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看着刘叔的后脑勺长大的。小时候，每次路过祖屋门前，都能看见他在院子里修理着什么东西。那双手，像是能给一切破旧的物件重新注入生命。修过我家的收音机、缝纫机，甚至连我小学时最珍贵的变形金刚玩具坏了，也是刘叔给修好的。

老刘叔的祖屋要拆了。

这事儿在我们梨树湾村闹得沸沸扬扬。不是因为拆迁补偿，而是因为老刘叔出名的”倔”。

“拆不拆，都是祖宗留下的地方，搬走了，根就断了。”刘叔瘦高的身子站在门口，话不多，但掷地有声。

我是看着刘叔的后脑勺长大的。小时候，每次路过祖屋门前，都能看见他在院子里修理着什么东西。那双手，像是能给一切破旧的物件重新注入生命。修过我家的收音机、缝纫机，甚至连我小学时最珍贵的变形金刚玩具坏了，也是刘叔给修好的。

“你叔他，倔是倔，但心里装的都是好的。”我妈常这么说。刘叔终身未娶，一个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四间瓦房里，冬天烟囱冒出的炊烟总是缭绕得最高。

村里电视机没普及的年代，大家都爱往刘家跑，看那台刘叔自己捣鼓修好的黑白电视。印象最深的是九七年的那个夏天，刘叔硬是把那老掉牙的电视机从他那四面漏风的祖屋拎到村头的大榕树下，让全村的人都看了香港回归的直播。那一晚，他也难得喝了点酒，眼睛亮得像星星。

去年，政府下了通知，要扩建公路，老刘叔家那片祖屋都在拆迁范围内。村里人陆陆续续都签了字，只有刘叔，天天守在那四方院落里，像是要和那些老砖头老木头一起化成灰。

“刘叔，拆迁款不低啊，你一个人住着那么大地方也是浪费，咱村往东十里地那儿建的新楼盘，环境好着呢。”村长隔三差五就来做刘叔的思想工作。

刘叔每次只回一句，“这房子，我爷爷的爷爷就住在这里了。”

终于，在最后期限前的那个周末，刘叔让人意外地点了头。但他有个条件：要用三天时间整理房子里的东西。

村长打电话让我去帮忙，说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往刘叔家跑，又识文断字，还能帮着拍照留念什么的。

刘叔家的房子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

门口挂着的”福”字，已经脱落了大半红色，可以看出是至少十年前的老物件。进门处的木架上，几个生锈的铁皮罐头盒整齐地排列着，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螺丝钉、铁钩和不知名的小零件。

厨房的土灶台上，一口黑乎乎的铁锅盛着半碗冷掉的稀粥，旁边是一个缺了口的瓷碗，里面泡着几根发蔫的咸菜。灶台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用铁丝修补过好几处的搪瓷壶，壶嘴有些歪斜，但被擦得锃亮。

“先从堂屋开始收拾吧。”刘叔站在门槛处，目光在屋内逡巡。

堂屋正中央是一张老式方桌，桌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灰，却在右上角有一块明显被擦拭过的干净区域，一个旧相框静静地立在那里。照片是黑白的，泛黄的边缘显示它的年纪不小。照片里是一对年轻夫妇，女人温婉地笑着，男人则一脸严肃。

“你爷爷奶奶？”我随口问道。

刘叔没回答，只是轻轻拿起相框，用袖口又擦了擦，然后小心翼翼地包进一块干净的布里，放进随身带着的褪色军绿色帆布包里。

开始整理的第一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分类打包上。厨房的碗筷，东屋的被褥，还有几本发黄的线装书，都一一归置。刘叔对每件物品都很谨慎，有些看起来一文不值的东西，他也要拿在手里端详半天，有时嘴里还喃喃自语着什么。

“这个铁皮盒子能装什么呢？”我掂量着手里一个生锈的方形罐子。

“种子。”刘叔简短地答道，“明年春天可以种的。”

我不忍心告诉他，这些种子可能早就失去了活性。但看着他认真的神情，我只好点点头，把盒子放进了”保存”的纸箱里。

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并没有完成多少实质性的清理工作。大部分东西都是刘叔决定带走的。

