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竞争的逻辑正在演变。全球化所缔造的深度经济依赖，正反向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关键手段，形成了“制衡中依赖”的复杂局面。这一转变，标志着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正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在于利用经济依赖中的不对称优势影响他国决策。由

Abstract

摘要

国际竞争的逻辑正在演变。全球化所缔造的深度经济依赖，正反向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关键手段，形成了“制衡中依赖”的复杂局面。这一转变，标志着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正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在于利用经济依赖中的不对称优势影响他国决策。由于经济手段具备可控、持续的特点，地缘经济竞争或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常态。传统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聚焦于经济手段的战略性运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融合国际关系与经济学的新分析框架，以系统性地审视当前的现实。在此框架下，地缘经济手段是否有效取决于一国经济力量的强弱，其核心在于经济规模和对全球经济关键节点的掌控。从全球产业链看，供给侧的经济力量主要源自于资源与技术，需求侧的经济力量则来自于庞大的终端市场。当前，中国、欧盟等区域力量崛起形成了具有强大内循环能力的区域中心；而美国凭借其在核心技术与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仍掌握着不对称的国际经济掌控力。展望未来，如何在自主与合作、安全与效率中取得平衡，既要在国际经济网络中提升自身地位，又要维系全球体系在关键议题上的必要协作，将是避免世界经济陷入深度碎片化、走向低效循环的关键所在。

Text

正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全球多极化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日益从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领域，经济工具也因此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全球秩序的关键变量。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向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特朗普政府时期，其对外政策导向从主导并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急剧转向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竞争性双边主义，将关税、技术管制等经济手段直接用作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的手段。这种变化不仅重塑了大国间的互动模式，也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面对这一转变，传统的分析框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理论侧重于军事安全与政治权力，而主流经济学分析则往往将国家行为理想化，忽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二者均难以完全捕捉当前这种“以经济为手段，以竞争为常态”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关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但面对当前国家系统性、工具化地运用贸易、投资、金融与技术以谋求地缘优势和产业领导地位的趋势，仍需一个更为聚焦的分析框架。因此，我们引入并运用“地缘经济”这个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的地缘战略行为体，聚焦其经济工具的战略性使用，从而揭示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变逻辑，并评估其对全球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从全球化合作迈向地缘经济竞争

（一）地缘经济的兴起

近年来，将经济手段用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尤以美国“美国优先”框架下的一系列政策最具代表性。 这些政策系统性地覆盖了贸易、产业、技术和金融等多个领域。贸易政策方面，美国频繁运用关税壁垒与实体清单等工具，如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以扭转贸易逆差为由，对全球各国单方面加征大幅度关税。产业政策方面，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及《通胀削减法案》，投入巨额补贴以扶持本土半导体制造和清洁能源等关键产业。技术政策方面，美国强化出口管制体系，尤其是加强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出口审查，限制新兴国家获取先进芯片技术等。金融政策方面，则凭借其对美元国际支付体系的主导地位，切断竞争对手的国际结算通道。数据显示，特别是在2017年之后，经济制裁等手段的使用频率显著上升，其受青睐的程度已超过了传统的军事力量投送（图表1.1）。

图表1.1：美国对经济制裁等经济手段的使用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中金研究院

这种以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的竞争范式，被称为地缘经济（Geoeconomics）。它为理解当代国际竞争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经济学与地缘政治的新分析视角。“地缘经济”这一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由Luttwak提出[1]，特指国家间通过经济方式展开的对抗。地缘经济的分析逻辑，与传统框架存在两大根本性区别：相较于传统经济学，它不再将“效率最大化”作为唯一准则。地缘经济的逻辑将经济安全置于优先地位，承认国家会主动运用经济工具来保障自身发展、获取相对优势，而非完全依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地缘政治，其核心差异在于权力工具的运用。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主要围绕领土、资源等目标，并诉诸军事对抗、联盟防务等硬实力手段[2]；而地缘经济则更侧重于使用贸易壁垒、技术封锁、经济制裁等经济工具，为国家博弈提供了一种成本与风险相对更低的选择。

（二）经济全球化孕育不对称依赖

地缘经济的兴起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两大结构性变迁。 其一是各国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经济融合与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相互依赖并非完全对等，其中存在的不对称性，为国家以经济手段进行竞争创造了条件。其二是国家间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激化了深藏于依赖关系中的矛盾，最终使经济领域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焦点。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进入一个由多边主义和市场开放主导的新时代。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等理念被广泛接受，加速了全球化进程[3]。在此驱动下，全球商品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FDI）规模空前扩张（图表1.2，图表1.3），各国经济从相对独立的单元，迅速整合为一个深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体系。

