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监狱里异常安静，戴中溶从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醒来，揉了揉酸痛的眼睛，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寂静。

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监狱里异常安静，戴中溶从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醒来，揉了揉酸痛的眼睛，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寂静。

图|戴中溶

他皱了皱眉，监狱里往日的喧嚣——看守的吆喝、铁门碰撞的刺耳声响、犯人们的低语——全都不见了，仿佛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被抽空了。

戴中溶的心猛地一紧，几十年的隐蔽战线生涯让他对任何异常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屏住呼吸，探头往外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几缕晨光从高处的铁窗洒进来，照得灰尘在空气中漂浮。

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但很少有人知道“后龙潭三杰”。

所谓“后龙潭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根据熊向晖晚年所著《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他们“后龙潭三杰”的称呼，是周恩来给的。

他们三人都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其中熊向晖位置最重要，他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秘书，申健是负责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陈忠经原来也是陕西三青团支团书记，后来进了陕西省党部任执行委员。

尽管三人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但还是有部分情报他们接触不到。

熊向晖三人是隶属于王石坚的情报系统，然而当时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系统中，还有另外一支，就是潜伏在胡宗南机要室任副主任的戴中溶。

熊向晖与戴中溶虽然都是为党工作，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这也符合党的情报工作的纪律的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戴中溶最初并不是地下党员，他后来能为党工作，完全是受到感召所致。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普通的家庭，家里不算富裕，但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又顺利升入交大中学，又考进了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整整十二年的交大生涯，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

大学里的老师们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张廷金教授，那位中国电信界的先驱，课堂上讲到火花电机、电子管、真空管时，总是眉飞色舞，眼中闪着对科学无限热爱的光芒。

“这些技术，是未来的希望！”张廷金曾拍着课桌，激动地说，“你们这一代，要让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

戴中溶被这些话深深感染，他埋头苦读，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恨不得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上大学时，戴中溶和顾德欢、张光斗关系特别好。多年之后戴中溶还记得，顾德欢尤其聪明，功课总是年级第一，课堂上目不转睛，课后却活泼得像个孩子，组织活动、参加童子军，样样拿手。

与戴中溶对技术钻研不同，顾德欢因为生病休学，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回来后开始宣传革命理念，还给戴中溶塞了一本《资本论》。

图|1934年7月，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戴中溶）

戴中溶后来回忆起这位老同学，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顾德欢生病时我去看过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还可以，他参加革命真正是忧国忧民。后来他到浙江谭震林部队去了。解放后，征求他意见，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宁愿到北京搞技术，以后做过科学院党组成员。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规划提出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所、自动控制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等研究机构，他是电子所所长，搞波导传输。”

戴中溶看着好友渐行渐远，心里既佩服又有些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会在不久后被彻底改变。

1934年，戴中溶从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正赶上“通讯救国”的热潮，学校推荐他去西北的胡宗南部队担任电讯技术人员。

戴中溶初到部队时，完全是个技术宅，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想着把无线电台建好。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宗南的情景，那是个身材不高却气势逼人的男人，眼神锐利，讲话铿锵有力。

“戴先生，通讯是军队的命脉，你放手干，钱不是问题！”胡宗南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信任。

戴中溶确实没让胡宗南失望，他利用在交大学到的知识，从团部到师部再到军部，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无线电通信网。他常常跑到上海诺曼底公寓下面的三极电力公司采购器材，那是他的老师张廷金开的店，专为海岸电台和船舶提供设备。

在部队里，戴中溶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月工资130元，比普通士兵高出十倍，同事们对他也格外尊重。

他还记得有一次调试电台，信号从几百里外的团部传过来，清晰得像在耳边说话，周围的士兵都看呆了，啧啧称奇。

戴中溶笑笑，心里却有些复杂，他开始注意到部队里的腐败现象——赌博成风、走私猖獗，甚至还有妓院跟着部队跑。这些黑暗面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戴中溶的两年服务期满了，他没请一天假，直接回了嘉定老家。可万万没想到，命运再次将他拉回了胡宗南的部队。

1937年淞沪抗战，胡宗南的部队在上海吃了败仗，蒋介石怕他全军覆没，命令他回西北整顿。

胡宗南找到戴中溶，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去：“老戴，抗战需要你，通讯不能断，你得帮我培养一批电讯人才！”

戴中溶犹豫再三，还是回到了部队，这一回去，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不久之后，戴中溶出任胡宗南部机要室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戴中溶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

译电室是一个要紧所在，胡宗南规定，只有他和参谋长可以进去，但是唯独戴中溶例外。

根据戴中溶回忆，他那时就经常到译电室去，甚至又是还把译电拿起来看，上面都是胡部队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

