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辈子最硬气的，怕就是这桩事了。”1950年香港码头，孙科攥着褪色的船票对老友苦笑。咸腥的海风卷走他半截烟灰，远处汽笛声中，这位曾经的国民政府要员连毛衣领口都磨出了线头。此刻距离他拒绝蒋介石赴台邀请已过半年，曾经属于”国父之子”的光环早随黄浦江的浊浪飘向深海

“这辈子最硬气的，怕就是这桩事了。”1950年香港码头，孙科攥着褪色的船票对老友苦笑。咸腥的海风卷走他半截烟灰，远处汽笛声中，这位曾经的国民政府要员连毛衣领口都磨出了线头。此刻距离他拒绝蒋介石赴台邀请已过半年，曾经属于”国父之子”的光环早随黄浦江的浊浪飘向深海。

1895年那个闷热的夏夜，六岁的孙科躲在檀香山唐人街裁缝铺二楼，看父亲打包旧书稿时白汗衫渗出血迹——清廷刺客留下的刀伤还未愈合，孙中山又要启程发动起义。五斗橱里至今收着当日家书：”宁儿见字：唐人街梁掌柜处存有为父十年积蓄，若此去无归……”字迹被南洋潮气洇得模糊的部分，像是预言了这对父子纠缠半生的宿命。

喝惯美国自来水长大的孙科，硬是被父亲用文言家书灌出了旧式文人的骨气。旧金山华侨圈子里流传着件趣事：1909年某个雪夜，十八岁的少年为节省电费蹲在图书馆走廊抄写《资治通鉴》，冻僵的手指把”明治维新”抄成了”明志维新”。那年头留洋子弟要么沉迷舞会要么倒卖古董，他却捧着父亲寄来的《建国方略》手稿当枕边书。

转折发生在1921年广州城头的硝烟里。廖仲恺举荐二十八岁的孙科当市长时，没人料到”国父独子”会在上任第七天，因为警察局长贪污案连夜带兵包围市政厅。老辈人提起这桩轶事直摇头：”到底是喝了洋墨水的少爷，哪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他亲自审问犯人的案卷里还夹着张字条：”父若查访此事，万望实情相告”——当年偶然视察市政，差点把查贪的儿子当成逞英雄的愣头青。

南京中山陵松涛阵阵的1937年，孙科以立法院长身份陪蒋介石谒陵。仪式结束时的五分钟单独会谈，侍从官透过窗棂看见蒋氏把青天白日勋章别在他胸前，孙科后退半步的细微动作被阳光拉成一道阴影。坊间传闻，那天他回家后把所有勋章锁进檀木匣，连同匣底的英文剪报——那是三年前《纽约时报》关于他怒斥孔祥熙贪腐的头条。

抗战胜利那年，在上海汇中饭店顶层的庆功宴上，孔二小姐端着香槟凑近孙科耳边：”表哥当年若肯松松口，现在财政部的椅子早该换人坐了。”他擦着金丝眼镜没接话。冷掉的鹅肝酱在瓷盘里凝出油花时，窗外外滩的霓虹灯恰好映出”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像极了父亲墨迹未干的横幅。

1949年春天的南京格外潮湿。当蒋介石派专机接人的电报第三次送到香港浅水湾豪宅，孙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的手有些发颤。九岁长孙女握住他衣角问：”爷爷我们真要住小岛上去吗？”他瞥见窗外园丁正给新移栽的木棉松土，突然想起二十六年前在广州，自己亲手种下的那排凤凰木——而今怕早成了解放军的拴马桩。

在巴黎拉丁区逼仄的公寓楼里，昔日的孙院长学会了对房东太太陪笑脸。有次买面包摔碎了眼镜，他摸索用红墨水在《费加罗报》边角写打油诗：”隔海犹闻机杼声，五更灯火映汗青。”法语翻译看不懂”机杼”典故，倒是注意到他毛衣肘部磨出的破洞。寄居纽约时更窘迫，女婿每周悄悄塞来的二十美元，总被他转手给唐人街的落魄侨领。

1965年台湾士林官邸的接风宴上，望着满桌故旧新贵，孙科坚持用白瓷碗盛了半碗阳春面宴会厅鎏金吊灯投下的光晕里，当年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孙公子，正仔细把葱花均匀撒在汤面上。副官后来回忆，老将军离席前特意要了张纸，用颤抖的手抄了半阙《扬州慢》——那是他父亲生前最爱的词牌。

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台北阳明山种了半亩梅花。某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护士听见轮椅上的老人喃喃自语：”那年旧金山大雪，父亲来信说革命成了便要建万间广厦……”枯枝上的寒梅突然坠落，惊起满山白鹭，恍若当年翠亨村祠堂前扑棱棱飞走的家雀。1973年秋风乍起时，值班医师记录下他最后的清醒时刻：昏迷三日后突然坐起，用广东腔的官话喊了声”阿爸”，手指向西边书架上的檀木匣。

来源：咸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