图表1.2：全球贸易额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World Bank，中金研究院

图表1.3：冷战后FDI投资总额明显提升

资料来源：World Bank，中金研究院

然而，这种经济融合，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 全球化进程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形成了相互依赖[4]，但是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对称的。虽然彼此都有所依赖，但一方可能更难以脱离这种关系。有学者将不对称性依赖概念化为双方因断绝现有经济联系而产生的潜在退出成本不同，即一方面临的退出成本更高[5]。这种不均衡的依赖，使得一方的经济安全暴露于另一方的政策选择之下，从而创造出可供利用的结构性脆弱点。例如越南作为出口大国（图表1.4），出口占GDP的百分比达到93.4%，较大幅度的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0.8%），大量制成品出口依赖美国为首的大国的消费市场。而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与结算货币，则赋予了美国掌控全球金融流动的结构性权力，使其能将他国排除出关键的金融体系之外（图表1.5）。

图表1.4：越南出口占GDP的比例超90%

资料来源：World Bank，WITS，中金研究院

图表1.5：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占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是点燃不对称依赖这颗“火药桶”的引信。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正因国内经济问题（如持续的财政赤字和产业发展不均）而面临挑战。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与美国等经济主导者互补性降低。新兴经济体在诸多领域成为全球供应链中难以替代的核心环节，这种地位超越了简单的最终品组装，延伸到研发等关键环节[6]。以中美为例，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正在降低过去G2模式下中美两国的产业互补性[7]（图表1.6），通过观察过去20余年的全球核心专利可以发现，中国的核心专利占比由本世纪初的约等于0提升至2016-2020年的26.7%（图表1.7）。

图表1.6：中美出口相似度提升

注：基于SITC分类6位代码计算的Finger-Krein index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图表1.7：中国核心专利占比不断提升

注：“核心专利”定义为在含有被授予专利的专利族中，申请后3年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PCT专利族 资料来源：EPO PATSTAT，中金研究院

最终，当既有主导国意识到其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在催生不对称依赖的同时，也“资助”了竞争对手的崛起时，其战略重心便从合作转向了竞争[8]。 美国政治精英开始深刻反思过去的自由主义信条，认为它未能充分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与产业韧性。因此，重新强调国家干预，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来保障国家安全[9]，成为了新的战略共识。传统的合作范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国家间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围绕技术、资源和市场的多维度竞争博弈，地缘经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地缘经济竞争将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地缘经济竞争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其前提在于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间矛盾的性质。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经济领域的摩擦与博弈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旋律。在这一新竞争场域中，赤裸的军事手段不仅成本高昂且往往不适用。因此，地缘经济手段因其独特的属性，契合了新时期的竞争需求，使其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首选工具，并具备了常态化的潜力。

首先，经济手段相对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手段具备灵活性和可逆转的特性，可以更好地试探竞争对手的意图和实力，也可以作为谈判筹码，契合了当前国与国之间竞争不断拉扯，反复对抗的动态需求。其次，经济手段具备高度的可控性，政府可以精确调整其力度和范围，例如调整关税、制裁特定企业或限制技术出口，从而将竞争限制在特定范围内，避免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冲突，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其次，经济手段也具备可持续性。其影响能通过全球产业链深入对方经济内部，同时实施的国内政治成本较低，使其能够被长期使用，以达到削弱对手产业和技术能力的长期战略目的。

然而，地缘经济手段的有效性并非没有边界，其能否在“新常态”下持续发挥作用，恰恰取决于对以下两重约束的认知和博弈。 其一， 其作用效果受制于议题的性质。 在涉及明确经济利益的问题上，成本-收益的计算相对清晰，经济施压往往更为奏效。但一旦触及国家安全、主权、意识形态等核心利益，经济成本的考量便会退居次要，国家更可能将经济损失视为战略博弈中的必要代价，此时地缘经济的杠杆效力会明显减弱[10]。其二， 地缘经济施压的作用空间受制于依赖关系的可替代性与结构性强度。 任何经济的不对称依赖都可能在动态博弈中被重构。如果受压国能通过开拓第三方市场、扶持国内产业或发展替代技术路径来规避关键依赖点，那么施压方最初的结构性优势就会被削弱甚至瓦解。例如，面对持续的芯片制裁，目标国会加速本土替代进程，这反而可能在长远催生出新的供应网络，使原有的制裁工具失效。

