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子打来电话那天，我正在阳台晾衣服。＂爸，养老院安排好了，下周一搬过去。＂他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谈论天气。

儿子打来电话那天，我正在阳台晾衣服。＂爸，养老院安排好了，下周一搬过去。＂他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谈论天气。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指节因攥紧衣角而泛白。这就是我八十二年人生的归宿吗？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了。如今，我在这养老院已经住了整整一百八十六天。

起初的愤怒和委屈，如今竟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沉淀，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理解。

我叫陈守义，1950年出生在江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那时候的日子苦，全家七口人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筒子楼里，砖墙瓦顶，冬冷夏热。

一家人共用一只搪瓷脸盆，洗脸水一个接一个地用，到最小的我时，水已经凉了，还泛着灰色。

街道上的水龙头一到早晨就排起长队，妈妈总是天不亮就拎着铝制水桶去排队，回来时满头大汗，额前的碎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粮本，每月定量供应。馒头是稀罕物，吃一顿要念叨好几天。

上小学时，我穿的是哥哥的旧衣服，袖子长了，妈妈就用针线卷起来；鞋子小了，就剪开鞋头露出脚趾。

尽管如此，我依然记得那时候的快乐。夏夜里，邻居们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纳凉，大人们聊天，孩子们追逐蚱蜢和萤火虫。

冬天晚上，一家人围着煤球炉，听着＂咝咝＂的炉火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其乐融融。

日子虽苦，但处处是烟火气，浓浓的人情味。

文化大革命结束那年，我在机械厂认识了我的妻子王淑华。她是厂办的打字员，圆圆的脸，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结婚那天，我们只办了一桌酒席，菜色简单，但喜气洋洋。婚房是单位分的一间十平米的平房，家具只有一张木床、一个衣柜和一台收音机。

那时候，收音机是我们最大的奢侈品。每天晚上七点，我和淑华都会准时收听《新闻联播》，然后是《评书》。

第二年，大儿子陈明出生了。没有尿不湿，我和淑华用旧布条裁成尿布；没有奶粉，淑华就多喝鲫鱼汤催奶。

孩子哭闹的夜晚，我们轮流抱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生怕吵到邻居。

七十年代末，女儿陈兰出生，不久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严格执行。但淑华意外怀上了第三胎，我们冒着罚款的风险，生下了小儿子陈国。

为了养活三个孩子，我在厂里的正式工作之外，还干起了修自行车的副业。每天下班后，我就在家门口摆个小摊，补胎、修链条、调刹车，一干就是到深夜。

淑华比我更辛苦，白天在厂办打字，晚上回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她的双手因长期浸泡在冷水里，冬天总是开裂流血。

七十年代末，厂里分到了新房，八十平米的两居室，我们全家喜笑颜开。厨房里有了煤气灶，不用再为生火做饭忙活半天；卫生间里有了抽水马桶，孩子们不用再提着夜壶去公共厕所倒。

淑华把墙壁刷得雪白，我攒钱买了红木八仙桌，还添置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每逢《西游记》播出，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挤到我家来看，屋子里闹哄哄的，但我和淑华从不嫌烦。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改革开放后，工厂效益上去了，工资也涨了。我们终于可以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而不是总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

孩子们长大后，一个个飞出了家门。大儿子陈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企做了管理；女儿陈兰学了护理，在市医院工作；小儿子陈国初中毕业就去了深圳打工，后来自己开了小工厂。

家里只剩下我和淑华两个人。我们养了几盆花，还有一只叫＂小黄＂的金丝雀。每天早晨，小黄清脆的鸣叫声会把我们唤醒。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舒坦。我和淑华每天清晨到附近的公园锻炼，和老伙计们下下象棋，聊聊天。傍晚，我们就去跳广场舞，淑华穿着亮闪闪的舞裙，跳起舞来像个年轻姑娘。

