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搪瓷碗沿磕碰的脆响，在1978年深秋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昏黄的灯泡下，我娘王秀兰刚把一盘炒土豆丝端上桌，空气里就弥漫开一种山雨欲来的粘稠。我爹林建国坐在炕沿，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搪瓷碗沿磕碰的脆响，在1978年深秋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昏黄的灯泡下，我娘王秀兰刚把一盘炒土豆丝端上桌，空气里就弥漫开一种山雨欲来的粘稠。我爹林建国坐在炕沿，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放下手里的玉米面窝头，筷子在手里攥得发白。这个决定，在我心里像一团野火，烧了无数个日夜。今天，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爹，娘，”我的声音有些干涩，“我想……我想去参加高考。”

碗筷碰撞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娘停在锅台边的身影僵住了，她缓缓转过身，手在围裙上使劲地搓着，眼神里满是惊愕和不安。“默娃，你瞎说啥呢？好端端的，提这个干啥。”

我爹没说话，只是把烟锅在鞋底上“梆梆”地磕了两下，那声音，一下下都敲在我的心上。妻子徐慧坐在我对面，她猛地抬起头，那双原本温顺的眼睛里，此刻全是质问和冰冷。“林默，你疯了？你一个初中毕业的，在地里刨食的，跟人家城里娃娃争什么？咱家这日子，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吗？”

“我没疯。”我迎上她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报纸上都登了，恢复高考，不问出身，择优录取。我想试试。”

“试试？说得轻巧！”徐慧的声音尖利起来，“你白天上工挣工分，累得跟死狗一样，晚上还有力气看书？再说了，咱家哪有钱给你买书买本？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哪样不要钱？日子要咋过？”

那一晚的饭，谁也没吃好。我心里明白，这不是一个人的战役，我把整个家都拖进了一场前途未卜的豪赌。

引子

第二天去生产队请假，是我预料中最难的一关。

深秋的风已经带着寒意，吹得人脸生疼。生产队的大院里，社员们正三三两两地扛着农具，准备下地。队长张根发正叉着腰，唾沫横飞地分派着今天的活计。他看到我磨磨蹭蹭地走过去，粗声大气地喊道：“林默，你个书呆子磨蹭啥呢？今天去西边那块地起红薯，你力气小，就负责捡漏吧！”

周围响起一阵哄笑。在队里，我就是个异类。因为从小爱看书，戴个眼镜，身子骨又不如那些庄稼汉壮实，他们背地里都叫我“林傻子”。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张根发面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张队长，我想……我想请几天假。”

张根发把眼一瞪，铜铃似的：“请假？请啥假？你爹病了还是你娘倒了？”

“都不是，”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满是泥垢的解放鞋，“我想……复习一下，准备参加高考。”

院子里瞬间的寂静之后，是比刚才更猛烈的爆笑。那笑声像无数根淬了冰的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扎进我的心里。

“啥？我没听错吧？”一个叫李二牛的壮汉夸张地掏了掏耳朵，“傻子说他要考大学？”

“哈哈哈哈，这真是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他要是能考上大学，我李二牛名字倒过来写！”

张根发也乐了，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嘲弄，他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让我一个趔趄。“林默啊林默，不是我说你。人得有自知之明。这大学是啥地方？是给国家培养栋梁的。你一个刨土疙瘩的，连个拖拉机都开不明白，还想考大学？别做那白日梦了！老老实实挣工分养家糊口，才是你该干的事。回去吧，别在这儿耽误大家上工了。”

他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我站在原地，周围的嘲笑声、议论声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的脸火辣辣地烧着，手脚冰凉。我看到远处，同村的几个婶子对我指指点点，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难听的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被扔在人群中，任人观赏、嘲笑。

我没有再争辩，只是默默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生产队的大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刃上。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仅要和书本上的难题作斗排，还要和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

有些路，在别人看来是绝境，对自己而言，却是唯一的生机。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考，我一定要考！

第一章 灶膛里的微光

回到家，屋里冷得像冰窖。徐慧没下地，坐在炕上纳鞋底，一针一线都带着怨气。看到我回来，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冷地问：“假请到了？”

“没有。”我脱下鞋，盘腿坐到她对面。

“我就知道。”她手里的针“噗”地一声穿透厚厚的鞋底，“人家队长说得对，你就是异想天开。林默，我再问你一遍，这日子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你要是真铁了心要去考那个什么大学，咱俩……咱俩就去把证扯了，我不想跟着你一块儿让人戳脊梁骨。”