地缘经济竞争之所以可能成为新常态，不仅因为它提供了灵活、可控且持久的竞争工具，更因为它开启了一个围绕依赖与反依赖、施压与反施压的长期动态博弈。各国将持续在利用、规避和重塑不对称依赖中反复较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竞争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便需要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场新的博弈中，国家究竟有哪些经济手段可以使用？这些经济手段的作用效果又取决于什么？想要系统化地审视和应对这个地缘经济时代，就必须深入了解其内在的运作机理。

二、解构地缘经济：工具、力量与根源

（一）经济手段的分类

在地缘经济竞争中，常用的经济手段类型多样，但可以通过战略意图和干预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梳理和理解。 在地缘经济中，经济手段是指利用经济资源来影响、改变其他国家行为或能力的工具或政策。经济手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分类，如可以从常用手段角度分为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经济制裁、经济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和商品政策等[11]。从主客体视角分为经济胁迫使用（强制措施）和被实施国的应对（对冲手段）[12]。从作用方式视角分为强制性手段、渗透性手段、保护性手段[13]等。一种更为全面的分类方式是根据战略意图和干预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14]（图表1.8），在战略意图维度，经济手段的目的可以区分为主动进攻（Offensive）以获取相对优势、塑造外部环境，或者被动防守（Defensive）以规避自身风险、弥补内部脆弱性。在干预方式维度，经济手段可以分为激励诱导（Inducement）和施加惩罚制裁（Sanction），可以形象地理解为“胡萝卜和大棒”。这两个维度的交叉组合，构成了地缘经济工具箱的四个核心象限，每个象限的工具都具备独特的经济逻辑。

图表1.8：经济手段的分类

资料来源：Bauerle Meunier（2024），中金研究院

在主动进攻类型中， 惩罚制裁型手段旨在利用现有的不对称依赖关系，通过出口管制或金融制裁等方式，直接削弱他国实力。同样出于主动进攻目的，激励诱导型手段则着眼于未来，通过产业政策或海外基建投资等方式，创造和建立新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以累积中长期影响力。 在被动防守类型中， 惩罚制裁型手段的核心是对自身风险的预防，通过投资审查、实体清单等限制性措施，对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依赖进行阻断，建立经济安全缓冲区。而被动防守中的激励诱导型手段，则着重于削减和替代自身对外部的依赖，通过产业补贴等政策激励内部建设，系统性地降低对外脆弱性，美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即是典型。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的经济手段往往具有复合动机和动态演化的特征，其最终作用效果根本上取决于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对比。

（二）经济力量既是基础也是目标

虽然不同类型的经济手段可以被动应对或者主动塑造不对称依赖关系，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手段能否发挥作用，根本上取决于不对称依赖关系中所蕴含的经济力量。 地缘经济力量是指一国利用这种依赖结构，对目标国施加潜在的经济损失，从而迫使其在“遵从要求”与“拒绝并承受后果”之间，做出更符合施压国利益的理性选择的能力[15]。这个决策过程是地缘经济压力的核心作用机制：当“拒绝”的预估成本（如失去市场、技术断供、金融孤立）远超“遵从”的代价（如调整某项政策）时，目标国的政策天平便会发生倾斜。因此，经济力量的本质，就是制造这种成本差距的结构性能力。

因此，经济力量构成了所有经济手段得以奏效的基础。 经济力量是地缘经济手段得以被激活并发挥作用的“发动机”。无论是激励性质的诱导，还是惩罚性质的制裁，其吸引力与威慑力的大小，均直接源于施压国自身的经济力量。

对于惩罚性手段而言，强大的经济力量意味着施压国能够对目标国造成更深、更广的伤害，使其制裁威胁更具可信度。 例如，美国之所以能有效运用金融制裁，正是基于其经济力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被排除出SWIFT体系的后果代价较高。反之，若一国经济力量不足，其制裁威胁便会显得空洞无力，难以对目标国构成真正的压力。

对于激励性手段而言，强大的经济力量则表现为施压国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胡萝卜”。 一个国家庞大的消费市场、充裕的资本供给、领先的技术标准，都是其经济力量的具体体现，这些都能使其提供的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投资或技术合作等激励方案，对他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压倒性的经济力量甚至可以产生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示范效应。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被广泛认知时，其他国家可能会在决策中主动规避与其利益相悖的选项，或主动调整自身政策以更好地融入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从而在无须动用具体经济手段的情况下，实现战略目标。这种潜在影响力，是经济力量作为手段的重要表现。

正因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增强经济力量本身也成为了国家追求的核心战略目标。 在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一次性的制裁或特定谈判的胜利，远不如构建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力量来得重要。增强经济力量，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与长期战略的核心。