我们原本计划着等我们都七十岁的时候，一起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逛逛故宫。

可惜天不遂人愿，淑华六十五岁那年查出肺气肿，没多久就走了。料理完她的后事，我像丢了魂似的，整日坐在她生前最爱的那把藤椅上发呆。

小黄似乎也感到了主人的离去，不再欢快地鸣叫，没多久也死了。

我一个人住了两年后，大儿子陈明提议我去他家住。起初我不肯，觉得自己在这个家生活了大半辈子，每个角落都有回忆。

但孤独最终战胜了我的倔强。六十八岁那年，我锁上家门，拎着两个旧皮箱，住进了儿子家。

儿子和儿媳妇小梅表面上热情，但我很快感觉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

我习惯早起，五点多就醒了，会在客厅做做操，拉拉筋骨。有一次不小心碰倒了儿媳心爱的进口花瓶，虽然没碎，但她脸色很难看。

吃饭时，我习惯把菜煮得烂一些，因为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儿媳喜欢菜质地脆一点，每次我下厨，她总是只吃一两口就放下筷子。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我饭后习惯用牙签剔牙，发出的声音在她看来粗俗不堪。

＂爸，现在有种无声牙线，您试试？＂她委婉地说。

我尝试着改变自己的习惯，但七十多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哪是说改就能改的？

矛盾渐渐积累，终于在去年冬天爆发。

那天，我下午睡醒后想去厨房倒水喝。路过儿媳卧室时，看到门虚掩着，以为没人，就顺手推开了。

没想到儿媳正在换衣服，上身只穿着内衣。她惊叫一声，急忙用衣服遮住身体。

＂爸！您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她的声音里带着愤怒和委屈。

我赶紧道歉，关上门退了出来，心跳加速，汗如雨下。

那晚，儿子回来后，小梅把他拉到书房说了很久的话。隔着门，我依稀听到＂老人痴呆＂＂自理能力＂＂安全隐患＂这些字眼。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颤抖。我知道，我的日子要变了。

一周后，三个孩子聚在一起，商量着把我送进了这家叫＂颐和园＂的养老院。

＂爸，这里环境好，有专业护理，您会住得很舒服的。＂大儿子陈明说。

＂是啊，爸，您身体不如从前了，需要专业照顾。＂女儿陈兰补充道。

＂老爸，等我从广东回来，一定来看您。＂小儿子陈国拍着我的肩膀保证。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嫌我碍事了。但我能怎么办呢？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来养老院的第一天，我哭了。八十二年的人生，我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自己的家。

我把一辈子的回忆装进两个旧皮箱，随身只带了老伴生前留下的一只翡翠手镯和一本发黄的相册。

那只手镯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时，我省吃俭用给淑华买的。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玉石，但淑华视若珍宝，只在过年过节时才戴。

相册里记录着我们一家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百日照、上学照、结婚照；我和淑华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晚年时光。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岁月的流转。

养老院的房间不大，十多平米，但收拾得干净整洁。我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在小儿子结婚时拍的。

照片里，我和老伴笑得那么灿烂，谁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她已离开人世，而我则被＂流放＂到这陌生之地。

初来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参加任何活动。三餐都是护工送到房间来，我随便吃两口就放下。体重迅速下降，脸色也越来越差。

护工李大姐常劝我：＂陈大爷，您得保重身体啊。孩子们不常来，您要是病了，多着急啊。＂

我只是摇头，心里默念：＂这是儿女们给我的流放地，我何必装出享受的样子。＂

院里的老康大夫三天两头来敲门，＂陈老，出来走走吧，憋坏了身子骨可不好。＂

我总是找借口推脱：＂今天腿疼＂＂头有点晕＂＂想睡会儿＂。

其实，我只是不愿面对现实：一个被儿女抛弃的老人，在养老院里度过余生。

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多天。转机出现在第二十三天。

那天清晨，我起得很早，睡不着就下楼到院子里走走。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几只麻雀在＂喳喳＂叫着，清脆的鸟鸣勾起了我对＂小黄＂的思念。

就在这时，我碰见了一位比我大两岁的老人，大家都叫他王大爷。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褂子，戴着老式圆框眼镜，正在用一台老式海鸥相机拍摄清晨的景色。

＂早啊，新来的。＂他抬头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叫王德胜，一九四八年生人，你呢？＂他放下相机，主动伸出手。

＂陈守义，五零年的。＂我简短地回答。

＂哟，那你得叫我声大哥。＂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看你这些天闷在屋里，心情不好？被儿女送来的？＂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一语道破。

＂嗨，别不好意思，这里百分之八十的老人都是被儿女送来的。＂他拍拍我的肩膀，＂我来都快三年了，刚来那会儿跟你一样，整天愁眉苦脸的。＂

原来，王大爷年轻时是知青，在黑龙江农场插队八年。回城后进了纺织厂，一直干到退休。儿子在加拿大定居，想接他过去养老，但他舍不得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女儿在本地做生意，工作忙，照顾不了他。所以，在他七十九岁那年，女儿把他送进了养老院。

