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末年的桓灵时代，皇帝骄奢淫逸，大权归于近习，群奸秉权，危害忠良，贿赂公行，民心思乱；民谣中传唱的是“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高官墓穴中青砖上镌刻着“仓天乃死”的诅咒；塞外鲜卑年年入寇，内附匈奴杀官造反，数十万黄巾七州并起，凉州叛军直指长安。内忧外

东汉末年的桓灵时代，皇帝骄奢淫逸，大权归于近习，群奸秉权，危害忠良，贿赂公行，民心思乱；民谣中传唱的是“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高官墓穴中青砖上镌刻着“仓天乃死”的诅咒；塞外鲜卑年年入寇，内附匈奴杀官造反，数十万黄巾七州并起，凉州叛军直指长安。内忧外患的苦痛，哪怕过去了三十八年，世人仍是记忆犹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至此，自本初元年（146年）汉桓帝登基而始，长达四十三年的桓灵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袁绍四十四岁（书中有专章考证），孙坚三十五岁，曹操三十五岁，刘备二十九岁。

我们熟知的三国时代，源自《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的小说叙事，上起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下讫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渡江灭吴，共计九十六年时间。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其实要晚得多、短得多，自曹魏黄初三年（222年），称臣于曹丕的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宣告孙吴独立开始，至炎兴元年（263年）蜀汉灭亡，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总时长不过四十一年。

刘备、关羽、张飞、曹操、袁绍、吕布、孙坚、孙策、周瑜等，贡献最多传奇故事的三国英雄，除了刘备死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算是踩了三国鼎立的边儿，其余人根本就没经历过三国，所以，《三国演义》写到第八十五回，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篇幅已经过了三分之二。要不是后面还有诸葛亮和司马懿斗法，《三国演义》真就没多少三国内容，待到“星落五丈原”，之后的四十六年干脆压缩进了十五回的文字中，英雄的时代随着英雄的逝去，也草草落幕。

所以，三国英雄真正活跃的时代，其实是汉末三十六年，这是《三国演义》着墨最多的时代，也是人们自以为了解最深、谈兴最浓的时代。可若是回归历史上的三国，探究故事之外的真相，就会发现，不只是《三国演义》有“三分虚构”，就连存世的史书叙事，也有不少破绽。

一个典型案例是，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作为研究汉末历史的核心史料，在赵忠任车骑将军、凉州刺史耿鄙被叛军杀害和曹嵩任免太尉，三件“小事”的时间记录上多有抵牾，最多者竟然差了一整年。尽管后世的《资治通鉴》在叙述这段史事时，初步协调了时间矛盾，仍旧不尽人意，更是没有解释问题出现的原因。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涉及到曹操早年一段相当不光彩的经历，具体细节恕不剧透，书中自有详述。

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在陈寿所作的《三国志》里，同传之文字也不无矛盾之处。比如《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及曹操逃出洛阳，躲过了抓捕，“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之后，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于陈留郡己吾县起兵。

可董卓鸩杀弘农王刘辩的时间甚明，在初平元年正月十二（190年3月6日）。陈留太守张邈与其弟广陵太守张超举兵的时间，则明确在“董卓杀帝，图危社稷”之后，在《三国志·张邈传》中也提到了“太祖与邈首举义兵”，可见，曹操举兵的时间，只能在初平元年（190年）正月之后，若他真的在前一年十二月于陈留郡举旗讨董，莫非这一个多月（当年有闰十二月）的时间，都是在讨伐自己的老朋友张邈吗？

当然不可能。

很明显，陈寿的文字只是为了塑造曹操“首义”的名头，可假的终归是假的，细节多了，谎言一定会露馅。不过，这却怨不得陈寿的史德，他的作品与裴松之注释加起来不到70万字，是三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可它们的核心史源，与《后汉纪》、《后汉书》一样，都出自汉魏官史。经历了汉末动乱、朝廷播迁，之前积攒了一百多年的档案、文书流失殆尽，之后，曹操又把持建安朝廷长达二十余年，继任的曹丕则干脆以魏代汉。资料缺失之下，汉末的历史犹如一张白纸，只能任由曹魏王朝书写天命禅让的神话。

而曹魏天命故事的基石就是“汉道陵迟……群凶肆逆”之际，曹操“树神武之绩”，最终“清定区夏”，通俗地说，因为汉祚已衰，天下大乱，曹操替汉献帝平定天下，功劳大、德行高，理应由他儿子当皇帝。不过，这个故事看似合于情理，其正统性却连王莽都不如，因为结果有明显的瑕疵，中原固然平定，仍有吴、蜀拒命。曹操自己都说，清定区夏的功业只完成了十分之九；魏文帝、魏明帝也没能一统中夏，试问天命威灵何在？

在此条件下，曹魏王朝的宣传只能强调过程之“奇”，也就是曹操创造的奇迹，故此，讨伐董卓的首义元勋、解救皇帝的孤勇者、堪比白起、韩信的军事家等头衔都戴在了他的头上，收降百万黄巾、首创屯田、奉天子以令不臣、官渡兵不满万大破十万等神话，更是纷至沓来。反倒是袁绍、袁术、刘备、吕布等人的经历、功绩往往被刻意淡化，以至于他们的本传，动辄出现长达数年的记载空档，仿佛时间都被偷走了。