“离婚”两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胸口。我看着她，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女人，她的脸因为愤怒和委屈而涨得通红。我心里一阵刺痛，更多的是无力。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想让我们的孩子，让这个家，以后能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能过上不用看天吃饭的日子？

“慧，你听我说……”

“我不听！”她把手里的针线活儿狠狠摔在炕上，“我只知道，你要是再去折腾，这个冬天咱家就得喝西北风！队里那点分红，还不够你买纸笔的！你摸摸自己良心，你对得起我，对得起咱爹娘吗？”

那天的争吵最终在母亲的干咳声中结束。她端着一碗热水走进来，放到徐慧面前，叹了口气：“慧啊，默娃他……他也是想上进。你们别吵了，邻里听见笑话。”

徐慧扭过头，眼泪掉了下来。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我躺在东屋冰冷的土炕上，睁着眼看窗外清冷的月光，一夜无眠。

请不到假，我就只能偷时间。白天，我在地里加倍地干活，捡红薯，掰玉米，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只为了堵住张根发和那些社员的嘴。晚上，等全家人都睡下，我就溜进厨房。

厨房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战场。我把那本被我翻烂了的初中数理化课本藏在灶膛边的柴火垛里。夜深人静时，我点上一盏最小的煤油灯，灯芯捻得只有黄豆大小，就着那点微弱的光，趴在冰冷的灶台上演算、背诵。煤油的味道、柴火的味道和着深夜的寒气，构成了我1978年秋天最深刻的记忆。

有一次，我正入神地推导一个化学方程式，厨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道缝。我吓得一激灵，赶紧把书往怀里藏。门缝里探进一个脑袋，是母亲。

她没开灯，就着月光走进来，手里还端着个碗。“默娃，趁热喝了。”

碗里是两个刚煮好的鸡蛋，还冒着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娘，我……”

“啥也别说。”她把碗塞到我手里，摸了摸我的头，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娘没本事，帮不了你啥。就是觉得，我儿子不是傻子。你想做的事，就去做吧。家里……有我跟你爹呢。”

她没再多说，转身出去了。我剥开一个滚烫的鸡蛋，塞进嘴里，热气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我知道，在这条孤军奋战的路上，我不是一个人。

第二章 无声的战友

日子就在白天的劳作和深夜的苦读中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越来越疲惫，但精神却像一根被拉紧的弦。嘲笑声并没有因为我的埋头苦干而减少，反而变本加厉。我在地头休息时看两眼书，都会引来一阵阴阳怪气的议论。

“哟，大学生又在研究国家大事啦？”

“别碰他，人家身上有墨水，跟咱不一样。”

我从不还嘴，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唯一能让他们闭嘴的，只有那张录取通知书。

徐慧依旧对我冷着脸，但她没有再提离婚的事。我们之间的空气是凝固的，除了必要的话，几乎没有交流。饭桌上，她会把菜往我这边推推；我半夜从厨房回屋，她会假装翻身，把被子往我这边掖一下。这些无声的动作，像冬日里微弱的炭火，让我不至于彻底心寒。婚姻的真相，或许就是在一次次争吵和失望后，依然放不下那份最本能的牵挂。

转机出现在一个下午。那天收工早，我正准备回家，被一个瘦高的身影拦住了。是村里的另一个“异类”——下乡知青赵启明。他也是个爱看书的，平时不怎么和社员们扎堆。

“林默，”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我听说，你也在准备高考？”

我警惕地点了点头。

他从怀里掏出几本用牛皮纸包着书角的旧书，递给我。“这是我从城里托人弄来的复习资料，还有几套模拟题。我一个人看也看不过来，咱们……可以一起复习吗？”

我愣住了。在这片几乎要将我淹没的质疑声中，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我们”。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多了一个战友。我们不敢在村里公开学习，就约在村后那个废弃的打谷场。白天各自上工，晚上就凑在那儿，借着月光，或者我们凑钱买的几根蜡烛，互相提问，讨论题目。

赵启明是高中生，基础比我好，他给我讲了很多解题的思路。而我常年在乡下，对一些农业政策和时事反而比他更敏感，这在考政治的时候派上了用场。我们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有一次，我们讨论一道数学难题到深夜，忘了时间。等我蹑手蹑脚地回到家，推开卧室的门，发现徐慧竟然还没睡。她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在缝补我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棉袄的袖口。

听到门响，她手一抖，针扎在了手指上，一滴血珠渗了出来。她慌忙把手收到嘴里吮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我，眼神复杂。