＂陈老弟啊，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多不值当。咱这把年纪了，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寻点乐子。＂王大爷指了指手里的相机，＂我参加了老年大学的摄影班，每天都有新发现呢。＂

他翻开相册给我看：晨雾中的湖面，夕阳下的老人，下棋的老伙计，织毛衣的老太太……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生活气息。

＂你以前有什么爱好没？＂他问我。

我想了想，＂年轻时喜欢拉二胡，后来工作忙就荒废了。＂

＂好啊！咱们这有个京剧班，正缺胡琴手呢！＂他兴奋地说。

出于好奇，我跟着他去了一趟老年大学。校园不大，但设施齐全：有音乐教室、舞蹈房、书画室、摄影室等。

我原本打算随便转转就回去，却意外地被摄影班吸引住了。老师是个退休的报社摄影师，讲课生动有趣。

＂摄影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发现美的眼睛。＂老师说，＂哪怕是再平凡的场景，只要用心去看，都能发现它的独特之处。＂

这句话触动了我。或许，我也可以用镜头记录下这段特殊的晚年生活？

我向王大爷借了他的备用相机，一台老式的胶片机，开始尝试拍摄养老院的日常。

晨光中老人们做太极的身影，花园里护工搀扶老人散步的温情，食堂里老人们分享家常菜的笑脸……这些平凡却真实的瞬间，逐渐治愈了我心中的怨气。

我特别喜欢拍摄老人们的手：有的布满老茧，有的青筋暴露，有的骨节粗大，每一双手都记录着一个人的一生。

拍着拍着，我渐渐放下了对儿女的埋怨。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我开始参加养老院的各种活动：太极班、书法班、合唱团。

生活逐渐有了色彩，我也交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王大爷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摄影采风＂，有时是附近的公园，有时是老城区的街道。

春去秋来，我的相册渐渐丰富起来。我甚至学会了用养老院的电脑，把照片上传到网上，建了个相册，取名＂夕阳红＂。

有一天晚上，我失眠了，决定下楼透透气。经过院长办公室时，我无意中看到里面亮着灯。透过半开的门缝，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是我的大儿子陈明。

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他居然在这个时候来养老院？我好奇地躲在门外，想听听他说什么。

＂李院长，我爸最近情况怎么样？＂陈明问道，声音里透着疲惫。

＂好多了，参加了不少活动，最近迷上了摄影。＂李院长笑着回答。

＂那就好。他……有没有提起我们？＂陈明有些忐忑地问。

＂偶尔会提，但不多。陈先生，您别太担心，老人家心里有数。＂

＂这是这个月的营养费，请您帮我爸准备些他爱吃的菜，尤其是红烧肉，他最爱吃了。＂陈明递过一个信封。

＂您有心了。其实养老院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

＂我知道，但我想让他吃得更好一些。＂陈明叹了口气，＂我们工作太忙，照顾不了他，只能拜托您了。＂

＂陈先生，您每周都来，已经比大部分子女尽心多了。＂李院长安慰道。

听到这里，我惊呆了。大儿子每周都来看我？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这一发现让我困惑不已。第二天，女儿送来了点心。我注意到里面有我最爱吃的松子糕，这是我从未对她提起过的喜好，只有老伴知道。

＂兰兰，这松子糕哪买的？这么香。＂我试探着问。

＂一家老字号，我特意排队买的。妈生前不是常说您爱吃这个嘛。＂她笑着回答。

我心里一震。原来女儿还记得这些小事。

又过了几天，小儿子从外地寄来一件毛衣，深蓝色，样式朴素，正合我的口味。拿在手里，隐约有我常用的中药香气——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感冒时总喜欢在衣物中放些藿香正气丸。

小儿子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这些发现像拼图一样在我脑海中组合。一个月后，我在王大爷的陪同下，鼓起勇气去找了院长李主任。

