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多，空调呼呼吹，纸杯里的茶越来越淡，我的心里却渐渐亮起来，亮得像冬天白雪后的大路。

我和他在会厅门口碰见的时候，彼此只愣了一秒。

他先伸手，笑得干净。

“老于，这回咱俩得正经比一回了。”

我也笑，说行啊，手心出了一点汗，像刚搬过水泥袋子。

人多，空调呼呼吹，纸杯里的茶越来越淡，我的心里却渐渐亮起来，亮得像冬天白雪后的大路。

谁能想到，当年我从缝纫机里摸出来的一千块钱，如今绕了一圈，变成我们两家的饭碗交锋。

这话不能当面说，说了像是摆谱。

我只把话咽回去，跟他说看谁走得稳，别整虚的。

“那可不，别整虚的。”他笑，带点儿东北味儿，“唠嗑归唠嗑，活儿得实打实。”

一切就像把口袋系紧的那一下，咔嚓，紧了。

我叫于春江，出生在七十年代末，比他大一岁，家在东北城郊，院墙上爬着葡萄藤。

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是父亲托同事从供销社批的，屏幕小，机身厚，天线一抬就雪花。

母亲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漆面有一点掉皮，灯泡暖黄，晚上咔嗒咔嗒响，像一种不哭不笑的坚持。

父亲在机械厂干装配，手背常年的机油味儿，冬天的毛线手套磨得起了球。

妹妹比我小五岁，读书用功，后来进了中专，再后来远嫁西去。

我们家的人说话不冒尖，饭桌上讲的多是今天谁家煤球又湿了，谁家孩子考上了技校。

八十年代末，街口录像厅里放的多是港片，门口挂着红布帘，里面烟气缠绕。

供销社柜台里，搪瓷缸一排一排，玻璃柜里放着上海手表和永久牌自行车票据的影印件。

家里有个老日历，翻页的声音像轻轻的一扯，纸上印着粮票年代的影子。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话开始多起来，说得最多的是某某开店赚了第一桶金，也有人说某某赔了个精光。

我那时候在一个小厂里做采购，骑二八杠，脚蹬子踩多了会发热。

小厂宿舍铁床上下铺，弹簧“咣当”一响，整屋都能跟着颤。

我第一次遇见林青，是在供销社门口，他抱着一箱汽水，脸色薄红，说句“哎呀妈呀这玩意儿沉死我了”。

他说话快，办事也快，像个总爱先走一步的人。

他家比我们还紧，父亲腿脚不好，母亲在食堂打杂，家里一张旧方桌，角儿被磕掉了一块，用透明胶粘着，泛着白边。

他爱笑，一笑眼角就折出几道细纹，那时我们都年轻，笑纹也像刚画上去的铅笔印，轻轻一抹就能淡。

1993年春天，风里还带着雪渣子，他说想试试做建材的小供货，让我帮忙问问厂里有没有小单子。

后来，他真接上了几单，忙得不行，BP机夹在腰上，嗡嗡震，就像一只被困住的蚊子。

那时候，寻呼台的小姐姐声音甜，一板一眼，我看到他听寻呼的时候，总要咧嘴笑一瞬，像捡到一颗糖。

春天之后他对我说，想再往前挪一步，租个小库房，买一批货备着，不能每次都空手去借。

“差多少钱？”我问。

“差一千。”他说，低着头，笑了笑，“你要是没法儿，就当我没说，咱哥们儿还在，别因为钱变味。”

我说我商量商量。

那天晚上，我坐在缝纫机旁，灯泡像一个黄豆，母亲把一截缝边叠齐，问我心事是什么。

我说林青要借一千。

母亲停了一下，针尖在布上悄悄地顿住。

她说，钱在抽屉里。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布袋，那个布袋是她年轻时做的，蓝底白碎花，抽绳已经磨得发毛。

母亲说，这是救急钱，本是留给你妹妹上学的缝缝补补的周全。

说罢，她又把布袋按回我手里。

“你看着来，钱这东西最怕掖着藏着，能帮就帮，但要给明白，你说清楚，借，不是送。”

