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强调“文化自信”，但考古研究领域仍时常出现对本土文明的轻视乃至自我怀疑。这种“文化不自信”从何而来？除了近代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落后，学术体系中的深层结构也有影响。中国考古学诞生于“五四”运动后的“西学东渐”潮流之中。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传入，西

文化不自信、考古“西方论”与华夏文明探源——兼述翁卫和视角的方向反思

一、导言：为什么谈“文化不自信”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强调“文化自信”，但考古研究领域仍时常出现对本土文明的轻视乃至自我怀疑。这种“文化不自信”从何而来？除了近代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落后，学术体系中的深层结构也有影响。中国考古学诞生于“五四”运动后的“西学东渐”潮流之中。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传入，西方学界一些人提出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源自西亚或埃及 。国内一些学者亦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使公众的文化认同出现动摇 。为回应这种质疑，一代考古学者对周口店、殷墟等遗址展开发掘，试图用实证重建古史并恢复民族自信。

西学的引入并非单纯技术转移，而带来了一整套概念与范式。陈淳在评述考古学理论方法时指出，20世纪初“西学东渐”引入中国的正是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 ；此后，中国学界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来延伸史前编年，却常常预设夏商周三代的存在并将“文化”与“王朝”“民族”等概念混为一谈 。另一篇论述更明确指出，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那些自认为具有传统特色的方法最初也是借鉴自西方的 。这种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考古学导致一种隐性的学术依附，被认为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

二、“中原中心起源论”的局限与误导

2.1 核心观点与历史背景

“中原中心起源论”是在“西方论”的另一面，它将夏、商的中心视为华夏文明的源头，认为中华文明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孕育。该观点建立在两条假设之上：一是将中原地区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岗遗址和殷墟作为文明起源的核心依据；二是沿用西方文明标准（青铜器、城市、文字、宗教仪式中心）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尺。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明显局限。第一，考古标准不适用于中国。西方考古界提出文明起源的四要素（文字、青铜、城市、宗教礼仪中心），但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器，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这说明各地区文明起源路径各异 。中国学者江林昌提醒，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衡量将矮化中华文明 。他建议将“玉器”和“刻划符号”纳入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准，并将聚落中心与宗教礼仪中心看作更重要的标志 。如此一来，依靠青铜、文字来界定的“中原中心论”显然难以涵盖南方稻作地区更早、更复杂的文明现象。

第二，忽视多元并存的区域文明。翁卫和指出，仰韶文化只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文明火种的唯一源头 。他认为以陶器和早期农业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难以构成城市聚落和王权结构 。现实情况是，早在距今八千年前后，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等地区已出现社会等级分化、宗教图腾崇拜和复杂祭祀活动，这些地区更接近早期王权文明 。例如：

• 三星堆文化（四川）。翁卫和指出，三星堆拥有尧舜禹宗庙遗址和丰盛的青铜礼器，并可能是夏代宗庙被毁灭的证据 。他强调三星堆不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文化”，而是夏王朝早期精神政治秩序的承载体 。

• 彭头山—城头山遗址（湖南）。距今七千年前的稻作定居社会，已拥有巨大的城墙和水利设施，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组织 。

• 良渚文明（浙江）。距今6300–5300年，形成了城市、水利工程和神权阶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最接近“国家”形态的原型 。良渚人的玉器、宗教和水工系统远超同时期仰韶文化的复杂度。

这些事实表明，中华文明由多区域、多文化共同孕育而成，而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

2.2 科技与农业的新因素

中原中心论还误解了早期技术传播路线，夸大了中原对技术的独创性。例如，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先民“从西亚经中亚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引进了黄牛、绵羊，并驯化了野生大豆” 。到距今4300年左右，黄河中游地区已形成粟、黍、稻、麦、豆五谷齐备的多品种种植体系 。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铜冶铸技术明显受到西亚、中亚的影响。这说明中原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出土的红铜和青铜器表明在接受西方冶铜术之前，中国南北各地已经自主或并行发展冶铜技术，早期铜器主要用作装饰品而非大规模礼器 。

通过这些事实可见，中原中心论忽视了技术传播是互动且双向的：一方面西来的小麦、冶铜等技术被吸收并创新；另一方面南方的稻作、玉器和祭祀文化反向影响了中原。这种“多元互动”才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本质。

三、“新考古学”的继承与误区

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等提出“新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强调科学化、定量化和文化生态学，以解释社会文化演化规律 。新考古学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其科学方法推动了田野调查和环境分析等技术进步。然而，部分学者在接受新考古学时忽视了其理论本身的适用范围：新考古学强调文化作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忽视神权政治、礼制等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核心作用 。于是，有学者照搬西方范式，将文明起源片面归因于环境压力和物质技术，却不能解释中国礼器、玉器以及礼制在社会整合中的深刻作用。

陈淳指出，考古学理论方法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适性，但具体运用需结合本土实际。中国考古学借鉴西方理论时往往只重视器物分类和科技测年，却忽视理论分析的深化 。更重要的是，一些所谓“中国特色”的区系类型框架，其实是对柴尔德文化镶嵌模型的再发挥 。因此，他呼吁不要忘记“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不要把闭门造车的“特色”方法误认为创新 。

这种提醒并不是否定外来理论，而是强调在借鉴西方时应保持主体性，用中国的史料、地理与文化传统去检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解释框架。例如，文化—历史考古学关注文化的时间空间分布，但它在中国的实践中常与“夏、商、周”王朝的传统史观混淆 。若不区分“文化”“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讨论文明起源便会陷入概念混乱。上古史研究急需基于考古材料和人类学资料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才能避免误导。