＂李院长，我想问问……我儿子是不是经常来看我？＂我直截了当地问。

李院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陈老，您猜到了？＂

＂我前几天晚上失眠，下楼时无意中看到他了。＂我老实回答。

＂陈老，其实您的儿女们很爱您。＂李院长递给我一份体检报告，＂您有轻度认知障碍，需要专业照料。。＂

我愣住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李院长有些无奈地笑了，＂他们怕您担心，也怕您不肯配合治疗。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会恶化。您儿女工作都忙，无法提供全天候照顾，才选择了这里。他们是真心为您着想啊。＂

王大爷在一旁补充道：＂老陈啊，大爷我观察你好些日子了。你有时候会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有时候找不到放在眼前的东西，这都是早期征兆啊。＂

那一刻，我多年的倔强像决堤的水坝，瞬间崩塌。我想起儿子夜里来养老院的疲惫身影，想起女儿送来的点心中总有我爱吃的松子，想起小儿子寄来的带着中药香气的毛衣……这些不是敷衍，而是深埋在细节里的爱。

回到房间，我翻开相册，看着那些发黄的照片。年轻时的我背着大儿子蹚过齐腰深的洪水，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次特大暴雨，厂区被淹，我冒险回家接孩子；

有张照片是我陪女儿在医学院门口彻夜排队报名，那年高考恢复不久，报考护理专业的人特别多，我们从前一天下午排到第二天早上，她最终如愿录取；

还有一张是我冒着大雪去给在外打工的小儿子送棉衣，那时他刚到深圳，住在简陋的工棚里，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只为给他送去御寒的衣物……

那时候，我从不觉得辛苦，因为那是父亲的责任与爱。

如今，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对我的责任与爱。只是我太固执，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委屈中，看不到他们的良苦用心。

我决定改变态度，积极配合治疗，参加更多活动，锻炼身体和大脑。我开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和儿女们视频聊天；我参加了养老院的合唱团，重新找回歌唱的快乐；我甚至开始写回忆录，记录我的一生，留给后代参考。

一百八十六天后的今天，是我住进养老院后的第一个家庭团聚日。儿女们都来了，带着孙辈们。院子里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李院长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花园。

＂爸，您在这里还习惯吗？＂大儿子小心翼翼地问，眼中满是关切。

我笑了笑，拿出了这段时间拍的照片，＂挺好的，认识了不少老朋友，生活有滋有味。＂

＂您的摄影水平真不错！＂女儿惊讶地翻着我的相册。

＂这是王大爷教的，他可是老专家了。＂我有些得意地说。

儿媳妇小梅有些愧疚地说：＂爸，要不您搬回来住吧，我已经把小书房收拾出来了。＂

我看得出她是真心的，不再是以前那种敷衍。但我摇摇头，＂这里挺好，有专业护理，也有老伙伴。你们工作那么忙，不用天天操心我。等我病情稳定了，偶尔回去住几天就行。＂

看着儿女们惊讶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是啊，曾经倔强的老头子，如今却主动选择了理解和妥协。

＂爸，您变了。＂大儿子感叹道。

＂人老了，总要学着放下。＂我笑着回答。

午饭后，孙子孙女们缠着我讲故事。我给他们讲我年轻时的经历：下乡插队、回城就业、结婚生子……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神奇传说。

看着他们好奇的眼神，我忽然明白：我的经历和记忆是最宝贵的财富，不应该带着怨恨度过晚年，而应该把这些宝贵的人生智慧传递给下一代。

夕阳西下，我和儿女们在花园里合影。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养老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彼此的立场上找到平衡点。

年轻时，我为儿女们撑起一片天；如今，该我学着不给他们添负担了。理解是需要时间的，就像酿酒，需要发酵、沉淀，最终才能变成醇香的美酒。

这一百八十六天，就是我认知的发酵期。曾经的怨怼，如今已化作理解；曾经的固执，如今已变成包容。

回到房间，我把新拍的全家福放在床头。照片中，我们的笑容那么真实而温暖。我取出淑华的翡翠手镯，轻轻抚摸着。

＂老伴，你看到了吗？儿女们长大了，有自己的家庭和责任。我们把他们养大，不是为了让他们照顾我们的晚年，而是希望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

窗外，梧桐树上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淑华在回应我。

我打开日记本，写下今天的感悟：＂人生八十二，知己解难得。一百八十六日，悟透天伦味。养儿防老心，不如互谅情。归去来兮路，平淡亦是福。＂

这一百八十六天的时光，教会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理解，是爱最深刻的表达方式。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静谧而温柔。我合上日记本，心中前所未有的平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