（三）力量来源：经济禀赋与关键节点

经济力量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根植于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具体位置与形态。它主要源于两大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一国的经济禀赋规模，及其对这一网络中关键节点的控制力。

经济力量的第一个、也是更基础的来源，是一国的经济禀赋规模。 这包括其拥有的自然资源、资本储备、科技水平、人才储备及优越的地理区位等。这些禀赋本身是力量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掌握的经济禀赋规模越大，能够调动的资源就越多，施加经济压力的潜在能力就越强。例如，关键自然资源的储量，从石油到新能源产业的战略性锂矿，其富集程度直接决定了一国在供应链上游的潜在话语权。同样，庞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吸引外部投资和贸易伙伴的重要筹码，更是一种可观的需求侧引力，使得国家可以将市场准入政策作为地缘经济工具，用以改变他国行为。此外，雄厚的资本储备和领先的科技水平，则赋予国家引导全球投资流向、设定技术标准和塑造创新议程的能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禀赋本身是内生的、相对静态的，它更多地提供了地缘经济博弈的可能性。拥有丰富的资源，不等于掌握了其定价权；拥有巨大的市场，不等于能完全主导市场规则。禀赋优势需要通过有效的转化，才能形成可供施展的现实经济力量。

因此，经济力量的第二个、也是更具决定性的来源，便是将静态禀赋转化为动态影响力的能力，即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和控制关键节点。 在全球贸易、金融、技术和数据等相互交织构成的经济网络中，某些国家或其特定产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枢纽”或“咽喉”角色。这些关键节点是全球资源、资本或信息流动的必经之路，一旦被截断，便会对网络中的其他参与方造成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经济损失。通过控制这些关键节点，相应国家便获得了调节、准入甚至阻断全球经济流动的能力，从而将自身的禀赋优势转化为“以点控面”的结构性权力。这种节点控制力体现在多个层面。在金融领域，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的控制，成为了全球金融网络的绝对核心节点。这种地位赋予其监视全球资本流动，并能单方面将某个国家排除在主流结算体系之外的权力，这是一种具有较强威慑力的金融武器。在技术领域，真正的节点控制力往往体现在产业链上游特定的“瓶颈”环节，例如荷兰公司ASML在尖端EUV光刻机上的垄断，使其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节点。占据这些节点，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可以远超其自身的经济体量，从而在全球地缘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对称的战略优势。

三、地缘经济格局的量化分析

（一）量化“力量”：一个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力量已不再体现为简单的贸易规模或资源禀赋，而是深植于复杂且相互交织的产业链联系之中。要穿透这种复杂性，识别出真正的权力节点与脆弱环节，就需要一个能够系统性揭示其内在结构的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的构建，依赖于能够全面描绘全球产业链条的系统性数据，而全球投入产出表（Global Input-Output Table）恰好提供了这一数据基础。基于详尽的投入产出数据，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全球经济网络模型，并通过网络分析等方法，来量化各国家、各行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即地缘经济力量。

在这个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经济力量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国家间贸易的直接联系强度，即一国在他国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这构成了实施经济施压的基础。二是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由于产业链高度嵌套，供需结构会引发间接的损失放大效应。一个节点的重要性，正取决于其一旦停止供给或需求，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的总规模。这些效应在供给侧与需求侧机制中体现出不同的逻辑路径。

但总体来看，经济力量从根本上仍源自各国所拥有的基本经济禀赋和掌握的关键节点。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自然资源、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等要素不仅决定了各国所参与的产业类型，也决定了其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经济禀赋与网络节点地位之间的联动机制，构成了经济力量的重要基础。

资源与人口作为核心的两类基础禀赋，是塑造产业链与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从供应集中的石油，到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战略性锂矿，这些关键资源通过形成供给依赖或技术瓶颈，使控制国获得了影响甚至制约全球下游产业的强大力量。具体而言（图表1.9），石油储量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截至2020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中，委内瑞拉（303.8亿桶）和沙特阿拉伯（297.5亿桶）合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而锂矿作为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核心资源，目前智利（930万吨）和澳大利亚（700万吨）掌握最多储量。另一方面，人口规模既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生产要素，也是塑造全球市场容量的消费枢纽，这使得高人口国家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拥有了内生的、难以替代的经济影响力。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图表1.9），印度已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数突破14.38亿，中国紧随其后，为14.1亿，美国则为3.35亿，其中，中国通过人口红利构建起覆盖从初级加工到高端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在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组装以及出口份额方面均具全球优势；印度近年来则成为软件外包与低成本制造的新兴力量。