“明天西屋。”临走前刘叔说，语气里有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犹豫。

第二天早上，我带了些包子和豆浆，敲开刘叔的门。

他似乎已经起来很久了，眼圈有些发红。看到我手里的早餐，他也只是点点头，接了过去，放在厨房的桌上，然后就转身朝西屋走去。

我跟着他，才发现西屋的门上挂着一把老式的铜锁。

“这屋子，有十五年没开了。”刘叔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铜锁已经锈迹斑斑，钥匙插进去费了好大力气才转动。门推开的一刹那，一股陈旧的空气夹杂着霉味扑面而来。我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但刘叔却像是被牵引着一般，缓缓走了进去。

西屋比我想象的要整洁。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还有墙角的一个小梳妆台。所有的家具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排列得井井有条。

最引人注目的是床头的一个小木架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小物件：一个小巧的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几朵早已干枯的野花；一个精致的小木盒；还有几本封面泛黄的书。

刘叔一言不发地站在房间中央，像是在辨认什么。然后，他缓缓走向书桌，伸手拉开了右边的抽屉。

“我记得在这里…”他的手在抽屉里摸索着。

突然，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接着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铁盒子。那是一个约有巴掌大小的暗红色铁盒，表面有些锈迹，但能看出原本的花纹精美。

“这是…”我好奇地凑近。

刘叔没有回答，而是用略微颤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盖。

我先是看到一叠泛黄的信笺，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然后是一个小布包，刘叔解开布包，里面是几张黑白照片和一个发黄的小本子。

就在这时，刘叔的双腿突然一软，跪在了地上。

“刘叔！”我急忙扶他，以为他身体不适。

但他摇了摇头，双手捧着那本子，嘴唇颤抖着，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封面上。

“我找了它很多年…以为…以为丢了…”他的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

那是一个普通的小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字工整地写着”给我的儿子 刘国强”。

我从未见过刘叔这样的神情，那是一种复杂到无法形容的情感，痛苦中夹杂着一丝解脱，悲伤里混合着微弱的喜悦。

他跪在地上，双手捧着那本笔记，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良久，他才擦了擦眼泪，缓缓站起来，示意我和他一起坐在床边。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肯搬走吗？”刘叔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村里人都说刘叔是个念旧的人，不愿意放弃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有人说他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段感情，但那个女孩子后来嫁给了别人，所以他一辈子没成家，守着这四间老房子过活。

刘叔轻轻打开笔记本的第一页，上面写着”1960年5月15日”。

“这是我父亲的日记。”刘叔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依然带着颤抖，“我从来不知道他给我留了这个。”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村里的老人曾经提起过，刘叔的父亲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去劳改，据说是因为在一次生产队的会议上说了几句”反动言论”。

“我六岁那年，有人来把父亲带走了。母亲被批斗，受不了打击，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被送去姑姑家，直到十八岁才回到这个房子…”刘叔的眼神变得悠远，像是穿越回了那段痛苦的岁月。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其中一页给我看：“你看，这是他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国’字。他说我叫刘国强，是希望我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默默地听着，不敢打扰他的回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刘叔讲述了很多往事。原来，他的父亲并非村里人传的那样”反动”。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学的是工程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工厂当技术员。因为提出了一些生产改革的建议，却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我一直以为他真的做错了什么。村里人都不愿提起这事，我也就慢慢不再问了。”刘叔的声音低沉，“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他翻到日记的最后几页，指给我看。那是一封未完成的信，写于1966年，也就是他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年。

“亲爱的国强： 当你长大能够读懂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我希望你永远记住，无论外界如何评判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好。

我知道这个时代对我们这种人并不友好，但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如果那一天你还记得我，请不要为我感到羞耻。相反，我希望你能够骄傲地说，你的父亲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

这个家，是你爷爷的爷爷用双手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荣辱，也承载着我对你和你母亲的所有爱。无论发生什么，都请你守住这个家，它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魂…”

