币)五万元赎回。德仁厚银号被破门而入，抢走万元。同院裕太祥经理王子成，被绑架到周村南城墙上，正要顺绳缒城，被伪军冲散脱险，事后向伪军致谢，花了很多钱。棉花市街口的全盛酒店店主陈凤洪，被捆绑至周村太乙门处，缒城而下，扣押起来，威逼回赎，陈虽赎出，因花费钱多，酒店不久也就关闭了。继后，甚至猖狂到明火执仗、公开绑架。
杜指令孟兰生的军需便衣队，潜入城内，隐蔽散居，专门从事强劫架持任务。开始，杜心斋小心警惕，居于幕后指挥，不肯进城。后来，认为城里可以享乐自在，不久便带着保镖打手(卫队)前护后拥，进了周村城。他不去办事处，而和一个叫陈克礼的商人打得火热，常在陈的住处吸鸦片、嫖娼、打麻将，尽情吃喝玩乐。一些受害人家，知道了陈、杜的关系，纷纷要求陈为其说情。因此，陈就成了杜的说“票”(被架人俗称“票”)掮客。
马振庭自投降了杜心斋，受到了杜的垂青恩遇，他受宠若惊，确实为杜大卖力气，不时大搞窜扰解放区，抢粮逼款，抓兵抓人，寻衅偷袭，策动叛变等罪恶活动。
一九四一年夏初，马派人将我三支队连长穆兴隆的母亲穆于氏，从大庄(周村南郊)瓜地里抓捕，押到王家庄(马的大队部)严刑拷打，几天后转送司令部加以杀害。于氏没逃出的十三岁小女兴文，骤闻噩耗不知所措，幸得邻居劝解，并领她去杜家庄北水沟旁刑场认尸，那里尸骨累累，血肉狼籍，翻认了许多具尸体，才从衣着上认明其母，兴文大哭一声，晕倒在地，邻居们急忙救护，始得复苏，大伙又将于氏遗体转移掩埋。逃出去的二女兴云，闻母惨亡而过度悲痛，得了严重神精病，至今未愈。
马振庭随着杜心斋的膨胀而逐渐嚣张起来，他极力仿效杜心斋，带着传令兵，威风凛凛，骄气十足地进入周村。因看戏与县大队副(兼翻译)李品生动了武，开枪大闹同乐戏院，由于寡不敌众，跳城而逃。日军当局针对马振庭大闹戏院，认为他触犯了日军侵华利益，决定先给走狗杜心斋个颜色看，当即勒令撤销办事处，并限制进入周村武装人员的名额，以及让杜心斋确保周村市面的治安等等，经过田耘夫几番唇舌，将办事处迁往华东旅社，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其余各条，从宽从缓，草草了事。虽然这样处理，也使杜心斋感到不快，同时又感到马振庭的势力，已经膨胀到尾大不掉，几与其平分秋色的程度。这一切都使杜心斋忐忑不安，耿耿于怀。然而，马振庭也自认为羽毛丰满，敢于与杜分庭抗礼。因此，他毫不在乎这个不准别人在其身旁打鼾睡的独夫杜心斋。
杜奉日军之命，派调一个大队的兵力守卫南大门的太河地区。这部分兵力，由副司令闫执礼指挥，部队中有个聂玉亭，在李、杜的分裂之际，曾携械投降了八路军马晓云部，后又跟随马振庭，一同投降了杜心斋。此时，杜心斋怀疑聂玉亭是奉八路军之派遣搞假投降，于是，派人在太河将聂暗杀了。马振庭得到的情报却是，为刺杀马(振庭)而误杀了聂玉亭。据此，马振庭亲自带兵包围了司令部。当时，被在场的杜的朋友博山汉奸唐云三，从中婉言解劝，将马振庭说服。马仅将杜谴责了一通，就放虎归山，偃旗息鼓而去。
死里逃生的杜心斋，以此事为端，罗列了马的罪恶，状告到了主子日军那里，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将马骗至日军守备队，设局逮捕。经日军审讯后，交给了杜心斋，杜先将马吊打得奄奄一息后，连同马的几个传令兵一齐活埋了。马振庭胞弟马逵，得知其胞兄被诱捕的消息，即带部分士兵，逃投了邹平的张景儒部(不久，马逵等被张杀了)。杜心斋在日军帮助下，顺利消灭了马振庭，解除了后顾之忧，遂着手整编二大队，以李万军任该队大队长，进行了内部清洗及一系列的整顿工作，转而死心踏地地投入了日军怀抱。他依恃日军的护庇，张牙舞爪，不断向八路军三支队寻衅骚扰。然而，他得到的是针锋相对的反击，节节失利。杜逆虽屡受重创，但不思悔改，一味与八路军为敌。