图表1.9：全球关键自然资源储量和人口规模分布

资料来源：Energy Institute，EIA，U.S. Geological Survey，World Bank，中金研究院

借助投入产出网络，我们可以识别出当前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行业节点[16]。 这些节点往往集中于对全球经济活动具有较强杠杆效应的部门，通过测算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可以量化各行业在全球网络中的经济力量，进而判断其是否构成关键节点。

在供给侧，经济力量主要体现为“断供效应”，即若某国停止向全球供应该行业产品，对其他国家生产体系造成的总损失。 测算结果显示（图表1.10），采矿和采石业以2.27%的经济力量位居第一，凸显资源型行业，尤其是能源与矿产类产品在全球供给体系中的杠杆地位。其后为租赁与商务服务、批发及代理贸易、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等。排名靠前的行业多数位于产业链中上游，控制着生产环节的关键中间品或服务。这表明，在全球网络中形成有效供给侧经济力量的，不仅包括传统资源行业，也包括技术密集型制造和高附加值服务业。

图表1.10：全球各行业总和经济力量前十名（供给侧）

注：供给侧各行业经济力量计算方式为全球各国该行业断开对他国中间投入的供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球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Clayton et al.(2024)，ADB MRIO，中金研究院

从国家与行业的交叉结果来看（图表1.11），美国在租赁与商务服务、批发贸易、化学品与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中均列于全球前列，反映其在“软性基础设施”和高附加值环节的供给优势。中国则在电气与光学设备、纺织品、基础金属等制造业领域展现出较强的供给侧经济力量。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国则集中于采矿和能源领域，显示其在原材料供给中的战略地位。

图表1.11：对全球经济力量前10位的国家*行业和前10位国家的行业总览（供给侧）

注：供给侧各国各行业经济力量计算方式为各国各行业断开对他国中间投入的供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球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Clayton et al.(2024)[17]，ADB MRIO，中金研究院

在需求侧，经济力量的计算逻辑则是，若某国停止从目标国家进口特定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对目标国出口及其上下游结构所造成的总经济损失。 从数据结果看（图表1.12），电气及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设备、食品饮料烟草以及批发及代理贸易位居前列。这些行业多集中在制成品和终端产品领域，体现了大型消费市场对出口国形成的潜在经济力量。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消费产品通常不构成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即便对目标国的出口构成打击，对施压国自身的产业链运作却影响有限，因而更容易成为施压国采取经济手段的领域。

图表1.12：全球各行业总和经济力量（需求侧）

注：需求侧各行业经济力量计算方式为全球各国停止购买他国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球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Miyamoto Nguyen (2024)[18]，ADB MRIO，中金研究院

具体到国家层面，美国在多个行业中均占据主导地位， 在电气及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设备、食品饮料等多个行业的需求侧经济力量均居世界前列（图表1.13）。这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不仅在供给侧具备技术控制力，在需求侧亦通过市场准入和进口规模形成可观的战略杠杆。

图表1.13：对全球经济力量前10位的国家*行业和前10位国家的行业总览（需求侧）

注：需求侧各国各行业经济力量计算方式为各国停止购买他国来源的各行业的产品或服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球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Miyamoto Nguyen (2024)，ADB MRIO，中金研究院

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制衡能力往往并非来自整个行业，而是其中特定的“瓶颈环节”。 在半导体产业中，最具威慑效力的并非终端封测，而是设计授权、设备制造与特种材料等上游环节；在航运体系中，真正的控制力在于港口调度权、全球保险承保机制和船只租赁体系。相似地，在电气设备或交通设备领域，市场侧的力量往往集中于拥有技术标准认证权、品牌主导权或关键零部件需求集中度的环节。

因此，借助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网络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哪些行业、哪些国家的哪些环节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这些节点，正是现代地缘经济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分析对象。

（二）度量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力量

上一节中，我们主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识别出了承载经济力量的关键行业。然而，要理解真实世界的大国博弈，就必须将这些分散在不同行业的“点状”优势，整合为国家与区域层面的“网状”权力格局。通过汇总各国各行业的力量，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双边关系的地缘经济力量有向网络，并从中观察全球权力结构的整体面貌及其动态演变。

将各国各行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力量汇总，可以得到基于双边的经济力量的有向网络。 在该网络里，每一条连线代表了源国对目标国的相对控制力，而连线的粗细与色深则代表一旦源国切断对目标国的供给，目标国GDP损失的比例大小。基于各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力量，我们分别从供给侧（图表1.14）和需求侧（图表1.15）绘制了2000年和2023年两个时期的地缘经济力量网络图。