“回来了？”她的声音很低，没有了往日的尖锐。

“嗯。”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看着她指尖那点殷红，心里五味杂陈。

她没再说话，继续低头缝补。我看着灯光下她专注的侧脸，长长的睫毛投下一小片阴影。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厨房冰冷的灶台和卧室温暖的灯光，争吵和沉默，怀疑和牵挂，在那一刻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我忽然明白了，她不是不爱我，她只是害怕，害怕我飞得太高，摔得太重，把这个家也一起摔碎了。

那一晚，我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认知转变：我考大学，不仅仅是为了逃离这片土地，更是为了给她，给这个家一个更坚实的依靠。我的梦想，从那一刻起，不再是一个人的私事。

第三章 晴天霹雳

时间进入十一月，天气越来越冷。县里公布了高考预考的名单，只有通过预考，才有资格参加十二月的正式高考。

名单公布那天，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几十个名字，密密麻麻地贴在公社大院的公告栏上。我跟赵启明挤在人群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赵启明的名字在第三排，他激动得脸都红了，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林默，快找找你的！”

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遍。第一遍，没有。第二遍，还是没有。第三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直到眼睛都花了，那张红纸上，依然没有“林默”这两个字。

怎么会？我明明感觉自己考得不错。

赵启明也慌了：“不可能啊，你平时做的模拟题比我还好，怎么会没你？”

周围传来窃窃私语。我听到了李二牛幸灾乐祸的声音：“我就说嘛，傻子就是傻子，还真以为自己能上天？”

张根发队长也背着手走了过来，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我早就说过了吧”，然后清了清嗓子，对众人说：“都散了吧，散了吧！该上工上工去！有些人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下死心了吧？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实在！”

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我和赵启明站在公告栏前。北风呼啸，刮得那张红纸哗哗作响，像是在无情地嘲笑着我。我的手脚一片冰凉，一股巨大的失望和屈辱感瞬间将我吞没。我感觉天旋地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一路上，村民们的指指点点和窃笑声，像一把把钝刀子，在我心里反复切割。我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回到家，我一头栽倒在炕上，用被子蒙住了头。我听见母亲在屋外焦急地问徐慧：“咋了这是？默娃他咋了？”

徐慧的声音带着哭腔：“娘，他……他没考上。”

屋子里陷入了死寂。我躲在被子里，眼泪无声地流淌。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我不仅成了全村的笑柄，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更验证了徐慧口中那个“不切实际”的自己。那一刻，我真的想放弃了。

深夜，我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看着天上残缺的月亮。万籁俱寂，只有寒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呜咽般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开了，一个高大沉默的身影走了出来。是我爹，林建国。

他走到我身边，没有坐下，只是把一件厚实的旧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叶，默默地卷着烟。

“爹……”我声音沙哑。

他没看我，只是盯着远处的黑暗，缓缓开口：“当年在战场上，我一个班的兄弟，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那时候我就想，只要人活着，就比啥都强。”

他点上烟，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很快被风吹散。“考不上，就考不上。天塌不下来。回家睡觉去，地里还有活儿呢。”

说完，他转身就回屋了。我愣愣地坐在原地，身上是他那件带着浓重烟草味的大衣，很暖和。他没有一句安慰，也没有一句责备，但那句“天塌不下来”，却像一根定海神针，稳住了我即将崩溃的世界。

第四章 沉默的远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爹就穿戴整齐，说要去县里走一趟亲戚。我没多想，以为他只是去散散心。

我爹走后，家里气氛依旧沉闷。徐慧给我端来早饭，是白面馒头和一碗小米粥。她红着眼睛，什么也没说。我默默地吃着，心里却在想，也许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把这个家拖进我的梦想里。

我正准备下地，赵启明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林默！有消息了！”他一把拉住我，“我托城里的同学去教育局问了，他们说，你的卷子分数很高，是咱们公社第一名！之所以没在名单上，是因为……因为咱们生产队报上去的材料里，说你‘思想陈旧，不求上进’，把你给刷下来了！”

“什么？”我如遭雷击。

“肯定是张根发搞的鬼！”赵启明气得脸通红，“他就是见不得你好！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得去找公社领导反映！”

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院门外就传来了我爹的声音。他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张根发队长也跟在后面，一脸的谄媚和紧张。

“王干事，这就是我家。”我爹指了指屋里，声音不大，但很有力。

那个被称为“王干事”的人走进屋，看到我，笑了笑：“你就是林默吧？我是县教育局的王平。你父亲今天一大早走了二十里山路找到我，把你的情况说了。我们查了你的卷子，成绩非常优秀。也调查了生产队上报材料的情况，是有人从中作梗，搞官僚主义。这是对国家选拔人才政策的严重干扰！”