信的最后几行字迹变得匆忙而潦草，像是在仓促中写下的。可能是在父亲被带走之前的最后时刻。

西屋的整理花了我们整整一天时间。比起实际的收拾，更多的时间是刘叔在翻阅那本笔记，一页一页，仿佛要把过去五十年的时光都补回来。

有时他会突然停下来，给我讲一个从未听过的故事。比如他父亲如何用木头给村里的孩子们做玩具，如何利用自己的工程知识帮乡亲们解决生产中的难题。

“怪不得你这么会修东西，原来是遗传。”我不经意地说道。

刘叔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我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是啊，可能真的是遗传。”

到了傍晚，我们大致整理完了西屋的物品。刘叔决定将父亲的日记本和那些信件带走，其他的一些物品也被小心地包裹起来。

“刘叔，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轻声提醒他。

他点点头，眼神不再像前两天那样抗拒：“我知道。东西都带走就好了，房子…房子只是个躯壳。”

那天晚上，刘叔邀请我留下来吃饭。他从菜园里摘了些新鲜的蔬菜，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饭桌上，他罕见地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打算。

“拆迁款够我在县城买个小公寓了。那边离图书馆近，我可以多看看书…”他说着，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说不定还能学学电脑，我听说现在都用电脑写东西，比笔快多了。”

我惊讶于他的转变，但也为他感到高兴。

“刘叔，你父亲的日记，有没有提到他后来…”我犹豫着问道。

刘叔摇摇头：“没有。日记到1966年就断了。但我查过资料，他被送去了北方的一个劳改农场，据说1976年就…”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过没关系，”刘叔的眼神坚定起来，“我找到这本日记，就像找到了他。以后我会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也许写一本书…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三天，我们开始清理最后的一个房间——杂物间。这个小小的房间堆满了各种工具和零件，是刘叔平时修理东西的地方。

在角落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老式木箱，上面积满了灰尘。刘叔说那是他父亲的工具箱，里面有各种精密的工具，都是五六十年前的老物件了。

“这些我都要带走。”刘叔斩钉截铁地说。

整理接近尾声时，刘叔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相机，递给我：“帮我拍几张照片吧。”

我接过相机，跟着他走遍了院子的每个角落，拍下门楣上的木雕、院子里那棵老梨树、灶台前的那块青石板…每一处都是刘叔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见证。

最后，我们站在院子中央，四周是已经收拾得差不多的老房子。阳光透过梨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其实我爸说得对，”刘叔望着眼前的一切，轻声说道，“家不只是房子，它是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只要这些还在，家就在。”

我点点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刘叔，你说你找了那本日记很多年…为什么不打开西屋的门呢？”

刘叔愣了一下，然后苦笑道：“害怕吧，我猜。怕看到那些回忆，怕面对那段过去。如果不是这次拆迁，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打开那扇门。”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明明答案就在眼前，却要绕很大一个圈子才能找到。”

那天下午，刘叔签了最后的拆迁协议。村长见他心情不错，问他是不是想通了。

刘叔笑着说：“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也该往前走了。”

拆迁队来的那天，我陪着刘叔，站在村口看着那片祖屋一点点被推倒。刘叔的眼睛是湿的，但他的背影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

“人这一辈子啊，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找不回来，但有些东西，哪怕失去了五十年，也终究会回到你身边。”刘叔对我说，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有父亲日记的铁盒子。

后来，刘叔真的在县城买了套小公寓，离图书馆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他不仅学会了用电脑，还真的开始写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书。

每次去看他，他都会给我看他的新发现。有时是在父亲日记中找到的细节，有时是从县志或者档案馆查到的资料。他像是在拼一幅巨大的拼图，一块一块地还原父亲的形象。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个人，他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即使知道可能要付出代价。”刘叔说这话时，眼神格外明亮。

我在心里想，其实刘叔和他父亲是多么相似。即使被误解，即使孤独一生，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从未放弃。

那个铁盒子，现在就放在刘叔的书桌上，每天都被擦拭得锃亮。它不仅仅是装着几封信和一本日记，更装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和一个男人终于找到的人生答案。

每当我想起刘叔跪在地上痛哭的那一刻，我就明白，有些情感无需语言，只消一眼，就能看懂一个人的一生。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