我点头，心里像有人轻轻推了一把。

第二天早上我把一千块钱交到他手里，那时候的一千块，不是小数。

他接过去的时候，手心冒汗，嘴里只说了一句“行，我记住了”，又加了一句“老于，这情我记一辈子”。

我说别整虚的，赶紧干活儿去。

他笑，说“咋滴，怕我躲你？”

我说怕啥啊，我怕你跑太快。

他说，我可劲儿干，你稳住。

库房租在城南，靠近一条铁路线，火车过的时候，玻璃会抖，抖得像一盆浅水起了波纹。

我们在里头刷墙，刷子掉毛，白粉落了一肩。

他的第一批货堆起来，白水泥、瓷砖胶、各种扣条，包装袋印着的图案土土的，却让人心里踏实。

那时我们一起扛过沙袋，摸过灰浆，晚上十点半吃一口热腾腾的刀削面，屋里热气蒸了眼镜。

他说，老于，咱这活儿不赖，得劲儿。

我点点头，说行。

没有谁跟谁发誓，话到这里就够了。

我回小厂上班，他在库房守着货，隔三差五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要货的消息。

我给他留意，遇到小活儿就帮他牵线，他接住了，总是当天就送到，风里风里跑，汗水从后脖颈子滚下来。

有一次下大雨，库房门口积水，他卷起裤腿往外舀水，一桶一桶地舀，舀到夜里，嗓子发哑，第二天早上还在笑。

“这不算啥，干活儿嘛。”他这么说。

1996年，他把库房从城南搬到了城西，紧挨着一个材料市场，门脸不大，里面规整。

他在墙上装了两块木板，当货架，码得齐齐当当。

他买了一个二手的电风扇，扇叶一转，呼呼作响，吹得白粉落下来。

他还在门边挂了个小铃铛，进门的人推一下，叮当一响，他从里屋出来，手还在灰布围裙上擦一擦。

那几年，手机开始出现，大哥大是稀罕物，更多人还是挂着BP机。

到了1999年，我从小厂出来，和两个朋友合伙做了个安装小队，慢慢做到了社区、学校的零散改造。

我们租在一个老居民楼的底商，门头自己刷的蓝漆，字是朋友拿投影描的，歪歪扭扭，却看起来有股子认真。

林青那边，业务越做越大，换了办公室，窗帘从蓝布条换成了百叶，接待室里有一台彩电，放着财经新闻，主持人说话快得比风还快。

他把还款递给我时，用一个牛皮信封装着，信封角儿干脆利落地折着。

他笑，说拿着，连同利息，按银行给你算的。

我说整这么规矩。

他说规矩点儿，心里都省事儿。

我收下，心里松一口气，也没松到底。

钱回来了，情还在不在，这种话不问，也不该问。

我们还一起搬过一次货，他给我看他新买的磁带机，银色的，卡槽咔哒一声，磁带转得稳。

我说这玩意儿可不便宜。

他说听个响，脑子不打架。

他按了一下播放，刘欢的歌出来，像一阵风把夏天的热冲散了一点。

我们那一代人，喜欢用物件来把握节奏。

手表的滴答，磁带的嘶嘶，BP机的嗡嗡，像一支看不见的队伍，排着队领着我们走。

2001年前后，街上IC卡电话亭多，等电话的人排队，手里攥着写好的一张小纸。

2003年之后，手机普及起来，BP机慢慢退场，口袋里的嗡嗡声少了，来电铃声多了。

2008年，全城修路，棚改一大片，我们这样的公司像春天冒头的草，谁都想着往前伸。

那年秋天，市里有一个学校群的综合改造项目，分成几块，招标很正规，要求也细。

我和团队忙到半夜，电脑风扇呼呼响，桌上摊着图纸和预算，计算器的按键被按得发亮。

我们去勘察现场的那天，天刚下过雨，操场边的白杨树滴着水，像刚洗过脸的孩子。

校工给我们开了门，门轴咯吱，操场上有几只麻雀跳来跳去，灰扑扑的，却很机灵。

我们在图纸上记下管道走向，墙体承重的位置，走廊的宽度，甚至还记了每个教室门上木头的刮痕方向。

细节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心里垫一块砖。

投标那天，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会议中心排队交材料，很多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鞋跟咯噔咯噔响。