不仅如此，戴中溶还能接触到密码本，无论是专用还是通用的，他都能看得到。

对于这种情况，胡部译电室的工作人员也都习以为常。

胡宗南知道戴中溶从不过问政治，所以对他的行为也并不加以控制，有时还主动找他聊天，胡宗南对待戴中溶宛如亲信一般。

改变戴中溶的是一次偶然。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黄葳来到甘肃找他，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带着满腔的革命热情。

黄葳在戴中溶的住处住了几天，夜深人静时，兄妹俩促膝长谈，她讲起了延安的见闻，讲起了共产主义理想。

“哥哥，你看到国民党这些腐败了吧？跟着他们没出路，加入我们吧，为国家和人民做点真事！”黄葳的眼神炽热，像是要点燃什么。

戴中溶沉默了许久，他回想起顾德欢塞给他的《资本论》，回想起部队里的种种黑暗，内心开始动摇。

“我不想在这儿干了，我想去延安，入党！”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坚定。

黄葳后来专门将此事汇报给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而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却不同意戴中溶去延安。给出的理由也很实际。

“组你现在的岗位太重要了，外面的人想打进去都难，你得留下来！”

戴中溶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要求留在敌人内部，多年之后他才明白组织上的深意，即便是从外面打入敌人内部，位置上也不一定会有他那么好。

至于戴中溶所提到的入党的问题，组织上考虑再三，出于对他安全的担忧，决定他暂时不入党。

从那以后，戴中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面上是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掌管无线电通讯；暗地里，他成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

他的工作并不复杂，因为身份特殊，他能直接接触到译电室里的机密电文，包括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核心情报。

“我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自豪。

戴中溶与西安的一个书店老板单线联系，那人表面上吃喝玩乐，与胡宗南的情报系统毫无交集，实则是中共的联络员。

后来，组织又派了一个叫王金平的年轻人做他的副官，名义上是老乡，实际上是徐州人，专门负责传递情报。

戴中溶的工作小心翼翼，他从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需要写的东西看完就烧掉，脑子里却像台精密的机器，记下了无数关键信息。

1947年2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但实际上，消息已经多个不同的渠道传到了延安。仅是王石坚负责的情报系统，就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熊向晖，一个就是戴中溶。

戴中溶晚年回忆：

“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保卫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不过，戴中溶自己也没有想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突然被捕。

戴中溶被捕，源于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暴露。

1947年9月下旬，北平顺天府东街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国民党军统侦测到信号，报务员李政宣当场被捕，旋即叛变。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像一颗炸弹，炸毁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半壁江山。

不久之后，王石坚也被捕。

当然，有关王石坚被捕后是否叛变，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证实，但可以清楚的是，从王石坚被捕以后，从北平到保定、沈阳、西安、兰州，情报网络接连暴露，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

就连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也差点被捕。

与此同时的事，与戴中溶有联系的西安的书店老板和王金平也被捕。

戴中溶得知消息时，心如刀绞，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局势。

“书店老板和王金平都是硬骨头，他们不会轻易招供。”他安慰自己，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没过几天，胡宗南派了一架小飞机把他从甘肃接回西安，参谋长一脸严肃地告诉他：“南京要人，我们不同意，但面子上过不去，你得去一趟。”

戴中溶心里一沉，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跟着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审讯室里，军统的处长盯着他，语气阴冷：“我们知道你的妹妹在延安，你跟她往来密切吧？”

“是，她来过两次，一次是生孩子，我去医院看过她。”

戴中溶坦然回答，没有一丝慌乱。他知道，自己的住处早就被搜查过，但多年来，他从未留下任何证据，军统拿他没办法。

胡宗南也不相信他有问题，甚至还帮他说话：“老戴不问政治，跟妹妹往来很正常。”

可军统还是不肯放人，年底，电台案的十七八名地下党成员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戴中溶也在其中。公审后，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的，被枪毙在雨花台，他们因为留下了电台或书面证据，成了军统的靶子。

戴中溶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是全案中最轻的，但他心里清楚，这判决只是个幌子，随时可能被处决。

南京的监狱生活像一场无休止的噩梦，每天清晨，枪声都会准时响起，一批批政治犯被拉出去枪决。

戴中溶和狱友们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猜测下一个会是谁。

1949年初，南京吃紧，监狱里的犯人被转移到杭州，情况变得更加凶险。杭州监狱里，政治犯一批批被枪毙，甚至连判无期徒刑的都不放过。

戴中溶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自己的十年徒刑只是个笑话，死亡随时可能降临。

到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个人，都是电台案的军人犯，偌大的监狱空荡荡的，只有九个看守和他们相依为命。

