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西关街道开始拆迁那天起，家家户户门前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只有我家老屋门前插着一把生了锈的锁。爸爸每天早上依然戴着那顶掉了色的草帽，背着装了三根钓竿和半瓶米酒的帆布包，从满是杂草的小路走向村后的小溪。

村里人都喊我爸”倔老头”。

从西关街道开始拆迁那天起，家家户户门前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只有我家老屋门前插着一把生了锈的锁。爸爸每天早上依然戴着那顶掉了色的草帽，背着装了三根钓竿和半瓶米酒的帆布包，从满是杂草的小路走向村后的小溪。

“张根林，政府给的补偿不低啊，你这老骨头还要犟到什么时候？”村委会主任李大奎隔三差五就来敲门，手里拿着拆迁协议，上面的红手印一个比一个鲜亮。

爸爸总是摇头：“大哥还没回来，这屋子不能动。”

“你大哥出国三十年了，人都不知道在哪，你守着这破屋子干啥？”

爸爸只是摸出烟袋，慢慢地往里填烟丝，一言不发。那个掉了漆的烟袋是大哥临走时送给他的。

我搬出去住了，在县城买了套商品房。每周回来看爸爸一次，带些菜和水果。每次都看到院子角落那个蓝底白花的搪瓷脸盆里泡着几件衣服——大哥当年留下的几件衬衫，爸爸说洗干净了等大哥回来穿。那些衣服早就泛黄发硬，像一页页过时的日历。

村里人都说我爸犯傻，我劝过好多次。“爸，搬到我那去住吧，小区环境好，有电梯，您上下楼方便。”

“不去。”他总是摆手，“你大哥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

“都三十年了，大哥要是想回来，早就回来了。”

爸爸翻出一个快裂开的塑料袋，里面是几张泛黄的明信片，上面的邮戳模糊不清。

“他答应过会回来的。”

大哥叫张根柱，比我大二十岁。我小时候，大哥已经在城里的汽车厂当工人了。那是1990年代初，出国打工成了热潮，听说日本工厂招工人，工资是国内的十倍。大哥报了名，办了护照。

“咱们村第一个出国的，了不起！”村里人都这么说。

临走那天，大哥给了我一个红色的铅笔盒，说等他回来带更好的礼物给我。给爸爸留下了那个烟袋，还有三本存折。

“爸，这是我的工资，您和小弟慢慢用，我去赚大钱，等我回来盖新房子！”

爸爸没说话，只是用力抽着烟，眼睛红红的。

大哥走后的前几年，常有明信片寄回来，上面是漂亮的外国风景。内容很简单：“爸，一切都好，工作很忙，等我多赚些钱就回来。”再后来，明信片越来越少，最后一张是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收到的，上面只写着：“爸，照顾好自己和弟弟。”

爸爸把每一张明信片都装在那个塑料袋里，有时半夜醒来，我能听到他摸出来反复看的声音。

再后来，我们打听到大哥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可能去了别的地方打工。我们没有联系方式，只能等。一年、五年、十年…爸爸从壮年等到了白发苍苍。

村里人都说：“那张根柱怕是忘了家了，或者在外面成家了，要不就是…”没人把话说完。

我妈早年得病走了，家里就剩爸爸和我。我考上了县城的职校，后来在建材市场找了份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生活也就这样过去了。

拆迁的事从去年开始闹腾。说是要建什么旅游度假区，整个西关街道都要拆。

好些人家拿了补偿款，去县城买了楼房。李大奎说政府给我家的补偿是四十二万，按照面积和房龄算的，已经很公道了。

但爸爸就是不签字。

“那破房子值几个钱？”我跟爸爸急，“四十多万啊，我当初买县城那套房子才花了三十五万！”

爸爸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晒着那几件永远洗不干净的衬衫：“那是你大哥的家，他回来要住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些年我们找过大哥，托人打听过，甚至尝试联系过使馆，但一无所获。大哥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再也找不回来。

拆迁的事越来越紧。其他家都搬走了，只剩我爸一个人住在废墟一样的街道上。晚上连路灯都没有，我担心出事，硬是给爸爸装了个太阳能灯在院子里。

上个月，推土机已经推到了离我家三户远的地方。工人们天天来敲门，说是按规定不能强拆，但暗示爸爸别太不识趣。

“老头子，你这样大家都难做啊。”工头叼着烟说。

爸爸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尘土飞扬：“等我儿子回来，自然会处理。”