图表1.14：全球地缘经济力量辐射的网络（供给侧）

注：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全球地缘经济力量，即一个国家/地区对各国家/地区的地缘经济力量按目标国家/地区GDP在全球占比的加权平均值，节点间的箭头表示一个国家/地区对目标国家/地区的地缘经济力量。图中包含经济力量影响大于1%的连接，GDP排名前40名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Clayton et al. (2024) ，ADB，中金研究院

从供给侧经济力量网络的时间序列变化来看，2000年至2023年间，全球经济网络经历了从单一核心向去中心体系的重构。其中，美国依然是全球供给侧的核心节点，但其力量的来源与结构在2000年至2023年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00年时，美国凭借在资源、技术与中间品出口上的主导地位，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构筑了强大的供给侧影响力。 到2023年， 虽然美国依然保持全球性的节点影响力，但是随着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以及服务业出口的增强，其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影响力因零部件出口减少而下降，而对欧洲的经济力量则通过金融和互联网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得到强化，尤其体现在对爱尔兰这类欧洲科技与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上。

中国在全球经济力量网络中的地位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2000年时中国还处于产业起步阶段，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虽已初现端倪，却在网络版图中没有明显体现，未形成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经济力量。到2023年中国已成为东亚地区的供给中心，其对东南亚、日韩甚至部分欧美市场已具备明显的经济力量，并向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型国家辐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提升的地位，是其在各国的生产活动中占据更重要的供应商角色。这一变化背后是中国对原材料、基础工业制品及部分中高端制造环节的掌控能力增强，使其具备在供给侧通过出口配额、价格控制与政策管制等经济手段进行博弈的能力。

在中美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力量的消长也共同塑造了全球供给侧格局。 同一时期，欧洲的供给侧力量结构也从德国为核心，演变为一个更均衡的去中心网络。早期德国是欧洲的主要供给节点，特别对中东欧国家有较强的输出能力。到2023年，英、法、荷等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欧洲内部形成更均衡的网络结构。这种内部联系的增强不仅提升了欧洲应对外部冲击的协同能力，也使其能通过统一标准和政策扩大整体战略空间。俄罗斯在2000年通过能源和初级资源对欧洲构筑的供给依赖，到2023年因西方制裁和欧洲能源政策调整，其对欧洲的供给侧经济力量已几近消失。与此同时，日本的供给侧影响力也有所衰退。它曾是东亚重要的技术与中间品来源，但到2023年其辐射强度已明显下降。

图表1.15：全球地缘经济力量辐射的网络（需求侧）

注：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全球地缘经济力量，即一个国家/地区对各国家/地区的地缘经济力量按目标国家/地区GDP在全球占比的加权平均值，节点间的箭头表示一个国家/地区对目标国家/地区的地缘经济力量。图中包含经济力量影响大于1%的连接，GDP排名前40名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 Miyamoto Nguyen (2024)，ADB，中金研究院

从需求侧网络结构的演化来看，全球格局同样经历了从“单极”到“多极”的转变（图表1.15）。 2000年的需求网络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单极辐射式特征，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对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形成了强烈的需求侧吸附。而中国在当时的网络中尚未形成核心地位，仅与亚洲部分国家存在有限的贸易联系，影响力更多体现于供给侧，尚未构筑起强有力的消费市场网络。德国虽已在欧洲体系内形成一定的需求枢纽作用，但其对欧洲各国的需求侧经济力量仍较有限，区域网络厚度不足。

而到了2023年，全球需求侧经济力量网络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虽然依然保持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地位，但其在网络中的主导集中度有所下降，出现了中国和德国两个区域性中心的并立格局。美国继续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等国形成强烈的需求侧联系，维持其对传统盟友和周边经济体的结构性吸附。尤其对北美经济体和东亚出口型国家而言，美国市场仍然是关键的出口终端，这赋予其在实施关税壁垒、技术标准设限、市场准入排除等政策时具备可观的施压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亚太区域的需求侧影响力显著上升，已从2000年的网络边缘跃升为区域性中心。 其与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经济体之间建立了密集的消费品贸易联系，表明中国国内市场吸附能力持续增强，并具备通过消费市场规则和标准对周边国家施加间接影响的潜力。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中国经济总量和内需能力的增长，也说明其正逐步成为区域性的需求侧关键节点角色，增强自身在地缘经济竞争中的战略回旋空间。

在欧洲区域，德国进一步强化了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需求侧核心位置。 波兰、奥地利、荷兰、丹麦、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出口高度集中于德国市场，构成紧密的区域依赖体系。这种高度的结构性粘性使得德国可通过制定统一技术标准、设定环境与安全要求等方式，在欧盟框架内对外围国家形成制度性经济约束，进一步巩固其在欧盟内部的政策主导地位。

