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它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使其成员了解自己的过去、深知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历史是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才能

历史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它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使其成员了解自己的过去、深知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历史是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才能保存自身的特性；民族、国家的成员只有获得对其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共同感知，即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延续和发展获得稳固的文化心理基础。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国家认同

吴玉军

国家是历史性的存在，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黑格尔说：“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历史记忆承载过去，启发现在，昭示未来。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需要全体国民拥有对国家历史延续性的认知和认同，这种连续性不仅回溯过去，同时也要面对现在，指向未来。

记忆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认同最基本的内涵是同一性，是指一个事物经历了时空的变化之后，还保持其基本特性。认同还意味着某种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在自我和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的一致性，它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记忆呈现了意识的连续性，使人在记忆中体认到自己是一个连续的共同体，进而实现自我认同。

“对个人而言，记忆使我们能超越动物本能获得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对人类而言，记忆则使我们的经验可以跨越时空得以传承，也为形成人类统一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心理基础。”借助记忆，人们可以超越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经验连为一体，从而获得总体性感觉与知识。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透过历史记忆，人们追寻国家的起源，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建立文化心理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这种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

记忆和失忆是相伴随的。历史记忆在时间海浪的冲刷下容易消逝。为此，必须将历史记忆以恰当的方式加以保存。历史叙事是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有效方式。叙事，顾名思义，就是叙述事情，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历史叙事是以文献、档案和遗迹为依据，对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开篇中就告诉人们：“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间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为此，必须通过历史的叙述将过去加以记载，从而为维系民族认同提供记忆支撑。具体说来，历史记忆之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具重要意义，它对于国家同一性的建构、国民归属感的形成、国民对国家献身精神的激发具有重要作用。

其一，历史记忆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国家同一性和连贯性的认知。国家认同表征了一个国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借助于历史记忆，人们可以超越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经验连为一体，进而形成对于国家连续性和同一性的认知和把握。相反，缺少共同的历史记忆，国家会丧失保持自身同一性的精神基础。历史是保留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历史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基础上的，国民对本国历史的记忆，是确立其认同的前提。在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历史课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历史教育是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内容。历史的学习使得人们了解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过去，搭建起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在时间的长河中，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每个人不可能认识久远年代的人们。但通过历史学习，可以与自己从未谋面也不可能谋面的古人建立起文化心理上的强烈关联，形成一种“记忆性的社群”，使现时代的人们感受到历史中的事件、历史中的人物曾经和自己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明中断的国家，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历史记载、保存历史记忆有关。中华民族拥有修志治史的优良传统，所编撰的史书，规模之大，存留之丰，世所仅有。浩瀚的历史典籍，完整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民族的辉煌和自豪，铭记着民族的屈辱与悲伤。“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正是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其二，借助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历史记忆影响着一个人、一个群体的身份感。自我认同的建构以外在他者为重要参照，他者是自我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正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自我才能认识到与他者有何共同之处，有何相异之点，进而达到对自己特性或认同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正是作为参照系的他者的存在，才引发自我对“我是谁”即自我身份或认同的追问。

国家认同的形成也是基于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中，民众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特性，国家之于自身福祉、同胞之间紧密关系的认知，进而促使人们生发同胞之间共属一体、个体负有对国家责任义务的强烈情感。历史记忆恰好为自我与他者的比较、自我内部成员休戚与共感的强化提供了特定场域。一个群体之所以与其他群体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彼此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内部成员之所以认为同属一个群体，很大程度在于彼此分享共同的历史记忆。

十四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岁月，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深藏每个中华儿女心中，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残暴侵略，不会忘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场景。这一历史记忆将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让我们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心系祖国、心系同胞。

其三，历史记忆传递着特定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有助于激发民众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历史不单单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主观建构，其中包含着特定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蕴含着集体行动的决心和力量。每个民族在进行历史讲述的过程中，都会将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以及所经受的苦痛与创伤以各种恰当的形式加以呈现，即向受众传达“选择性创伤”和“选择性荣耀”。

借助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际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作品的宣传，特别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教育活动的开展，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被传承下来，即使没有亲历伟大成就或遭受创伤的人们，也能分享先辈的荣光、体会先人的悲伤。“选择性创伤和荣耀使一大群共同长大的孩子彼此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将他们同更大的族群乃至国家联系在一起。”

通过历史故事、历史叙事，民族和国家经历的创伤、民族的伟大和荣光会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历史人物的崇高品格、英勇举动会深深打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生发起将先辈的伟大荣光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决心，生发出努力完成先辈未竟事业的决心。

时间与空间紧密相连。人的存在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空间性的存在。个体和群体都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中。历史记忆与空间边界的划分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地理空间中生存、繁衍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边界是一种物理界限，它在民族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中是最突出的象征”，“一切民族主义运动都或明或暗地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作为一个民族，它的领土到何处为止；它的界限是什么，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界限应当是什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划定”。疆域的概念是历史记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历史记忆中往往都有关于本民族生存空间或多或少的记载。我们知道祖国的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内的人们有哪些特征，我们的国土上有哪些地理风貌。

正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认知和地理相关知识的学习，一个身居漠河的居民，会感到远在云南未曾见面的居民是自己的同胞；一个纵使没有亲身去过西藏、台湾的人，通过地理学习也会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相反，对位于边界两侧的中缅居民而言，尽管他们经常谋面，甚至在边境贸易中互动，但他们并不感到是一个国家的同胞。正是地理边界、界碑的存在，将边界两侧的人们区分开来。历史教育提供给人们连续感，让当下的人们与自己的祖先建立紧密的关联。地理教育给人们提供边界感或区分感，告知我们人群中哪些属于“我们”，哪些属于“他们”。两种看似方向相反的过程，却起到了增强国家认同感的相同效果。

增进国家认同，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教育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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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军 著

本书一共七讲，从国家认同及其面临的挑战、意识形态建构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价值观教育与国家认同、历史记忆书写与国家认同、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认同等角度论述如何在学校场域中建构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巩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成长为有能力、有格局的一代新人。

本书适合中小学教师、学校管理者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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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玉军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专著《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建构》、《强国有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少年价值认同》等，译著《经验及其模式》、《美国中小学社会课教学策略》等，主编教材《为了未来——教师职业道德读本》（师范生分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低年级）、《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册）、《哲学与人生》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报刊发表论文130余篇。2015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9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20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来源：大夏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