我在大厅一角看见林青，他也在排队。

我们远远点了个头。

“老于。”他走过来，小声说，咱这回，明着来。

本来就明着，我说。

他笑了一下，嘴角抬起，眼睛却很正。

我们没多说，回到各自的队伍里。

下午散会，我出去在一条巷子里吃面，面馆很小，瓷砖墙上贴了几张褪色的海报，门口挂着塑料条帘。

老板娘手脚麻利，浇头热油一浇，香气上来，勺子在锅边敲了一下，像敲钟似的。

我吃到一半，掏纸巾的时候，瞥见对桌的椅子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袋子的角上印着熟悉的公司的章。

我脑子里“咔嚓”一声。

我把碗放下，心跳忽然有一点快。

四下一看，林青在门口电话亭边上接电话，背影紧张，肩膀微微耸着，像在扛什么看不见的重量。

我知道那是什么，十有八九是他们的投标补充资料，或者一套核算表。

我的第一反应是，捡起来，揣兜里，安安静静地走掉。

“别整虚的。”脑子某一角这么说。

另一角，有个声音像我母亲说话，慢慢的：“钱要明白，事儿也要明白。”

我看着那袋子，看了五秒。

我站起来，把纸袋子抽出来，拍了拍灰，走到门口，冲他喊了一声，林青。

他回头，眼里有一瞬的惊，紧接着是松。

我把袋子递过去。

他接住了，手抖了一下，很轻，很快就稳住。

他只说了一句，谢谢。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一句，行不行啊兄弟。

我说你先吃口饭，别把嗓子烫着。

他笑了一下，笑里和以前不一样，带着一种平稳的劲儿。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事讲给了妻子听。

我们家那台老冰箱在厨房里嗡嗡响，像是给每一口饭菜打底音。

妻子说，你这么做，我一点不意外。

我说你不心疼。

她说你这人，心疼也白搭，咱家日子是嚼出来的，不是吞下去的。

我笑了一下，伸手在桌面上摸摸那只上海牌手表，手表玻璃刮花了，指针仍旧准。

开标当天的阳光很好，像给每个人都拍了一张证件照，一样的光，一样的正。

最终我们拿到了一部分标段，不是最大的，却是最扎实的那块。

我没兴奋到跳，也没装作平静。

我只在会场外面站了一会儿，看楼下行人，背着书包的孩子，提着菜袋的老人，手里拿着文件夹的人，大家都往前走，没人后退。

第二天，林青来了。

他穿一身浅灰色的外套，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脸上没昨日那种紧绷。

他把包放下，拉开拉链，拿出一台旧磁带机。

“还你。”他说。

我愣了一瞬。

“当年那一千，”他顿了顿，“我算明白了，不止钱，你今天这事，让我记住，咱们是个样儿。”

我有点不自然，把磁带机接过来，手心接触到那金属边上的细小刮痕，像摸到一段过往的纹路。

“老于，”他又说，“这回你们拿了这块儿，拿得体面，咱们以后在一个市场里，照样可以见面说话。”

我说那当然，市场再大，也是做人干活的地方。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那边还有其他项目？”我问。

“有。”他说，“城北那片，难点多。”

难点多，就显手艺，我笑。

他也笑，就显手艺。

那之后的两年，我们时而在招标会上碰见，时而在工地围挡边上擦肩。

有一次同一个小区分两期，我们各拿一半，他的人在北侧的楼道里铺设，墙面上粉笔写着“3-1 标高线”，我们的人在南侧，门口鞋套摆成一排，蓝蓝的小口袋看着像一小片海。

我在现场转，看见他弯腰检查一个接头，拇指按住，手背上青筋立起来。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稳稳的舒服，像冬天把被子晒过了再盖。