综合供给侧和需求侧经济力量网络来看，大国之间由于自身的经济体量足够大，可以显著削弱彼此之间的经济手段效力。 大国之间由于彼此都掌握一些关键节点，即使具备施压手段，对方反制的影响也难以忽视，因而往往难以形成真实可持续的压力。中国和美国之间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即便双方已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但是双方的贸易和金融中介服务往来在各自的经济规模中占比有限。这意味着即便有一方停止对另一方的供应或采购，可能很难对对方持续造成较大的损失。

相反，大国对中小国家的经济力量则显著更强。 由于后者往往在经济规模、技术结构和市场多元化方面存在局限，一旦面临贸易中断、金融制裁或技术限制，其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往往远高于施压国自身的成本。例如，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具备较强的经济力量，一旦采取关税或断供手段，往往足以撼动目标国宏观经济稳定。

这种不对称结构，使得大国在对外关系中常常具备“单边施压”的潜力，而中小国家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性多边机制或区域联盟来化解潜在的结构性脆弱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域性经济力量也显得愈发重要。各国并非孤立行动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整合程度日益提高，通过贸易协定、关税联盟、供应链协作等制度安排，可以将原本分散的经济体量整合为具有合力的区域性经济力量。区域经济力量的形成逻辑在于，若区域内部国家对某一外部国家形成高度对称的出口导向结构，则该外部国家在面对整个区域时的政策空间将大为收缩。

具体而言，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在力量整合模式具有差异，北美形成了单核主导，欧洲构建了制度性协同，而亚洲则呈现出多元竞争的格局。 在北美，《美墨加协定》（USMCA）强化了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单极结构，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对美高度依赖，赋予了美国显著的单边施压能力。欧洲则构建了一种“制度性协同”模式，以德国制造业为核心，通过欧盟统一市场与共同政策形成集体影响力，例如可通过统一标准对外施加制度性约束。相比之下，亚洲格局更为多元松散，虽有中国这一区域性的制造与消费中心，但因缺乏类似欧盟的强制度整合机制，其集体合力尚未形成，区域经济力量的塑造仍处于演化之中。

总 的来看，国家间的经济力量主要取决于其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包括其对关键资源与技术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他国产业或市场形成的吸附能力。 单一大国通过主导关键产业或消费市场可以形成强大的单边经济力量，而区域合作则是中小国家放大相对影响力、构建联合防御体系的现实路径。未来，随着全球价值链趋于区域化与本地化，区域性经济力量将在地缘经济竞争格局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三）地缘经济时代将走向何处

通过对全球地缘经济力量的数据分析，可以提炼出地缘经济竞争的两个特征，从而指导我们对未来全球秩序和产业格局的走势判断。 首先，地缘经济的核心在于国家间经济依赖度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赋予了经济力量影响他国行为的潜力。经济力量不仅局限于国家间的贸易规模，更多地体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控制。具体来说，供给侧的经济力量来自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需求侧则表现为消费市场的牵引力，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主导地位。其次，地缘经济力量的分布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欧洲和中国等区域主导经济力量的崛起使得全球经济结构逐步由单极向区域化转变。这种区域化趋势促使各国越来越依赖区域合作，尤其是在技术、贸易政策和供应链整合等方面，区域间的协作成为增强经济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从全球经济力量的分布来看，未来中长期全球经济体系将呈现逐步去中心化的趋势，国际秩序将不再单纯由少数几个大国主导，而是逐渐呈现区域化的多极格局。 这一趋势背后，首先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即传统的全球化模式正在遭遇多重挑战。美国虽然依旧掌握着全球消费市场的主导权，但随着中国、欧盟等区域性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被分散。这种转变意味着全球经济竞争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区域合作将成为各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战略。美国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全球事务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他地区将在其周围形成独立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圈。

此外，区域化的冲击下多边主义和传统的全球化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区域性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崛起时，展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欧盟在制定统一市场和关税壁垒方面的独立性，已在全球经济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地区性自足”的机制。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经济一体化同样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加速。这些发展表明，未来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将更多地通过区域性协议来实现，而非依赖于全球性制度。国际贸易、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等核心问题将由区域性经济体协调解决，国家间将加强对外部经济政策的应对能力。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制衡大国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因素。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由于经济网络中占据关键节点对国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单纯追求效率的导向转向安全优先的战略思维。 在全球化的深度发展过程中，产业链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脆弱性。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暴露了全球供应链中的结构性风险，因此，各国将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与独立性，尤其是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资源领域。例如，半导体产业、能源产业、矿产等领域的供应链紧张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供应链碎片化与冗余化将成为常态，国家将加大对关键环节的自主掌控能力，通过自给自足和备选供应源的战略，减轻外部风险对国家经济的冲击。