我也急了：“爸，大哥要是还在，也不忍心看您这样啊！”

爸爸指了指墙上那张已经褪色的全家福：“你看，这是你大哥走那年照的。他说等他回来，咱们再照一张。”

照片里，年轻的大哥穿着件格子衬衫，站在爸爸身边，手搭在他肩上。那时的爸爸还是满头黑发，身体壮实。我则扎着两个羊角辫，怯生生地站在爸妈前面。

我突然发现，那张照片旁边挂着一个日历，还停留在1995年10月。

昨天上午，我在建材市场忙着给客户报价，突然接到村里王婶子的电话。

“小张啊，快回来看看吧，镇长亲自到你家去了！”

我心里一惊，扔下工作就往村里赶。该来的还是来了，难道要强拆？不对啊，镇长怎么会亲自来？除非…

我一路胡思乱想，车开得飞快。转过村口那棵老槐树，远远就看见一排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

院子里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是咱们镇新上任的张镇长。旁边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还有拿相机的记者。

爸爸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

我刚停好车，就听见张镇长激动地说：“张大爷，您这一等就是三十年，这份家国情怀，这份亲情，实在让人敬佩！”

什么情况？我一头雾水地挤进人群。

“小弟！”突然有人喊我。

我抬头，看见人群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正看着我，眼神陌生又熟悉。

“你…你是…”我心跳加速。

“我是你大哥。”那人眼睛湿润了。

我愣在原地。眼前这个佝偻着背、满脸皱纹的老人，怎么会是我记忆中那个高大英俊的大哥？

但爸爸已经颤抖着站起来，老泪纵横：“根柱…真的是你回来了？”

大哥上前两步，跪在爸爸面前：“爸，我回来了。”

事情的真相比我想象的还要曲折。

大哥当年在日本的工厂倒闭后，确实去了别的地方打工。但在1998年，他去东南亚谋生时不幸卷入了一场动乱，被当地武装分子扣押了。由于身份证件丢失，加上语言不通，大哥被困在一个偏远山区近十年。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着回家看看爸爸。”大哥坐在我家的饭桌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说话时嘴唇还在抖。

2008年，大哥被一支国际救援队救出，但健康状况极差，在当地医院躺了两年。等他能够正常沟通时，才联系上了中国大使馆。但由于长期失联，加上当初出国时的档案资料已经遗失，确认他的身份花了很长时间。

“我连自己的身份证号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家乡的地址和爸爸的名字。”大哥吃了口面条，“这面和爸爸煮的一样咸。”

他苦笑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中文都说得不利索了。”

据张镇长介绍，大哥的事情去年年底终于有了进展。DNA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国家出资帮他办理了回国手续。而这次，张镇长亲自陪同他回来，还带了记者，准备做一期特别报道，题目是《游子归乡：一段跨越三十年的寻亲故事》。

“张大爷坚守老屋三十年只为等儿子回来，这种家风让人感动！”张镇长激动地说，“我们镇计划在新的旅游区设立一个’家风家教馆’，想请张大爷和大哥贡献出你们的故事。”

爸爸只是摸着大哥的手，一遍遍地问：“你吃了吗？冷不冷？瘦了这么多…”

李大奎也来了，站在一旁搓着手：“这事闹的…张根林，你这老骨头倒是有先见之明啊。”

我问大哥：“你怎么不早点联系我们？”

“我尝试过，但地址变了，寄的信都退回来了。”大哥说，“后来听说你们村要拆迁，我急得不行，怕找不到家了。”

夜深了，记者和镇长都离开了，说明天再来采访。李大奎临走时悄悄告诉我，镇政府已经决定不拆我家老屋了，准备把它列为”乡村记忆保护建筑”。

“这下好了，补偿款照拿，房子还是你们的。”他挤眉弄眼地说。

我和大哥、爸爸三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老屋的屋顶漏了一个角，下雨时会往里滴水，墙上的裂缝像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爸爸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陈旧的木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发黄的照片和信件。

“我都留着呢，等你回来看。”

大哥小心翼翼地翻看着那些照片：我的初中毕业照，我结婚时的照片，我儿子的满月照…三十年的时光，浓缩在这小小的一盒相片里。

“对不起，爸。我答应您回来的，结果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大哥的声音哽咽了。

爸爸摆摆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看着爸爸苍老的脸，忽然发现他左手的小指有点变形。