有时候，赢不在对手输，而在各自不丢人。

那年年底，我们新厂房盖起来了。

厂房外面，堆着一列灰白色的水泥砖，砖面粗糙，有细小的石子亮着。

工人们在阳光下砌墙，灰浆抹上去，边口被抹刀一收，利落。

我在门口种了几棵白杨。

树苗纤细，风一来，叶子翻过白面，像有人轻轻地翻开一本书。

父亲退休了，手上机油味儿淡了，喜欢坐在树下晒太阳，拿个小收音机听评书。

母亲把缝纫机擦得发亮，灯泡换成了节能灯，颜色白了一点，光却更稳。

她偶尔还会把那个蓝底白碎花的小布袋拿出来，摸摸又放回原处，像确认什么。

那布袋，是我们家的一个心眼儿。

后来，我们一连做了几个社区改造，工地上的居民给我们送了两面锦旗，红布边儿很亮。

我并不把它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只是把照片夹在一本旧相册里。

相册里有我们早年间的合影，有一个冬天穿棉袄站在库房门口笑的样子，鼻子上冒着白气。

那时候，我和林青还会偶尔一起吃面。

他吃面时总会低头吹一口气，汤面轻颤一下。

他会突然冒一句方言，这汤，咋说呢，热乎，心里也热乎。

我说那就对了。

过了些年，城市越修越宽，老巷子被改造，木窗换成了塑钢窗，楼道的灯从拉线变成了声控，人一走，灯亮一盏。

我们接一个老旧小区的管道改造，地下管廊里阴凉，手电一照，墙面反出白光。

工人弯腰焊接，焊点亮得像小星星，焊完敲一敲，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廊里传开。

我在现场看见一个老人拎着保温壶候在边上，说孩子们辛苦了，喝点热水。

我接过来，心里热了一下。

这样的时刻，不上报，不上墙，却能让人一整晚踏实。

那段时间，我常把那台旧磁带机拿在手里，按开合上的卡扣，咔哒一声，像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回音。

有时我会放一盘老磁带，音色有些沙，旋律慢慢走，像有人在耳边叙旧。

我也会想起当年我们两个在铁路线旁刷墙的样子。

墙面白了，风吹过来，粉尘细细地飘。

我们在地上铺了报纸，报纸上印着的新闻说某处新开通了公交线路，某处建了新广场，城市一点点地换样。

每一次换样，都会有人不适应，也会有人觉得新鲜。

但只要街上有人笑着买菜，巷口有人叫卖豆腐脑，早上有人刷牙，杯子里的水微微泛起涟漪，这城市就还是它。

2012年，我的儿子上了初中，学校离我们新厂房不远，晚自习回家的路要经过一条桥。

桥下是小河，夏天河面草多，水仍旧慢慢走。

我有时候去接他，远远看见他背着书包，跑两步，停一停，抬头看看天。

我看着他，也看见自己的年轻时光从他身上走过。

2013年，林青在城北开了第二事业部，办公楼下有一家小饭馆，卖家常菜。

他请我去吃饭，饭馆的桌子擦得干净，四角被抹布过得发亮。

他点了两样菜，一个炒素三样，一个红烧小鱼，说你最近清口，别太油腻。

我说行，老胃口，清淡点也好。

我们吃着吃着，他说前几天去看了一个工地，地面沉降，得先把地基加固，工期要顺延。

我说这事急不得，安全第一，稳扎稳打。

他点头，说是这个理。

出去的时候，晚风过来，吹得人心里明亮了一下。

“老于，”他站在路边说，“以后还有碰面的，竞争归竞争，咱们就把话放这儿，公道办事。”

我说那是必须的。

后来我们又在另一个项目上遇到，是给一个老厂的办公楼做节能改造。

那座楼建在八十年代，灰色的外立面，窗台下的水泥泛着旧痕，楼道里的铁扶手油漆剥落，露出一点红锈。

厂里的人说，想把窗换成双层玻璃，夏天不那么闷，冬天不那么凉。

我看着这楼，像看见了我父亲的厂子，熟悉的味儿从里到外。

我们各做各的方案，交了各自的预算。

最后厂里决定两家分开干，一人一侧，互不干涉。

开工那天，天很晴，太阳把人的影子拉得细长。

我们这边的工长把活路排好，先从最靠近楼道的窗改起。

北侧那边，林青站在靠墙的位置，交代注意安全，别留一个毛边。

他朝这边远远地挥了一下手，我点点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楼下的小餐馆碰面，就着面条聊了两句天气。