他严厉地看了一眼门外的张根发。张根发吓得一个哆嗦，满脸堆笑地凑上来：“王干事，误会，都是误会……我……我这也是怕他耽误了队里的生产……”

“生产重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就不重要了吗？”王干事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这件事，公社一定会严肃处理。林默同志，你的预考资格已经恢复了，好好准备，争取考个好成绩，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

我呆呆地看着我爹。他站在一旁，依旧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锅，又开始默默地卷烟。但我知道，这个为了我去县城奔走的背影，这个在我绝望时说“天塌不下来”的男人，他用他最笨拙、最沉默的方式，为我劈开了一条荆棘路。

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我的父亲。他不是不理解我，他只是不善言辞。他的爱，都藏在那紧锁的眉头和无言的行动里。

送走王干事后，张根发灰溜溜地走了。徐慧走过来，当着我和我娘的面，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林默，对不起。”她低着头，声音哽咽，“我……我之前不该那么说你。你好好考，家里……有我。”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紧紧地。那一刻，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都烟消云散。一场家庭的重大考验，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的心前所未有地贴近了。

第五章 考场上的众生相

1978年12月，我终于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考点设在县城中学，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来自十里八乡的考生们聚集在这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期待和一丝丝的惶恐。他们中有像我一样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在工厂干了多年的工人，还有许多返城的知青。我们穿着各自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却依然掩不住身上的风尘仆仆。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教室里，桌椅被拉得整整齐齐，黑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沉着、冷静、认真、细致”八个大字。空气中弥漫着墨水和旧纸张的味道，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第一场考语文。当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我的心反而平静了。我看到了那道熟悉的作文题——《速度问题是关系到路线问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和赵启明复习时，我们曾反复讨论过这个话题。我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中的钢笔。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那些深夜里背诵过的段落，那些灶台前推演过的公式，那些和赵启明争论过的观点，此刻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流畅地倾泻而出。

考试是两天。这两天，对我来说像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午，我和赵启明就在考场外的屋檐下，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冰冷的干粮。徐慧特地给我烙了白面饼，里面夹着咸菜。我吃着饼，心里暖烘烘的。

最后一门是政治。考到一半的时候，我遇到了难题。一道关于农业政策的论述题，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续几晚的熬夜和精神高度紧张，让我的大脑像生了锈的机器，转不动了。

我放下笔，手心里全是冷汗。窗外，冬日的阳光照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显得有些苍白。我看着周围埋头奋笔疾书的考生，一股强烈的恐慌和自我怀疑涌上心头。难道我就要倒在这里了吗？就差这最后一步了……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幅幅画面：母亲在厨房里为我煮鸡蛋的背影，她那双粗糙的手；父亲披着军大衣，在深夜的院子里对我说“天塌不下来”；徐慧在昏暗的灯光下，低头为我缝补衣衫，针尖扎破了手指……

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你一定要考上”，但他们每一个无声的行动，都比任何语言都有力。我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战斗，我身后，站着我的整个家。

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冲散了所有的疲惫和慌乱。我重新握紧了笔，大脑仿佛被重新激活。那些关于土地承包、关于生产责任制的思考，那些在田间地头听老农们议论过的话语，此刻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我开始奋笔疾书，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前，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走出考场，天已经擦黑了。我站在县中学的门口，回头望了一眼那栋小楼。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里开始，将要拐一个大大的弯。那一刻我再次认知到，家人的支持，不是挂在嘴边的豪言壮语，而是融入生活点滴的、沉默而坚韧的守护。

第六章 漫长的等待

考完试，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却又有些不同。

我依旧每天下地干活，但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那些曾经的嘲笑和鄙夷，变成了复杂的好奇和试探。他们不再叫我“林傻子”，而是客客气气地叫我“林默”。李二牛在路上碰到我，甚至会尴尬地笑笑，递上一根烟。

张根发队长被公社通报批评后，老实了很多。见到我，总是绕着道走。

最大的变化来自家里。徐慧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抱怨，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我从地里回来，她都把热饭热菜准备好。我的那几本宝贝复习资料，她用干净的布包好，放在了柜子里最显眼的位置。

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的饭桌上吃饭。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正沙沙地播放着新闻。徐慧给我夹了一筷子肉，轻声说：“多吃点，看你这段时间瘦的。”

我娘也跟着说：“是啊，考完了就好好歇歇，剩下的事，听天由命。”

我爹依旧沉默地抽着烟，但他的眼神柔和了许多。他偶尔会看看我，然后又迅速移开。

我知道，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分担着我的焦虑。等待成绩的日子，比备考时更加煎熬。那种对未知的期盼和恐惧，像一只小虫子，日日夜夜地啃噬着你的心。我常常在半夜惊醒，梦见自己榜上无名，又回到了被全村人嘲笑的那一天。