戴中溶默默地盯着牢房的墙壁，脑海里闪过这些年的点点滴滴——交大的青春岁月、部队里的电台搭建、隐蔽战线上的惊心动魄，还有妹妹黄葳那句“为国家和人民做真事”。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有一线生机，他就绝不放弃。

图|1979年《数学年刊》编委第一次会议（前排左五为戴中溶）

1949年5月1日早晨，监狱看守送来早饭，出奇的是，在送饭以后，看守连监狱门也没锁，众人吃完了饭，也没见看守来收碗筷。

戴中溶心里感觉很奇怪，但却也意识到了一件事，外面很有可能发生了情况，他们大着胆子推开大门，看到解放军的队伍，戴中溶的心终于落了地。

“我们自由了！”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戴中溶等十名同志请求保护，但是解放军野战军继续追击，无法停留保护他们，戴中溶和狱友们决定留在监狱里等待进驻部队。

第二天，部队来到杭州监狱驻扎，戴中溶这才安心了不少。

第三天，地下党终于找到他们，他们还埋怨为什么不早点派人来保护，领导笑着说：

“忙得晕头转向，知道你们有部队保护，放心得很！”

戴中溶苦笑了一下，心里却暖暖的，他知道，这场漫长的隐蔽战线斗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杭州，他偶然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杭州市军管会成员名单，顾德欢的名字赫然在列。

“戴中溶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顾德欢派警卫员来接他，两人重逢时，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1949年5月，戴中溶从杭州回到了嘉定老家。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打破了他的宁静。

信是罗青长寄来的，这位当年在西安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负责人，如今已是新中国通讯部队的重要人物。

“老戴，国家需要你，收拾行李，来北京吧！”信上的字迹简洁有力，像是一道命令，又像是一声召唤。

戴中溶没有犹豫，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远未结束，革命的胜利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到了北京，罗青长在简陋的办公室里迎接了他，两人的重逢没有太多寒暄，只有革命同志间才有的默契。

“老戴，你的电讯技术，国家现在急需，你得继续干老本行！”罗青长拍着桌子，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戴中溶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只要国家需要，我随时上！”

从此，他彻底告别了隐蔽战线，脱下那身无形的“伪装”，以一个新中国技术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中。

1949年9月，戴中溶接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设计电控升旗装置。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要确保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能在毛主席按下电钮时，伴随着国歌精准升到旗杆顶端。

当时北京找不到一根合适的旗杆，22.5米的高度要求让所有人都犯了难。戴中溶带着团队跑遍了北京的工厂，最终在一家自来水厂找到四根不同直径的水管，他们将水管一根套一根焊接起来，硬是拼出了一根符合要求的旗杆。

9月30日中午，旗杆安装完成，第一次调试一切顺利，团队成员们松了一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10月1日，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当毛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冉冉升起，戴中溶站在广场一角，泪水模糊了双眼。

据戴中溶之子戴经安回忆，开国大典结束后，戴中溶向他讲述了研制电控升旗装置的故事，但后来报纸上刊登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背后的研发人员名单中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戴中溶对此事并不在意，仍旧保持着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时留下的默默做事不张扬的工作作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戴中溶再次被委以重任，负责改装日本和美国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为志愿军提供可靠的通讯保障。

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将老旧的电台拆解、修复、改装，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在朝鲜战场的恶劣环境下正常运行。

有一次，一批美制电台因为电路老化，信号时断时续，戴中溶亲自上手，拿着烙铁和万用表，熬了几个通宵，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1955年，他因在抗美援朝中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中校军衔，1958年，戴中溶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

1972年，已经63岁的戴中溶接下了主持长波授时系统建设的重任，这是一个技术难度极高的工程，旨在将中国的授时精度从毫秒级提升到微秒级。

长波授时系统对航天、国防、通信等领域至关重要，但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靠自力更生。

戴中溶带领团队在陕西蒲城扎下根，地下四层的发播机房、宏大的天线系统，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挑战。

工程中，他既是技术负责人，又是协调者，经常跑去海军、空军协调资源，凭借当年的战友情，解决了不少难题。

1983年，长波授时台终于建成，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时，授时台的彩车上写着“同步精度百万分之一秒”，戴中溶站在人群中，看着彩车缓缓驶过，眼中满是骄傲。

1988年，这项工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戴中溶的名字位列第二，但他却从不居功。

“这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做了点小事。”他总是这样说，笑容谦和，语气真诚。

2007年5月11日，戴中溶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来源：漫步史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