没聊工地，没聊价格，没聊谁先谁后。

饭后我回工地，楼上有个小女孩从窗里探出头来，问叔叔叔叔，你们在做什么。

我说给你们装新窗，冬天不冷。

她点点头，笑了一下，嘴角有一点米粒，我看得心里一软。

这样的细小欢喜，常常突然就来，像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的光。

2015年春天，城市开了一个民生项目交流会，让一些中小企业去分享经验。

我被安排在下午的第三个，讲了一个细节，讲我们在一个小学的厕所改造里，如何把地面坡度细到毫米，让孩子们走路不打滑。

台下有人笑，说这也拿来说啊，谁不会。

我说，别嫌小，小才是日子。

散会之后，走廊里空气里有淡淡的咖啡香。

林青在走廊另一头站着，朝我举了一下手。

我走过去，他说了一句，有空去河边走走。

我说走。

春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吹得人心里痒痒的。

河道两边种了柳树，柳枝柔软，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我们走着，没太说话，只听各自的脚步声，踏在青石板上。

走到一半，他突兀地说，那天你把纸袋给了我，我回去跟媳妇说，人情这东西，最怕拿来当兵器，多谢你没。

我说你要是那天不认，我就当自己做了件傻事。

他笑，你这人，嘴硬，心软。

我说老毛病。

他又说，以后再碰上，照样干，但咱一句话放这儿，赢面可以大小，脸面不能丢。

我点头。

太阳从云里探出来，水面闪了一片小光点，像撒了一手芝麻。

我忽然想起当年他把磁带机递给我时手上的那一抖，以及很快稳住的那一瞬。

人的本事，也许就藏在那“稳住”的一瞬。

我回头看他，他正看水。

我们都没说话。

有些话，不说也在。

后来的一段时间，市场上来了一批新公司，年轻人多，说话快，节奏也快。

他们带着新软件、新设备，测量时拿着激光尺，项目管理用手机里的应用，一点一点地把流程做得更清晰。

我们也学，能学的就学，软件装起来，工程日志用电子表格记，工地照片当天归档。

有时我也会想起BP机的嗡嗡声，想起磁带转动的嘶嘶声，时代的声音变了，做事的心思不能变。

我在办公室的墙上钉了一个小白板，写着这周的安排。

最上面一行是安全，下面一行是质量，再下面是进度，最后一行写了一句，稳字当头。

同事们看惯了，开会的时候我也不多讲道理，只是把手指在“稳”字上轻轻点一下。

有一回一个年轻同事提了一种新材料，说成本略高，效果更好，问我试不试。

我说试，但先做小样，回访两次，看看情况。

他点头，干得认真，试了三处，业主反馈都不错。

我们就把这种材料用在了后来的项目里。

我喜欢这种一步一步的推进，像母亲缝衣服，针脚密，线头藏得好。

我回家时，母亲仍坐在窗边，缝纫机换成了电动的，脚下轻踩，机针上下来回，灯光白亮。

她问我忙什么，我说忙得还好，人心里要有数。

她笑，说有数就不慌。

父亲有时候来厂里转一圈，跟工人们聊几句天，说年轻人干活儿，腰板直。

他喜欢在厂房门口的白杨树下坐一会儿，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

我儿子有时会过来帮忙搬点轻的东西，搬完在树下坐着写作业，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那声音和叶子的响声混在一起，像一首不需要谱子的曲子。