每当这时，身边的徐慧就会被我惊醒。她不会问我梦到了什么，只是伸出手，在黑暗中握住我的手，然后轻声说：“睡吧，没事。”

她温暖的手，成了我那段日子里最大的慰藉。

赵启明也时常来找我，我们不再讨论题目，只是坐在村口的河边，望着冬日里干涸的河床，畅想着未来。

“林默，你说，如果我们考上了，会去哪里上大学？”

“不知道，去哪里都好，只要能出去。”

“是啊，只要能出去。”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开始，又这样结束。未来像一团迷雾，我们看不真切，但我们都坚信，雾的那头，一定是阳光。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关将近，空气里开始有了些许过年的味道。但成绩一天不下来，我们这些考生的心，就一天也落不了地。有人说，成绩要到年后才公布；又有人说，腊月二十几就能出结果。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搅得人心惶惶。

生活就像一口熬着汤的锅，看似平静，底下却翻滚着滚烫的期待。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口锅里，被慢慢地煎熬着。

第七章 一封信的重量

腊月二十八，离过年只有两天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村子里弥漫着一股喜庆又忙乱的气氛。

那天下午，邮递员骑着那辆熟悉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按着清脆的车铃，进了我们村。在那个年代，信件是连接村庄与外面世界最重要的方式。邮递员的每一次到来，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有信！有信！”村口玩耍的孩子们嚷着。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邮递员在村委会门口停下，从绿色的邮政包里掏出一沓信件，高声喊着名字。每喊一个名字，就有人欢天喜地或是一脸失望地走上前。

“赵启明！”

我看到赵启明从人群里冲出去，双手颤抖地接过一封信。他迫不及待地撕开，只看了一眼，就猛地跳了起来，大喊一声：“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和羡慕的议论。

我的手心全是汗，死死地盯着邮递员手里的信。

“林建国！”邮递员又喊了一声。是我爹的名字。

我爹正从地里回来，扛着锄头，他愣了一下，也走了过去。邮递员把一封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老哥，是你的信。”

我爹接过信，翻来覆去地看，信封上写着“林建国（转林默收）”。他拿着信，走到我面前，递给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我感觉那封信有千斤重。我的手在抖，撕了几次都没撕开信封。最后还是徐慧帮我撕开了。她把里面的信纸抽出来，递给我。

那是一张淡黄色的纸，上面是打印的宋体字，最上方是大学的红色抬头。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几个字：“林默同志：经审核，你已被我校历史系录取……”

后面的字，我一个也看不清了。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世界在我面前变成了一片水汽。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像赵启明那样大喊大叫。我只是站在那里，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自己像在做梦。周围的喧闹声、恭喜声，都离我远去。

我转身，快步走回家，家里人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进了屋，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平平整整地放在了客厅的八仙桌上。

然后，我看着我爹，看着我娘，看着徐慧。

我娘王秀兰最先没忍住，她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天开眼了，老天开眼了……”

徐慧也哭了，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一直沉默的我爹，林建国，他走到桌边，戴上他的老花镜，拿起那张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久很久，他放下通知书，转过身，我才看到，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是老泪纵横。他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脸，声音嘶哑地说：“好……好……”

就在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我爹鬓角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经白了一大片。我娘眼角的皱纹，也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的父母，正在不可逆转地老去。他们用自己的衰老，铺就了我通往未来的路。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我爹。这个在我印象中永远像山一样坚实的男人，肩膀竟然在微微颤抖。

“爹，娘，慧，”我哽咽着说，“谢谢你们。”

那天晚上，我们家破天荒地宰了一只鸡。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谁也没说太多话，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含着泪的笑容。

开学那天，全家人都去送我。在长途汽车站，我娘一个劲地往我包里塞煮鸡蛋，嘴里不停地嘱咐着“多穿点，别冻着”。徐慧给我整理着衣领，眼睛红红的，只说了一句：“到了，就来信。”

我爹还是话最少的那一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塞到我手里：“穷家富路，省着点花。”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十张被捏得发软的毛票和角票，是这个家所有的积蓄。

汽车发动了。我隔着车窗，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三个身影。他们站在那里，不停地挥着手，直到变成三个模糊不清的小点。我转过头，泪水终于决堤。

我明白，家不是一个需要拼命逃离的地方，而是你无论走多远，都让你有勇气继续前行的理由。1978年的那场高考，改变的不仅是我的命运，更让我读懂了中国式家庭里，那种深沉、内敛，却重如泰山的爱。

来源：沙丘间的滑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