“爸，你的手怎么了？”

“没啥，前年钓鱼时被鱼线割了一下，后来感染了，去医院时已经晚了。”爸爸满不在乎地说。

大哥握住爸爸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我去给你们倒茶。”我站起来，走向厨房。水壶早就坏了，我用铁锅烧了水。

厨房的角落里，那个蓝底白花的搪瓷脸盆已经空了。大哥那几件洗了三十年的衬衫，此刻正穿在他身上，虽然早已不合身，但爸爸非要他穿上看看。

我突然注意到水龙头下压着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好奇之下，我翻开一看，是爸爸的日记。

大部分内容都很简短，记录天气、钓鱼收获，偶尔提到我和我家孩子。但每一篇的最后，都有同样的一句话：“今天根柱没有回来。”

最新的一页写道：“拆迁的人又来了。我知道老房子不值钱，但这是根柱的家。他走的时候说等他回来我们一起盖新房子。我答应他房子会在原地等他。一个男人要说话算话。”

落款是三天前的日期。

我轻轻合上日记本，擦了擦眼泪。水已经开了，冒着热气。我倒了三杯茶，走回堂屋。

爸爸已经拿出了那存了三十年的三本存折，还有大哥当年留下的那些钱，都交给了他：“这是你的钱，我一分没动。”

大哥打开其中一本，愣住了：“爸，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钱？”

爸爸转过头去：“那是你走后，我又打了几年工，都存在你的折子里了，想着你回来能用上。”

我知道那是爸爸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他从没买过新衣服，连感冒都舍不得去医院，说是药太贵。

“对了，”爸爸突然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沾满灰尘的纸箱，“这是你当年说要带给小弟的礼物，我都收着呢。”

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小玩意：几个破旧的玩具车，一些外国的糖果包装纸，几本日语教材…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给爸爸的信”。

大哥接过信封，手在发抖：“这是我走之前写的，怕自己说不出口，就写在信里，打算走的那天给您…后来又觉得当面说话好，就没给您。”

爸爸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信纸：

“爸爸，我去日本不只是为了赚钱。我想带您和弟弟出去看看，住上好房子。您这辈子太苦了，我想让您享享福。等我赚够了钱，一定马上回来。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您的儿子 根柱”

爸爸读着读着，眼泪落在了信纸上。

“我信，我一直都信。”他轻声说。

深夜，爸爸和大哥都睡了。我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这片星空三十年如一日地照耀着我们的老屋。

我想起小时候，大哥教我背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才明白，不管相隔多远，心里惦记的人永远都在咫尺之间。

耳边响起今天大哥和爸爸的对话。

“爸，您这些年…还好吗？”

“好着呢，好着呢。”爸爸笑着说，手却一直在抖。

“村里人说您犟，不愿意拆迁。”

爸爸摇摇头：“我就是想，万一你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

“可这房子都快塌了。”

“没事，我修了又修。你看那个门框，前年换的。屋顶漏了，我自己爬上去补的。就等你回来，咱爷俩一起盖新房子。”

大哥沉默了很久：“爸，对不起。”

“说啥呢，你能回来就好。”爸爸看了看四周，“这老房子见证了咱们家的喜怒哀乐，要拆也行，但得等你回来做决定。这是你的家啊。”

夜色中，老屋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明天，这里将变成新闻里的感人故事；后天，可能会变成某个展览馆里的照片和文字。但此刻，它只是我们的家，一个等待了三十年的家。

我拿出手机，给妻子发了条信息：“明天带孩子来爷爷家，大伯回来了。对了，帮我从相册里找找那张老照片，就是我小时候和爸爸、大哥的那张。”

手机很快震动了一下，是妻子的回复：“找到了，还有你大伯出国前一家人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那张。我明天带过去。”

我抬头看了看老屋的轮廓，它在月光下显得那么安详。爸爸守护了它三十年，而它也守护着爸爸对亲情的执着和信念。

屋内，传来爸爸的鼾声，平稳而安宁。三十年的等待，终于在今夜画上了句号。

我想起那本日记最后一页空白处，爸爸新添的一行字：“今天，根柱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却是一个家三十年的牵挂。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