我常常想，一个人的心里如果有那么几样东西，不急不躁，日子就能稳稳地走下去。

比如一只手表，一台磁带机，一个蓝底白碎花的小布袋。

它们见过我们不声不响的努力，见过我们从犹豫到果断的决心，也见过我们在选择里把手伸出去的那一刻。

有一次，行业里组织去外地学习，参观一个大型项目。

车上人多，大家谈材料、谈工期、谈管理方法。

有人问我，你怎么看竞争。

我想了下，说竞争是好事，能让人打起精神。

有人又问，那朋友间成了对手，怎么看。

我说就事论事，做人留余地，日后好相见。

窗外一片田地退向远处，稻田里有光反上来，像水面翻了一个身。

回来的时候，城市高架在脚下延伸，车流像一条温顺的亮带。

我靠在座位上，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还是那条河，和春风里轻轻摆动的柳枝。

又过一年，我们接到一个老楼加装电梯的项目。

楼里住着很多老人，上楼下楼都累。

我们做方案时，专门请了几位老人来交流。

他们说想要稳，想要安全，想要按钮大一点。

我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

后来安装完毕，第一天试运行，一个白发老先生按下按钮，电梯门慢慢关上，他抬头看了看显示屏，笑得像个孩子。

我站在一边，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不是委屈，是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我把这件事记在当月的工作小结里。

那一页纸被我折了一个角，像一个密密的小锚。

2017年秋天，林青父母搬进了电梯楼。

他在单元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看着普通，却让人舒服。

照片里，楼道墙壁白净，扶手擦得亮，门口的橡胶垫干干净净，老人站在电梯口，笑得温和。

我没回很多字，只回了一句，行。

他回了一个“嗯”，后面加了一个笑脸。

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几个字就够。

隔了不久，他约我去看他新做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中心里设了便民窗口、阅览室，还有一个活动室，墙上挂着几张孩子画的画，颜色鲜亮。

他拿起其中一张给我看，是一棵树，树冠像一个大大的绿团，树干粗壮，树下有一个笑着的人。

他问我像什么。

我说像咱们厂门口的白杨，风一来，叶子翻过白面。

他笑，说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站在窗边，窗外是新铺的柏油路，路边栽着行道树，树根处压着防草布。

远一点的地方，有一排旧房子的屋顶，还保留着灰色的瓦。

城市新旧一线之间，我们这些做事的，就是把线缝合得平整的人。

那晚回去，我坐在书桌前，打开相册，翻到那张我们穿棉袄站在库房门口的照片。

照片里，门楣上还油着几滴白漆，落在木头上像几点小霜。

我把照片拿起来，对着灯看了一会儿，又小心地放回去。

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变的是器具、流程、说话的速度，不变的是人对人、事对事的那点真。

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厂房屋檐上挂起细短的冰凌。

风一吹，冰凌叮叮地碰在一起。

我站在门口看白杨，树干显出一丝浅浅的灰，叶子落得差不多了，站姿却越发像一个稳稳的人。

父亲拄着拐在树下走了两圈，说你看你看，树有精神。

我笑，说是。

母亲在屋里煮粥，粥开了，锅里冒着白气。

她叫我端碗，我把碗端出来，瓷碗的边缘暖暖的。

我们在桌边吃粥，桌上放着两碟小菜，一碗花生米，一盘拌黄瓜。

我忽然想起刚工作时的清晨，母亲给我端粥，我抬手看表，怕迟到。

现在我也会抬手看表，表面刮痕更多了，指针仍旧准。

我心里有一种简简单单的感激。

那一夜，我又拿起那台旧磁带机，按开卡扣，空空的，没有磁带，仍有“咔哒”的声音。

这声音让我安定。

它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可以慢一点，想一想，做决定的时候，给别人也给自己留一寸地。

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书桌的一角。

我把白板上的“稳”字描了一遍，描完用手轻轻抹了抹，粉笔末粘在指腹上。

我把手指在裤腿上搓了搓，粉末不见了，心里却更亮了一点。

到了中午，林青打来电话，说下午有个行业小会，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

会开在一个新建的会议中心，玻璃幕墙把天空照得清清楚楚。

我们坐在后排，听前面的人谈规范、谈新技术。

有人提问，说在激烈竞争中如何保持信誉和质量。

我看见台上那位嘉宾笑了一下，说答案不新鲜，把该做的事做细，把不该做的事不做。

大家都笑了笑，像听见了一个朴素却不轻的理。

散会出来，门口的风有点凉。

林青拉拉衣领，说走，喝碗热汤去。

我们沿着路走到一家馆子，点了两碗馄饨。

汤端上来，鲜香，热气往上冒。

他端起碗，吹了吹，方言又出来了，哎呀这热乎劲儿，真中。

我笑，说你老毛病，爱嘬呼。

他也笑，说爱就爱了，老习惯改不了。

我们吃完汤，从馆子出来，天色已暗，路边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我站在灯下，影子落在地上，清清楚楚。