待到三国归晋之后，由于司马氏政权脱胎于曹魏，两代王朝权贵骨肉相连，作为曹魏正统的继承者、汉魏禅代的效仿者，书写历史依旧遵循了胜利者的立场，从根源上渗入了政治宣传的痕迹，让事实的扭曲比比皆是。这就让一系列的史书，既是历史、是文学，更是宣传、是政治。

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的《三国演义》，保留了历史和文学，增加了善恶，淡化了政治，却对魏晋王朝的扭曲宣传照单全收，以胜利者的视角讲述一出“英雄造时势”的大戏，仿佛曹、刘、孙自始至终端坐在当世英雄合影的正中央，他们的敌人只是一块块磨刀石，轮番砥砺时代主角的英雄之气，最终成为他们登顶的垫脚石。

其实，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在讲述胜利者的故事时，往往是在一张群像合影中截取角落，放大特写，一旦补上了照片的环境背景，不难发现失真、扭曲的痕迹。而环境背景包括很多要素，比如时间、地理、因果、人口、财政、官制、兵制等等，只要将它们填充进合影画面，拉远观察的距离，我们熟悉的三国叙事，立时会变成一幅打乱顺序的拼图。

当我们把观察的距离拉到汉末三十六年，整个英雄时代的尺度时，就会发现，政治势力的消长和权力中心转移的双重尺度下，可以很清晰地将它分为三段：

第一阶段，汉祚凌夷，中平元年（184年）至建安五年（200年），共十六年；

第二阶段，英雄用武，建安五年（200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共八年；

第三阶段，三足鼎立，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延康元年（220年），共十二年。

第一个分界点，是建安五年（200年）爆发的官渡之战和衣带诏事件，围绕前者的刘备南奔和孙策遇刺，和围绕后者的，以董承为首的朝中独立势力破灭，共同标志着曹操独霸建安朝廷格局的正式成型；第二个分界点，则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和曹操废三公、自任丞相，这意味着皇权威严对根基牢固的割据势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如果再把观察的距离拉远到两汉的四百年，兴隆的前汉，倾颓的后汉，共用一面汉字大旗，借助对儒家世界观的改造和嵌入，刘汉王朝在天下人的眼中，早已与天命融为一体，正如冯渝杰新著的题目——“神器有命”，可是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实在扛不住天象灾异与昏乱政治的连环击打。伴随着君臣力量对比的消长，社会矛盾的尖锐，财政压力的加大，汉王朝的大一统终于在一系列救时之策的叠加中走向崩溃，天下进入新的大分裂时代。

这一合一离的演化进程，正是贯穿汉末三十六年的历史母题，魏、蜀、吴所建立的新秩序，恰恰是一系列变革后的结果，容纳了众多救时之策的制度完全体。可是，在三国史的旧有研究中，重溯源、轻流变，多以魏晋南北朝文献记录的制度回溯三国时代，对东汉制度向三国制度的发展流变挖掘有限，让我们对三国英雄合影的环境背景有雾里看花之感。

本书的写作初衷，正是通过对上述背景因素的考证、比对，让混乱拼图中的英雄“归位”，让其回归真实历史上的本位。为此，本书一方面会对三国英雄经历的诸多重大事件进行考证、梳理，在事实层面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会对东汉制度向三国制度变化的过程有所关注，在系统层面把握源流，力图全景式地还原三国英雄时代的本来面目，探究东汉末年由大一统王朝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不过，篇幅所限，这部“字缝里的三国史”，会从汉末三十六年的第一阶段“汉祚凌夷”讲起，结构上以人物为纲，共分三本书：

第一本，主角是初平三年（192年）之前的董卓和曹操，主题是“篡权者的真面目”，名为《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讲的是董卓和曹操这两个将天子、朝廷玩弄于鼓掌间的汉末权臣，面对汉末乱世的不同选择，以及大转折时代背景下，何进、王允、袁绍、袁术等豪杰之士的复杂面相，毫无底线、两面三刀的投机者固然可以左右逢源，忠于汉室、顺应天命的士大夫一样会制造人间炼狱。他们的忠奸贤愚，全都隐藏在史书的字缝里。

第二本，主角是兴平二年（195年）之前的吕布和刘备，主题是“失败者的墓志铭”，讲的是吕布和刘备这两位屡败屡战、四处奔走的乱世豪杰，在错综复杂的忠汉、反汉势力间游走的坎坷经历，串联起公孙瓒、黑山军、陶谦、刘虞、袁术等诸侯的隐秘勾连，解答“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千年谜题。

第三本，主角是建安五年前的曹操和袁绍，主题是“官渡之战的秘密”，全方位地解析这次决定汉王朝命运的决战，在史书叙事的遮蔽下，在前人研究的误导下，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挟天子以令诸侯、屯田制、十胜十败论、以少胜多等等广为人知的话题，都将一一揭晓答案，并在胜利者书写的史书的字里行间，找到罕为人知的真相。

这三本书的故事讲完，汉室衰微背景下的英雄图景，已然全面铺开，曾经被打乱次序的拼图，也基本厘清了轮廓，至于这幅拼图究竟还原得如何，终究是见仁见智，只希望能对同好有所启发，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本文系刘三解新书《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之自序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