(五)
一九四二年初，正当杜心斋得意忘形十分嚣张之际，马晓云同志从延安回到了部队。鉴于杜逆之猖狂气焰，感到非常气愤，当即分析了目前形势和开展淄、长地区的工作任务，决定先行消灭杜心斋这个害人虫。为此，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并批准了马晓云的战斗计划。
马晓云首先利用家籍当地、熟悉地方情况的便利条件，派遣得力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反奸计，进行策反瓦解工作，如大量制造反间舆论，巧妙地利用杜投日后造成的后遗症(架票行为，以及三纵二支队番号问题)，加深了日伪之间的矛盾，加速了日军消灭杜心斋的步伐。六月，日伪当局先行抓捕绑架凶手孟兰生，继而，日军守备队长加滕、长山县大队顾问钟谷、县政府顾问山川，他们口径一致地假意放出了要给杜部日式武器装备的风言风语。田耘夫对听来的谣传信以为真，便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杜心斋。杜聆听之下，初则有些怀疑，经过田耘夫一番解释，杜亦抛弃疑团信以为真。他们正在暗喜之时，忽然接到了日方给杜以日式装备和邀请高级官员参加淄川伪县政府大楼落成典礼的通知，时间定于七月十二日。
杜召集了李容芳、李万军，王东明、李子久、王茂山、田耘夫、赵俊生等官员，并带领卫队吕会滋、薛本利、刘春生、王宗学、解风华、胡立志等十来人，冒着炎热的天气，连绵的大雨，准时到达了淄川。日军官和伪县长孙国栋“热情”欢迎招待。至夜幕将临时，除李子久一人留在县府，其余全部人员跟随日军官去三里沟日军兵营开会，进营后按官兵分开的规定，杜等官员被邀进一口屋准备吃西瓜，卫队留在另一口屋里等候差遣。
胡立志无意地从屋里走出来，见一小队手持带刺锥枪的日军站在院子里，胡问：“什么干活?”“开路干活！”日军回答。就在此时，胡突然听到屋内一阵乱嚷，原来是杜等就擒时的叫喊！日军遂即又向卫队下了手，这时胡立志已被埋伏的日军打穿了腿，仍拼命冲出铁丝电网(不知什么原因电网无电)，开枪还击，不远遇上了解风华，两人一面开枪，一面匍匐奔逃，趁夜晚天黑艰难地逃了出来，胡、解是这次被捕过程中唯一幸逃的两个人。其余人员除当场被打死者外，杜心斋等人全部束手被擒，并转送张店宪兵队受审，后在张店东郊被断头送命。
杜的部队，被日军分别包围在部队驻地，各个歼灭。逃脱的文武官员有：李海亭从马尚村带少数士兵逃出，投奔了孟昭晋；苟坦元逃出，投了淄川县警备队；闫执礼、李英彬、白桓玉、韩子均等人，脱险隐蔽；田成桐(因外出乱搞妇女)逃出，投入了邹平张景儒的杜佑之团；陈冠军逃出，投入长山县警备队，当了中队长，后被日军消灭。被俘士兵约八百余人，解往抚顺等地的集中营所属坑矿，强服劳役。
杜心斋部队被消灭后，李国麟为复旧仇，带着搜索队，给予最后洗劫。李国麟以杜死为鉴，偷偷离开宪兵队，辗转流窜，于一九四四年，投入了伪汪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当上了团长(人枪不过三百)。同年夏初，在莱芜和庄，被八路军俘虏，经当地人民公审后处决。
至此， “二五子”及其元凶李、杜等人，终因作恶多端，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成为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来源：夕阳红似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