走到十字路口，我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

他抬手挥了一下，我也挥了下。

各自的脚步，都不快不慢。

在这个城市里，我们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可能还会在另一个清晨推开门，去看工地的第一缕灯光。

我也会在另一条路上，踩一脚未干的清晨露水，心里稳稳的。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问题，当年那一千块钱，后来怎么变成了百万回报。

回头一算，确实算得出来，是一次次结算里的诚信，是他介绍给我的几个关键项目，是我们彼此搭把手时免去的许多麻烦。

可若非要写在账本的栏里，我愿意只写四个字，彼此不负。

这四个字，比数字还要重。

我对儿子说过，商业不只是数字，更是边界和体面。

他听完点点头，又去踢球了。

球从地上滚过去，弹起来，落下，再弹起来，运动的轨迹简单而清楚。

我看球，也看自己的心。

它们都在用一种不张扬的方式告诉我，继续这样走下去就好。

有次他到我厂里来，碰上父亲，父亲拉着他坐下，倒了杯热水。

父亲说你们年轻人，比我们那时选择多，路也宽。

他说叔，路宽也得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

父亲笑，说对，对。

他走的时候，又在门口看了看白杨。

他说树长得好。

我说风里长的。

他说见风识树。

我说见事识人。

我们相视一笑。

这笑里没有功利，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安稳。

到了夏天，厂房背阴的墙边长了几丛苔藓，绿得深。

雨后阳光一照，苔面亮起来，像有人从水里捧起一片光。

我蹲下看了一会儿，伸手不去摸，怕弄坏。

我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点信，也像这苔藓，长得慢，却不肯随便挪窝。

它需要的是适合的水汽、合适的光，还有脚步绕开的耐心。

城市里的人来人往，节奏快得很。

我们这些做事的人，能留下一点稳固的东西，便是福气。

秋天来得时候，风凉，云层低。

有一次我在工地上站久了，脖子有些硬。

晚上回家，母亲笑我上了年纪，把热毛巾放在我肩上敷一会儿。

我坐在椅子上，闭着眼，感到热从肌肉里慢慢散开。

眼前想起我年轻时候，搬着沙袋往楼里走，气喘吁吁，还觉得心里敞亮。

如今走路慢了，心里不急。

有的快慢，是年纪给的，是生活给的。

我对自己说，别怕慢，怕的是走偏。

又一个冬天，雪落得更厚。

工地上搭了防雪的棚，棚布被风吹得鼓起来。

工人脚上的鞋印一串串，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把手插在棉衣口袋里，手心里仍旧能感觉到那只旧手表的冷硬。

我抬头看天，想起很多事，又把这些事轻轻放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站在供销社门口，林青抱着一箱汽水，笑着喊哎呀妈呀这玩意儿沉。

我把手伸过去，接了一角，塑料袋勒得掌心有一点痕。

我们走在夏天的街上，旁边是开着大喇叭的广播站，唱着快节奏的歌。

阳光大，树影浓，风吹过来，人心里明亮。

我在梦里也笑。

梦醒了，窗外还是冬天。

我坐起来，喝了口水，水凉，口里却有一丝甘。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河边。

河道两边的柳树光秃，树干稳稳地立着。

水面薄薄地结了一层冰，阳光一照，像铺了一层淡淡的银。

我沿着河走，脚步均匀。

走到一段青石板路，我停下，转身，看见远处有人慢跑，呼出的白气一点点散开。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有分寸”。

这三个字像从河面上的雾气里走过来，落在我心里。

我站了一会儿，继续走。

回到厂里，年轻同事说下午有个小会，是关于社区改造的居民沟通，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