四、翁卫和视角：文明探源的三大源头

翁卫和的研究为摆脱“中原中心论”提供了重要思路。他强调：“华夏文明是多源共生的，不是一枝独秀”，提出稻作农耕、单质金属传统和祖先祭祀三大源头 。下面从玉器与稻作文明的结合谈起，阐述这种多元共生思想。

4.1 稻作与玉器：文明内涵的象征

玉玦是一种环形玉器，开口不闭合，形象呈现“缺而不圆”，象征生死转换和圆缺之际的哲学思考。考古学证明，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兴隆洼文化，先民就能制作精致的玉玦、玉坠 ；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也出现了与之形制相似的玉玦组合 。在河姆渡文化中，玉玦与玉管、玉镯上的“双鸟负日”图案反映了对太阳和鸟神的崇拜 。这些玉器出现在稻作农业繁荣的南方，说明玉玦是稻作农耕文明的产物，其象征意义来自农耕社会的时间意识和祖先观念。随着稻作富庶，南方社会开始出现专门化的玉器制造业，玉器不仅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宗教器物，承载着祭祀和礼仪功能 。

翁卫和认为玉玦是记录人类思想的物证：其“缺口”寓意生死分离，是三皇五帝时期最初的宗教象征，诞生于墓葬场景，反映人们对死亡的决断与分离 。他将玉玦视为稻作文明的精神记忆，指出兴隆洼、河姆渡、良渚三地玉玦可以互相印证中华文明南北互动的早期历史 。

4.2 单质金属传统与礼制的南北传播

在黄河流域，早期的铜矿和冶铸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铜器多用于装饰品、兵器等实用器物；而在长江流域，以单质金属（金、铜、锡、铅）作装饰、祭祀器物的传统则十分突出，例如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和金杖 。这些器物以宗教祭祀为中心，其制作工艺远超同期中原地区，反映了南方宗教体系的独立性。翁卫和指出，三星堆是夏王早期的王都，其宗庙系统是中国礼仪制度的先声 。从三星堆到殷墟，礼器纹饰的变化体现了礼制由南向北传播的过程：早期南方礼器上常见天帝、神鸟等图腾，而二里头遗址的礼器简朴，以网格纹为主，表明其作为方国无权使用天帝图腾 。这种由南向北的礼制传承，打破了传统“北向南”传播的刻板印象。

4.3 祖先祭祀与神权政治

除了稻作和金属，祖先祭祀系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根源。良渚文化建有祭坛和水利系统，出土大量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的玉琮、玉璧，构建了成熟的宗教等级体系 。三星堆祭祀坑中高大的神树和青铜人像象征通天神权，表明宗教政治与王权结合 。这些遗址说明，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起源于南方王权社会，在殷墟之前就已形成。翁卫和强调，中原的殷王朝是在吸收长江流域神权体系和礼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礼器由南向北的传承无可争辩 。

五、文化自信的回归：多元一体的新视角

上述事实揭示了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三条基本原则：

1. 批判外来范式的局限，建立自有标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应以问题为中心，既要学习科学化手段，又要吸收中国传统文献和实践经验，以“聚落与礼仪中心、玉器、刻划符号”等标准理解中国文明起源 。不要把西方青铜器、城市、文字等标准机械套用到中国。

2. 破除中原中心迷思，重视南方源头。仰韶文化只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支流，其彩陶文化和村落形态不具备王权文明的特质 。中国文明至少有稻作、单质金属和祖先祭祀三个源头 ；兴隆洼—红山、彭头山—城头山、良渚、三星堆等遗址表明，珠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早在黄河中游王朝出现之前便有高度发展文明 。考古研究应覆盖全域，不应仅在长江以北寻找答案。

3. 强调多元互动、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发展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相互吸收。中原地区在接受西亚的小麦栽培和冶铜技术后进行改造，形成独特的多品种农业体系 ；南方的玉器、王礼制和宗教思想又影响了中原王朝 。因此，文明起源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多区域共同创新与融合的结果。

通过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摆脱文化不自信，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与外来文化互动中保持了主体性，也以南北互动的多源结构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独特样本。

六、结论

文化不自信部分源于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学科，其理论范式长期依赖西方。西方学界曾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五四时期造成了巨大冲击 ，使中国学者被迫用考古实证证明自身历史。这种从外界批评中产生的学科很难不带有自我否定的基因。随着新考古学传入，中国学者在应用定量方法和生态理论的同时，常忽视本土礼制与宗教传统的核心作用，导致对文明起源的解读陷入偏颇。

翁卫和等学者强调，打破“中原中心论”是恢复文化自信的关键。仰韶文化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表达，它的彩陶和村落经济远无法代表华夏文明全部 。真正的文明起源应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南方稻作农业与玉器手工业紧密结合，孕育了崇拜祖先和天神的祭祀体系；西南地区的三星堆代表了神权政治的早期形态；黄河上游和中游在吸收外来技术后形成多品种农业和独特的礼器制度。这样的多元互动模式为中华文明后来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探索华夏文明时，既要批判性地继承西方理论，又要立足本土资料和传统；既要肯定文明的多元性，又要认识其一体化过程中南北互补的规律。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避免陷入“中原中心”或“西方中心”的误导，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明探源之路。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