随着产业格局的转变更加注重安全，作为决定产业竞争力关键因素的技术和创新将迎来愈加激烈的竞争。 国家间将不仅仅争夺市场份额，还将通过技术壁垒和标准制定来确保产业链的战略安全。半导体、人工智能、5G等技术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技术创新将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变革的核心动力，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技术的领先将直接决定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随着技术壁垒的建立，全球贸易格局也会因此发生变化。产业链的重构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新的技术标准与市场准入门槛将成为制约全球贸易的“隐形壁垒”，国家间将围绕这些领域展开更加复杂的地缘经济博弈。

此外，当前的新兴技术也依赖一些关键资源的供给，全球资源竞争也将成为地缘经济博弈中的重要内容。 当前的新兴技术，如半导体、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都高度依赖某些关键资源的供给，这使得全球资源竞争在地缘经济博弈中变得愈加重要。半导体产业需要大量稀土、锗、硅等原材料，而这些资源不仅在全球分布不均，而且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与此相应，绿色技术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关键资源的支持。例如，电池技术依赖于锂、钴和镍等矿物，而这些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也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转型的需求不断增长，太阳能、风能、氢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资源供应的限制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要求将加剧国家间的竞争，而这些资源的控制不仅影响国家的能源独立性，还将直接影响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未来全球秩序和产业结构将趋向区域化、去中心化以及安全优先的方向。 大国间的竞争将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经济手段，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对资源、技术和市场的控制。区域性经济力量的崛起将成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业链的重构将推动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地缘经济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源和技术的争夺，更是国家间战略博弈的全面展示。

四、思考与启示

地缘经济已成为理解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范式，其本质是国家将经济手段用于实现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关键在于识别并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对称依赖关系。 这一范式的兴起，源于全球化在加深各国经济融合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国家在贸易、技术或金融上对另一些国家的更强依赖。当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全球实力格局后，这种不对称依赖就从过去合作的要素，转变为大国博弈中可被利用的工具，从而演变为长期的动态博弈，形成了地缘经济竞争的新常态。然而，这种经济施压手段的有效性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一是这种依赖关系本身是否能被替代，二是博弈议题是否触及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这最终要求国家战略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向系统性地审视、管理并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结构性脆弱点与优势点。

在地缘经济竞争中，经济手段是国家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政策工具，而经济力量则是决定这些工具能否发挥作用的根本能力。 具体而言，经济手段可以根据其战略意图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以及干预方式是激励诱导还是惩罚制裁，来进行系统性地分类。而经济力量的本质，是一国利用不对称依赖关系，对目标国施加潜在的经济损失，从而影响其决策的能力。这种力量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国家自身拥有的经济禀赋，如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资本储备等，二是更具决定性的，即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和控制金融、技术等关键节点的能力。正是这种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将静态的禀赋优势转化为实际的结构性影响力，最终决定了一国在地缘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通过量化地缘经济力量可以发现，全球经济网络正经历从单极主导向多极化、区域化格局的深刻重构。 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全球经济中的关键行业节点与国家力量分布，并观察到其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趋势。在供给方面，采矿业、化学品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等中上游行业一旦停止供应，会对全球生产体系造成巨大损失，因而具备显著影响力。在需求方面，电气设备和交通设备等终端消费品领域，则使大型消费市场能够通过其采购规模来影响出口国。在国家层面，美国凭借其在服务业和消费市场的主导地位维持着全球影响力，而中国则通过其在制造业领域的供给能力，成为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核心。这种力量格局的变化，使得大国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而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单方面施压能力则显著增强，这推动了全球化向以北美、欧洲和亚洲为核心的区域化结构演变。

因此，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战略应适应范式的转变，从追求经济总量转向提升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 这意味着，国家力量的评估标准已不再是简单的GDP或军费，而是能否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占据和控制关键节点，并利用这种节点地位形成杠杆效应。因此，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投资和制度设计，都应服务于提升自身在全球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趋势的加剧，单一国家的力量将日益受限，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整合力量、形成集团化优势，已成为提升结构性影响力的关键路径。最终，这场博弈的胜负手，将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经济网络中，既构建起对外施压的能力，又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韧性，从而在多极化的竞争格局中掌握战略主动。

来源：财富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