会开在社区活动室，墙上贴着防火宣传，角落里摆了几把折叠椅。

来的人不多，都是住户代表。

他们说的问题细细碎碎，门缝进风，楼道灯不亮，施工噪音晚了点，垃圾清运能不能勤一些。

我把这些一条条记下，逐条回应。

会散了，一个大姐走来跟我说，年轻人做事认真，说话也平和。

我说谢谢大姐，这都是应该做的。

她笑，拍了拍我的手背，说好，说好。

我站在活动室门口，看见墙上孩子们画的画，又想起那棵大绿团的树。

它像一个标记。

标记着我们这一路从四散到凝聚，从急躁到稳当，从争到懂得“让一点”的过程。

晚上，我把这一天的事写进工作日志。

最后一行，我写了八个字，见事识人，守正有度。

写完，我把笔在笔帽上磕了一下，轻轻地，像敲醒一个提醒。

回望这些年，从供销社到手机，从BP机到应用，从旧楼到新建，我们都在时代的河里趟着水走。

水深时，拿根棍子试一试再迈步。

水浅时，也别飞奔，免得扭了脚。

我总在心里记着那一千块钱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赚一个未来，而是为了不让我们在当下失望。

后来它变成了百万，是时间给的厚度，是人心回返的宽度。

在商业的桌面上，我们把彼此都留在了台面上。

做事有输有赢，做人别丢人。

有一天，我儿子带同学来厂里参观，问我能不能讲讲创业的故事。

我说故事多，但别学故事里的“捷径”。

捷径是用来讲的，路还是一步步走。

他点点头，同学们也认真听，偶尔记两笔。

我想到自己年轻时，也爱听“别人一下子就成了”的故事。

听完会热血一阵，过阵又归于平静。

真正能留下来的，是把每一天过得扎实这件事。

夜色降下来，厂房的灯一盏盏亮起。

我站在门口，看见灯光把地面照出一块块的明亮。

风从白杨树间穿过去，叶子少了，声音小了。

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只旧手表。

它很旧，却很准。

我又想起那台旧磁带机，安安静静地放在书架上。

它也旧，却还能“咔哒”一声。

我忽然觉得，生活里那些最能让人安稳的东西，从来不大声。

它们像从旧时光里走来的亲戚，坐在你身边，不说话，你就不觉得冷。

有时候，儿子会突然问我，爸，商业劲敌是啥意思。

我说，劲敌就是让你抖擞一点的人。

他又问，那是不是敌人。

我笑，说不是，敌人是让你害怕的人。

他说懂了，跑出去踢球。

我看着他背影，心里觉得亮堂。

记得很久以前有人问过我，如果重来一回，是否还会把那一千块借出去。

我没有犹豫。

我说会。

不是因为后来变成了多少回报，而是因为那时我相信他在认真过他的生活。

一个人在认真过生活时，值得另一双手递上一点温度。

我们后来成了商业上的对手，这是自然的。

市场有它的规则，像河有它的流速。

我们在河里各自划水，划出了各自的波纹。

有时波纹碰在一块儿，水面会抖，却仍旧向前。

我在会厅门口再次遇见他，他伸手过来，我也伸手。

手掌相接的那一下，很稳。

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分寸。

我们也都知道，人生这条路上，能遇见这样一个“劲敌”，是幸运。

因为他会提醒你别偷懒，别走偏，别忘了初心。

当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坐在办公室，听到窗外的车声，楼下工人的说笑声，远处的风声。

我看着桌上的那只手表，书架上的那台磁带机，抽屉里的蓝底白碎花的小布袋。

我心里说了句谢谢。

谢谢这些年，一直有光照着。

那光不强，却一直在。

故事到这儿，就该慢慢放下笔。

就像人吃饱了，放下筷子，不再添第二碗。

你若问后来呢，我说后来我们还会在不同的清晨各自打开门锁，还会在不同的黄昏各自把灯按亮，还会在某一个招标会上远远点头，心里都明白。

赢面可以大小，脸面不能丢。

来源：儿时的梧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